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兴（1939—2014），回族，辽宁大连人。曾任《北京文学》编辑与中直某机关编剧等。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中长篇小说《使命与情网》《国际诈骗犯在中国》与《古墓里的笑声》，长篇报告文学《东方的道路——仉振亮和他的窦店村》与电视剧本集《风流才女》以及《柯兴文集》等。但特色鲜明、成就突出，且奠定其文学地位的，还是其长篇传记文学《风流才女——石评梅传》《魂归京都——关露传》与《清末名妓——赛金花传》等“风流才女—巾帼豪杰”系列。它们都曾多次再版，或被报刊连载、被电台广播连播等，因而影响广泛。其中《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于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光明日报》同步连播、连载后，“上百家的电台相继进行连播，许多报刊进行连载，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次连播，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陶然亭公园里‘高石之墓’前的凭吊者陡然增多。以后，每当清明节这天，高石的墓畔总是拥满了前来扫墓的人，向当年红颜姣美和翩翩多情的英雄致不尽的缅怀和哀悼。”同时，它还荣获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1994年）与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奖（1995年），至今已有多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是我国当代销量最大、读者最多的图书之一。

　　究其柯兴传记文学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题材的独特与“庄重”，即传主人生的传奇、命运的坎坷与爱情的圣洁。其中《风流才女》虽名为“石评梅传”，但实际上几乎可视为石评梅与高君宇的合传。因为，作品的故事主体是现代“梁祝”——“高石之恋”。但不同于古代“梁祝”的是，其主人公并非传统的才子佳人，而是现代革命家与作家，因而其内容除“爱情”外，还有“革命”与“事业”。即高君宇是与李大钊等同时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活动家，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红娘”；他与李大钊一样，也是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也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五四”时期与中共早期的许多重要革命活动。石评梅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著名女作家之一，而且是“五四”时期的革命青年与杰出教师之一：她不但创作了许多影响广泛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且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与庐隐、陆晶清、刘和珍与许广平等人一道，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邵飘萍领导下主编《京报·妇女周刊》，在北师大附中出色地从事教学与学生工作。然而，除“青年”革命家与作家的“事业”辉煌外，更令人感佩的是他们“爱情”的传奇与圣洁。即石评梅因初恋受伤，就笃守“独身主义”，拒不接受高君宇的真诚爱情；后虽被高的真情感动，但也只在精神上接受而不与之结合。而高则始终不离不弃，相反更理解、同情和关心评梅，直到其英年早逝而痴心不改。君宇之死使评梅心灵震撼、痛不欲生，也使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爱全部献给死了的君宇，并决心以走君宇之路来纪念他。因而她坚持到君宇墓前挥泪祭洒、悼亡追悔，表示和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如此3年后，评梅终因悲伤过度而病逝，死时年仅26岁。友人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她与君宇并葬一起。此事在京传为佳话，经久不衰。总之，“他们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千载难逢、万年少有的金坚玉洁的生死恋情，是他们用生命谱成的一曲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高、石的爱情虽然像闪电、像彗星般迅逝，但它永远放射着凄艳动人、璀璨夺目的美丽光芒！”正是如此，作者的选材“别具慧眼”，作品“开拓性地弥补了现代文学历史与现代人物传记的一个空白”。

　　《魂归京都——关露传》的主人公关露，不但也是著名作家与诗人，而且更是集革命和爱与美于一身的“风流才女”。她与王炳南的爱情虽没有“高石之恋”那样浪漫、圣洁，但其人生经历与悲剧故事却更具传奇色彩，也包含着更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内容。即关露不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共党员与“左联”战士，而且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著名女作家，她创作的电影《十字街头》中的插曲《春天里》曾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然而，这样一位广受追捧、前途无量的美女作家，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却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打入汪伪魔窟，策反有着“76号”魔头之称的李士群；后又到日伪主办的《女声》社搜集情报。由于地下“特工”的保密要求，她不得不忍受亲朋误解，承受“汉奸”骂名，牺牲名誉、爱情与文学创作，而长期生活在紧张、危险与孤苦之中——她曾因亲朋误解而痛哭，因生活贫困而卖血，因敌人怀疑而险遭危害等。后虽经努力而到了解放区，其工作业绩与历史贡献也得到潘汉年等领导的充分肯定，但却因江青炮制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案”的牵连，以致两次被捕、坐牢10年、蒙冤27年。新时期后虽被平反昭雪，但终因身心疲惫，不堪病痛，而在孤独与悲苦中自杀身亡。

　　《清末名妓——赛金花传》中的赛金花更是风华绝代的传奇美女：其知名度更高，其经历更坎坷。她早年随丈夫洪文卿作为欧洲四国钦差大臣夫人出使欧洲时，以其惊艳才貌与出色外交轰动一时。但回国不久洪文卿死后，她却被洪家赶出家门而重坠风尘。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她凭借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等人的私谊旧情，不但于洋人枪口下拯救了众多百姓，而且使原德国公使夫人等放弃慈禧偿命、皇上请罪等要求而使条约得以签订。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有大功于国家与人民的巾帼豪杰，皇宫贵族等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脸面”，却卸磨杀驴，将她先关进监牢，后赶出北京，使其走投无路，再堕风尘。晚年，她为真情爱人魏斯炅守节，宁可贫困潦倒也不再重组妓业，最终在孤独、悲苦中死去。总之，赛金花这一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与弱女子，以其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对历史有承担，对人民有大爱。但其一生却大喜大悲、大起大落，饱经世态炎凉；她误坠风尘而不自贱，追求真爱得而复失，渴望独立、自由而不可得，其坎坷经历与悲剧人生令人感慨唏嘘。

　　二是主体的“虔敬”与投入。即作者的写作，不但态度严肃、准备充分，而且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倾注其深沉的爱憎情感，秉持其鲜明的正义良知。正如有人所指出：《风流才女》“虽然着墨近年，但积累与思考久矣”，其主要动因，是其“独特的情感意蕴”，即：从对英雄的景仰与“对小学启蒙教师的怀念之情，到读了石评梅作品和邓颖超同志的题语，如果没有这一条数十年积累的挚爱的情感线，我想，柯兴也许不会写《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即使写了，也不会是一部盈灌着激情、柔情与诗情的成功之作的”；作品“不仅仅对人物，即使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也是一丝不苟的，连石评梅和师生一起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北上的孙中山大总统那一天的天气形势，他也查阅了鲁迅先生当天的日记、当时身为京畿总司令的鹿钟麟的回忆录等资料”。而从《魂归京都——关露传》与《清末名妓——赛金花传》中，我们则更明显地感到了作者主持公平正义、恢复历史真相，以及为被损害、被侮辱者平反昭雪的主体情感与鲜明倾向。因此，在作品中，作者不仅满怀深情地抒写了关露对革命的无私奉献与牺牲，以及赛金花的历史担当与人间大爱，而且为她们的不幸遭遇与人生悲剧而愤慨不平。正是如此，作者对造成她们悲剧的制度、文化与个人，进行了严肃的历史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对赛金花，作者不但未迎合世俗而细写其卖笑生活，而且满怀同情地抒写其屈辱、痛苦与无奈，并对她的真情追求与人间大爱表示由衷敬意，而对其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陆润庠、柴仁潘、奕劻、曾朴等封建官僚与世俗小人，则进行无情揭露与鞭挞。

　　三是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突出的文学成就。正是由于作者满怀对英雄的景仰与对先贤的怀念，以及对正义良知的秉持与追求，因而作品感情真挚、意蕴饱满、人物鲜明、成就非凡。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描写、抒情与议论的有机结合，人称、视角的自由变换，诗词、曲赋等的灵活运用，尤其是人物心理的细致揣摩与浓郁的哲理诗情等方面——或者说，正是通过以上诸多艺术手法与形式，作品才使其传主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感人。如《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不时出现类似文字：“啊，君宇，我要跪在你的面前忏悔！我要告诉你，是我害了你！是我扼杀了你的爱情，扼杀了你年轻的生命！我知道忏悔了，君宇！”“君宇，你安息吧！我一定把我的眼泪，都流到你的坟前，直到我死；我一定在你的灵魂面前，忏悔一生，直到我的魂儿追上你！”

　　《魂归京都——关露传》也是这样：不但继续融抒情、议论与描写于一体，以诗词曲赋与哲理诗情等凸显其文学功力，而且更内蕴着反思历史、批判现实与干预政治的主体倾向，因而其风格也更凝重、沉郁。如作品写关露第一次被关押、审查时的情景与心理：

　　关露站在隔离室的窗前，孤零零的，久久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月儿出来，到月升中天，到残月西斜，她还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她都想些什么呢？她什么也没想。她只想等来王炳南的信，能等到王炳南来苏北的消息。

　　呃，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她也想写封信寄给王炳南，告诉他她现在的处境，她对他的思恋！可是，唉，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又如，作品写晚年关露住在北京香山脚下时，每天晚饭后都漫步到卧佛寺，在卧佛前静立、沉思。由此，作者联想到半个世纪前，还是少女时的关露，曾经在南京卧佛寺的神佛面前虔诚地祈祷，企求神佛保佑她一生平安，因而笔锋一转，如此抒情、议论与诘问：

　　但是，不知苍天是爱才还是恨才！既然把一颗终生酷爱写作的心和过人的才华赋予她，却又为什么把她推到大灾大难的深渊里，让她无休止地接受审判？为什么让她在监狱里风雪愁怀一年年，白白空耗掉她的生命？

　　神佛，不知你是普度众生，还是坑害人生？关露曾经虔诚地祈求你保佑她一生平安，为什么你不呵护她？你不是佛法无边吗？为什么一丁点儿怜悯之情也不给她，让她终生经受折磨，饱尝苦难？

　　而《清末名妓——赛金花传》写到赛金花在接连失去女儿与母亲等至亲后，她的真心爱人魏斯炅又去世了。这时，作品转用第二人称，连续以6个“哦，魏公！”开头的抒情段落进行排比、哭诉，从而将传主的悲痛与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哦，魏公！

　　你为什么早逝，魂归天涯，使你我人天相隔？哦，黄土！你为什么要把他掩埋？你知道，你掩埋了我的知音、知己、知心吗？

　　哦，魏公！

　　在你的这座孤清的新坟里，不仅埋葬了你的尸身，也埋葬了我寻觅天涯也难以找到的真情啊！

　　哦，魏公！

　　只有你理解我，同情我，敬重我，把我当着（作）平等的人！为了这，为了敬重你，为了表明我对你至死不渝的爱心，哪怕我冻死饿死，哪怕我孤独穷苦而死，今生今世也永远与妓业断绝，心底里永世保有对你的情爱……

　　最后，还须指出，柯兴的“风流才女—巾帼豪杰”系列，在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尤其是传记小说的创作与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们有的（如《清末名妓——赛金花传》）虽写历史事件较多而显得不够紧凑，但其独特而庄重的题材（传主）选择，鲜明而深沉的主体介入，尤其是在其“以人带史”中大胆运用小说、诗歌等多样艺术，却为我们提供了值得认真借鉴、总结与研究的重要范本。

　　章罗生（1954—），湖南韶山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和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其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纪实文学。已出版学术专著《老舍与中国新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与《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等6部。在《人民日报》《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国各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及其理论意义”与“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目前正进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期纪实文学四十年》的研究与写作。其成果获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2012），第三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等奖（1996），第九、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4、2014），第十届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0）和第九届长沙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