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故事学早期关注文本，考察起源和传播，后来将讲述者、语境等纳入视野，理论和方法众多，大体有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两大潮流。20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各国故事学的发展、相互交流和碰撞，逐渐出现了方法的融合以及研究的转型，民族志故事学逐渐崛起，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琳达·德格吸收故事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建立了完备的方法论，在欧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故事学；故事讲述者；琳达·德格

　　一、西方故事学的发展和转型

　　对民间故事这一体裁，西方学者大体持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超有机体观，认为故事自我生长和传播的。

　　第二种是民族主义观，认为民间故事表现了民族的精神和认同感。两种都是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故事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在这两种观点指引下，早期对故事的讨论主要从宏观层面即故事这一体裁的总体讨论展开的，难以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

　　第三种是历史观，存在对立的两种认识，格林兄弟强调故事的集体性，认为故事是民众无意识中创造的，而Archimvon Arnim则认为故事有个体创造的参与，两种观点争执不下，难以调和，但实际上指出了民间故事题材的特性，即作为整体的故事这一体裁，和每一个故事的生命史是并存的。

　　第四种是普罗普的形态学（morpho logical）观点，他将幻想故事（fairytale）视为整体，是民间故事的一个类别，具有一个特定的结构。

　　第五种是文学的观点，将口头艺术作为文学的一种，因此文艺理论的各种方法都可运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

　　欧洲早期的故事学研究建立在超有机体观、民族主义观和历史观基础之上，格林兄弟认为故事的相似与语族范围相同，故事是神话衰落后的变体。随后的比较神话学家们延续了类似的观点。以本菲为代表的德国流传学派通过对《五卷书》每一个故事的细致比较研究，发现了民间故事的印度源头，这一说法难免片面，但印度至少是世界民间故事重要发源地之一。真正将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严格意义上故事学研究方法的是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其做法是尽可能多的搜集异文，作为一个类型，通过比较的方法，追寻故事的发生、发展、流变与传播，试图寻找故事的“生命史”，构拟故事的原型和发祥地。以上的故事学研究立足文本分析，将文本视为自足的个体，关注历时的演变或者地理的传播，忽视外部环境，也忽视讲述者的创造性，以上故事学研究基本上是文学研究，此外，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故事研究的精神分析学也属于这一阵营。人类学也关注故事这一体裁。进化人类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兰（Andrew Lang）提出了民间故事的“多源说”，认为故事中相似性是独立产生的，源自相同的文化发展阶段。该学派开始关注各地各民族故事中的相似母题和类型，他们试图从远古的生活和信仰中寻求答案。马林诺夫斯基则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过程中观察了活态的故事，英国功能学派将故事、传说和神话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博厄斯考察了北美印第安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故事讲述的风格与讲述者，故事的功能等。社会学、人类学对西方民间故事研究产生了影响，故事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瑞典民俗学家卡尔·冯赛多（Carl Wilhelmvon Sydow)将社会学方法引入故事学研究中，认为“故事研究不能脱离其语境”。俄国学者关注故事讲述者，记录了杰出故事家的故事，对故事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探寻村落、社区、地域环境在故事的反映。德国学者“从社区和集体的角度而考察民俗的创造”，开启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故事比较以及民族融合区域内的研究，开展长时间不间断和重复的调查、记录，考察特定地区和群体故事的变异。匈牙利故事研究考察讲述者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考察社区在故事讲述中的作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故事的存续、流传、变异、创新、消逝和融合”。美国学者关注表演和语境，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

　　西方故事学研究因为对故事的看法不同导致研究形成了两大潮流，即文学的和社会学一人类学的，前者将故事文本视为独立的个体，后者将故事作为人类思想情感的表达，两者在搜集材料、运用材料、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都有较大区别。两种潮流在后来的故事学研究中并存，从不同侧面探索故事的本质。德语国家、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北美等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故事学研究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各有侧重。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本国、本民族或者某一地区或群体的故事传统，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如何与地方、群体和个人相结合，如何发生变异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随着国际民俗学发展与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故事学在合作和碰撞中向前发展，开始了研究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将动态的观念的引入；二是将文本置于语境中考察，将讲述者、社区、表演等文本之外的因素纳入考察领域。

　　欧洲学者将动态的观念引入了故事学研究，提出了“故事生物学（Marchen biology）”的概念。瑞典民俗学家卡尔·马－·悉多（Carl Wilhelmvon Sydow）批评芬兰学派忽视传播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将biology一词引入民间故事研究；丹麦民俗学家阿克塞尔·奥尔里克（Axel Olrik）将“生物学”一词引入故事研究，德国故事学家麦克斯·吕蒂（MaxLuthi）提出了“Marchen biology”一词，是一种观察“讲述者个性幻想故事及其讲述对个体和社区的重要性”的特殊方式。“生物学”观点的引入意味着故事研究由文本向语境的学术转向，故事不再是静止的、孤立的文本，而是讲述和传播的动态过程，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接触、交流和互动，导致叙事持续不断被创造。该理论的拥护者将其定义为“民族志的，功能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

　　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社区、讲述者及其中目互关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讲述者。对讲述者的看法和对讲述者在故事研究中的作用的看法有较大变化。格林兄弟的时代，进化论和文化遗留物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讲述者只不过是故事的保存者、传递者，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创造性。俄国学派用科学的回野调查对讲述进行忠实的记录，观察故事讲述的创造过程，他们根据讲述者的故事、风格和表演艺术进行分类。在德国等欧洲国家，民俗学者们开始通过田野调查考察故事和讲述者之间的关系，注意到讲述者的生活史、社会角色和叙事风格，但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匈牙利学者建立了一整套故事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囊括了社区、讲述者、故事及其讲述活动。美国学者道尔森搜集了不同群体的故事，这些群体的划分标准是多样的，职业、地域、种族等，另外一部分学者关注语境和讲述的过程及互动。其中冯赛多的观点影响较大，他认为故事的传播不是自动的，是通过个体之间的接触实现的，故事的变异很大程度是讲述者有意识的创造。悉多认为无论是“民”还是“俗”，在一个群体内都不是均质的，民俗的传承人有积极的（active）和消极的(passiv）时，同样，民俗事象在一个社区内也呈现积极和消极的不同状态，但是积极和消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故事学研究的两大潮流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其中一个较大的原因就是民族志故事学研究的兴起，其代表人物是琳达·德格。德格是匈牙利人，接受系统的欧洲民俗学教育，1965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在民间叙事学，特别是故事学和传说学领域，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德格的故事学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到世纪末，早期代表作为《故事与社会一一一个匈牙利农业社区的故事讲述》1962年以德语出版，1969年被翻译为英文，美国学者评价“是故事研究新趋势的一个范本”，“是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1995年出版的论文集《社会中的叙事：以表演者为核心的叙事研究》进一步践行了早期的理论和方法，集中研究故事和传说。

　　二、琳达·德格及其“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

　　德格本人视其研究为民族志式的“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其研究建立在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故事与社会》一书基于作者1948、1962年的田野调查。德格对田野调查的要求非常高，必须是长期深入、高参与度的科学调查，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充分的准备，在自然语境中进行参与观察，深入地访谈，忠实地录音。调查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述者的“生活史、教育背景，故事的本质和传承，艺术和表演行为”；第二个层面是社区，“包括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观众的组成以及在真实表演中的参与”；第三个层面是故事本身，包括“社区的故事组成以及传播的动力学机制，通过观察对同一讲述者不同故事和对不同讲述者讲述的同一故事的多次录音，研究这一创造性的过程”，以及“故事的代际传承”。

　　德格认为故事的生命力来自三个要素：传统（以往讲述者的集体贡献〉，讲述社区和讲述者。山肌德格将讲述者置于两种对立关系中，社区（包括昕众）和（讲述者〉个人，传统和（讲述者的）创新。讲述者是处在传统的约束和自我创新，以及社区的约束和个人的自由的两种张力之间的。个人具有创造性，但是受到传统和社区的限制，这也是故事一方面保持稳定，同时又处在不断变异中的原因。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构成了一个系统，处于核心位置的是讲述者。传统是一个社区内来自于一系列持续不断的个体创造的贡献的结果，个体和集体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协商的关系；个人不能脱离社区独立进行讲述和创造活动，讲述者需要昕众，需要讲述的场合，个人和社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三者共同作用，故事及其讲述活动才能继续存在。德格通过重点考察故事讲述和讲述者来展示各种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故事文本的影响。

　　德格的民族志式的故事研究的单位是社，早期的研究是匈牙利的传统农业社区，在美国研究的是处于工业化都市中的匈牙利移民社区。社区有一个具有的故事传统，许多故事为成员所知，其中一些成员是公认的讲述家，他们让传统保持活力，让讲故事在社区内成为受欢迎的活动。故事传统中的故事是大家熟知并且经常听到的，有的活跃，即经常被讲述，有的沉寂，即被保留在记忆中。但是活跃和沉寂的状态是可以转变的。德格在《故事与社会》中细致研究了四位杰出的故事讲述者，他们都属于社区扎伊克家族，这一家族故事讲述能力受到社区的公认。通过研究每一个人的故事集合及来源，德格发现四个人都从祖辈乔瑟夫和乔纳斯·扎伊克父子那习得了一些故事。通过纵向比较几代人的故事集合，可以发现故事传统是如何代代中目承，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又因个体的差别而不断变异发展。

　　德格的方法可以简化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故事讲述实现社区、传统和听众的互动；二是讲述者在传统和创新的博弈与协调中完成故事的表演。

　　通过具体考察发现，故事讲述活动有时间性，一般在劳动之余比如秋冬的农闲和繁重劳动的间隙，主要有两类：“与文娱相关的集体活动”和“节日或夜间的聚会”。讲述活动一般有两种形式：“几个人轮流讲述”或者“一个人讲述为主”。第一种情况下，讲述的故事“比较简短，如短小的幻想故事、寓言、恐怖故事、恶作剧的故事”；第二种情况下，讲述者一般会讲述篇幅较长的故事，如魔法故事，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观众的需求对故事加以改变，保持故事的基干。讲述活动的具体语境和讲述形式会影响讲述者，包括体裁和具体故事的选择、故事的篇幅以及内容的变异。昕众对讲述者的影响和故事再创造的结果可能存在正反两面，这取决于双方协调和合作的程度。受到讲述氛围的影响，讲述者在故事材料和表达方式上会有所选择。当听众表现出“合作分享”的良好状态，讲述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讲述的故事就会愈加完整和精巧”，如果双方在故事创造过程中协调不当，讲述者缺乏兴趣就会草草了事。“听众的构成，他们的态度和关注点”都会影响故事的讲述，影响素材的选择和表达的方式，进而影响故事文本。

　　德格认为研究应该包括所有的讲述者，即所有知道某些故事的人，目的是为了了解一个特定社区的故事集合，因为创新不可能孤立地进行研究。一般来说，“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是社会最底层、最穷困的民众”，主要有农民，从事流动性工作的工匠、士兵、渔民、工人等。故事具有阶层性，一般来说，幻想故事和魔法故事是社会最底层、最穷苦民众喜爱的体裁。故事与性别也有一定的关系，男女都能成为故事讲述者，但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往往男性讲述者的故事集合更为庞大，昕众更多，地位更为重要，而女性的优势地位主要在家庭中。故事也表现出了性别的差异，一般女性的故事较为短小，注重细节，男性的故事丰富复杂。杰出故事讲述家都有良好的记忆力，他们的故事集合比较庞大，来源多样，在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习得。杰出的故事讲述家往往阅历丰富，在适合的时机，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讲述者。苏砌娜·帕尔科在人生不同阶段，在家庭、社区生活、劳作、外出等场，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她原本很少在公众场合讲故事，但是自手受伤无法工作后，她的故事讲述逐渐活跃起来。要让故事保持活跃的状态就必须进行讲述，要求讲述者不仅仅要能记住和回忆这些故事，还“需要有相当的调试能力以满足不同的听众”。有天赋的讲述者只需要故事的梗概就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故事文本，除了内容，还有“组织结构和机制、讲述的习俗以及恰当的表述方式”，这些都是从传统中习来，并在讲述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传统为讲述者提供了讲述的原料，但讲述者的改变和创造是普遍存在的。是否忠实于传统取决于讲述者的态度，是将故事作为神圣的存在需尽量保持原状还是作为世俗的娱乐而可以创造改变。忠实往往体现在内容上，其他方面往往是变化的。故事持续不断的变异“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法则”，讲述者有意或者无意地运用传统的元素，但如母题、情节、套语等都是有限的，讲述只能在这有限的框架内。

　　讲述者受到传统的制约，但同时能够发挥巨大的创造性。讲述者有选择性，一方面表现在故事的积累和习得的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和口昧接受并保留某些故事；另一方面表现在讲述过程讲述者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但是会考虑甚至迎合听众的需求，主动选择适应讲述语境的体裁和内容。讲述者和听众在选择和协调中达到和谐的状态，共同创造出良好的讲述氛围。

　　个体的创造力只能在传统提供的可能性内起作用，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在故事的结构中，讲述者根据讲述语境，对记忆中的母题、主题、故事梗概等素材进行重新组合和加工，有时候形成了新的类型或亚型”第二种是在故事和现实间建立联系，现实包括讲述者生活地区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个人生活史、世界观和人生梦想；第二种是讲述者的风格和讲述，包括故事容量，语言、风格和情节。德格比较过5位讲述者讲述的蛇郎故事，发现：女性讲述者以女主角为故事主线，男性讲述者则以男主人公为主线，每一异文都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一位女性讲述者的讲述中心放在新婚之夜，细致描述少女之前的恐惧和后来的愉悦，表明主人公成功实现了由少女向妻子和母亲角色的转化，是女性讲述者自身生活的投射；有一个讲述者以前是仆人，他的生活经历在故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宴会的安排，通过对主人公服饰的描述表现他们身份和状态的变化。每位讲述者在稳定的结构上有许多自我创造，主要是观点和情感的表达，人物和情景的特征。德格将每个异文视作独一无二的个体，讲述者将幻想世界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自我和故事角色联系起来，将自我融入和内化到故事情节中，传达文化的意义和个人的思想。

　　在传统和创造的张力之间，讲述者存在一定的自由性，传统起着限定作用，众多的故事元素在多次的讲述过程中不断被重新组合，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下意识，有的则是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有的无关紧要，有的则恰恰相反，这取决于讲述者讲述时的“心理状态，听众的态度和需求，以及故事本身的属性”。讲述者可以“选择保留一部分、创新一部分，或者破坏一部分”。故事学研究需要考察这些变化的核心内涵以及变化的法则和规律是什么。故事的变异是通过异文的比较发现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细致的观察，一个是比较讲述者和接受者的文本，一个是比较一个讲述者多次的讲述。主要从三种途径进行比较：追踪一个家庭内故事的变化，考察同一社区内不同讲述者讲述一个故事的变化，比较同一讲述者对同一故事的多次讲述。“故事的变发生在不同讲述个体身上和不同的讲述场景中，甚至发生在同一讲述者的不同人生阶段”。拉耶斯·费卡，在1962年记录的故事中，故事主人公到了美国，“美国漂浮在大海上，鲸鱼来了，大地摇晃，房屋倒塌，金发的美人鱼游到纽约的海边唱歌”。

　　三、学术影响

　　德格的研究继承了欧洲故事学研究细致的文本分析的传统，关注类型和母题，进而进行比较研究。从方法论意义来说，德格的故事学研究确立了研究的步骤和要点，第一步是对个体讲述者表演的研究，研究故事异文的产生，也就是一个讲述者即兴的、独一无二的表演，是在文化传统的支撑下及现场观众的控制下实现的。第二步确定一个社区的故事集合，这些故事集和是由个体的讲述者在互动和代际传承过程中实际讲述的故事组成的，考察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故事的分布和变异。第二步通过对某一故事的流布的比较研究进而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和变异问题：创新、稳定、生态型化及其他。

　　德格的故事学研究对田野和文本同样重视，吸收并发扬了来自俄罗斯的民族志故事研究的传统，以讲述者为中心的，突出了个体的创造性。同时，继承并发展了欧洲故事学研究的精髓，主要是德语系国家的故事比较研究和北欧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此外，吸收借鉴了人类学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方法，北美的表演理论，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故事学研究方法，对西方的故事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欧洲故事学研究注重文本研究，即使引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其文本研究的优势并未放弃，大体上兼容文学和社会学人类学两大潮流，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己。丹麦故事学家本特·霍尔博克（Bengt Holbek）的研究方法明显继承了故事类型和结构的研究方法，同时将杰出故事讲述者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讲述者同一故事的讲述。虽然作者本人没有做田野调查，但是选择以民族志方法搜集的原始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丹麦等北欧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民间故事档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民族志式的调查，完全可以满足类似的研究。学者们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大大减轻了压力，提高了研究效率。

　　民族志故事学的兴起和发展逐渐确立了民间故事是技艺（craftsmanship）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民间故事是一种经过个体创造的传统艺术形式，这一观点实际上整合了原有对故事各种认识。这种观点最早来自于19世纪60年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俄国民俗学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俄国的民俗学家们已经遍在故事出版中包括了讲述者的个人传记资料。这种方法后来被苏格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俗学家们所采用。这种观点的另一个来源是罗曼·雅各布森的话语交流研究，口头艺术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其表演和接受是同步的而不是分离的，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此外，随着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口头艺术研究实践并推动了这一观念的发展，除了本文介绍的琳达·德格的“以讲述者为核心的叙事表演研究”，还有美国的口头传统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中自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起的语言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

　　当代西方故事学的转型是在民俗学转型的背景下实现的，在原有学科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还有生物学和地理学。总体方向是面对真实语境中的故事讲述，以故事讲述者作为研究的中心。民族志故事学的兴起和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通过细致微观的研究展示了故事怎么变，为什么变，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最终目的是探析这一体裁的根本属性和特征，及人们为什么创造、传承和分享故事。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张静，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间传说、故事，西方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