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合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步伐， 在积极融入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叙事中， 采取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设置、少数民族自然风光描写、少数民族风情风俗展示等叙事的策略， 突出少数民族特色，为当代文学增添了少数民族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门类 。

        关键词：少数民族小说  政治叙事  地理空间设置  风情风俗展示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门类，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的题材和同时代汉族文学相同，都是描写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的现实生活、革命斗争历史、新生活新风尚、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等内容，这些创作合着当时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阶级斗争故事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阶级斗争故事和新生活故事。作者都是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在这些政治书写中，尽量在作品中对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风情进行展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象和景色进行描写，从而为十七年的文坛增添了独放异彩的少数民族小说这一文学门类。

 

一、政治叙事中少数民族地理空间设置

 

        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在合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性表达的同时，一直在试图尽量多的表现少数民族特色。其采取的第一个叙事策略就是少数民族叙事的空间设置。即少数民族的叙事都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这是少数民族小说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凸显少数民族特色的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策略。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的地理空间都设置在蒙古草原、彝族山水、土家山寨、壮族乡村等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具体的少数民族地理空间，将读者带到不同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地区，给读者带来异域之感，从而带来陌生化感觉，带来新鲜的审美感受。

        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将政治叙事的主要类别革命斗争叙事、土地改革叙事、农业合作化运动叙事、新人新风尚叙事等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从而这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描写领域。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是十七年蒙古族小说的代表作家。1951年发表的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新中国蒙古族人民新生活的小说，是中国当代蒙古族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描写解放初一位蒙古族姑娘在放牧途中发现了一个潜逃的反革命逃犯，为了保卫革命新政权和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只身追捕逃犯的故事。该作品和此时的汉族作品一样具有很强的阶级斗争特色，但是该作品最突出的特色是故事发生在蒙古族草原上，具有蒙古族特色，让当时的汉族读者及其他少数民族读者从中领略到蒙古族的风俗风情，给新中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蒙古族在新中国的民族想象图景。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蒙古草原上的阶级斗争故事，作品描写内蒙古人民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作家在这样一个十七年普遍的阶级斗争故事中展示独特的蒙古族风俗风情，作品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该小说的叙事空间是蒙古察哈尔草原，把读者一下子带到了浓雾笼罩的察哈尔草原上，从而为以后蒙古族的空间叙事拉开了序幕空间设置在茫茫草原上。这种革命斗争题材在十七年的汉族题材小说中很普遍。这个作品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个革命斗争历史故事发生在蒙古草原上，具有蒙古族的独特的地理空间位置。和当时著名的红色经典作品《保卫延安》、《红日》比较起来，二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是描写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的斗争，最终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甚至在一些细节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保卫延安》通过一个连队贯穿整个延安保卫战，而《茫茫的草原》也是描写一支骑兵中队的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但是，《茫茫的草原》的蒙古草原特色，就把其和汉族的红色经典区别开来，而成为少数民族的红色经典。

        另一位著名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创作的长篇小说《红路》，其题目就鲜明的表现出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那就是跟随中国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这是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内涵。“红色是一个象征性的词语，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的性质，简而言之就是革命。 

        因此“红路” 就是革命的道路。作品描写蒙古草原上耶鲁河畔的学校的师生在临近解放时，在共产党代表额尔顿的领导下，揭穿国民党特务、扎兰屯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八达尔夫的煽动和挑唆，终于走上红路，走向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作品和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在取名方面和《红日》、《红岩》、《红旗谱》有异曲同工之美。《红路》不同的是故事发生在蒙古草原上。这是发生在蒙古草原上、具有蒙古族特色的红色革命历史故事。这部作品在开头就采用鲜明的草原景物描写，来说明小说的蒙古草原地理空间。作品还鲜明地标明了该小说的叙事空间是蒙古草原上的扎兰屯，坐落在雅鲁河边的工业专科学校。扎拉嘎胡的这部小说特别之处，还在于描写蒙古族知识分子在寻找理想之路时彷徨、坎坷以及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之路——红路的过程，塑造了一系列蒙古族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蒙古族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境遇在1947年的蒙古草原上展开，具有独特的蒙古族特色。

        彝族作家李乔是十七年著名的彝族作家。他的长篇彝族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一部全方位描写彝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宏大史诗。作品描写了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奴隶到主人的巨大变革，描述了彝族人民翻身解放的欢乐和幸福。李乔对彝族人民的生活非常熟悉，作为一位彝族作家，对自己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奴隶到主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深切的感受，也有莫大的欢欣。 因此他全面描写了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描写了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歌颂了共产党给少数民族带来幸福生活的伟大成就。著名评论家冯牧所说：“这部作品的作者李乔是一位彝族作家，虽然他是用汉文写作的，但他是在彝族人民中长大的。这件事，一方面使我们为彝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作家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位作家在表现彝族生活这一点上，具备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他对于自己所写的生活是熟知的，他对于自己在作品中所安排的各种彝族人物的理解，都有着直接而可靠的生活基础；因此，他对于自己所要处理的题材，就不必像有些作家那样，首先得艰难地克服和跨越那种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的隔膜和距离。”这段话清晰而准确说明了李乔彝族小说的独特之处。

         李乔将一个奴隶翻身得解放的故事设置到彝族地区，这是李乔表达彝族特色的基础，也是他在十七年彝族汉语小说中保持彝族特色的基本策略。

         陆地是十七年壮族作家的代表，他的小说《美丽的南方》是十七年壮族小说的代表作。该作品将土地改革叙事设置在壮族地区，就使得陆地的小说和同时代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汉族小说有了很大的差别。其主要差别就是将新中国农民土地改革故事设置的在壮族地区，因而具有壮族特色。《美丽的南方》描写土地改革运动在壮族地区开展的过程，描写壮族农村一个叫长岭乡的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对一个在旧社会备受欺压的壮族农民韦廷忠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从忍受苦难到逐步觉醒并最终投入到土地改革的火热斗争之中的过程，以及在土地改革运动两个阶级的生死斗争图景的描写，揭示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壮族农村引起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壮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历史进程。该作品和周立波的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题材上上是相似的，但是《美丽的南方》描写的是壮族人民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具有浓郁的壮族风情的民族氛围中描写土地改革运动，作品用充满热爱之情的笔触描写广西壮乡的风俗风情，描写具有南国风情的壮乡图景；并详尽的描写了壮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独特的风俗风情。陆地用描写浓郁的壮族的风俗风情，将当时主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叙事放置到少数民族地区，使一个在当代文学史上普遍描写的土地改革运动小说充满了壮族的风俗风情，这是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在跟随国家的意识形态进程小说创作时，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一种特殊策略。

        十七年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显性的叙事，那就是歌颂合作化运动的叙事。 这类题材占当时描写现实生活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汉族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等，这类作品热情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变革，真诚的歌颂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新生活。虽然历史证明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着很复杂的状态。但是在当时，这种集体化的道路却让当时很多人欢欣鼓舞，也让很多作家热情歌颂。这种描写也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强烈表现。农（牧）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少数民族地区也进行了农（牧）业合作化运动。1957年扎拉嘎胡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春到草原》，这是一部描写牧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和当时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一样，作品描写呼伦贝尔草原上乌兰托噶牧业社在合作化初期，先进牧民静格、德吉德等积极入社，而落后牧民丹巴则不理解牧业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但通过先进牧民的帮助和教育，落后牧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入社，呼伦贝尔草原上成立了第一个牧业合作社。这个作品内容、题材和十七年当代文学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主流文学一样，都是为当时政策和政治服务的作品，都是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唱赞歌的作品。其不同的是，扎拉嘎胡的牧业合作化运动的故事发生在蒙古族草原上，作品中有浓郁的蒙古族风俗风情展示，语言具有蒙古族的民族特点，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蒙古族俗语和口语，展示出少数民族小说展示自己特色的努力。

        十七年的文学还有一类比较普遍的叙事就是歌颂新社会的新人新风尚，比如歌颂新婚姻法，提倡婚姻自主；比如破除旧风俗，建立新风尚等等。这类题材作品汉族小说有很多，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登记》，比如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等。这类叙事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有表现，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将移风易俗的故事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将少数民族的一些旧风俗用新社会的新风俗代替，以此作为表达少数民族特色的基本策略。

        蒙古族作家浩·巴岱也是一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其小说代表作是《幼嫩的花》。作品描写一对相爱的蒙古族年轻人冲破传统势力的阻挠，在新中国的新婚姻法的支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作品内容和当时这类汉族小说相同，尤其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登记》相似。作品描写主人公吉尔格拉爱上了勤劳、优秀的青年巴特尔，但吉尔格拉的父亲非要将女儿嫁给酗酒闹事、懒惰成性的富人儿子瓦其尔。后来巴特尔成为了劳动模范，吉尔格拉和巴特尔也在婚姻法的支持下举行了婚礼，吉尔格拉的父亲最后也终于转变了思想。这是在新中国之初，新婚姻法颁发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最主要的叙事模式，歌颂新婚姻法，描写新旧风俗的冲突，描写移风易俗的新时代和新生活。浩．巴岱的独特之处，是将这样一个移风易俗的故事安排的蒙古族地区，发生在蒙古族人民中间，具有蒙古族的风俗特色。

        彝族作家普飞发表过短篇小说集《重赶峨山街》、《飘去的云》等。普飞的成名作是《门板》，这篇短篇小说结构短小，内容也简单，作品描写彝族老人普连光为了给生产队积肥料，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主动拆掉自己的旧房子，并且在生产队的板车遇到沟坎时，不顾及彝族门板不能踩踏的风俗，主动将自己家旧房拆下来的门板给生产队的板车做垫板。这样一个移风易俗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彝族特色的物象——门板来结构全篇，通过门板这个物象来表达彝族人民在新社会移风易俗的故事 。从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基础出发，既有彝族人民生活的具体风俗风情地描写，又有彝族人民在新中国新生活的喜悦。是一篇描写彝族人们在新社会移风易俗的彝族小说。

 

二、政治叙事中少数民族风情展示

 

        少数民族小说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质的最突出的策略是少数民族风情风俗地展示，这是十七年少数民族汉语小说不同于汉族汉语小说的最主要的特点。 除了将革命斗争历史、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翻身做主人、新社会新人新风尚等故事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从空间设置凸显少数民族特色以外，另一个主要的策略是在作品中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成为少数民族小说表达其独特性的另一个主要叙事策略。

        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最突出的凸显少数民族特色的另一个策略，是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 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描写，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风景，从而得到陌生化的美的享受。 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自然风光描写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展示少数民族风情的一种最简单而又最鲜明的方法，读者读后，对少数民族风光充满了憧憬。少数民族作家在描写少数民族的自然风光时，对自己民族特有的自然风光注入了浓浓的感情， 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那热爱自己的民族的情感。因此少数民族自然风光在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的描写下，充满了雄伟、壮丽、辽阔、清新、奇峻等美好的特点。同时，这些自然风光是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故事发生的场域，和地理环境一起构成少数民族独特的地域特色。

        十七年蒙古族作家用美丽的语言描写草原，给读者展示独特的蒙古草原风光 。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茫茫的草原》、《春的喜歌》都大量地描写蒙古草原的自然风光，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蒙古草原小说先河。发表于1951年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一开头就用充满诗意的笔触描写草原风光：

   

        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了奔腾的海洋；空中密布着乌云,好似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

 

       这是故事开头时的描写，预示着一场风波将要在草原上发生，表明蒙古族姑娘萨仁高娃将要遇到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考验。在小说结尾，当萨仁高娃历经艰辛，在草原人民的齐心协力下抓住反革命分子宝鲁时，玛拉沁夫则这样描写草原：

 

        弥天的乌云一团一团地向南飞去,草原的东边天际显出了黎明的曙光;遍地的花朵微笑着抬起头来,鸿雁在高空歌唱。太阳出来了。

 

        可见草原风光和小说叙事有密切关系，它既是故事发生的场域，又是作者表达情感的载体。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描写的是察哈尔草原发生的故事，作品描写了很多察哈尔草原的独特风光。 玛拉沁夫在描写草原风光时不只仅仅客观地描写风景，而是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这里的风光描写带有拟人化的特色，有时作者情不自禁的在草原风光描写过程中充满激情地大声歌唱。作者描写草原的景物具有象征意义，两条河流象征着草原上人们走的两条不同的道路，因此风光描写和作品叙事联系起来，既展示出《茫茫的草原》的蒙古族特色，又紧扣主题，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

        壮族作家陆地则在他的小说《美丽的南方》中，大量描写南方壮族地区的风光。这里不同于蒙古族地区的草原，也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山水，这里是壮族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广西山水的地方性特质,构成了陆地壮族小说的独特的地理特色。那如桂林山水一样美丽的地方，那秀丽挺拔的山、清澈碧绿的水；那如轻纱一样飘渺的雾，那如图画一般美丽的村子，构成了陆地壮族小说的美丽风光。陆地描写壮乡的春天，极力突显南方壮族地区的特色，这里的蜜蜂、鹧鸪、斑鸠、画眉、桃树、芭蕉、竹笋、鹰爪兰等都是典型的壮乡春天特有的物象，陆地将他们组成以一幅美丽的壮乡春之图。作者通过对颇具南方壮乡特色的风光的描写，歌颂美丽的南方，表达热爱壮乡之情。

        十七年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风光描写，主要是作为当时政治叙事的附庸，作为阶级斗争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因为在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小说也必须遵守这一大的政治规则。但是即使只是政治叙事的附庸，但少数民族小说还是在描写少数民族风光时，尽可能地突显少数民族特色，让少数民族的风光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不同于汉族小说的一种明显标志。

        除了少数民族风光描写，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突显少数民族特色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是少数民族的风俗展示。所谓风俗，是“一种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风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上说:“凡民察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其明确地说明了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点称为“风”，由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特点称为“俗”。少数民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和汉族不同的风俗。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礼仪、信仰禁忌等等方面都有各自独特的地方。这是区别各族人民的最主要的标志。因此十七年的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时， 在跟随新中国文学的政治叙事的时代节拍以外，描写独特的少数民族风俗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突显少数民族特色的重要策略之一。

        十七年的蒙古族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尽量的将蒙古族的风俗习惯融入到政治叙事中去，将蒙古族的民俗作为政治叙事的一种道具或推进叙事的一种策略。蒙古族恋人之间用烟荷包传达爱情，这是蒙古族青年恋爱的风俗。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中以蒙古族姑娘萨仁高娃带着烟荷包去和心上人桑布约会的路上碰上反革命分子， 萨仁高娃英勇地抓获反革命分子的故事为主要线索。烟荷包在作品出现过二次，第一次是萨仁高娃带着烟荷包在傍晚等待心上人桑布；第二次是萨仁高娃和反革命分子宝鲁搏斗丢掉了烟荷包，烟荷包恰巧被桑布捡到，从而引导村长、民兵队长、桑布追踪并抓住反革命分子宝鲁。蒙古族的婚恋习俗在这里作为阶级斗争故事中的道具。正因为这样，这个蒙古族的阶级斗争故事才不同于当时汉族的阶级斗争故事而具有蒙古族特色。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风俗描写更加丰富多彩。在作品中大量描写蒙古族牧民的风俗习惯，展示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作品中有很多蒙古族风俗的描写，比如作品中关于那达慕的描写，具有很丰富的民俗学意义，那达慕是蒙古族最喜庆的节日，是蒙古草原文化最具特色的活动形式。作品还详细描写了蒙古族民间传统的“好汉三艺”—— 赛马、射箭、摔跤， 尤其是重点描写了摔跤，摔跤是蒙古人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也是那达慕上最有特点的运动形式。作品描写主角铁木儿和洛卜桑师长的摔跤，既展示了蒙古族摔跤运动的特点，又表现了革命军队官兵平等的良好关系。玛拉沁夫用充满感情的笔触， 描写蒙古族特有的风俗，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斗争历史故事和蒙古族的风俗紧紧结合起来，使得这部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包含丰富的蒙古族民俗学内涵。

        李乔的彝族汉语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一部描写描写彝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作品。李乔在彝族地区长大，是地道的彝族人，因此非常熟悉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在这一点上，李乔有着和同时代其他人无可比拟的条件。他将彝族人的风俗习惯用质朴无华的语言、用流畅简洁的文字描写出来，展示了1950年代彝族地区的独特风俗画。作品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的结尾，因为民族工作队的努力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到位，原本打冤家的磨石家和沙马家和好了，作者将彝族人杀牛盟誓的过程详细地描写出来，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彝族人特有的风俗习惯以及民族特色，作品突出的特点在于不是脱离作品主题而专门去描写彝族人的风俗习惯，而是在彝族人翻身解放、民族团结的主题中融会贯通的将民族工作队为解放彝族人所做的工作联系起来。这是作者将母族耳熟能详的习俗融汇到彝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中、突出彝族文化特色的方法。这是作为彝族的李乔在进行政治叙事过程中，极力展示民族特色的举措，也是他运用风俗化描写展示小说民族特色的重要策略。

        “所谓物象，是指大千世界里各种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或情景，其范围可广可狭，广而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可以归属其中，狭而言之，物象仅指在人之外的客观事物的表现形态。”物象进入小说之中作为小说特有的一个重要叙事手段，是小说家常用的方法。从文化角度来说，物象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作家选择什么样物象和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及生活习惯一致，作家选择物象与作品的主题以及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一致。一方面，小说选择什么样的物象表达作家的情感是与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关的，也就是说，物象的选择要符合作品的主题； 另一方面，小说选择什么样的物象表达情感，则与作家对什么物象熟悉有关，也就是说作家一般选择自己熟悉的物象表达情感 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为了凸显自己民族的特色，常常选择自己民族典型的物象作为叙事载体，此物象是本民族的标志性物象，具有标示这个民族的作用。少数民族典型物象地运用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表达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策略。

蒙古族小说出现最多的物象是草原、骏马。草原是十七年蒙古族小说出现最多的物象，蒙古族小说多是用草原命名。比如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花的草原》、《茫茫的草原》，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扎拉嘎胡的《春到草原》等等。草原是蒙古族人民的母亲，是生养蒙古族人民的美好的家园。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对草原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十七年蒙古族小说中，草原无处不在。草原是蒙古族小说故事展开的场域，是作者抒发情感的对象，也是在十七年政治叙事中和汉族小说区别的主要物象。在玛拉沁夫的小说中，随处都有作者对草原的歌颂，对草原的赞美，四季草原在玛拉沁夫、安柯钦夫等蒙古族作家的笔下，充满诗情画意。草原成为了这些作家表达蒙古族特色的物象，也成为蒙古族作家突显蒙古族特色的策略。

        骏马也是十七年蒙古族汉语小说表达蒙古族特色的主要物象。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骏马是蒙古人最亲密的伙伴，这是游牧民族最鲜明的特征。骏马是蒙古人的坐骑，也是蒙古人的兄弟，对蒙古族人民来说，草原是故乡，马背是摇篮。 因此骏马在十七年蒙古族小说描写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物象。《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中，女主人公萨仁高娃一出场就是骑着一匹大红马，而《茫茫的草原》中男主人公铁木儿的黄骠马则和主人一样英勇顽强，是铁木儿的亲密战友。这种马和人合二为一、马如人、人如马的特点，是典型蒙古族的特色。蒙古族作家用骏马作为表达蒙古族生活的主要物象， 鲜明的展示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独特之处。

        十七年彝族作家有李乔、苏晓星、李纳、普飞等。他们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注重用彝族特有的物象，来作为展示彝族文学特色的重要方法。金沙江是彝族人民的母亲河，金沙江被认为是彝族文明的源头和文化象征。因此，《欢笑的金沙江》用金沙江命名，就是用金沙江这个物象来标示彝族人民生活的地方，具有强烈地热爱金沙江的情感，“金沙江文明对彝族文学有影响，彝族文学又提高了金沙江文化的知名度。无论是否生长在金沙江两岸，彝族人民对金沙江一直情有独钟。”《欢笑的金沙江》不仅用金沙江命名，而且描写了居住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奴隶到主人、翻身解放的巨大变化，开创了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弘扬和捍卫江河文化的先河。后来很多彝族作家极力歌颂和挖掘金沙江的彝族文化内涵，应该都与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有关。在《欢笑的金沙江》的开篇，李乔用充满激情笔触描写金沙江的雄伟景象，不仅写出了金沙江奔腾不息的壮观景象，而且也暗示着彝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彝族人民翻身解放后的时候，金沙江也发出欢笑声，变成了一条欢笑的金沙江。此时的景色和开始比较起来，金沙江充满了欢乐情景。这样既和开头对应，又和作品中民族工作队“政策过江”给彝族两岸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的主题结合起来，同时具有鲜明的彝族文学的特色。

除了运用金沙江这个物象标示彝族特色以外，十七年的彝族小说中，作家们还运用了许多具有彝族特色的典型物象来展示彝族特色，这是十七年彝族作家在政治叙事中极力突显的彝族特色的方法。比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中描写彝族特有的服饰百褶裙。百褶裙不仅仅是彝族妇女典型服饰，而且是彝族古老规矩中平息争斗的物象，所以当国民党残匪阴谋挑拨煽动，沙马木扎和磨石拉萨两家打起冤家时，沙马大妈手上挥动百褶裙时，沙马木扎和磨石拉萨就停战了。

        门、门板、门槛是彝族传统中象征祖先、财路、幸福、崇拜等内涵的具有神圣特色的物象，门、门板、门槛是不能随便拆、踩的，否则就是侮辱先祖、会带来灾难。彝族作家普飞，有两篇小说都以《门》、《门板》命名。在小说《门》中，作者描写旧社会地主恶霸崔四老爷恶意踩了山嫂嫂家的门槛，以此侮辱他们一家， 山嫂嫂丈夫矣果果和崔四老爷发生争斗时被崔四老爷开枪打死。山嫂嫂到官府告状， 但官府不会替穷人做主，愤怒的山嫂嫂用丈夫留下的双面刀杀死了崔四老爷。新中国成立后山嫂嫂在党的教育下，竟然主动踏了踏自家的门槛，以此表达山嫂嫂移风易俗的决心。普飞的另一篇小说《门板》也是用门板这个具有彝族特有意蕴的物象描写移风易俗的故事。在政治叙事中展示彝族特色，以区别同时代汉族的移风易俗故事。可见具有彝族特色的物象在十七年彝族汉语小说叙事中的重要作用。

 

三、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风情叙事策略的缺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紧随国家主流文学，也是跟随汉族文学的发展框架，合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叙事建立了新中国文学的少数民族小说的一元。因此在题材、内容、创作方法方面都和主流文学即汉族文学步调一致，为了和汉族文学区别，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采取将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历史、翻身得解放、歌颂新中国人民幸福生活、新中国移风易俗、民族团结等等叙事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并在这些政治叙事中等极力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等策略以显示少数民族特色，以区别汉族文学。这种策略展示了少数民族特色，描写了少数民族风情，在和汉族文学比较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从而给十七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少数民族小说这一类文学景观， 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但是，十七年少数民族作家在当时采取显示少数民族特色的策略也有很多缺点。总的来说，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的风俗风情展示的策略存在着背景化、表面化、配角化的缺点 。

        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采用展示少数民族风情风俗来显示少数民族文学特色的策略，这些策略只是从表面描写了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没有从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的深度开掘少数民族特色。也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风情风俗只是政治叙事的背景，只是政治叙事的陪衬，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主角。而且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以汉族文学为榜样，具有汉化趋势，有的少数民族小说还具有只是将少数民族风情风俗、少数民族物象作为点缀、整个作品具有汉族思维的特点，从而导致有的小说少数民族色彩不浓郁。

        从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看，其作品的主题和汉文学的主题相同，不同只是将汉族政治叙事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背景，和汉族小说的背景一样，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只是十七年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运动、歌颂新中国幸福生活、维护民族团结局面等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其主要内容和汉族同时代的小说内容是相似的。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呈现出不成熟的特点。依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向云驹所说，此阶段的少数民族小说还处在摹仿阶段。其原因有两方面：主观原因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还不成熟，主要按照当时主流意识进行创造，甚至有的套用主流文学的主题、概念和价值判断， 而不是从自己的民族意识进行思维和进行创作。客观原因是当时少数民族刚刚走向新生活，确确实实需要向汉族学习，向主流思潮靠近，尤其是党和国家给少数民族带来翻身解放的巨大变化，让少数民族从心底里愿意向汉族文化学习，向主流文化靠近。 因此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小说是少数民族作家将汉族文学主题、概念套用和摹仿的结果，因此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描写不是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深度中展示少数民族的文学内核，而只是和汉族小说主题和概念相同的少数民族背景；同时由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体和汉族文化主体的特点，导致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只能将少数民族风俗风情作为背景，而不能将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小说民族意识表达的表面化。

        由于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主题导致少数民族风俗风情背景化等原因， 因此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的风俗风情描写就具有表面化的特点。所谓表面化，就是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描写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主要是作为点缀或风景描写，在这些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中没有更深入的表现少数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这阶段的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描写，只是从表面描写着风俗风情的外在形态，描写少数民族的风景，只是将一些具有少数民族地区物象的景致做平面的描写，而没有将作品主题和风景在少数民族意识和文化上紧密联系起来。比如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有一段景物描写：

 

        路边附近的菜园长着娇绿的生菜、芥兰和丝瓜，鱼塘堤岸的竹子才长出青青的新叶；果树园或屋前的柚子树，在浓绿的叶子下开着香气馥郁的白花，梨花还没有完全凋谢，青绿的树叶已经长出来了；八哥鸟在高高的木棉树饮着花蕊的蜜露，把艳红的花瓣弄坏了，轻轻地落下。

 

        如果不是专门标示说是壮族地区风景，说是南方地区的风景也未尝不可，因此有人说，十七年有些少数民族风情描写是地域化而不是民族化。

        十七年少数民族的风俗描写，要么选择一些让汉族读者看起来能接受的或者和汉族文化比较接近的一些风俗，要么选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所允许描述的风俗。比如，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描写的风俗都主要是生活风俗，而宗教风俗要么不提及，要么只是做一些表面化的描写。比如蒙古族是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藏传佛教是蒙古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另外蒙古族人民还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在蒙古族下层人民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十七年的蒙古族小说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这种宗教习俗。他们作品中描写的风俗大都是生活习俗。即使有少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地描写，也是从宗教欺骗人民的角度去描写的，没有描写宗教在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从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体角度去描写宗教信仰。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中，描写刚盖老太太奄奄一息的还围着蒙古包转圈，忠实于自己的“新誓”。  作者在这里将宗教描写成为人民所受到的精神苦难的工具，和当时主流文学对宗教的判断是一样的， 因此十七年的蒙古族小说没有从历史文化深度去描写宗教风俗，从而导致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描写的表面化。

        十七年的少数民族作家为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文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虽然此阶段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只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生活的点缀，是阶级斗争故事展开的少数民族环境，是小说政治主题的少数民族特色渲染，并且此阶段少数民族的风情和文化没有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小说的主角。但是，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的这些努力还是让全国读者感受到了清新的少数民族特色，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样的风景， 使得十七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2BZW095。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19年第2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杨彬，女，土家族， 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湖北文学奖、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审专家，当代湖北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南民族大学教学名师。

        黄静，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