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新、万建中||“官学”话语下的20世纪少数民族歌谣研究|论文 发布日期:2019-01-27   作者:廖元新,万建中   点击数:207   文章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摘要:20世纪以来,长期不受重视的少数民族歌谣,突然进入了官方和学者的视野。官方话语与学术话语间彼此勾连、相互影响,国家行为时而以“前话语”的形式,构成学术研究的社会语境;时而以强大的行政控制力,直插学术研究之中,以“典型话语”的形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回顾这段百年学术史,既是对曾经工作的反思,亦能促进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关键词: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少数民族歌谣研究;学术史

20世纪哲学界最为有力的一个命题,即是福柯提出的“话语即权力”。在福柯看来,话语并非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而是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社会力量。而作为“五四”运动催生下的歌谣研究,其背后不仅一直闪现着各种“话语”的瞳瞳身影,它本身也是某种“话语”的宣誓。这“身影”与“话语”,既来自于当权者,也来自于知识阶层。为了统治的需要,“官方话语”致力于建构一套策略,以限定“知识分子的教育”以及“普通民众的信仰”。而“学术话语”,则为了“引导民众”、“兼济天下”,也努力建立着自身的策略。在实践中,它们围绕着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意义,互相角力、彼此作用。如果说在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研究过程中,这种互相作用还是或隐或现,那么在少数民族歌谣研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形影不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国家在这里看到了象征性的认同;政党在这里看到了宣传的工具;文艺团体看到了上演的曲目;作曲家看到了创作素材;学者看到了可资分析的证据。”

一、民族学发轫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歌谣收集

1.20世纪之初的民族学及少数民族歌谣采集成果。20世纪初,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经被撕裂得体无完肤。及至五四时期,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一批仁人志士开始了对国家未来的思考。在众多新思潮中,“民族”一词逐渐受到了学者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民族学理论被引介进我国。学人们希望借助它能够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也可以说,西方的民族学于此时被积极地介绍进中国,是当时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迫切需求的一种结果。”其中,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一个标志,即是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学开始的实地调查。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倡议下,一大批民俗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们,迈出书斋、走向田野,开始了实地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与芮逸夫合著),林惠祥的《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等。虽然这些以民族志式描写为主的调查报告并没将歌谣采集作为目的,但是关于民间音乐的记录在其中亦有不少体现。其中,记录最为系统的当属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此书是凌纯声1930年实地考察的成果,其中共收录了27首民歌。作者的记录十分注重对环境的描写,不仅在鼓乐、鼓舞、歌唱和游戏的介绍中,都贯穿着歌谣的内容,而且对于仪式过程、表演动作,甚至是服装器物,都有详细的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凌纯声作为一名杰出的人类学家,还兼具深厚的音乐素养,因此,在考察过程中,他会通过跟随赫哲人学唱,直至将整个旋律记忆下来。而在转译成记谱时,凌纯声将每首民歌分为四个部分:a.歌谱及歌词记音;b.歌词音注;c.歌词译文;d.注译。其中,“歌谱”即为五线谱,“歌词记音”是用国际音标进行标记,“歌词音注”为未经修饰的单词直译,注译则包括歌曲的背景、名词解释、发音提示等信息。凌氏的记录,不仅相较于同时代的学者,即使和许多现代学者相比,都更为科学仔细。其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以上所列的一、三、四三部分,而忽略了“歌词音注”部分。但是这些被忽略的未经修饰的逐字直译,恰恰展现了各民族语言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它们不仅反映而且也塑造了少数民族的思维与认知。正如现代语言学所认为的,语言不只是传递人类信息的主要符号,而且是构造整个社会文明的基本媒介,因此,对于语言描述事物的功能应该有着高度的重视。

与此类似,在凌纯声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也采用上面的方法,收录了44首苗族歌谣,并且还进一步将它们分为“婚嫁、宗教仪式歌”、“打花鼓、打球等的游戏歌”、“男女相思的情歌”以及“苗乡匪乱的叙事歌”等四大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两位学者凭借扎实的学术训练以及不畏艰难的努力,终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当然,凌纯声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作为我国早期的一批人类学者,主、客位的观察理论尚未成形,加之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自觉”,使其潜意识中“也难免有汉族中心的流露”。此外,虽然他意识到了音乐与生活有关,但是未能阐述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没能将文化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脉络中加以仔细考察。

除此之外,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也是当时少数民族歌谣收集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成果。书中记录的197首瑶族民歌,原非赵元任本人采集,而是当时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石声汉在广西瑶族调查时所采录到的。石氏的记录,经由赵元任翻唱、录音、翻译和修改,才最终成书。与凌纯声研究类似的是,赵元任所记录的歌谣是孤立的,而并没有将其还原到瑶族群众的生活世界之中。对于情歌在当地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什么人能演唱、什么场合能演唱,对于不同对象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研究者却没能进行深入的追问。当然,我们也不能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苛责前人,以彼时的形势看来,赵氏此著“无疑乃是设在北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设在广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共同打造的一个记录民俗学——民间文学实地调查的经典样本”。

2.学术话语对于国家时局的回应。清末民初,随着国门渐开,中国学者们恍然发觉,他们对本国的了解甚至也逊于外人,这不禁引起了国人的焦虑与不安。尤其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而言,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我国西南地区调查后,于次年发表的《苗族调查报告》,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江应梁更是直言所言:“这不仅为国人极大耻辱且为民族前途极大之危机。”

正是在这焦虑与“耻辱”的双重作用下,刺激了国内学者的自强精神,促使他们走出书斋、走出中原,走向田野、走向边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央研究院才组织了多次对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尽管曾有后世学者提出:

凌纯声等人来湘西调查时,只关心文化问题,关注于学科的建设发展,对于湘西苗族当时的社会情形、政治状况、经济生活等很少反映,对于湘西苗族的政治地位如何改进,民族平等如何实现,如何才能生存和更好的发展等现实问题更是极少关心,而是专心于学术研究,只关心对湘西苗族文化的调查和展示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这些研究者没能为少数民族的生活处境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或政治主张,然而他们的调查本身,就具有政治宣言的意味,只是这一宣言是站在“国族”或“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所发出来的。他们绝不是只为“求知作研究”,或只为填补学术上的空白,他们的研究在文化和政治上,也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狼烟之下的边政研究与民族歌谣研究

1.边政研究的兴起。1937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昔日被称为“蛮夷戎狄”的边境各族,此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尤其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边疆各地被视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基地。一时间,关注边疆、关注边政的热潮,在政界、学界的鼓动下,开始迅速地兴起。

仅就教育层面而言,1938年国民政府在《订定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教育部对于蒙回藏各级学校教育应加以切实整理与改进”;1939年4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则将“国立大学酌量增设有关建设边疆之科系及边疆语文之选修科目”,作为决议案的重要内容之一;1939年10月,参政员马毅建议在西南联大等高校筹设边政系,使有志青年“习其语言,谙其政教,以造就一批开发边疆的专门人才,担任开发建设边疆的各项工作”。为此,清华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南开大学等设立了边疆研究所。大夏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以及西北师范大学、西陲文华学院等院校开办了边疆建设或边疆问题的科目。1944年,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在教育部的指示下,增设了边政系。

在学术界,学者也对边政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杨成志在《广东政治》创刊号上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一文,被后世认为是边政学兴起的先声。而1942年1月,吴文藻在《边政公论》上发表的《边政学发凡》更是融合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与学术理想,被认为是边政学确立的理论宣言。此文揭示了边政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其在现实中,对外可以争取国家独立,对内可促进民族平等、国家稳定。同时,又在理论上对学科的建立提出了系统构想。

不仅如此,还有一批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也投入到了民族研究和边政研究中,例如顾颉刚、凌纯声、罗常培、费孝通、徐益棠等。在家国存亡之秋,这些学者将国家复兴、民族觉醒都融入到了自身的学术研究之中,或者说,带有政治主张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学术自觉。

2.一人“田野”造就的《西南采风录》。中华民国以来,随着各项建设任务的推行,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工作也十分重视,对包括歌谣在内的各族民风民俗调查时有开展。在抗战开始后,有限的调查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掀起了新的高潮。上自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和内政部、教育部等各部委,下至各级地方政府;从政府直接调查到委派调查,从正式的“考察团”、“施教团”到非正式的“访问团”和“旅行团”,类型众多,数不胜数。而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白热化,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而逐渐西移,“从而引起有关民间习俗的考察调研发生了朝‘边疆’和‘非汉民族’施政方面拓展的历史性演变”。因此,此时的少数民族歌谣,虽然没有成为官方、学者关注的主要对象,但是关于其研究也有不少收获。

1938年,西南联大师生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临时大学出发,历时3个月,跋涉三千里,终到达昆明,沿途考察了湖南、贵州、云南多地的风土人情。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旅行团成员刘兆吉在途中采集了2000多首歌谣。抗战胜利后,刘兆吉从中挑选771首,编辑成《西南采风录》,1946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于此书的价值,黄钰生在书的序言中评论道:它“是一宗有用的文献”,“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音;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但是,我们用心考察会发现,如果仅仅是从学术价值来衡量,《西南采风录》还不足以为其在歌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它的采集,顺应了全民抗战的宏大背景,代表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如闻一多的评价:

你说这(些歌谣)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不论是刘兆吉一个人3000里的田野,还是2000首代表民众呐喊的歌谣,都象征了那个时期,中华儿女坚强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都宣示了民族团结、全民一心的气势和力量,正是在学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共振中,才造就了《西南采风录》的伟大价值。

3.贵州苗歌的收集与研究。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为了加快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政府和学者都加大了对西南各民族的研究力度。作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重要一支的苗族,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歌谣研究成果,是陈国钧采集的《贵州苗夷歌谣》。

抗战爆发后,陈国钧随任教的大夏大学西迁贵阳,遂将苗夷作为其研究重点。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陈国钧在收集的大量苗族歌谣中,挑选了1000首,编辑成《贵州苗夷歌谣》,1942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此书不仅是“第一本集录特种民族的歌谣”,而且调查翔实、内容丰富,含括了贵州苗族不同支系的各类歌谣。此外,书中还记录了包括表演方式、表演场合在内的不少语境信息,例如陈国钧在采集青苗和仲家的孝歌时,就描述了其在丧礼演奏中,要请鬼师开路,指示死者赴阴间所经过的路途的情形。这些介绍,对后人深入了解当地部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形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陈国钧还对苗族歌会进行过研究。在《贵阳仲家的歌会——赶七月场》一文中,作者不仅记录了歌会中的歌曲,还揭示了歌会对于仲家男女青年的真实意义。这些记录,将民歌还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有助于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而且有助于探查当地人的文化心理。

与此同时,另一位学者杨汉先也对苗族民歌进行过研究。他在《大花苗歌谣种类》中,将苗歌分为以下几类:创造天地歌、洪水歌、狩猎歌、农业歌、战争歌、移徙歌、婚嫁歌、祭祀歌、情歌等九种。这一划分虽然与现代歌谣划分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它凸显了苗族地方色彩,仅从分类就可以窥见苗民繁衍生息的历史。不过遗憾的是,杨汉先虽然对这些歌谣进行了分类,却没能为读者具体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贵州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定番县歌谣丛录》、陈志良编的《广西特种民族歌谣》、方殷为的《苗族民歌研究》以及杨汉先的《威宁花苗歌乐杂谈》等著述,对于当时的苗族民歌都有所关注。

4.广泛的调查及其成果。抗战期间,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在各方的支持下,都开展了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活动。例如藏学家李安宅与夫人于式玉,在1938—1945年,多次前往甘肃藏区考察;民族学家林耀华,在1942—1945年,先后多次前往凉山彝族地区、西康北部藏族地区开展考察工作;在时任社会学系主任吴泽霖的主持下,大夏大学对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开展了系统研究,从1939年开始,大夏大学组织的“西南边区考察团”还先后受内政部和贵州省教育厅、民政厅等部门的委托,对贵州省内各县的苗族、彝族聚居地区进行了考察;1942年,在吴泽霖转赴西南联大社会学执教后,他又在云南丽江组建了边胞服务站,该站在服务地方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田野调查工作,搜集整理了当地流行的民歌。

此外,金陵大学自南京迁四川后,与华西大学一起,在闻宥主持下对川康等地的藏、羌、布依等族进行了调查;杨成志、黄文山则主持中山大学师生,对广东、广西地区的苗、瑶、黎等族展开了调查;此外,陈序经、江应墚主持岭南大学和珠海大学师生,陶云逵主持南开大学师生,孙文本、马长寿主持中央大学师生,也对新疆及西南多地的少数民族展开了调查。这些调查对民歌也都有一定的述及。

这一时期,在政界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与边疆研究有关的刊物,不仅没有像多数期刊一样,因时局困难而停刊,反倒欣欣向荣。据统计,当时新创刊出版的相关刊物达三十余种,如:《人类学集刊》、《西南边疆月刊》、《边政公论》,此外还有《风物志》、《风土什志》、《蒙藏月报》、《西北论衡》、《新西北月刊》、《西南研究》、《边锋月刊》、《边疆研究》、《边疆人文》、《边疆通讯》等。

在这些刊物中,有不少关于少数民族歌谣的内容。例如信隆译的《西康情歌》(1935年《康藏前锋》),叶长青的《西藏边疆诗文》(1936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8卷),正鍪的《川谣与康藏》(1937年《康藏前锋》第4卷),刘家驹的《康藏山歌》(1941年《蒙藏月刊》第期),钱梦超的《康藏民间歌谣》(1941年《边疆研究月刊》第30期),佚名作者的《康藏山歌》(1941年《蒙藏周报》第9期),梁欧弟的《西康的民歌》(1942年《民俗》第4期),王铭琛的《边地民歌》(《康导月刊》第5卷1—4期)《康藏情歌》(《康导月刊》第5、6卷)。

5.抗战期间,少数民族歌谣研究中官方、学术话语的此消彼长。虽然歌谣研究,自“五四”运动时期即已开始,但是在当时,少数民族歌谣尚未进入学者的视野。真正重视少数民族调查,广泛采集少数民族歌谣,还是在抗战爆发前后兴起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学者的学术话语,吻合了当时的政治话语。

长久以来,官方话语总是不可避免地渗透学术话语中,1936年,在北京歌谣学会恢复活动后不久,内政部、教育部就计划联手开展全国风俗调查,其目的在于:

今日民众教育之推行及礼俗制服等方案之拟订亦需此种实际材料,更有进者,民族复兴以民族团结为前提,任何破除民族间之隔阂,以沟通民族文化,自亦当以民族研究为基础工作,而民俗调查为不可缓也。

尽管调查组织者中还有凌纯声等学者参与,但是不难看出官方试图通过学术调查以为政治服务的企图。只是这一计划因抗战的爆发最终没能开展。

在中国传统的官、士、民“三级社会中”,士的选择无非两条,要么独善吾身、徒托空言;要么倚傍权贵、参政御民。在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打通了传统的三级社会,成为他们共同的话语,“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口号压过了“自由民主”的声音。不少学者自发地意识到:“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内地乡村。吾黔居湘蜀滇桂之中,民族汉苗参半,苗族体质强悍,最耐劳苦,是其特长,不过知识愚顽,文化向未灌输,奚知同负兴亡之责,当此国难最后关头,吾黔后方重要工作,非急起实施苗民教育不可。”因而大多数学者们在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心态下都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1940年,国民党中央在《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中提出要设置边政研究机构,建言献策,以贡献政府参考。之后,许多民族学、民俗学学者都进入了政府部门,例如陈国钧出任了中央民众教育馆民俗馆主任、教育部边疆教育督导专员;顾颉刚担任了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西北考察团团长;凌纯声曾出任内政部“全国风俗调查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他们期望获得当政者支持的边政研究,能够促使边疆政策有的放矢,推动边疆工作有序开展,而对于治理边疆的人士来说,亦可有所借镜。

正是在国家支持、学者呼应的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研究工作迅速兴起,因而才有了多次的民族地区考察活动,才得以涌现诸多影响深远的调查报告。

当然,即使在抗战时期、官方话语与学者话语也并非一直处于同频状态,例如在1943年的西北建设考察中,吴文藻对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强调在少数民族调查报告中应该贯彻中国只有国族而没有民族的做法持有相左的意见,最终致使其调查报告未能完成。

待到抗战结束后,官学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在1947年由贵州省政府出版的《贵州边胞风习写真》中,尽管对当地民歌作了专业的描述,但是此书主编、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认为,作此了解的目的仍在以图改进,务使边胞习俗“一律划一”,以期按照“大同进化理论”的指导,遵行内政部《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及《民间善良习俗实施办法》等各项政策法规,“融合边、汉同胞,统一意志”,使“我黔民从此改进”;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对此,学者的反应是,如果“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有必要反迷信”。

三、“阶级斗争为纲”话语下的少数民族歌谣研究

1.新话语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新的官方话语取代了旧有的话语。此时,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话语,主要有两套:一是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是源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1942年,毛泽东在与延安艺术家、作家的座谈会上,明确了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次讲话的精神,成为官方对文艺工作的主导话语,至今都对中国文艺界有着重大的影响。

此外,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识别工作。1956年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因而这项调查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最先推动民族调查的是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需要”,而“除了政权建设的原因,社会改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在以上双重话语策略的支配下,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1951年,创刊仅一年的《人民音乐》杂志,便推出了“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专号”,发表了音乐工作者所收集整理的苗、维吾尔、彝、藏等族民歌。1950年开始,又有不少文艺工作者或随军或随中央访问团,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采风。

这些文工团或访问团,一方面是代表新政府向少数民族同胞表示慰问,同时也是为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希望借此加强中央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团结。另一方面,他们还搜集了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例如,西南军区政治部编辑出版了《西南民歌》,海南军区文工团编印了《海南黎族民歌》,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编印了《藏族民歌选第一集》,解放军0923部队文工团、云南人民出版社合编出版了《西厢坝子一窝雀》(云南民歌第二集),等等。

2.少数民族歌谣研究的代表作——《苗族民歌》。1956年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后,又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少数民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苗族民歌》。1957年,音乐工作者何芸、简其华、张淑珍深入贵州东南台江县的苗族聚居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工作。《苗族民歌》便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它的价值在于,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苗族民歌的音乐全貌,而且还记录了苗歌的表演语境和社会意涵。之所以认为《苗族民歌》保留了音乐的全貌,是因为作者在受限于文字记录的情况下,采用了凌纯声曾使用的方法,即:在记录曲谱、苗语发音的同时,还附有汉语直译和汉语意译。这使得研究者不仅在音乐性上对歌曲能有充分的把握,而且对苗语的使用习惯、甚至语言背后的思维习惯,都有一定的了解。

而此书对于社会意涵和表演语境的把握,更是开创民歌记录的先河。作者并没有囿于传统的歌谣分类,而是根据苗族人的生活实践,将所采集的民歌分为“歌唱苗族英雄张秀眉的歌曲”、“游方生活及其情歌”、“酒歌”、“龙船歌”、“劳动歌”、“鬼师歌曲”、“歌舞”等11类,并且对每一类歌曲的历史、背景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更为重要的是,从作者的记录中,透露出了对于表演语境的朦胧意识。例如在介绍古歌时,研究者注意到,有些“乐曲的变化是多样的,随着词句的内容以及演唱者的情绪而变化。以增减音调,延长或缩短时值等不同的手法,变化万千”。他们还注意到古歌演唱者“大都是四十岁以上的男子,两鬓斑白的老人懂得更多,他们不借文字记载,全凭口传心记,能背诵长篇歌曲,唱一两个钟头而不间断”。记录者不只是关注唱了什么,还刻意描述了怎么唱及演唱者的身份特征。因此,有研究者评价道:“《苗族民歌》的做法,应该成为民歌搜集、整理、出版的一个范例。”

3.关于侗族民歌的民族志考察及其他成果。另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方暨申的《侗族拦路歌的调查研究报告》。在那次调查中,方暨申只是一名中央音乐学院的在读学生,并未接受过人类学的相关教育,但是他在调查中却自觉地应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他在黔东南的侗族村寨进行考察时,主动学习了侗族语言及生活方式,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在当地开展了两年的田野作业。借由“主位”与“客位”的置换,方暨申在侗族乡民的生活语境中对“拦路歌”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除对歌曲的音乐结构和形式作了记录之外,还对歌曲所依赖的侗族礼俗进行了客观而详细的介绍,而且还附带有歌手照片和集体歌唱场面的绘图。“这就使得这一音乐调查研究报告,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所受民族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和比较鲜明的民族‘歌种志’特色,而且在自觉进行科学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实践上,亦为后来诸多学者树立起一个可资参照学习的样本。”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包括少数民族民歌在内的民族文学艺术资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形成了数十部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涉及了江华瑶族、贵州侗族、延边朝鲜族、广西壮族以及土家族、布依族、撒拉族、锡伯族、畲族、维吾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民歌样式。此外,还出版了若干部带有“音乐民族志”性质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著。“这些论文和著作,较之50年代初期所见研究成果来说,明显地更具有音乐学的学科专门化特征;其调查所及对象则更为具体,观察更为深入,资料更为客观翔实。”

4.“新官方”话语下老学者的失语。如果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研究,我们会发现一批曾经活跃的、接受过系统民族学和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调查中似乎没有太大的声音,甚至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面对百废待兴、内忧外患的局面,新的政治话语必须迅速地占领各个领域,它们要与旧思想作出顽强的斗争和彻底的决裂。作为孕育思想的学术界,自然是首当其冲,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即便当时受冲击较少的费孝通,虽然“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在广大群众面前作卑躬屈膝的检讨……但是他未能出版更多的著作,这对一个宣传鼓动家是一个打击”,仅有的几篇文章“都不是学术性的,它们说明费孝通没有从事真正的研究工作”。

而到了1957年,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后的第二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在200人左右的调查队中,就有22人被定为右派分子。运动还波及了民族学领域内的不少著名学者,如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和费孝通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过去的研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毒草”,而他们个人也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民族学者”的帽子,从此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58年6月,在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上,进一步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调,肃清资产阶级民族学、社会学对社会调查的影响,宣布要“拔资本主义白旗,插社会主义红旗”,和民族研究工作中的“跃进规划”,强调在民族学调查和研究中要“政治挂帅,厚今薄古”。

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学者处于“一方面要受官方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又不愿始终与政府决策保持立场的一致,致使学者‘内心的纠葛已然显现’,从而形成官方政策与学界成果的互动、背反现象”的境地,那么到了此时,学者的立场要么与官方保持完全一致,要么就彻底失去了发声的权利。

5.官方话语运作的方式与意图。那么此时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到底隐含着什么目的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对旧阶级的批判。考虑到新社会的到来必将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抢救珍贵的资料,毛泽东提出了“抢救落后”的口号,意在加快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然而,抢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搜集尚处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们“如果排列起来,足可构成一部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史”。在这一阶级史观的主导下,必然伴随着对阶级的批判。因此,在调查中尤其强调阶级斗争的观念,希望通过对这些地区社会历史状况的阶级分析,为日后的改造做好准备。同样,不论在《苗族民歌》,还是《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中,随处可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民间事象,充满了对所谓糟粕的批判。曾有参与者回忆:“民族调查工作在全国各省(区)全面铺开的时候,一股强劲的‘突出政治’的极左思潮由首都北京向各调查组吹开了,而且吹得特别猛。谁要是在调查中染指古代民情风俗的材料,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脱离政治的大帽,搞得人心惶惶。”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新政权建设的需要。在广泛搜集少数民族民歌的基础上,官方开始了进一步对民歌的“改造”和“征用”,旨在利用民歌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对新政权的支持与赞颂,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隐含在民歌之中,完成自上而下的渗透。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刘三姐”民歌的搜集和改编。1961年1月24日,《广西日报》刊登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的《广西日报摆歌台——为广西日报征集万首民歌而唱》一文,其中写道:“唱歌要学‘刘三姐’,唱歌要唱红旗歌。……歌唱政策十二章,政策下乡放光芒。”文中“征用”民歌以为新政权服务之意,彰显于纸上。这种“征用”张扬了民歌的价值,突破了传统的以学界为中心的民歌整理研究模式,官方的话语可以不经学者话语的解读,直达民间。但是官方的强力干预不可避免地使政治成为了民歌的主旋律,学者话语被消解的同时,民歌深厚的文化内涵无疑也被消解。

再者,新的官方话语还希望通过对民歌的整理传播,建构起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东方学爱德华·W·萨义德曾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而少数民族民歌,恰恰满足了这个需要。它无形中被塑造成了在建构以汉族为主体的“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的“他者”。不论是其异域风情的旋律,还是鲜活生动的歌词,都满足了民众对异族同胞的想象和对其文化的认同。比起空洞的政治说教,这些民歌作品容纳了其他媒介所无法传达的艺术审美特质,因而在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政策、民间结构、民间元素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同时,在民歌的阐释过程中,官方刻意用阶级认同取代其间的民族差异,通过强调各民族的兄弟情谊,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各族同胞的融合。

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少数民族歌谣研究

1.少数民族歌谣研究的全面复苏。我国的文化事业,在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之后,迎来了又一次的复苏。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关于文化发展,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但是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并不代表脱离了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因此,在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要求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这一话语的引导下,为了抢救受到破坏的民间文化遗产,1979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布了《关于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计划的通知》,决定编纂一套包括《中国民歌集成》在内的大型类书总集《中国民族音乐集成》。音乐学界的采集,也引起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视,他们受到启发,决定另外编纂一套《中国歌谣集成》。他们认为之前的集成编选工作尽管也很注意词曲的记录,但却忽视了歌曲在各地、各时代的辗转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情况。这点在歌词方面尤其突出,因为“曲调虽也产生变异,但一般地说曲调稳定,所以歌词之多,比曲谱不知要超过多少倍,何况除了民歌还有大量的民谣呢!”此后,各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普查和采集,全书不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我国56个民族的民歌、民谣风貌,而且通过搜集整理,也促进了学者对于歌谣的进一步认识,表演理论、口头诗学、音乐民族志等一批理论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

2.歌谣学概论性专著的出版。为了进一步构建民族音乐和歌谣学体系,一些学者撰写了相关的概论或教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黄勇刹的《壮族歌谣概论》。作者围绕壮族歌谣的发展历史、思想内容、结构特征、艺术特点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系统的论述,从中揭示了壮族的民族形象、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此外,作者还对如何考察、收集、研究民歌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这些思考对于继承和发展壮族民歌艺术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一部以少数民族歌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是郗慧民的《西北民族歌谣学》。此研究在梳理了歌谣的一般概念、分类和规律的基础上,对西北少数民族歌谣的内容、艺术构思、格律、社会功能以及所反映的民俗生活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这本书,不仅对于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歌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构建歌谣学研究体系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此外,21世纪初,由杨滋举、罗海燕、李柏青等人合编的《海南民族歌谣初探》一书,也较为充分地论述了海南民族歌谣的语言特点、修辞艺术、审美特征以及价值和意义等,是同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民族歌谣研究著作。

这些著作共同的目标就是借鉴已有的相关成果,构建所在民族或地区歌谣学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框架。由于概论著作主要为教学之用,说明少数民族歌谣学已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少数民族院校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推动我国歌谣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3.经济刺激下少数民族歌谣研究呈现的新特点。改革开放之后,官学两界的话语交流,已不像前期那么紧张。官方话语对学术话语的让步、学术话语自主权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然而“官学”对话的缓和,并不代表官方话语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也不意味着学术话语对于国家权力不再依附。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末期,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的特征,在学术研究中愈发显现出来。

世纪之交,对少数民族的歌谣研究,具有最大影响的话语,当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因其兼具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所以受到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竞相追逐。而少数民族歌谣,因受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挤压,其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不少已经濒临消亡,故而它自然也成为了“非遗”保护关注的对象。仅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涉及少数民族歌谣的就有十余项。

在此语境下,学者对于歌谣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积极与政府或商界合作,参与非遗项目的文化开发,为民歌的保护和传承作出努力。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广西壮族的歌圩研究。例如,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的“春晓岩歌圩”早已有之,但从2003年开始,由于对文化旅游和非遗保护的重视,政府主导了对敢壮山的开发,他们将传统歌圩改造为融歌圩活动与纪念壮族先祖布洛陀的祭祀仪式为一体的旅游文化节。对于这一转变,诸多学者都给予了关注。既有人撰文,从敢壮山歌圩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来考证其作为“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合理性;也有学者从壮族民间宗教和民族文化重构的角度出发,对敢壮山歌圩在宗教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和影响开展研究;另外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如何进行旅游开发加以探讨。

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对非遗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例如,有学者指出,一方面,在急功近利的心态驱使下,很多歌节、艺术节的组织者只关注活动的经济效益,而对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核却不甚关心或敷衍了事;另一方面,不少人对民间文化缺乏了解,持有偏见甚至否定的态度,因而宣扬歌圩的社会氛围也远未形成;此外,“在乡村,由于现代文化娱乐设施和教育水平明显滞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真空”。也有学者从学理上进行过分析,例如马知遥指出了非遗保护中的三种悖论:第一个悖论是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其生命的努力与在保护过程中外界强大的介入力致使遗产遭受了原生性的损坏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悖论是一心维持遗产稳定性的愿望与民间文化变异性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由此导致文化空间保护中,对于维持原生态的执着追求不仅没有提高遗产的生存质量反而使对象本身陷入了困顿;第三个悖论是非遗保护中存在着不少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主导者或是期望一项长期的系统任务在短期内完成,或是生硬地在遗产保护中植入商业开发项目,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边缘化、濒危化,甚至丧失了其固有的文化品质和本真性价值,致使保护成为破坏。此外,刘守华、乔建中、杨民康等人也曾撰文就非遗保护与民歌传承的关系展开讨论。

4.经济建设时期官方话语对学术话语的影响。由上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时期,官方话语对学术话语的影响如同之前每一个时期一样,依旧是深刻的。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影响是隐性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已经渗透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文化发展也没能幸免。此时官方话语对学术话语的影响,相较于之前,显得更为“润物细无声”。虽然当前的学术研究,尤其在民歌研究中,执政者并没有为研究划设过多的限制,但政府手中的“经济指挥棒”,却在无形中鼓励着更多的学者将精力投入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文化产业研究中。

因此,我们能发现,包括少数民族民歌在内的众多文化事象,都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被重新包装后,示于众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各地政府使用最多的口头禅。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学者的参与自是必不可少,或是为政府背书,或是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当然,亦有学者作出反思和忏悔。

五、结语

在考察西方文化史时,福柯曾提出过“前话语”的概念,意指“某种不属于序列秩序的‘前序列’,某个术语本质沉默的‘前话语’”。他认为“前话语”并不细述某种思维或某种意识、或者表达的体,甚至也从来不是完全必要地记述在话语中,但是它们标志着话语某些层次,确定着某些规则。在此基础上,刘波在考察我国民间文学研究历史时,又提出了“典型话语”的概念,他认为“典型话语”是话语的边界和原型。它构成一种既敞开又封闭的特殊系统。在这套系统中,话语实践都遵循特定逻辑的标准,它的单位虽然是陈述,但却是特殊的陈述,即具有命题的价值,命题的建构同时也执行了一定的限制,即都以一种系统趋合的方式,朝一种合目的性的目标演进。

回看20世纪有关少数民族歌谣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间的彼此勾连与相互影响。国家行为时而以“前话语”的形式构成学术研究的社会语境,如20世纪早期和末期;时而以强大的行政控制力,直插学术研究之中,以“典型话语”的形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如抗战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梳理这百年来的研究历史,并非要主张脱离政治的学术,因为学术不可能和政治绝缘,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话语所享有的转圜空间比其自身研究的对象还少。梳理这一过程,只是希望学者们在从事少数民族歌谣搜集、研究和保护时,对自身工作常怀反思之心和批判之勇,至少不能让我们的立场伤害到我们所要保护的文化本身。

作者简介廖元新,男,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万建中,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俗史、民俗学理论和民间文学。

(原文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注释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