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搜集、整理、翻译成就。

　　50年代，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毅然拨出专款组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当时提出的方针是：“全面搜集，重点整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由五个“方面军”组成：

　　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各省区分会，这是主力和组织者。各县(旗)文化馆、乡(社)文化站组织力量配合。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边远村寨，不顾虎啸狼嚎和毒蛇横路，寻访民间歌手、歌师、歌王、故事家、毕摩、阿肯等艺人，用国际音标、民族文字或汉文记录民间口头作品，搜集拓片、手抄本、孤本、残本、异文、碑文，获得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工作持续到1958年达到高潮。此后3年困难时期中断，60年代中期前有所恢复。

　　2.语言调查组。始于1950年，当时中央派出4个民族访问团，成员中配有语言工作者和语言学家。1951年，中央正式组建民族语言调查组赴10多个民族中调查。1955年又增加了一批。主要任务是为民族识别做准备。1956年为改革和创造民族文字，中央民委和中科院又组织了由700多人组成的7个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民族地区调查。由于不少语言材料来自文学作品，各调查队都带回了一批文学材料，可作语言、文学两用。

　　3.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1956年由中央民委(国家民委前身)组织，分为内蒙古、广西、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8个组。1958年增加到16个组。成员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加上地方各级工作人员达到2000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基本奠定了今天的55个民族格局。各调查队于1964年写出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档案及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其中包括相当一批文学材料。

　　4.实习队。中央民族大学和地方民族学院以及民族地区相关院校的语文系、中文系的实习队，都有记录、搜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任务。以中央民族大学而言，每次实习都带回材料，积累几十年，数量可观。

5.专门调查组。如《格萨尔》组、《玛纳斯》组、《阿诗玛》组、《创世纪》组、《刘三姐》组、《壮族文学史》组，等等。搜集了大批相关文学资料。如《玛纳斯》50年代就开始零星搜集。1961年大规模搜集时，中央民族学院柯尔克孜语班学生大都是其中主力(其中多数人后来终生从事《玛纳斯》搜集、翻译和研究)。30多年过去，该史诗8部20多万行已全部记录完毕，加异文资料总数达60多万行，为世界上最完备的《玛纳斯》资料。《格萨尔》的搜集几乎动员了几个省区的相关力量，至今收到的资料达200多万行。

　　上述工作在“文革”中中断，80年代再次掀起高潮。1981年，中共中央责成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并于当年9月下发文件，并批转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起草的国家民委文件：《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古籍搜集整理再掀热潮。

　　整理、翻译工作成绩巨大，资料本几如汗牛充栋，推广本很多，其中三大史诗已出版了多种民族文字版本。仅《格萨尔》已录制艺人演唱磁带2200盘，出版藏文版书47部。其它如《阿诗玛》(彝)、《创世纪》(纳西)、《娥并与桑络》(傣)、《布洛陀经诗》(壮)、《指路经》(彝)、《苗族古歌》(苗)、《密洛陀》(瑶)、《古谢经》(布依)等等一大批成果，都已在国内外产生影响。过去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赛》24卷12000行;《罗摩衍那》7卷4000颂(双行诗)48000行;《摩诃婆罗多》共18篇107000颂，214000行，它们和《格萨尔》的100多万行相比，无法望其项背。世界最长的民间长诗在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截至90年代末，已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各种本子已达数千种之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4年共同发出的《关于编篡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的通知》，目的在于将历年搜集到的材料整理面世。卷数最少的《中国谚语集成》为31卷，每卷150万字左右，总计达4000多万字，其中少数民族文学材料在相关民族地区各种卷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成绩巨大，可见一斑。

　　这样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闪耀着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光辉。国际友人对此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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