(三)理论探索成就。

　　50年来，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宏观研究、方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作家及作品研究。涉及到作家的族属鉴别、年表、代表作、时代背景、作品风格等方面。其中首先遇到北方部分作家双重族籍和相当一部分南方作家族籍不明问题，必须通过实地调查、文献参照，包括姓氏、家谱、传记、祀祠、作品内容风格等多方面对比参证，才能确定。例如，《壮族文学史》就通过这种艰难的考证，从广西古代众多作家中筛选出100多位诗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时代背景、作品内容、风格、艺术手法研究之外，在民族特色上做了许多开掘，成果甚丰。民间文学作品探索取得许多突破，例如为了编写民族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障碍便是作品的族属和断代问题。各方专家作了艰难的考证，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如《格萨尔》流传在藏、蒙古、土、撒拉、保安等六七个民族中，历史上对其族属有所争论，通过对其内容、形式、流传地区、人物活动区域、历史事件等作综合考证，断定其为藏族史诗。作品研究成果太多，在此无法赘举。1991年，广西出版了7本“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丛书”，收入了几百篇主要是“文革”后发表的精采文章，洋洋大观。但这在民族文学评论中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近期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了《玛纳斯论》、《格萨尔论》、《江格尔论》、《南方史论论》、《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五部近200万字，其集团优势初步构建了中国诗学理论框架，被钟敬文先生誉为建立“中国史诗理论霸气”的奠基之作。总之。成果之丰硕是建国前无法比拟的。

　　2.方法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几十年来先后引入文艺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分析心理学方法、仪典学方法、地理学(劳兰学派)方法、符号学方法、民间散文作品AT分类法、原型批评法以及现代派、超现代派的若干方法等等，实践表明，这些方法都各有自己的角度和优点，也各有自己的局限。例如荣格的原型批评法认为，“集体无意识”融会了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经验和情感，是民族意识之根，[10]这个理论十分深刻。但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在神话中所表现的原型，乃遗传于大脑皮层，并可以在梦中得到验证，这就明显地笼罩着黑格尔“绝对理念”的阴影。由此人们认为，引来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实际，消化吸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保管方法而言，经过几十年实践已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比如搜集口头作品第一环节是记录，马学良认为首先要懂民族语言(调查组至少有1人)，“能直接听说民族语言照录原句，当然是最理想的。”倘不能，“应同兼通汉语和本族语言的人协作，逐词逐句地译记”。“忠实地记录词句固然重要，正确详细地评注，更属必要。”[11]否则所得材料过后无法破译，几同废纸。这些都是几十年实践的心血结晶。关于资料本，80年代以来基本做法是原文一字不易，每一行有国际音标注音(有拼音文字同时转写、汉文对译、汉文意译和注解，有的还加题解，作品传播时机和场景等，这种本子有很高的价值。切忌任意删削或添加。翻译整理本和创作本必须严加区别。这些实践经验十分宝贵，已形成一种指导方针。

　　3.关系研究。包括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主要是周边国家文学)之间关系三个层次，而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为主。作为中华文学主体的汉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学思潮、文学思想、文学样式、题材、主题、艺术手法、作家风格等方面，多层次、多棱面地持续影响少数民族文学，这是已经在众多著作和论文中肯定了的。而近年研究的前沿则是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文学的影响，这同样是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背景在于民族的交往、迁徙和融合，也包括文人的流谪和军旅的戌边。影响面包括题材、主题、风格甚至语言和文学样式。屈原的《九歌》受长江中游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子。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民歌及其相关传说，影响面达到广西各地、云南、贵州、湖南、广东、海南岛、江西、香港和台湾，国外达到越南北部，形成了广阔的刘三姐故事圈和刘三姐民歌风格圈。在国内受影响的民族主要是汉族，此外还有瑶、苗、仫佬、毛南、布依、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显例。

　　4.宏观研究。始于80年代的宏观研究，是将55个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民族文学的产生及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文学形式、结构和内容;文学的特点和功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学大厦中的地位等，都已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在这里就不赘述。

　　5.多重价值的开掘。从民族学、文化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关系学等多角度来开掘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已取得许多成果。民族的渊源、迁徙、分化、组合、融合等，都从文学中得到了印证和启示。瑶族的“飘洋过海”传说，印证了其祖先南渡洞庭湖的史实;沿彝族《指路经》中引导逝者之灵回祖先发祥地的路，可隐约窥见当年氐羌人自青藏高原南迁的路线。语言学中的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方言学等，都离不开文学作品。产生于公元前528年的《越人歌》，用现代壮语仍能大体读通，说明壮语及壮侗语族确与古代越语有渊源关系。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中，劫难过后孑遗兄妹俩勉强成婚繁衍人类，这兄妹便是汉族三皇五帝之一、昆仑神话系统中重要神祗伏羲和补天女神女娲。从历史学角度看，这反映了各族先民确曾经过血缘婚阶段。从民族关系看，反映了南方各族祖先与华夏的密切关系。文化学的角度已经突破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者或作品的文化背景。《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指出：“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地将自己的全部营养，赋予本民族出身的作家”，而作家们也“纷纷以民族文化产儿的固有身份，在文学的天地间活动开来。”[12]反过来说，作家只有以民族文化为沃土，才能创作出有特色的、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第二个层次是作品内容本身的文化内涵，它所反映的纵向和横向文化系统的深刻程度和准确程度，藉以研究一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文化创作。第三个层次是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核层次，即民族深层心理结构，通常称之为民族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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