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娜|| 新时代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 发布日期:2019-03-19   作者:意娜   点击数:466   文章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长足发展,但不仅缺高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甚至尚未跨进高原。在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努力中,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多民族文学史观、口头传统理论是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焦点。理论建设之路颇多起伏,学科设置局限、自身定位不明,学理性思考不足,导致文学批评数量虽多,质量却不理想,未能够跳出历史、社会背景和文化文学语境几个维度的文学阐释,在学科越界扩容与转向的新环境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构需要解决新问题,面对新机遇,迎接新发展,我将其总结为新时期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习近平文艺思想
 
        意娜,中国社会科学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北京 10073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构建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批评史的纲要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CZW069)
        中国民族文艺学的建构是个伟大的百年工程,通过我国民族文艺学学者和全国文艺工作者不断接续地艰苦努力,培育文化沃土、营造良好环境、深化文艺改革、探索和建构出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民族文艺学新体系,才会获得未来的成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特别受到重视和展开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民族文学理论基本上“消弭于民间文学总体之中”[1]。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学科设置、资料积累、人才培养、阵地建设乃至课题取得,总体上在不断成熟,成果日渐丰满1。不过相较于文学创作活动和作品、作家研究,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不在规划蓝图内,文学史编纂才是核心2。1986年《民族文学》杂志举办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提出“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的“少数民族文学三个基本支撑点”,具有开创意义[2]。后来作协系统、高校和研究机构部分通过下属期刊陆续组织了多种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会议,逐渐发展出“多民族文学论坛”等少数品牌,在学科内形成持续影响力,“在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均有新的收获,呈现出学术机构与作协组织合作、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结合、历史反思与建构探索并举的格局”[3]。
四十年来,绝大部分理论研究集中在“作家论”,多“少数民族作家个体批评或评论”,少学理性的“持续性关注、系统性梳理、整体性研究”,并且正在努力挣脱主流文学话语的牵制,“逐渐走向一种文化的自觉”,乃至还努力在“学术权力机构”面前为少数民族文学争取更多的重视[4](25-27)。在中国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整体情况下[5],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不仅缺高峰,从严格意义来讲甚至尚未跨进高原。
        不过,“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6]时代性是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艺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需要解决新问题,面对新机遇,迎接新发展。
 
四十年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问题域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进度远远落后于对传统文学遗产的发现,也落后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但研究一直在进行,成果也一直在出版。较早的有1983年朱宜初、李子贤主编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1985年陶立璠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后来还有如龙长吟《民族文学学论纲》3、李鸿然主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白崇人《民族文学创作论》、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王佑夫主编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关纪新主编《1949-199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中国作家协会编的两卷本《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理论评论卷》、汤晓青主编《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30周年论文集》、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主编《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徐其超主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4等。很多文章都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起点设置为郭绍虞先生1980年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提到了“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7]。
        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研究的论文刊发于各种综合性刊物和专题性刊物5、辑刊和内部出版物上。其中,《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唯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理论刊物,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发展走势。通过统计其创刊以来相关领域的词频,这里试图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该刊创刊35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论域进行梳理,当然不能涵盖完整的状况,指标的选择也带有主观性,但仍希望可以从大的方面说明一些问题(见下表)6。需要说明的是,搜索选择的六个指标(作家、民间、口头、史诗、诗歌、民俗类)来自于笔者阅读时得到的重复率印象,其数据并不具有排他性,彼此之间重复统计的可能性不低7,进行这样并不精确的量化分析,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趋势性的草图,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常见的话题,在比例上是否符合我们的印象。
        搜索证明了部分学者的结论,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多集中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8[4] (119-120),以“作家”为主题的研究,较之前者略少,但数量和比重仍明显多于一些学者的判断。从学者的呼吁可以看出,近年研究者在努力打破“少数民族文学”基本等同于“民间文学”的成见,将作家文学定位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建构在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民间文学研究和书面文学研究的路径上努力9。我认为其中有三个主题很具有代表性: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多民族文学史观和口头传统理论。
        第一,“少数民族文论”一般指古代少数民族美学与文艺理论。与主流文艺理论学科一样,在展开广泛文化交往之前的本民族语言系统下的文学创作和美学观点被视为“纯粹”和容易辨别的主体理论,于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被当做“各民族分别专有的”文艺理论,如傣族诗文论、彝族诗文论、蒙古族诗歌理论、藏族诗学理论等,尽管其中不少理论文献来自其他文化传统。
        有人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概念正式亮相于1991年,他们注意到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材料的整理不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而已经是研究本身[8]。新世纪以来,理论的整体性建构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跨学科的特征也逐渐呈现出轮廓[9]。扶持作家文学的努力也关联到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界定上,后者常受限于中国古代文论等成熟的范式框架,典型地表现为纠结这类资料展现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糅合”,难以处理二者的关系[1]。四十年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文献资料以文学史中的文论研究、文论选、文论集和研究专著等形式展开[9]。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文选出版,如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1987年),以及其修订版,王弋丁主编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1993年);陈书龙主编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评注》(1989年)和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组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1989年);彭书麟、于乃昌、冯育柱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2005年)等。至于按族别编纂的古代文论资料翻译、整理的成果数量也非常可观,这里就 不罗列了。
        在资料爬梳辑录之上,还有理论框架建构的努力,如王佑夫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从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总体面貌出发,按本质论、功能论、创作论、诗歌论、起源论、发展论、翻译论等范畴,进行了重要的范式建构;王佑夫的《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则建立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诗学的总体框架10。有学者将他这样学者的文化立场和身份描述为“双重边缘”,这里的“边缘”与学界惯常使用的边缘意涵有所不同,但毕竟认可王佑夫这类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总体思路的“中坚力量”11[8]。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无关是否位于所谓的地理或语言“边缘”,而是研究者能否超越某单一范式,进而能够以平等的视线和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不同传统。只有建立起“比较”的宏阔视野,才有可能为某个或某些传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实,处于“边缘”的学者往往才更有可能打破既有范式的壁垒,建立起更具有理论阐释力的体系。
        第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集合和亮点。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在文学史论上发力。“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关键词,活跃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几乎都有涉猎。至迟于1983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就以“多民族文学”为主题展开过讨论。1995年,关纪新和朝戈金出版了《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提出“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生存氛围;互动状态中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10] (11)。实际上触及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观念基础。有意识地推动“多民族文学史观”形成,公认的起点是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发起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其中又以第三届论坛的召开为明确标志,原因是在这一届论坛上“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以一个专门又醒目的议题出现。此后《民族文学研究》杂志自2007年第二期开始开设了“创建并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专栏,2012年李晓峰与刘大先出版了总览性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关纪新、朝戈金、汤晓青、刘大先、徐新建、李晓峰、欧阳可惺、吴刚等数十位作者以《民族文学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等各种平台,建构、丰富并且转换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框架和内涵,并成功将其标注为四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如今在学术网络检索,“多民族文学史观”主题论文156篇,其中45篇刊登在《民族文学研究》上12
        第三,基于西方口头程式理论创立的“口头诗学”理论,是少数民族诸多文学艺术研究论题中最能适应全球学术话语体系的一种13,近年来已经成为一批学位论文和研究课题的主要方向[11]。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主要是“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口头性”问题[12]。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汉学家和华人学者开始将口头程式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民族文学、民俗学领域学者开始集中译介口头程式理论并积极运用于本土实践14,“口头诗学”及其辐射的论域成为重要的话题。具体说,这个学派在地域和族群上涉及32个当代民族,分布在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在文类和样式上涉及史诗、叙事诗、民间故事、民歌、民间小戏等数百种文本,进而影响到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戏曲戏剧学、历史文献学、宗教学等十多个学科[13]。
        少数民族口头传统蕴藏丰富,与一些域外理论有多种结合的潜质和可能。中国材料的多向度阐释空间,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的体系和框架,进而成为成为这一高度国际化学科的相当活跃的一部分。口头传统领域旗舰刊物《口头传统》(美国)创刊以来,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超过一成,这应当说是相当惊人的15。当然,一部精要的高度概括性的学科基本理论著作目前还没有产生。学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口头传统“比较复杂”16。不过在我看来,理论创新的工作在稳健进行中,一些开创性的思考也逐步引起学界瞩目,从朝戈金的“田野再认证”到巴莫曲布嫫的“五个在场”,从杨玉成关于蒙古叙事文学音乐范式的总结,到叶舒宪关于口传文化的论述,再到最近试图打通不同艺术门类建构更完整诗学法则的“全观的口头诗学”的号召17,理论的前景是明亮的。当然,对于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仍占据了口头传统理论相关论文的近7成18。对作家创作的研究亦可拿来比照: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学创作中相当热络的“魔幻现实主义”思潮来自西方。尽管后来的学者对这种创作手法和理论描述都多有诟病,30多年来仍没有产生新的名词取而代之[4](135,140)。
        本人曾经不揣冒昧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特征总结为三条:其一,民族语言(思维)对民族文学形式的塑造。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民族语言和文字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学的民族风格;民族语言对作者和读者的思维也有塑造作用。其二,文学与宗教关系无从回避——常见于各种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总结中。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同步发展。这一条并不是局限为具体的某一种非遗项目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形式,比如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整理、保护和研究”,也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后来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观念的提出,都代表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际政治、社会和学术界对前现代的反思,这一席卷全球的思潮与国内后来提出的“多民族文学”观念即便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却也是共享社会文化语境的。
 
蹒跚前行中遭遇的主要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之路颇多起伏和反复,以至于到21世纪初,还会困扰于“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之类初级问题[2]。而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结构性建设,除了王佑夫先生等人的尝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性建构尚属空缺。
        第一个问题,学科设置的壁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处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一直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立。这种并立无意中造成了几重屏障——谈论中国文学时通常仅限汉语言文学,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多从本民族内部发动,经常切断了与更大范围内文学经验的勾连和对接,有学者称此现象为“双重盲视”[4] (28)。这种双重盲视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两头堵”的尴尬面貌。
        这种学科设置带来的另一个弊端是,属于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队伍,与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创作研究的队伍,包 括辽金文学和清代文学,被分列到不同的学科中去。更离谱的是,不少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学者,从学科归属上被放在社会学学科下面的民俗学领域,攻读法学学位。至于主流文艺学专业则几乎无人关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更遑论研究。一个人口和作品绝对数量上本就不占优势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学科设置上如此七零八落,要想建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的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难以切分和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给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带来了尴尬不清的自我定位和认知。过分在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整体成果中的数量和比重并不明智。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4%19,他们中的绝大多群体文字书写系统,多靠口传,有文字的民族有因为存在语言隔阂,高度依赖本民族研究人员,高度依赖稀少的掌握该民族语言的其他民族研究者,也高度依赖有质量的翻译人员。但这三类人,数量长期匮乏。另一方面,部分过于强调本民族文学特殊性的意识,会将有一定关注热情,但没有掌握该民族语言的研究者拒之门外。这种画地为牢,看似是对准确性的追求,但客观上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或民族语言的范围内自说自话,也加剧了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打入另册”的状况。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获得恰当定位、乃至得到某些彰显的努力,变得更难以兑现。
        然而若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做淡化处理,最大的问题是会与“主流”文学理论产生多重错位。例如,很多民族的文学世界里,史诗、故事、山歌、弹唱艺术等是重要体裁,但这些体裁在主流文学理论视野中,是极端边缘的。能够“无缝对接”的只有书面文学研究,主要是现当代少数民族书面文学,于是,这方面的研究,就自动“采用了汉语和主流的话语模式”[4](120)。但因此就衍生出,个别人认为的少数民族文论的“天然性”是由西方话语构建与描述,使得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沦为西方文论的资料佐证[8],于是进而推论口头诗学为代表的新理论因此难以推进和自我建构。其实不仅在少数民族文论建构过程中有这样的说法,在整个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中国学界在为西方文艺理论背书和提供例子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因此出现“失语症”这样容易引起注意的说法也就不奇怪了20
        这种论断看似有理,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天然性”真的成立吗?以藏族诗学理论为例,藏族古代唯一一部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著作《诗镜》本身是古代印度一部梵文著作,从公元12世纪开始,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重新加工, 最终成为藏民族自己的美学理论圭臬。在藏族诗学理论中,它是不同注疏版本和各个时期对其进行研究和延伸、阐释论著的共同主题。虽译为“诗”21,实则涵盖所有的“文”22。“《诗镜》在历史上一直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大五明之一的内明即佛教经典也注重用诗镜修饰法来修饰经典,藏族历辈大德高僧和文人智者也均在撰述中从头到尾使用诗镜论修饰法,总之,内外明处(学科)、藏族历史(或编年)、综合性文史著作、传记、传说等,均用诗镜修饰法来修饰文章。如果将藏族诗学理论视为“天然”,那对其源头的梵语《诗镜》则有失公允;但如果学界能够认同以藏族诗学为典型事例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艺理论可以将外来理论和本土实践进行紧密结合,那为何又对西方理论的冲击以及汉语传统的辐射如此耿耿于怀,不容,乃至苛责?
        第三个问题,文学批评对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整体建构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显而易见,文学批评的数量是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文章中最多的,受到的各种议论也最多。理应更快建立起“最大限度迫近与强有力地照射批评对象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尚未实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仍然是缺席的[14],“主体性回应和建构性理论基点都十分贫弱”[15],原因是“还没有自己全向度的理论平台”[2],理论思考常常具有“被动性、重复性和随意性”[16]。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受到西方、汉族和精英话语的压迫[17]。学者们还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问题作出过形象的描述,比如评论者的“另册”心态、“关门做老爷”心态和“糊涂农夫”心态等[18]。也有人尖锐指出,浅尝辄止的“导游图解式”评论泛滥,以及评论者与批评对象之间隔膜明显的弊端[2]。当然,不难看出其中一些问题也是整个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并非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
        国内学者在针对如何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可能性问题上进行了研判,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可能性思考》一文中就提出,面对种种困境,少数民族批评理论史可以在文学史观念、文化背景和研究资料三个方面进行突围[19]。这类观点,已经有了一种文化转向的自发和自觉,是一种积极的思考。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
 
        没有能够跳出历史、社会背景和文化文学语境的文学理解[20]。把少数民族文学与文艺理论看成什么样的研究对象,这种“设此”23提问本身就已经选择了一种范式和路径,已经预设了回答的方式。
        第一,学科越界扩容与转向
        文化转向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步影响全部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运动,涉及过去来自社会科学边缘领域的各种新的理论崛起,是“这一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学术潮流[21]。由于媒介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艺术前现代的创作方式、呈现方式、传播方式都受到了巨大冲击。文化媒体革命看似只是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带来的是整个文化本体的革命。中国文艺学界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频繁讨论文艺学的文化转向,整个文学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原有文学对象的问题,文字以外的文学如何进入文学研究成为主流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在“文化转向”还未有定论之时,又出现了“技术转向”、“视觉转向”、“听觉转向”等新的理念,这一切与20世纪以来的其他人文学术思潮,如“语言转向”、“话语转向”、“葛兰西转向”、“福柯转向”等等并置,尽管并不处于同一个逻辑和话语层面,主流文艺学界仍呈现出话语丛集的壮阔景象。
        这一切带给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更多的困惑和挑战。本土化、现实化和民族化成为提问之前需要廓清的。此时再追问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义和边界意义并不大了,今日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怎样向自己提出问题,可能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传统意义上少数民族文艺即以口头性和视觉性为主要特征之一,而新一轮的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24[22]带着相似的面貌与完全不同的介质重新参与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活中去,看上去与少数民族文学实践更接近,带给少数民族文化以一种弯道超车的天然优势,却实际上带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前所未有的挑战。相较于主流文艺理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除了要回答与其相似的问题,还要增加处理传统图像、传统语言与传统文化生态与这一切的关系,在原本就复杂的少数民族、主体民族和西方三重维度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向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新时代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重进路
        2018年6月,“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召开,标志着以“三大史诗”为标志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对文艺理论“当代性”的呼应,主动发出的“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宣言。这种当代性不仅是指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所不可避免带有的时代痕迹,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还有一种对当下时代的超越,指向未来的意义[23]。前文已经叙述了困境、挑战,后面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其实更概括一点说我愿意称之为五重进路。
        第一重:壮大根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命脉、民族区域发展的重要源泉,依托于五千年文化的宏大滋养,构成我国民族文艺学发展的坚实根基;要解决宏观发展与微观(中观)突破、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文艺形式变革与内容优化、现象丰富性与族别独创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平衡,实现民族文艺的全民共有、全民珍爱,全民分享和全民推进,都需要壮大这一根基,继续接续前辈学者,做好基础工作。
第二重:构建民族文艺学的学科体系。至少包括六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文艺思想关于民族文学艺术的论述,包括对待传统文艺思想、对待文艺与宗教、文艺与社会的思想和方法论;2、民族文艺学的基本原理,除一般文艺学的本质/本体、内容、形式、结构、创作轮、文本轮、接受轮之外,还要特别关注民族文艺资源较为富集(积)的艺术起源、民间自足文艺的生长及其田野调查等;3、古代各民族文艺学思想与理论成就;4、中国民族文论与周边国家及西方文论、各民族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影响和比较研究;5、中国民族文艺理论/美学史;6、民族文艺批评(评论)及批评史。
        第三重:美学价值关怀与探寻。我国多民族文化和生态的极为丰富的美学资源、艺术资源、自然生态资源的发掘;独具特色的民族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更新;独特的人类学美学价值的发现;当代新媒介艺术、时尚艺术、流行大众艺术中美的创新、创意、创造,这些民族文艺与美的多重价值弘扬,是民族文艺学发展的进路之一。
        第四重:方法论变革。创新是民族文艺学发展的不二法门。创新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我国新时代发展的五大理念中核心的核心,具有全体发展中的优先性。我国民族文艺学也要在这一总体框架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打破陈规,开放包容,承传经典,迎纳新知。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24],“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25],将我国民族文艺学建设成新时代开拓创新的典范。
        第五重:民族文艺学发展的新路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语境下,中西交流、文明互鉴,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地域交往、错杂互容,成为民族文艺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民族文艺学发展的新路径应包括,以中华文化总体为基点的宏观总体上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域多种文明文化的互鉴互通;以总体民族文艺为基点的中观视角的民族文艺与主体文艺之间的比较、对话、交流、综合、融汇、提升和概括;以民族文艺为基点的与世界相关内容的比较、交流;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艺术的相互比较、对话、交流,共同塑造既富于民族传统特征又关注新时代先进文化融会贯通的民族文艺学新路径、新形态,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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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描述建国60周年的学科发展“从多元到整合的文学理论”、“从无到有的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从搜集到整理的资料积累”、“从单一到繁荣的发展趋向”、“从课堂到社会的文学辐射”,虽是对60年发展的总结,用来描述改开40年来中国民族文艺理论发展也是适用的。
 2“(1979年3月)具体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向:抢救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编修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订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与邻国之间的文学交流等。该规划框架迄今没有重大改变。” 见刘大先(2007).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始末.访问时间2018年8月25日.网址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7242
 3不过龙长吟要构建的“民族文学学”不限于中国少数民族,还包括汉族以及世界其他各民族在内,是更宽泛的“民族文学”概念。
 4仅做举例解,恐有遗漏。另外,在张永刚的文章中,列举出数十位学者,虽然无法面面俱到,也有代表性。见张永刚.构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8(05):1-5.
 5比如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办的《阿来研究》,征稿范围为藏族文学研究,实际刊发的更多是当代藏族文学评论文章。除了《民族文学研究》,相关民族院校主办的学报也刊发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则于1990年开设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奖。
 6数据来源:中国知网,统计截止于2018年第3期。其中“民俗类”包含了神话、故事、传说和嘹歌、大歌等“歌”由于分类细致,每一类中的绝对数量又不多,将这些具体类别统合为“民俗类”。 限于篇幅,无法用可视化方式呈现搜索结果。
 7比如很多论文其实是同时谈及这六类中的两个甚至更多话题的,因此它们会在若干类中重复出现。
 8刘大先认为具体表现为三大块:各民族口头传统、各民族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各民族文学关系。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较少涉及作家文学的书写”。
 9很多学者都提到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民间文学研究、书面文学(作家文学)研究三类,其中各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的选择,1986年,南方思在《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概况》中话题总结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地位问题、族别文学认定标准问题以及史诗、神话、民间叙事诗、作家文学、文学史编写等;刘俐俐总结为三个方向:作家文学研究、区域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文化人类学角度的民族文学研究。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多位学者编撰的年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也是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研究状况的窗口。
 10王佑夫. 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M].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以及王佑夫. 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M]. 民族出版社, 2002.
 11姚新勇的论文中提到的这种“双重边缘”,指的是王佑夫所处的边疆地区,客观学术环境比内地差,而他又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无法展开具体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当然,他也提到这种“双重边缘”也是王佑夫在资料获得和汉语能力上的“双重优势”。
 12中国知网检索,日期:2018年7月29日。
 13这种状态的出现,一方面由于口头传统的研究对象与中国少数民族状况接近,比较容易对话;另一方面是“口头传统”作为一个学科出现较晚,1986年创办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半年刊标志这一学科“正式走向前台”。可与之相参照的,如中国学者在同样晚近出现的“文化研究”学科中的参与程度。
 14根据郭翠潇的数据整理和总结,关于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应用,前人多是从口头诗学、史诗学学术史和学科建设的立场出发,宏观勾勒出该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虽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列出了一些相关文献数据,但缺乏对这些文献数据的分析,更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15截至2018年8月。
 16如朝戈金说“史诗既极端复杂多样,又涉及众多知识环节,它本身的超文类属性,百科全书式属性,扮演复杂社会文化功能的属性,都预示着对它进行精深研究的不易” 。尹虎彬说“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口头传统非常复杂”、“中国各族史诗传统十分复杂,”。刘大先说“民间口头文学情形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超过一半的作者在讨论口头传统时,都会谈及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17朝戈金在2017年“中国国际史诗学讲习班”上发表了题为“朝向全观的口头诗学:‘文本对象化’解读与多面相类比”的演讲,指出,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本对象化”进一步走向“全观的口头诗学”。
 18根据郭翠潇(2017)的统计,从1966年到2015年,“简介评述、观点或概念引用”类占整个710篇样本总量的69%。
 19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来。参见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第二卷“2-1全国各民族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记录,全国总计1332810869人,其中汉族1220844520人。
 20文论的“失语症”是曹顺庆等学者受到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自1996年起针对中国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话语权争夺提出的总结和观点。
 21仁增在《浅析〈诗镜〉中诗的概念》(载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中归纳了藏族学者关于“诗”的十几种概念,包括“诗”即修辞学、“诗”即诗歌、“诗”即诗学理论、“诗”是悦耳夺人心之词语等。
 22王沂暖先生说,snyan ngag是“美妙文雅的言辞”的意思,相当于“文章”,所以“诗镜译为“文镜”更合适。见王沂暖(1978). 《诗镜论》简介. 青海民族学院. (4). 43-53.
 23我借用“设此”,是有意声明我对解释学路径的选择。海德格尔提出了解释的三种功能,“问此”(As-question), 指前理解结构及“问题意识”的存在;“设此”(As-which),指对象在与前理解解释者的对话中得以显现;“构此”(As-structure),指问此与设此之间的往复。
 24听觉文化侧重于对视觉以外感觉的关注,以及在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中,用“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的表述特征”与西方传统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