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强：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围绕“Ethnography”翻译的人类学学术论争 | 论文
发布日期：2018-11-29 作者：徐义强 点击数：5276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扩展，“民族志”概念的译义已经产生各种误解，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和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继续使用“民族志”一词将不利于人类学学科的普及与壮大。“Ethnography”包括了实地性、描述性等田野工作的基本特征，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Ethnography”翻译为“田野志”较为理想。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反映了学科演变的脉络和研究对象一步步延伸的趋向，更是人类学研究理念上不断更新的标志。
关键词：人类学；Ethnography；民族志；田野志
一、问题的提出：从民族志的误会说开去
近些年来，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中的核心语词“Ethnography”，学术界有不同的翻译意见，本文即围绕“Ethnography”一词翻译的学术论争，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众所周知，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般将“Ethnography”约定俗成地译为“民族志”，但对于二者以外的非专业人士乃至大众而言，这个词会引起歧义。例如，以下对话情景：
甲（非专业人士，如新闻记者）：你经常到乡村调查，是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乙（专业人类学者）：我打算做民族志工作和调查。
甲：哦，既然要进行民族志调查，那么你研究的是哪一个少数民族？乙：我去的是闽南汉人村落，并不是去哪个民族地区。
甲：咦？不是叫民族志吗？去汉族村庄调查也可以叫民族志吗？真是令人费解……
以上是模拟的一个对话场景，虽为虚设，但其类似情景也确实曾经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至少我们从脱口发问的对话中可以发现，“民族志”一词在专业与非专业领域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对于“民族”一词的理解。因为在我国，一般而言，如果说到“民族”，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比如“民族画报”“民族团结”“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报”“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等说法，其潜台词里是不包括汉族的，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刻板印象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顺着这一逻辑，“民族志”一语也极易让人联想到仅仅研究少数民族，换言之，“民族志”的提法很容易把研究对象牢牢地局限在民族区域或是少数民族。那么以上情景对话中“我在闽南汉人村落里做民族志研究”这样的说法及“汉人村庄民族志”的确让人费解。由此说明，用“民族志”来囊括当下民族学特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勉为其难了。虽然民族志一词已经成为习惯用法，但存有一定误解，至少对于人类学学科向公众普及就带有不利的一面，是到了重新反思的时候了。
可以说，正是“民族”一词的翻译带来了“民族志”的困惑。正如王铭铭指出的那样：
“民族志”字面上的意义，始终未能充分体现其方法学的丰富内涵，个中问题来自歧义杂处的“民族”一词。“民族”这个词被译为汉文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国内之“民族”既指“国族”（具体说，“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又指“少数民族”。
从这段文字的分析里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一词所具有的特定时代性以及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因此，以民族开头的民族志产生各种误解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与民族志相近的“民俗志”一词，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民俗”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大家都有较为统一的认识。
既然导致误解的根源在于“民族”一词本身，因此，我们应该简要梳理一下“民族”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对其前世今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民族”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汉语体系里是缺失的，与之勉强接近的恐怕就是“天下”概念了。只有到了近代列强入侵，救亡图存之际，民族与国家的意识才觉醒了，比如革命先驱孙中山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民权、民生”“五族共和”等口号，用以反清反帝，并且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把“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学”，尤其是他发表了著名的《说民族学》一文，使“民族”“民族学”逐渐走入世人的视野。1949年后，主要受苏联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四大特征和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在此框架下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孙中山到斯大林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这一演变历程决定了民族这个词在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在认知层面上，“民族”特指少数民族。在实际层面上，则过分强调“民族性”即民族差异、民族特色和民族自治。不少学者认为过分强调民族差异可能会对国家统一、和谐与稳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到了21世纪的今天，“民族”这一概念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对此进行过反思，比如马戎教授就呼吁应该逐步用文化意义上的“族群”概念来代替“民族”。
“Ethnography”一词由“ethno”和“graphy”组成，源于希腊文，“ethno”有种族、民族、人群、文化群等意思，而“graphy”是绘画、图像、记录等义，翻译为“志”较为准确。整体来看，把“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志是直译并非意译，这与蔡元培先生把“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学”有很大关系。据学者介绍，在蔡元培之后，“人类学者林耀华、凌纯声等人开始使用‘民族志’来指区别于‘偏于比较’ethnography（民族学）的ethnography”。并且，把“Ethnography”固定性地翻译为“民族志”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有学者指出：“《民族译丛》编辑部于1987年专门召开‘民族研究术语译名问题座谈会’，会议决定拟用‘民族志’和‘民族学’为译名。”“民族志”一词的翻译历程，清楚地表明该词汇在翻译过程中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民族学”与“民族志”这两词的翻译中都把“ethno”直接理解成了民族而没有理解为人群或文化群。这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欧洲并没有什么问题，一个人属于某个民族与属于某个国家没有区别，但是在多民族的现代中国，这就出现问题了。按照字面理解，民族志就是对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记录研究，因此，一位研究者跑到一个闽南村庄或一个工厂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就可被理解为“到一个闽南村庄或一个工厂做一次民族文化调查”，这不是很奇怪吗？可见，在中国语境下，“民族”的包含力比较有限，尤其是在目前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大得到扩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民族志”这个词与民族学本身也有关系，一开始，西方人类学研究的确是从未开化的蒙昧社会开始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殖民地色彩。但是后来逐渐发生改变，从蒙昧社会进入到开化社会了。然而，关于“民族志”的翻译主要还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尤其是研究对象仅限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志”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研究对象与民族有关，但现在人类学不少研究对象和狭义的“民族”没有关系，人类学民族志已经大量进入汉人研究以及都市乃至国境之外，例如对都市的移民、贫民、弱势群体等进行研究，大大超越了狭义民族的范围，相关学科有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更甚者，人类学研究对象还从实体走出，已经出现网络人类学和微信民族志的研究。我们谨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毕业论文选题为例来看，近几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有《从难民到公民——花都华侨农场越南归难侨身份变迁的人类学研究》（2009）、《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2005）、《保龙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沿线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2008）、《监狱亚文化研究——以珠江三角洲监狱的人类学研究为例》（2008）、《深圳义工及其组织——对深圳义工的人类学考察》（2007），硕士论文则有《“草莽”艺术家的新兴社区——对北京宋庄艺术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2008）、《昆明的婚纱摄影：视觉、身体与消费》（2008）、《肾脏移植、身体与文化——云南昆明肾脏移植的个案研究》（2007）。这些论文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如天涯虚拟社区、微信、越南难侨、高速公路建设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监狱、深圳义工、艺术家的新兴社区、昆明的婚纱摄影、昆明医院的肾脏移植。试想一下，对于这些已经获得学位的人类学选题，说它们做的是民族志研究，或者通过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尤其是到监狱和医院做民族志调查，这些都会让非专业人士觉得奇怪。因此，笔者认为继续使用“民族志”一词必将不利于人类学学科的普及与扩展。
从“民族志”的误会，我们可发现“民族志”在新时期已产生一些异议，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和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提法到了应该修改的时候了。
二、Ethnography的基本特征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修改？若修改，又该沿着怎样的思路思考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对英文里“Ethnography”的准确理解和界定，只有把握住“Ethnography”的基本特征，厘清其内涵、外延与边界，才能对关于它的各种翻译进行评价。也即，翻译之词最大限度地贴近了其英文本义，就应该成为一个判断与筛选的金标准（Goldstandard）。
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为“Ethnography”下的定义是“以第一手观察为基础对一种特殊文化的系统描述”，并对其性质有以下解释，“民族志的性质大致是描述性的，它为（有较多理论志向的）民族学家提供基础数据，然后民族学家就可能利用这些数据，通过把一种文化的某个特殊方面与其他文化中的相同方面做比较而对它加以研究”。而在百度百科中是这样解释的，“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归纳其特征至少有：第一、实地性。强调实地调查，也即走出书斋的“野外性”，有别于足不出户的“摇椅上”的人类学研究。“Ethnography”一般不包括历史文献查阅基础上的工作。第二、描述性。民族志是关于文化的描述，强调对调查的数据和资料使用“白描手法”进行书写（即哈维兰上述所言的为民族学家提供基础数据），同时尽量少做理论分析与评述（不是说人类学不需要理论，而是说分析研究是另外一个阶段），也即“去理论化”，目标是完整再现当地“土著”文化形貌。蔡元培先生1926年在《说民族学》（《一般》杂志第１卷第12号）一文中，在描述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关系时就认为民族志是民族学的描述层次，民族学则是一门比较的学问。可以说，目前民族志的描述性特征已经得到人类学者的一致认可。第三、民族志的形成既然必须建立在田野工作之上，也就具有田野工作的一些共同特征：长时段性、参与观察、居住体验、第一手资料，等等。
在人类学史上，较为经典的民族志有：《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安达曼岛民》（拉德克利夫－布朗）、《努尔人》（埃文思－普里查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玛格丽特·米德）、《江村经济》（费孝通）、《金翼》（林耀华）、《林村的故事》（黄树民）等等。这些著作中，前一部分如《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努尔人》是早期民族志，都是在蒙昧社会长期田野调查的结果，而《江村经济》《金翼》已经是对文明社会的研究，《林村的故事》则属于当代“个人生命史民族志”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我们当下所理解的“民族”一词似乎都沾不上边。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民族志具备以上所概括的民族志的基本特征，而反观马林诺夫斯基的名著《文化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就不能归为民族志了，因为这些属于理论建构和分析研究，与民族志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
三、关于“Ethnography”不同翻译的比较
不同的思路得出不同的答案，现在我们借助以上所归纳的“Ethnography”的基本特征来对不同翻译略作评价。
首先，“Ethnography”一词最早被翻译为“人种志”，受到较多的质疑，现在人类学基本上已不用这一提法。“人种志”主要研究对象是体质人类学并且带有一定殖民色彩，在此不再多加评论。倒是不少其他相近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积极从人类学借鉴其独特理论方法，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即是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方法。在教育学界，有学者认为“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大致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但是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借鉴没有深入理解便直接沿用词典翻译或者古典翻译，继续使用人种志、人种学等概念，因而造成误会。例如冯增俊、万明在教育人类学的教材中仍然使用了“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的提法，由于是基础性教材，可以想见这将会给后学者带来极为不利而困惑的导向。我们也发现不少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论文亦沿袭此说，有学位论文就冠名《农村留守儿童入学历程的人种志考察》，细读论文即发现其研究主题与“人种志”或体质人类学没有丝毫关系。而一些论文干脆自己翻译为“教育俗民志”，不过之后也有一些学者改为“民族志”，反映了新的趋势与改变。在传播学界，一些传播学者也使用“传播人种志”“传播人种学”的说法。诸如此种乱象，正好说明“Ethnography”亟需准确的、统一的中文译词。可以想见，倘若人类学、民族学自己都没有对其最基本的学科概念——“Ethnography”形成一个规范的译词，那么，其他相近学科在借鉴时又将是何等的无所适从。
其次，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以叫“群志”，这是一个简洁而略带有古典色彩的称谓，从词源上说，“ethno”有不同群体的文化之义，现在看来，这个概念最大的优点是强调了群，坚持了原义。所谓“三人成群”，这就道出了人类学研究社会整体文化的特征，也即人类学对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范式，人类学研究的文化一定是群体共同习得的产物。不过，人类学研究有时似乎也并不都是群体性的。例如，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围绕叶文德的个人生命史展开，这一经典民族志又能否成为群志呢？
除重视“群”这一大优点外，“群志”在强调群体性的同时，缺失了“Ethnography”基本特征中的调查性、田野性，换言之，该词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超越了“人种志”，但在研究方法的概括上存在不足。因为“群志”一词无法看出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动作”特征，而恰恰这一“动作”又是人类学的灵魂之所在，一个没有了“动作”的人类学家就成了“摇椅上的人类学家”（armchairanthropologist）。此外，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它不能准确地道出民族志忠实于记录、重视素描而不加个人评价这一“白描”“去理论化”特征以及长期性、参与性、第一手资料等田野工作的基本特征。换言之，“群志”从各方面看都是个好词，但却不是一个能反映人类学学科色彩的词，它反倒可能成为公共管理、社会学乃至心理学（尤其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专业词汇。并且，我们知道，“群志”比较容易令人联想到的是与之相关的“群学”概念，近代思想家严复曾经翻译《群学肆言》，这个词最早被严复当作社会学的代名词。基于以上考虑，“群志”在人类学界的使用和推广不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而且在用词上也略微陌生，一定时期内不容易为多数人接受。
最后，另有一些学者使用了“文化志”的提法，例如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对民族志提出质疑，认为“ethno”，在中文中译为“民族”，这实际上是不恰当的，比较贴切的译法应该是“文化群”，所以，“ethnography”的直接翻译应该是“不同文化群的志”，因为文化群的志包括不同民族、种族、各种族群的志；也包括了一个部落、村寨、公司甚至城市的志，因为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张小军还明确提到“当然，也有人讲用‘田野志’，但‘田野志’只强调了田野，或者还不如叫‘文化志’。”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比较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即民族应该翻译成“族群”，强调了文化的意义和群体含义，而且消除了“民族”等同于“少数民族”的歧义，但是，“文化志”与“群志”一样，民族志忠实于记录的“白描”“去理论化”的重要特征依然没有得到较好体现。并且，文化一词在人类学中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层次，但较多的是指后者，“文化志”也就容易让人理解为专指精神层面的研究。同时，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定义尚有不少争论，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据统计，“文化”有超过170多种不同的定义，既然“文化”一词都尚存争议且未能解决，“文化志”一词也难以准确界定。此外，“文化志”的提法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与各级地方文化部门编纂的地方文化志相混淆，如《楚文化志》《江苏省文化志》《山东省志·文化志》，等等。可以说，当下大众媒介对“文化”的理解更为复杂，“文化志”一词已被泛化、泛用，也就不再适合作为某一专门学科的专业术语了。
如果说以上的翻译意见发生的分歧主要集中在“Ethnography”中“ethno”的界定和“田野动作”的概括，那么，接下来也有学者对于其后缀“graphy”持不同的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Ethnography”应当翻译为“文化描述学”，并提出“如此译法不仅有益于文化人类学家以研究文化为己任的发展指向，重要的是有益于学生在学习文化人类学时对研究文化的理解，有益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训练”。笔者认为其合理性在于重视“文化”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也兼顾了“Ethnography”的描述性质，有很大的优点，是从词源意义上最接近“Ethnography”的译词。但不足的是，这个译词过于直白表述其义，少了一些韵味，也不够简练.“文化描述学”虽未能登大雅之堂，但其却提供了另外的思路。
我们看到，“graphy”的意思是“记录”，这与汉语文本中的“志”“志书”最接近，有学者指出：
历史上我们的老祖先就用“志”这种体例分门别类记录某一区域的风土人情、地貌物产等等。比如列国志、地方志等等。当然也有对某一种事情的志书，如食货志、地理志等等。
可见，“志”其实是很有中国传统和中国意蕴的最佳译词，极佳地弥补了“文化描述学”的遗憾。而且，如果将“Ethnography”中的“graphy”翻译为“学”似乎有一点偏离本意，因为，关键的一点就是，“Ethnography”不是一个学科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理念。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描述学”还是不尽如人意。
由是观之，笔者认为关于“Ethnography”的翻译，我们最好的思路还是回归到人类学研究本身来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本学科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个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的实地研究包括问卷调查、新闻访问都属于广义的田野工作，狭义的理解则主要用于考古现场挖掘和人类学调查，指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可以说，田野工作已经成为人类学者尤其是初学者入门的标志、穿越成年礼的门槛以及看家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英文是“fieldwork”，可见，“田野”二字基本上由“field”直译而来，这是十分形象的对人类学者调查工作状态的描述，“Ethnography”一词即是在田野调查的“动作”基础上的记录，就这二者关系而言，人类学者认为“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构架的源泉”，可以说，没有田野调查就没有“Ethnography”。因此，若将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描述翻译为“田野志”较为理想，它生动反映了通过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著作这一研究过程，以及“白描手法”的写作特征。张小军教授上述所言“田野志只强调了田野所以不太适合”，笔者恰恰想指出的是，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田野调查相关的田野志一般也不会引起类似民族志那样望文生义的误解，即田野志是去田间地头做研究，因为中文里的田野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比喻之义，指涉面较广，可以指一切走出书斋的活动。此外，这一词汇也很生动，大家都会明白。并且，如果把“民族志”换成“田野志”，在本文开篇的对话中，非专业人士对民族的误解也就基本不存在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使用了“田野志”的说法，例如庄孔韶、翁乃群、景军、陈刚等，这反映了学科理念的更新与视角的扩展。至于有的学者主张翻译为“田野文化志”，我认为加文化二字没有必要，而且人类学研究都会涉及到文化，似有多此一举之嫌。
也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心和顾虑，“田野志”只强调了田野会不会“丧失了人”，缺位了人的研究还能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吗？笔者认为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正如我们不必担心田野调查中“缺少了人”一样，田野志可以直接理解为田野中的记录，自然就暗含着作为记录主体的人的因素。倒是笔者略微多出的一层担忧反倒是田野本身，也即对于田野的理解应持一个较为广义的层次为佳，田野应泛指书斋之外（野外）的实地研究，包括对都市、医院、网络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
总之，关于田野志的担心质疑和误解也一定还会在非专业领域和专业人士中出现，但就此名词而言，只要田野工作仍被人类学者视作主要的研究方法，只要田野工作仍然被人类学者广泛认可，只要“田野工作”一词继续使用，则“田野志”一词就可以存在且不会丧失其活力。
四、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
对于不同的学术概念，有人类学研究者认为民族志是学界约定俗成的固定用法，反对其他用法，认为“民族志是经过长期充分争论、深思熟虑之后取得的一致看法，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研究的成果之一。近年来一些思考片面、改动定译、另造新词（译作‘文化志’、‘田野志’）的随意做法……只会‘顾此失彼’、造成误解或平白浪费精力”，“通过释义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更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学术概念的译名，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应该说，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尤其是老一代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人类学者，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曾经熟悉的“民族志”为何要被质疑。而且，我们也发现越是受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往往越是置身其中而不能发觉概念本身的利弊，因而持比较保守的看法。但若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一个学习人类学的人，在第一次从人类学教授或《人类学概论》那里得知“民族志”一词的时候，我们是否对它产生过一丝的怀疑或困惑？是否感觉有那么一点别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但由于这是学科规范的名称，虽然略觉有些奇怪和勉强，但还是愉快地接受并使用。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的是“民族志”一词难道就是从天而降并一锤定音的词汇吗？“民族志”一词的形成也是在对已有名词尤其是“人种志”的质疑中渐渐浮出水面，它本身代表着人类学学科的进步。其次，“民族志”一词具有永久的解释力和概括力吗？恐怕不尽然，以上论述就说明它已经出现问题并引起外界误会了。还有，对于已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一些“共识”，我们还能够继续讨论或质疑吗？学者所言的“另造新词的随意做法只会顾此失彼、造成误解或平白浪费精力”，情况真是这样吗？的确，我们应该看到坚守学科规范的必要性，以及更名对于学科的不利一面。但是，假若一个学术概念在新时期下已经产生异议或者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及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我们是否应该拿出点革新勇气来直接面对，来进行反思、探讨或者“另造新词”呢？笔者认为，成为共识只是已经取得不少人的认同，不是盖棺定论，真理越辩越明，没有论争，只会禁锢自己的活力，百家争鸣也决不会是平白浪费精力之举。
对于“民族志”这个概念，有些学者认为非常重要，“是经过长期充分争论、深思熟虑之后取得的一致看法，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研究的成果之一”，如果反思就会“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以至于影响到学科稳定。也有学者认为叫什么名称也许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中文翻译，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它在说什么。笔者认为，一个学术关键词必须要有明确的表述力和解释力，在这点上，是不应该随随便便的。但是，它又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学科的进展，而做出新的调整，如此的与时俱进，才能永葆活力。因为就人类学学科而言，一门对人及其文化进行研究的学问，一直就有着充沛的活力和开放的胸怀。
由民族志这个词，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族学一词，受欧洲的影响，中国也一直叫民族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学在中国基本上变成少数民族研究，比如这个学科大多设立在民族院校。以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的民族问题研究来看，几乎全部涉及少数民族，而不会有汉族地区相关的研究（虽然汉族恰恰是56个民族中最大的民族）。民族学是不是只研究少数民族？绝对不是，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获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位论文来看，研究对象已大大超过此空间限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所惯称的“民族学”一词已经无法包括华南的监狱、深圳的义工、昆明的婚纱摄影、都市里艺术家的新兴社区等新兴研究领域。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民族志”与“田野志”的不同，其实也正对应着“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不同理念与视野。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反映出人类学学科演变的脉络——研究对象及研究理念的扩展、更新。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应该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来看待这一问题。可以想见，目前，大多数人类学者在表述田野工作状态时还将继续使用“民族志”的说法，但随着时代变化，预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人反思并正视“民族志”本身的缺陷而愈加重视“田野志”的使用。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徐义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特聘副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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