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宪:文化创新与母题重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功能整合|论文 发布日期:2019-04-01   作者:陈建宪   点击数:321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但目前的保护实践却存在诸多问题,如任其自生自灭、人为性的毁坏、破坏性的开发和无知的滥用等等。在学理层面,也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文化资源,究竟怎样才能整合入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并发挥独特功能?下面就从文化创新与母题重构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文化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出路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数千年积累传承至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昭示着炎黄子孙的文化身份,联结着中华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遗产,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是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物质文化保护问题已成社会关注的热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急需保护,根本原因是其不能服务于现代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产生和传承于农耕时代,作为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创造物曾为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功能。但这些过去的创造物今天已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由于丧失了功能,她们有的消亡,有的濒临灭绝,有的虽然存在,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迅猛,一些非物质文化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冯骥才语),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极为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一种文化事象落到需要特别保护的地步,说明这种文化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人类创造文化本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需要,一种文化事象如果失去了生命力,就算给她以特殊保护,其前景也是可悲的。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实现其功能的转化与发展,整合入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变成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保护。

  在现代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三种功能形态:一是功能依旧,如春节。二是功能丧失,如叫魂习俗。三是功能转变,如婚礼坐轿变为游乐。我们必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有的送进博物馆图书馆保存起来用于学术研究,有的通过改编用于文艺娱乐,有的转变形态用于文化产业……总之,或以新形式发挥旧功能,或以旧形式实现新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变成创造性的资源,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文化创新而得到发展,才能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

  人类以文化创新来应对时代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创新能力的灵感与土壤。举一个实际例子: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多年来高度重视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寻找其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该县的“跳撒叶儿嗬”(即跳丧)进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由跳丧舞改编的“巴山舞”获全国广场舞金奖并被国家体委推荐为全国群众健身舞;反映土家族婚俗的大型歌舞剧《土里巴人》获文化部“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以土家族始祖廪君的神话为线索开辟的清江旅游成为省甲级旅游路线;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生活中的创造性转化,对改变长阳贫困落后面貌起到了关键作用,正由于这种作用,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被挖地三尺地加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扬。

  历史是不是人民创造的,学界曾有争论。但以口头方式创造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创造者是人民大众,应无太大争议。作为创造者与传承者,老百姓始终在积极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道路。这些实践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非常值得总结。未来大趋势很清楚:我们不可能阻止现代生活的改变,也很难大规模的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语境,因此原生态保护方式的规模和范围必然是极有限的。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除非以文化创新的方式在现代生活中承载新的功能,否则必然消亡。也正因为如此,一门学科如果仅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作“遗留物”来研究,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必然大受局限,难以成为“现代之学”(钟敬文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新中有着极大的施展空间。现代社会在刺激物质财富涌流的同时,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其一是文化一体化,用工业化方式在全球复制同一生活方式,使人类本来极丰富多采的文化模式变得趋同,民族文化个性不断消亡。其二,物质生活提高与精神生活贫乏共生,全世界围绕着几场足球和几个歌星发狂,就是最典型的标志。其三,人生价值的失落感与人际关系的冷漠化。有学者曾经指出:现代人面临三重疏离:首先是与大自然疏离。他们居住在公寓里,以人造物来装饰房间,穿人工之衣,吃人工食品,走人工道路,驾驶人造机器,观赏人安排的影视节目,……他们的一切活动,几乎全在人工环境之中。其次,现代人也与社会疏离,他们彼此挤在一起,却并不认识,生活在狭窄的利益圈中每日奔波。最后,现代人也与信仰疏离。他们不再信仰什么终极价值,不相信人生有什么使命和神圣意义,他们既放逐上帝也放逐主义。科技带来的消极后果日益明显,这使他们感到迷茫。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世界各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正是人类期待回归的精神家园,有许多母题具有不朽的魅力,她们在打破文化霸权保持世界文化多样化的过程中,在富有民族个性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在增进社会和谐和重建价值体系的社会实践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形文物的最大差别,在于其变异性。非物质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她不可能象出土文物那样,凝固封存于某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相反,她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本身就一直进行着新的创造、传承和重构,与社会同步发展。因此,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新相结合之路,是我们时代需要的一种文化自觉。

  二、母题重构:文化传承的基本形式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庞大、复杂而功能齐全的体系。从构成这个体系的要素看,既有对过去传统的继承,又有适应时代的新创,她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满足着特定人群的各种需要。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传统成分和创新成分的比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传统所占部分更大。毕竟活着的永远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代人,而逝去的人却不知有多少代,他们积累的创造与经验之和,是活着的人不能相比的。即使在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满足我们生活中最基本需要的文化成果,从衣食住行到语言沟通、制度结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也大都来自传统。

  传统是什么呢?“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传统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概念:生活是一个过程,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代代相传,不断变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传统也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所有的文化体系中都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两种因素,她们在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一个活动着的功能体系。

  传统以什么样的方式代代传承呢?传统由一些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构成,这些文化因子一旦产生,就在所属群体中不断再现,并伴随着历史的延伸代代复制。人们常常把文化传统中这样一些文化因子称为“母题”。

  母题是文化传统中最小的结构元素,如果说活着的人是传递传统的主体,母题就是承载传统的客体。每一种文化门类中都有传承性的母题。以视觉文化的绘画为例,中国古代绘画中有许多独特的母题,如连年有余(鱼)、三阳(羊)开泰、五福(蝙)拜寿、老鼠嫁女等等,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以不同质料、不同技法乃至不同的艺术形式对其反复地复制,具体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每一幅作品,可能极不相同,但其表达方式与象征意义却完全一样。再以听觉文化的民间音乐为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歌有着非常不同的风格:江南民歌秀丽婉约,东北民歌粗旷爽朗,内蒙民歌开阔悠长、新疆民歌热烈奔放……。民间戏曲也是这样:豫剧刚健、晋剧激越,越剧凄婉,楚剧诙谐……。之所以有这些差别,乃是因为她们各自传承着一些非常独特的调式、旋律与节奏,也就是说,她们有着不同的音乐母题。文化传统由母题构成,我们还可以列出神话、故事、建筑、雕塑、庙会、年节、仪礼等等方面的例子,一句话,文化母题代代相承,成为人类文化薪火相传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

  当一种文化体系发生变迁时,一方面会产生许多新的文化因子,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母题作为一种结构元素,会以新的方式整合入新的文化体系中。因此,文化体系能够在变化和稳定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使其既不断更新,又不致发生断裂。英国学者威廉斯将文化分为三层次:“有一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活的文化,只有生活在彼时彼地的人,才能充分享有它。有各种各样的记录下来的文化,从艺术到大多数日常生活的事迹,那是阶段文化。还有选择性传统的文化,那是连接活的文化和阶段文化的因素。”事实的确如此,选择性传统的文化,是飞架在当代“活”文化与历史阶段文化之间的桥梁。

  在某些特别的历史时期,文化变迁可能会以极为剧烈和迅速的方式发生。在很短时间之内,原有的文化体系被解构,传统因子与现代因子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似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不过,在文化体系解构的过程中,文化体系与文化元素有着不同的命运:体系消解,元素尤存。对文化母题来说,消解的只是原有体系中的结构关系,她们会在新文化体系的重构中获得新生。文化母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集体经验,这些经验被赋予了具体形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个族群的当下文化体系无论怎样改变,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已被自我和他者早已约定俗成了的符号。相反,当文化变迁进行到一定阶段,族群的文化自觉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会在“我是谁”的追问中,重新“发现”这些符号,并通过赋以新的形式而使其复活。

  母题是文化的传承基因,文化通过基因重组来实现其自身的延续与发展。我们还是以实例来说明吧。土家族有个著名的族源神话——廪君神话。这个神话最早见于先秦时的《世本》,又在后世史籍和方志中不断复制。说是古代巴郡南郡蛮有五姓争王,廪君通过掷剑入石和造土船浮水而获胜,带领部落从夷水迁至盐阳,遇神女相恋。神女为挽留廪君,作法化为飞虫遮天蔽日,最后被廪君设计射杀。廪君带领族人定居夷城,成为土家族的祖先。这个神话产生之初,其功能当是通过民族起源的光荣历史,来证明祖先的神圣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但是,在土家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后,这个神话的内容并未改变,其功能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湖北省长阳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土家族先祖廪君的故乡。据有关考证,最早认定廪君神话发生在今长阳的,是晋代盛弘之的《荆州记》,并被后世典籍如《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援引。廪君神话在长阳民间文化传统中已难找到遗存。1987年,笔者与黄永林先生一起,曾就廪君神话的当代传承问题,去长阳调查了半个多月,结果发现当地既少有人能讲述廪君神话,也少有相关遗迹。从2000年8月9日至24日,笔者的研究生龚浩群又对与廪君神话关系最密切的4个乡镇进行了再次调查,仍未发现这个神话的民间原生形态。龚浩群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连县里有关文化部门多年“挖地三尺”,也没有发现多少比较有价值的口承作品和民间传统。这些情况表明,廪君神话在长阳民间口承传统中早已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功能的丧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廪君神话的命运发生了变化。1982年,长阳县为了申报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开始组织当地文化部门挖掘廪君神话,以证实该县为土家族的发源地,申报获得了成功。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建设热潮的兴起,为了开发旅游,从政府到民间,围绕廪君神话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他们根据当地文化部门的研究,指定位于县城西部60里的佷山为武落钟离山,修建了向王庙、夷城、白虎石、赤穴、黑穴、巴王洞等景点。同时根据古籍记载和当地采风材料,出版了《廪君的传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武落钟离山和夷城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迅速扩大,这条线路成为湖北省的甲级旅游线。现在,廪君神话又以这些景点为中心开始向民间扩散,并出现了从青年人向老年人传讲的反哺传承现象。

  廪君神话的例子表明:文化母题作为一种传承基因,并不因产生她的文化母体解构而消亡。在不同时代,文化母题在保持其精神内核的同时,通过转换形式而得到新的生命。美国学者希尔斯指出:“作为时间链,传统是围绕被接受和相传的主题的一系列变体”。这里所说的“主题”,应该理解为“母题”。母题在新文化体系中不断重构,形成一系列变体,使所属群体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性,这就是传统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不断延续的策略。由此可见,文化母题在新文化体系中的重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文化自觉:母题重构的必然要求

  中国正处在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进程之中,按社会学基本理论,根据人类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社会变迁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发的社会变迁,一种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在自发的社会变迁中,人类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变化的方向、目标和后果没有理性的认识,只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比较盲目的方式参与。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则相反,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速度、目标和后果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管理。中国经过近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阶段之中。

  从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现代性转化的实践来看,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回顾五四运动以来在这方面的探索,既有少数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不成功的教训。

  在现代科学意义上有意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关注、研究和利用,当自五四运动始。五四运动不仅展开了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严厉批判,也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文化创新。如以白话替代文言,倡导通俗文学等,就非常成功。但也有不太成功的地方,如借鉴民歌来写新诗的问题,陈泳超博士曾对此作过研究:“‘五四’前后开始,包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等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民歌应该成为新诗的发展方向之一,刘半农、俞平伯并身体力行,胡适更是直到晚年都始终坚持这一主张。但事实的发展并不如人愿,新诗的民歌化虽然开始热闹过一阵,在很长时间里却并没有特别出色的成绩。”五四运动对旧文化的批判十分勇猛,但“当时民俗文化学的从事者,并没有集体表示对创造新文化的意见”,只是“大体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重视民族传统中的中、下层文化,调查它,探索它,乃至表彰它。”换句话说,当时的文化精英们,虽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但在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化方面却处于初始的自发阶段。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始终关注的大事。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1960年12月24日,他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甚至还提到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毛泽东这些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比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具有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自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局限,毛泽东看不到文化的独立品格,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这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实践,打上了太强的政治印记。出现了“大跃进民歌运动”这类毛泽东自己非常反对的“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最后终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这样毁灭性的文化灾难。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行的口号,一时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指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做法得失掺半。一方面,她还没从政治的附庸中摆脱出来,又沦为经济的婢女。由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国家还来不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科学地调查和研究,就被急功近利的商人和地方政府滥用。如大量的“戏说”历史剧中,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对古代著名的民间创作,如中国四大传说,胡编乱改,使其变得俗不可耐。一些所谓“文化村”,如“中华民族图腾文化主题公园”,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学术界尚未深入研究和达成共识的一些概念,加以商业化的炒作。尤其是在现代传媒强大的覆盖能力推波助澜下,一些肤浅的粗制滥造之作“假作真时真亦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事情也有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需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一些比较成功的运作,如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由于有专家的指导与策划,自1991年10月开放以来,不仅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间接地保护了一些非物质遗产,向游客普及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知识。

  回顾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在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总体来说仍处于自发而非自觉阶段。主要表现为:首先,对现代文化结构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认识不清。倡导和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工作的主体,对其总体价值缺乏研究,否定非物质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其次,片面强调文化的服务性,纯粹从功利需要出发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任意取舍,随意改造。在被应用前,绝大多数项目都没有从历史演变、地理播布、形态异同、传承方式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过彻底研究。第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整合方式缺乏研究,既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完善的政策法规。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开展,特别是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决定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文化部牵头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并公布了第一批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这些事实表明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与世界现代文化大潮达成了共识。

  在政府有了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转化形式作更多的探索,对于母题的现代重构,也应当在总结国内外相关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从不自觉的变迁走向自觉变迁。

  四、创意产业:母题重构的历史机遇

  中国未来的新文化体系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曾这样描绘中国新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借用老人家的表述方式,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特点,换句话说,就是既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又具有现代符号形式及运作体制。现代性是指整个文化体系的现代性质,涉及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信息文化各个子系统。其中除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完备的现代行政司法制度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体系外,还有先进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产业运作模式。民族性则主要指那些与现代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传统表达,也就是那些将民族精神赋以形象的文化母题。

  历史发展峰回路转,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机遇。人类的传播方式经历过几个大的变化,从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发展到电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头文化的产物,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同时在场,在传播过程中双向互动。曾几何时,印刷文化和电视、广播等单向传媒对口头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但到了今天,大众传播手段从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等旧传媒发展到了新传媒时代,即基于网络通讯的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又从单向传播回到了互动传播,网络使民间表达得以实现,双向互动轻松完成。网络为大众提供了积极建构共享意义的便利条件,使民间文化基因有了重新复活的物质基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涅槃新生创造了条件。

  现代化的产业运作模式中,创意产业是目前世界上异军突起的一种文化创新方式。所谓创意产业,是全球化条件下以人们在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它以创意为核心,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休闲和娱乐产品。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时装设计、电影、音乐、表演、出版、电脑游戏、电视广播,包括旅游、博物馆、美术馆和体育等,都属于这个行业。由于创造性是产业运作方式的核心,因此其成败常常取决于创意产品在风格、基调、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独创性,取决于产品唤起集体情感的心理力量。所以,保存着集体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而然成为最有价值的创意素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的联姻,有着不可限量的前景。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似乎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化自觉”,如几个获得巨大成功的产品,从《哈利·波特》、《怪物史瑞克》到《达芬奇密码》,都是将解构了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元素,以现代形式重新组装起来。近年出品的一些电脑游戏,如美国暴雪公司的《暗黑破坏神》和台湾大宇公司的《轩辕剑》、《天之痕》等,也按这样的方式操作,相当成功。这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现代转化的自觉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硬币总有两面。笔者在鼓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重构的同时,也知道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滥用等。笔者十分赞同冯天瑜先生在谈到对神话资源的利用时所发表的意见:“神话资源转化必须警惕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把神话资源的转化视为伪民俗、伪神话活动,认为这种转化不可能还原神话本真,因而反对进行神话资源的转化研究与实践;另一种倾向刚好相反,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神话资源转化可以任意夸张、想象,以当代人的观念与需求为标准,尤其在商业文化与政治思想的复杂支配下,完全悖离古典资源(包括神话)的本意与原型,对古典资源任意歪曲。显然这两种倾向都非常有害,必须杜绝。”

  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始,就对“伪民俗”(fakelore)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至今没有定论。困难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有形文化遗产形态完全不同,她以口头讲述和行为传承等动态方式存活,始终与变化着的文化语境相适应,表达的是当下传承主体的鲜活情感。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中国四大传说,往往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古典形态、现代形态和多种过渡形态,至今仍在不断被重新改编。我们怎样判定哪种形态是“伪”那种是“真”呢?曾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的多森(Richard M Dorson),对“Fakelore”曾作了这样的界定:“Fakelore是那些声称是名符其实的民俗而实质上是假造的或人工拼凑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出自田野采录,而是来自较早的文献,或是来自一条不断反刍的新闻资料,或者甚至纯粹出自虚构。”多森对所谓的“伪民俗”严辞谴责,但阿兰·邓迪斯教授却指出:德国的格林童话、芬兰的《卡列瓦拉》和美国通俗文学中塑造的保罗·班扬,都不是纯粹的原生态民间作品,但这些作品在所在国却引起了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关注,对民族精神的建构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有关决策者如果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实行科学决策,是能够避免对遗产的粗暴破坏的。举一个例子,2006年五一节,武汉市一个新的文化景点――大禹神话园正式向公众开放。武汉作为一个水患严重的城市,防治洪水历来是市政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在武汉最险的防洪地段之一――长江汉水交汇的龟山脚下,自古有不少与治水相关的宗教建筑,其中一个是著名的龙王庙,一个就是禹稷行宫。在设计江滩建设时,为了把防洪设施与旅游休闲结合起来,使江滩建设展现人文风貌,武汉市决定原有禹稷行宫基础上,建设一个大禹神话园。作为一项政府工程,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直接参与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这一工程聘请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建筑学及艺术设计等方面的学者组成专家组,在确定神话主题、选取神话故事、形象塑造原则和景观规划、艺术造型等方面,努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这样做的结果,既保护和弘扬了大禹神话的精神传统,也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同时结合武汉的水文化特点,突显了城市的独特文化特色与精神风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传统,其结构都有两个层面:一面是由具体的情节、形象、仪式、行为等构成的文化母题,形成一种带有符号意义的精神基因;另一面是这个文化母题在某个具体时空中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是与时俱变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应该是精神内核不变,象征符号不变,母题不变。但是表现形式却可以而完全应该充分的现代化。现代人喜欢什么形式:动漫、口袋书、游戏、影视等等,都可以。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经济包袱而是珍贵资源。对这种资源首先要抢救和保护,并通过文化创新来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功能转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新的功能,才可能真正地存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形式是母题重构式,旧时代的非物质文化体系会消亡,但其中许多基因仍有活力,通过现代形式的基因重组,在保持精神内核和象征符号不变的前提下,她们能够以现代形式复活。新兴的创意产业,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复活和弘扬的一个极好机遇。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陈建宪,男,湖北省麻城市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