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近:中国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中的生态女性意蕴解读——以梅卓的《太阳部落》为例|论文 发布日期:2019-01-19   作者:胡永近   点击数:1278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

  胡永近:中国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中的生态女性意蕴解读——以梅卓的《太阳部落》为例|论文



中国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中的生态女性意蕴解读

——以梅卓的《太阳部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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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阳部落》是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结合文本,分析在男权制语境下自然与女性、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发现自然和女性面临相似的境遇,即处于被奴役和被歧视的地位,并由此来管窥藏族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小说旨在从根源上消除男权制下的“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为构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双重和谐提供精神与文化层面的支持。

关键词: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生态女性意识;男权制;双重和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族当代女性文学方兴未艾,硕果累累,引起了众多文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研究者从多维度多视角来审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有的学者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创作产生和发展的几大要素;有人关注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及其前景;有人对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综述;有人对单个藏族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专门研究。纵观这一时期的作品,藏族女性作家更多的是表达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民族意识、社会历史生活、宗教和自然等等。本文拟以藏族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梅卓及其作品《太阳部落》为例,试图探究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旨在呼吁从根源上消除男权制下的“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为构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生态意义上的和谐提供精神和文化支持。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藏族当代女性文学

(一)生态女性主义

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于1974年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生物性别角色与大自然的四季更迭、孕育万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二者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即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自然受人类统治,而女性被男性歧视。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由女性来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实质在于揭露男权制,尤其是价值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等奴役女性和自然的理论基础,把女性解放和生态危机的解除统一起来作为最终目标,认清“男权制”生态观的本质,推翻其对自然和女性的统治,从根本上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思潮才在中国开始兴起。

(二)藏族当代女性文学及其发展背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藏族文坛主要由男性作家统领,藏族女性作家几乎处于边缘地带;相应地,藏族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主要由男性作家创设,因而始终被禁锢于程式化的社会性别角色模式中。随着社会体制和社会语境的转变,藏族女性生存境遇得到改善,现代民族教育的大力推行与普及以及女性社会角色的多元化等启迪了当代藏族女性作家,激发了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促进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和自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女性文学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女性作家的写作焦点转向女性自身和深层的理性反思。女性作家开始试图摆脱存在几千年的男权至上的性别文化和男性话语的束缚,并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的支持和观照打破既定的性别等级秩序,建立新型的、丰富的性别文化审美观,以期在文化领域获得真正性别公正。西方女性主义的渐进,为女性文学试图改变和消解男权制度提供了一种可能,发挥了恢弘的微效应作用,而这一大背景为藏族女性文学的同期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益西卓玛作为20世纪80年代藏族女性文学的首位书写者,其短篇小说《美与丑》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拉开了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的帷幕。随后,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藏族女作家,如央珍、梅卓、格央、白玛娜珍、尼玛潘多、完玛央金、严秀英等等,她们在藏族女性文学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相关领域获得多项殊荣。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的实质是一种“藏族女性叙事”或“藏族女性书写”,是由作为创作主体的“藏族女性作家”基于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视角来对藏族女性命运、情感及自我觉醒等进行关怀的一种文学现象。

二、梅卓及其作品《太阳部落》简介

梅卓,青海化隆人,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作家、诗人,第二代藏族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于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有散文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麝香》和长篇小说《太阳部落》等。《太阳部落》初版于1995年发行,是梅卓的长篇处女作,获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文学创作新人奖、第五届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太阳部落》中,就叙述话语而言,梅卓选择成为隐含作者,摒弃极具主观色彩的自叙传形式,转而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以求中立、客观的创作效果。当读者深入到文本之中,总会看到一个或清晰或隐晦的女性视点。这一女性视点,就是作品隐含的女性立场,即作家的叙事策略更能表述其真实含义。梅卓刻画了性格各异的女性群像,有的隐忍顽强,有的敢爱敢恨,但大多都难逃命运的捉弄。通过考察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深刻揭示藏族传统文化对藏族女性生命体验的规范和束缚,对女性自身进行了反思,标识其女性主义的立场。与此同时,梅卓在小说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悲悯之心。

三、《太阳部落》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二元论’中,男性体了‘人’‘性’和‘理性’的一面,而女性则代表着‘自然’‘动物性’或‘情感’,因而,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彼此是充满敌意的。”在此,“男性”是生态女性主义意义上的“人类”,而“女性”则为“自然”,男性是女性与自然内在关系的联结。

(一)男权制下自然与女性

《太阳部落》中的自然美与女性美及生命观的和谐统一。小说在开篇就对安多地区的土地和水草进行描写,“此处兰似帝青色光芒,恍如日融太空碧苍苍。举目远眺四周无边际,其深难测入海乐洋洋。”生活在这种绮丽的风景中的女人亦是美丽的,如“美轮美奂”的伊扎老千户夫人、“艳丽、优雅、柔弱无依”的耶喜、“仙女般”的桑丹卓玛、“眼波粼粼”的雪玛等,这些女性的美与自然的美相辅相成,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女性与自然相融的美妙画卷。另外,藏传佛教中的轮回转世的生命观与自然界的四季更迭相得益彰,如雪玛因为失身而自杀,生前反复提到来世再与夏仲益西再续情缘等,这种生死轮回的生命观与自然的四季更迭变换极为相似。

《太阳部落》中的自然与女性之间相似的生命体验,具体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自然与女性相似的境遇。伊扎部落和沃赛部落常年发生的冲突和战争破坏了自然,“伊扎正在饱尝洗劫…伊扎部落同沃赛部落一样,即将成为一片废墟……。”当地族人向大自然索取食物,随意打猎,杀生,打破了生态平衡。同样,藏族女性深受宗教和男权的双重压迫,地位低下,“在藏历六月十五日,这是个吉祥的日子,也正是人们背经转神山的日子……阿妈君日神是一位女性神山,但却绝对禁止女人上去参加祭祀活动,祭山是神圣的,而女人只能带来晦气,只有男人才能完成这种既崇高又神秘的活动,所以在伊扎的女人,几乎没有人上过阿妈君日神山。”第二,自然与女性之间惺惺相惜之情,前者对后者有疗伤作用,后者亲近前者,心怀痛惜之情。小说中自然对女性的疗伤有多处体现,如桑丹卓玛每每觉得落寞的时候,就会来玛冬玛河北侧岸的林带后面的山洞里哭一场,“她双目环顾,四壁上长满了母亲的眼睛,母亲说,你哭吧,你哭吧……她就来哭一场,对着满壁的母亲,对着自己想象出的母爱。”在桑丹卓玛的眼里,自然幻化为她的母亲,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桑丹卓玛所处的种种不幸和委屈才得到释放,内心得到平抚;在情人洛桑达吉离开后,桑丹卓玛由于饱受相思之苦,她边听歌者唱着悲恸的情歌,边思念着洛桑达吉。在月光的照耀中,桑丹卓玛幻想爱人真的来到她的身边,对她诉说衷肠,大自然的月光在某种程度上对桑丹卓玛的悲恸起到了缓解治疗的作用。小说还写道:“阿琼的眼睛转向土地时,土地黑得透亮,转向森林时,森林绿得晶莹,转向蓝天时,蓝天蓝得清澈。她转动她的眼睛,使大地充满生机。”表现出女性对自然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严总兵打算让沃赛和伊扎反目成仇,他从中得利,于是作者写道:“此时,严总兵的眼前浮现出的是伊扎的山山水水,那是他即将要去的地方,他要让伊扎部落同沃赛部落一样……”他还畅想占有伊扎的草场、土地、牛羊,他对自然的掠夺和占有就像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肆意的侵凌,对此,作者流露出悲切的担忧和同情。梅卓对自然的描写实际是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一种延续,通过对女性心理情感的审视和对自然、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来表达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女性生命体验的关注。

(二)男权制下女性与男性的关系

梅卓在《太阳部落》中塑造了多组复杂的男性与女性关系。比如淡泊名利、权势和金钱的耶喜,在新婚初夜,她和管家完德扎西有这样的对话:“‘完德啦,你喜欢我吗?’完德扎西轻叹道:‘呵,是的!’夫人泪流满面,她说:‘你能带我走吗?’完德扎西说:‘什么?’她说:‘离开伊扎,我们离开伊扎,你带我上哪儿,我就跟你上哪儿。’完德噤若寒蝉。”完德扎西在占有千户夫人的身体后,却无法满足她精神上的诉求,任由他的情人身陷苦海,也反映出耶喜内心的柔弱无依。又如索白老爷家的厨娘万玛措,她从索白家为丈夫带回了一些财宝、一头驴子,甚至一个索白封赏官位,而“扎西洛哲高高地站在炕上,蔑视着渺小的妻子,他重复刚才说过的话,他不肯放过他先知式的预言。”在极度绝望之余,她义无反顾地同卖丝线的小贩私奔。与此同时,梅卓也选择性地给予了处于社会主体地位的男性一定的人文关怀,比如对千户的独生子,戒指移到了表兄索白的手指上,便知道父亲的城堡、土地和所有的权利也同样移到了索白的手心里。惊醒了的嘉措顿时便明白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此刻,梅卓对嘉措的境遇是同情多过考问的。在父母双逝,荣华尽失的情况下,嘉措孑然一生,带着现实给予的伤痛出走,后来娶了桑丹卓玛,生下女儿香萨,但他并没有因此安定下来,承担起家庭职责,而是选择抛弃妻女,离家出走,把他的不幸转嫁给了他的妻女。这些都是对男权制度背景下男女关系、女性人物命运的真实写照。

梅卓用女性的笔触让那些男性在小说的结尾进行了良心和道德的自我责问,如完德扎西因为妻子措毛的意外,用生命作为献祭来进行忏悔;扎西洛哲在妻子万玛措与人私奔后,充满了痛恨地追忆过去,追忆那个离他远去的女人;又如夏仲益西和雪玛相互心生爱慕,但他的软弱无能把雪玛逼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他自己最终通过皈依宗教来进行灵魂自我救赎;再如索白,纵情一生,追名逐利,到头来却对桑丹卓玛爱而不得,发现没有一个暖心的人,这是他用卑劣的手段逐名逐利、玩弄女人、亵渎感情的下场,体现了藏传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梅卓对女性的命运摆出了救赎的姿态,在文本结尾,提供了机会,让男性进行良心和道德的自我考问,但来得迟了些,于事无补。同时,也从侧面揭露那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又源自其精神和经济上独立性不够,精神上过度依赖于男性,尽管她们具有或隐忍或抗争的意识,但依然无法摆脱男权至上的禁锢,无从改变被男性奴役和身心变向控制的命运,因而无法获取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公正。

三、结语

就时间而言,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95年左右,适逢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春天,这种不期而遇可谓是生态女性主义对藏族当代女性文学中的自然和女性命运的终极人文关怀。生态女性文学不光关心自然和女性,也关怀男性,关怀人与自然、男女两性的和谐,这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重视女性叙事、力求冲破男权制藩篱的藏族当代女性文学以它独有的视角来为藏族女性与自然争取话语权。这样,藏族当代女性文学顺理成章地和生态女性主义结合了起来,它们从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中寻找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理论参照,并丰富了其精神内涵。

《太阳部落》中的自然和女性都逃不脱来自男性统治下的歧视和压迫,然而梅卓给小说创造了个乌托邦式的结局。在小说的结尾,伊扎部落桑丹卓玛和情人洛桑达吉所生的女儿阿朵和沃赛头人的儿子嘎嘎在太阳石的指引下带着嘉措用木头雕刻的风马去衮哇塘投奔嘉措,那是个没有仇杀、贪婪的和睦的香巴拉。梅卓在小说中真实地再现了安多地区部落纷争所带来的悲剧,也再现了父权制思想给自然和藏族女性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创伤,表达了她对人与自然的和谐、藏族男女之间的平等的期望,以此来引起人们对自然和藏族女性的双重关注。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7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胡永近(1979-),男,安徽宿州人,2006年中国海洋大学硕士毕业,现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

文章推荐:卓玛(青海民族大学)

图文编辑:吴侠(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