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共存于“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学，其基本的文明形态本体是前现代的游牧文明，民族文学对文化西部的历史传承、宗教价值、生命伦理、生活形态、艺术美学的持守，成为地方性游牧文化的叙事基点，由此衍生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政治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张力叙事结构，并在文化关系主义的跨界层面，彰显出游牧文明在现代性语境下被重新构建的多维可能。

　　关键词：游牧文明；西部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形态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合法性地位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族群政治权利赋予之后，激发出民族作家的身分主体性自觉，并借助于族群生活经验、日常文化体验、民族历史传承、图腾宗教哲思以及地方知识，对文学的“本族性”进行夯实、构建和彰显的结果。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热衷于从特定族群的地域文化、族性文化、本土文化、人类学、宗教意识、民族主义等维度展开，它们是民族文学表征的“本质主义”内涵，对文学价值系统具有持久、深刻和内在的影响，且在历时性的“变”和共时性的“恒”的张力当中，造就了人的外在生活与内在精神的丰富面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学表达，已被纳入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秩序结构当中，国家意识、民族认同、都市蛊惑、大众狂欢、社会分层、个体自由等，都是文学表达民族主体性存在、观照民族文化境遇的话语场域，民族文化在与异质性权力主体的互动当中，构建着自我维度的包容、坚守、抗拒、溃散等多维面向，并随其所遭遇的“他者”文化的差异和流动，展示出动态性的“关系主义”特征。不仅如此，汉族现代话语的强势霸权和实践行动，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边缘位置，语言体系、文学理念、美学倾向、地方经验等小民族特征，成为其融入主流价值疆域的文化障碍，民族文学在共和国文学当中存在的差异性结构图谱，决定了文学权力主体实现对话的可能，但也宣判了文学异质性消弭的奢望。因此，少数民族文学所承载的文化内在性、所包蕴的美学形态范式、所企图的主体性确立，只能是在与“他者”境遇的相异、与“他者”经验的抵牾、与“他者”文化的并置当中得以清晰和成形，同时，民族文学的意义生产辐射性，也需借助于关系主义的语境视阈，才能审视到它在文化空间和结构坐标中的本体活力。

　　一、游牧文明：“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的文化本体性

　　虽然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统称含有对族裔美学性内在差异的遮蔽，但各族群共存于“西部”这一地理空间的现实，遵循着“以游牧为主体并兼有农耕的生产方式”，使之在自然风貌、文化圈层、社群秩序、宗教信仰等方面保存着完整和系统的自足性特征，并在文学表征领域呈现出对前现代“游牧文化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第一，中国地理结构的阶梯状特征，使文明格局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明共时并存的景观。西部作为多元文明并置的空间标本，其文化结构的独异就在于游牧文明参与到了文明格局的场域，内化为西部民族文学叙事的文化立场。其一，它有着充分的历史文化考古学依据。贺卫光以历史文献学、田野调查学、民族考古学等方法，曾对华夏游牧文化圈层进行过大致划分。循其游牧文化圈的界定，西部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都隶属于游牧文明圈的子系统，且是游牧民族的主体族群。其二，它有着历时性的文学传承脉络。西部民族文学在历代文本的构建中，不断被赋予前现代历史文化载体的异域想象内涵，承接着边塞传奇和神秘族落的古典意象，对西部民族作家来说，那些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却在异域文明的视域中充满了新奇之感和先锋色彩，被视为文学表述中的游牧艺术质地而流传。其三，西部大地是中国版图游牧文化的“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呈现为游牧历史及其人文体系的“静态”活化石，同时它不断遭遇到异质文明形态主体的入侵，呈现为“对抗性”“重组性”“动态性”并置的动态形态，这构成了诸多文化叙事的结构基点。

　　第二，地方性经验的凸显是文化全球化霸权的有效制掣，游牧文明作为西部价值系统遗存，是对现代文明同质化进行反思批判的有效“他者”，而西部民族小说正是对游牧文化他者性的艺术话语表征。一方面，当文学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人的精神、存在和认知的“单向度”危机，它所依托的反思、批判和救赎的武器之一就是地方性知识，以此开启对“未完结的现代性”的矫正完善。西部民族小说所葆有的原生态游牧文明，以及对前现代风景空间的审美怀恋，可以作为对现代性同质体验反思的地方话语系统。另一方面，游牧文化叙事当中，地方民族志的史传想象与史实记载、域外闯入者的异质性体验书写、本土作家的内嵌性文学书写是重要的三种话语权力，它们共同建构着文学的地方文化属性，而混杂交融的文学张力空间也提供了从前现代文明反观“线性现代性”的有效方法，即“空间/共时”的思维模式，“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福柯所说的“真实的场所”，在西部文化空间就是游牧文明这一深隐的共时性存在，它在与传统农耕、都市工业乃至后现代生态和信息文明的融合、交融、抵牾以及对立中，彰显出前现代历史语境下人的意义性、稳定性和秩序性的存在姿态，作为可资借鉴的人文系统模式。

　　第三，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将自然、宗教、生灵、历史、英雄等作为艺术建构的核心，又将民间文学、口传史诗、现代叙事进行创造性融合，呈现出艺术美学的“跨界性”，但内在横亘的文化机制则是游牧文明的价值话语与美学范式。一方面，游牧文明质素普遍浸透在西部民族汉语小说和母语小说当中，有些是可见可感的叙事题材，如历史叙事、民俗叙事、宗教叙事等，有些则是来源于游牧民族的口头文学形式，并转化为内隐性的美学范式；其反复吟咏的充满游牧民族特征的“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英雄主义”“生态主义”“神秘主义”等，生成与延续形塑着民族文学的精神伦理。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西部民族文学，既包含文本的形式，诸如文体的互渗、艺术类型的借用、地方性语言的介入等，也包含文本思想的跨界，如冲突性的话语、本土化的表述、哲思化的深掘、意象型的改造等，但在它的张力型叙事结构当中，游牧文化的思想与美学始终是贯穿性的文化机制，制约着文学民族性的确立、彰显和消解，影响着文化现代性话语介入文学的难度、有效度和深度，参与着现代性自我完善的文化序列，这赋予民族小说以“现代性”精神；而游牧文明以边缘文化活力的姿态，对主流文明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压抑进行的文化反制，包括其所认同的道德准则、生活哲思、生命真谛等族群智慧，则是对现代性解构之后的“文化真空”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意义“建构”。

　　二、生命与宗法：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道德冲突叙事

　　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裂变”典型的表现在高原、草原、牧区的生存哲学与处世之道，与农耕文明的道德伦理与人伦法则之间的“和而不同”。农耕文明的保守、内敛、持重、序列，与游牧文化的开阔、奔放、自由、洒脱形成鲜明对比，人物群像呈现出智慧、幽默、悲情、英雄、隐忍等性格特征，由此生发的文化冲突在人性、精神和心灵层面所附着与实践。当然，人性的共通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具有诸多的处世相似性，顺应人性和违背人性的要素在这两种文明当中共同存在，游牧文明对人与外在世界的自为状态，既可以理解为对宇宙大道的主动适应，也可视为向生存妥协的无奈之举，而农耕文明则将人的“礼制德性”作为其文明轴心，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对“自然人性”的叠加和压抑。二者的区别在于所倚重的文明系统价值立场，即在自然人性（游牧文化）和礼制德性（农耕文明）之间的抉择差异，以及所衍生出的文化认同。

　　第一，游牧民族身处西部高原和草原的动荡生存环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又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在苦与乐的并行中，在生命脆弱和生命顽强的秉性中，铸造了他们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的现世、快乐、情义的重视。他们经历着生命的痛楚，因而更加享受生命的愉悦和生活的狂欢，在集体秩序的归属中排遣着个体生命的巨大孤独，外化为慷慨、豁达、豪迈的整体性格。但在农耕文明的发展史当中，圈地定居种植虽然较游牧生产稳定，但是靠天吃饭的生活不安全感，造就了小农意识和保守主义生活观，儒家“重义轻利”的君子风范，与道家“道法自然”的世俗超脱，只是汉族民间伦理的道德高标，日常生活所遵循的仍然是“私德之利”的乡土法则，这在游牧文化的视域当中成为农耕文明最典型的生命哲学和生活伦理而被揶揄与批判。哈萨克族作家胡安尼西·达力的《乞丐》以漫画讽刺的叙事基调勾勒了一位“吝啬鬼”形象沙格尔，凸显出其作为游牧民族“异类”的不合时宜，慷慨、洒脱、豪放在他身上荡然无存，只有让族人所鄙夷的小农意识与言行，略带病态的自虐源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贪婪，小说隐喻的是游牧文化伦理与封建农耕文化的价值冲突。

　　第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还表现在爱情和婚姻抉择当中的自然与伦理的抉择偏向。游牧民族对情感天性的尊重，对世俗功利的淡然，对爱情神圣的呵护，往往与农耕文明以纲常伦理为基础，重视婚姻形式而忽略情感自由的制约形成反差，爱情的悲喜就在天性和形式的和谐或冲突中生成。哈萨克族作家巴哈尔·别尔德别库娃的《牧人私语》当中，游牧民族大胆真挚的情爱表达、重情感轻伦理的婚恋方式，受到尊卑长序礼仪伦理的制约，朱麻西所面临的不仅是情与爱的求而不得，还有对人性自由、生活乌托邦追求的彻底破灭。小说疏离了道德化的二元判断，而深入到人的心理潜意识的文化成因，观照各自所体现的价值机制运行，展示出在游牧和农耕的价值冲突境遇下人性的永恒与解放的难度。

　　第三，游牧民族普遍怀有对上苍的感恩之心，其中既有宗教文化的赋予，也有他们在苦难的民族历程、生活历程中对自身命运无可把握而顽强生存的一种心理暗示，因此他们的感恩会普惠于生命万物，演变为一种鲜明的道德爱憎观，同时也孕育了对丧失感恩之心的人性之恶的鲜明立场。农耕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血亲伦理观，在造就了父母之爱的伟大牺牲精神的同时，也隐藏着对个体自由的干涉。因此，在爱的方式上，以自我牺牲来保存家族血脉的延续，抑或以大道之行捍卫民族道德的是非道义，就成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叙事冲突焦点。哈萨克族作家克尔巴克·努尔哈力耶夫的《凶手的父亲》叙述了父亲以乡土伦理传宗接代的生殖崇拜观念，呵护着受到溺爱而渐渐丧失反省精神和忏悔精神的儿子赛力克，但这种父爱并未唤起儿子的感恩与悔恨，儿子在自私的侥幸中选择了逃避和推卸罪责。因为对儿子和人性的失望，使得父亲开始对传统父子伦理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与其为了身后留子，承担死罪……不如让真相大白”，在对无辜生命离去的自责与忏悔中，父亲以“大义灭亲”的结局，完成了对游牧民族伦理教义和心性品德的文化招魂。

　　三、信仰与实用：游牧文化与都市商业文化的价值冲突叙事

　　游牧文化并不贬斥对“物”的追求，游牧民族的流动、冒险、拼搏，孕育了初级的商业文化精神。商业文化源自人的世俗性渴望，激发着人的感官本能、欲望释放，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赋予游牧民族世俗性的另外一面——神性的超越性、空灵的虚幻性、重修为的节制性。因此，在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坚持着物欲满足的“实践合法化”和“程序道德化”，来制衡人性的放纵。

　　第一，商业化和都市化的时代转型当中，游牧民族遭受到了以苦难和保守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以城市和享乐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如何“坚守和革新”的文化难题：一方面是现代文明所提供的人类天性的释放、世俗困厄的解脱、心灵自由的飞翔，另一方面是人类天性的丧失约束、人心走向的堕落毁灭、心性自然的扭曲异化，感性与理性的悖反胶着，包含着人性内里的丰富、复杂和多维，它摈弃了道德化的判断，悲悯着人类存在的普世困境。哈萨克族作家阿布德哈孜·扎汉的《觅》当中，游牧文化向都市文明转型的诉求，处处隐藏着巨大的方向性危机，托合道白的“堕落”、年轻牧民对“酒灾”和“赌疾”的狂热，实质是对“现代商业文明”的误读误行，揭示出前现代伦理制约逐步丧失的过程及其后果。维吾尔族作家祖拉古丽·阿不都瓦依提的《收获季节》思考着都市现代化进程的进步，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人性、心灵和情感代价。小说深刻洞察到人丧失了乡村土地之后，人性躁动也将失去制约，心灵将漂浮于无边而喧嚣黑暗的恐惧，眷恋的悲情浪漫化为微妙的心灵不安全感。哈萨克族作家孔盖·木哈江的《一张牛皮的故事》当中，以乌赛尔为代表的哈萨克牧民，按照游牧民族伦理法则规范生活行为，但在市侩哲学、商业理念，即弱肉强食的族群竞争当中，“信”与“义”却成为集体价值认同的文化弱点。

　　第二，游牧民族的率性而为、爱情自由，往往成为封建文化浸染下家族婚姻扼杀个性和情感自由的有效参照，这种民族性寄托着人类在文化困境中的情感理想，是人类剔除了世俗功利杂质的自然天性。但游牧民族对待两性、情感乃至婚姻的高度自由，在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的联盟中，其危机与后果往往会相互叠加而走向人性之恶的无可扼制。蒙古族作家齐·敖特根其木格的《难当的女婿》围绕刀劳斤因“穷”而娶妻难到因“富”而娶妻易，折射出游牧民族婚姻观念和择偶标准在经济时代的微妙嬗变，游牧民族以两情相悦、信守情义为核心的传统婚姻观悄然转型为以经济条件为唯一的婚姻评判前提；而刀劳斤的妹妹以及未婚妻苏宝德以执著恪守游牧民族传统婚姻伦理的实践，完成了物质话语侵蚀游牧文化价值观的文化批判与道德昭示。哈萨克族作家黑达西·朱班尼西的《邻居家的女人》当中，“我”在邻家女人大胆和放肆的暗示中一步步陷入迷狂，情爱的率性与自由释放了“我”身处婚姻家庭的牢笼束缚，但当她提出要“我”杀死其丈夫骗取“伤亡意外保险”，作为“我们”情感得以持续的筹码条件时，凸显的是游牧民族伦理在消费主义语境下人性迷途和乖戾的危机。而蒙古族作家布和德力格尔的《指腹婚》反映的则是蒙古族游牧传统婚姻观逐渐被现代个体爱情自由的婚姻观所取代的新气象，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剥离，是对个体精神性的尊重与捍卫，是对人的区隔秩序的理性化反叛，揭示出游牧传统婚姻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第三，游牧民族文化在都市文明、消费主义、物质欲望的侵袭当中，面临着集体文化的危机焦虑，但民族文化所独具的自我抵御、自我更新能力，具有保持文化个性、防御文化侵袭和变异的作用。哈萨克族作家额里扎别克的《沙葱》以游牧生活和都市生活的图景对比展开对游牧民族文化的整体审视。牧民格木西在享受了城市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后，却以犯罪结束了都市徜徉，这是牧民进城的悲情故事，也是一位深受都市文明伤害的虔诚信徒对道德高洁和宗教真主的浪子皈依。维吾尔族作家艾合坦木·吾买尔的《驼子艾孜木的鞋店》通过鞋匠艾孜木坚守制作伊宁皮鞋，呈现出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消散与重生，批判了消费主义的流行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失根和心灵沦陷。同时，都市化之后乡村群体的自发联结，是对乡土世界的回望，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他们的坚守反哺着城市物质病，矫正着陷入心灵迷失和精神平庸的社会整体痼疾，开启了游牧文化对人的理性、人性和秩序的救治功能，更直面着物质技术主义语境中启蒙的难度及文化溃败的残局。

　　四、自由与专制：游牧文化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话语冲突叙事

　　游牧民族的政权组织以“部落联盟制”为肇始，在习惯法的范围内，实行平均、平等的“古列延”组织形式，先后出现了“氏族民主制”和“军事民主制”等较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尽管在历代的政权变更中，集权形式不断得到强化，出现过“十进制”“三分统领制”“贵族议事会制与世选制”“政教并行制”“鄂托克制和盟旗制”等诸多形式，但游牧民族的习惯法始终是各个历史阶段政权组织的源头，“北方游牧民族的习惯法是草原地区氏族部落成员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最终形成了游牧民族对本族制度、本族组织、本族首领坚决捍卫的传统，以及对破坏自足性政治组织结构的外来政权体进行强力抗拒的集体自觉，在“自足和入侵”的历史演绎下，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认同的裂变成为文学聚焦的叙事领域。

　　第一，在渴求物质现代化的游牧民众看来，利益分配政治特权的占有是最直接有效的实现方式，但事实上“欲占有而不能”的矛盾，既成就了人在权欲层面的欲望释放和欲望压抑，也形成了以权力为纽带的人格等级金字塔，人在权力的压制、诱惑、激发之下，暴露出的是心性的脆弱、人格的卑微、尊严的孱弱。哈萨克族作家杰恩斯·厄热斯汗的《晚宴》当中，为了迎接首长的视察，干部和牧民倾城出动，“八顶毡房”的传统民族礼仪成为等级秩序的镜像，围绕对政治权力的虚妄想象，哈萨克民众好客的“真”与“善”，正被利益企图的“伪”与“诈”所取代。而以阿依哈依夏奶奶为典型的传统牧民，在物质的极度匮乏中却珍藏着一个“椭圆形盒子”，它是游牧民族正经历和所经历的民族苦难的历史见证，灼照出的是宝贵人性质素的日益消失，以及重义轻利、尊天贵人等伦理的溃败。哈萨克族作家叶尔波拉提·苏力坦的《谁会当选》以基层干部选举的竞争和贿选为主题，展示了“我”在被拉拢过程中混杂着矛盾、无奈、妥协、不屈等的心理感受，并从游牧民族文化对人的道德规约的视域，审视着人性的欲望、贪婪、压抑、反抗的可能性。这些在现代政治权力场域当中被激发的人性质素，是游牧文化所极力抵制和压制的对象，但在现代政治权力的幻想症中却陷入了理性的迷失，这是文化冲突的悲剧，也是文化苦难的渊薮。

　　第二，游牧民族普遍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伦理的恪守、对天道的遵循，即那种“对民族文化的依恋和对自己的民族身分及民族文化立场的无意识流露”，往往被赋予对抗政治狂热和政治强权的话语武器，那些民族化的人际景深、精神温存、心灵静谧，与漠视生命、人际扭曲、秩序破碎景观相比，不仅是对抗外在政治话语的防御，更是一种超越政治启蒙、法制启蒙之上的至善人性的理性启蒙。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的《三十年的爱与恨》在反右斗争的政治经脉框架中，辅之以游牧民族文化的纬线，盲目的政治伦理与隐性的民族伦理的对抗，呈现出人性的伟大与民族文化的永恒。那木海恪守着对人的尊重、呵护和敬畏，成为政治话语一体化年代的人文反衬，由此，草原文化展示出它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后的人性之“善”“纯”“刚”“正”，这些都是游牧文化被放逐却极具人文内涵和生命信仰的内在魅力。蒙古族作家葛尔乐朝克图的《桑如布一家》在揭示文革荒谬、控诉文革扭曲的同时，从游牧民族的“质朴”和“单纯”视角，展示出传统民族伦理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的品质。牧民对“尊严”“信仰”“隐忍”等伦理的执著呵护，以及在经历灾难之后的豁达乐观，充当着游牧文化延续的希望之灯。

　　第三，政治强权对民族性的介入，在农耕民族表现为“农业共同体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者，若要推翻统治机构或国家机器，不仅会遭到统治者的抵抗，而且会很讽刺地遭遇被统治的共同体的抵抗”，但对于游牧民族文化来说，一方面强力干预固然会对民族自足系统造成破坏，但政治革命本身也是迅速实现历史前进、驱使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它的暴烈是对非现代的断裂，是对未来期盼对接的前提，是对后发地区强力的现代推动，尽管其中隐藏着人性与文化破碎的痛楚。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吉祥的彩虹》展示了金珠玛米（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片段，虽然解放军对西藏风俗习惯和语言习惯的顺从，传达出对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尊重，但小说还是透露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强权对高原游牧文化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伦理的潜在冲击。尽管以政治的先进性取代宗族的专制性，用政治人道主义取代独裁主义充满了历史的合法性，但新型政治形态对民族文化的介入，使民族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总有难以弥补的话语误读，注定了民族性的坚守与政治性的同化之间的历史文化困境。

　　五、承顺与超越：游牧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理念对话错位叙事

　　现代性在文化、政治、思维等领域的实践，是对前现代文明的“断裂”革命，与之相异的文明形态、文化体系、思维方式乃至存在状态，都是亟待修正、改造乃至湮灭的对象，这种隐形的文化暴力正在构成新的强大惰性和充满自负的文化传统，它在破解了封建文化作为殖民宗主的历史叙事时，自身在反抗和解构中被拥戴为新的文化宗主。于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功能再次被激发，进入到动态或流动的文化秩序当中寻找风险消解的方法，后现代理念横空出世。后现代规避风险的路径之一是不再沿着线性思维继续前行，而是从遗落的、淹没的、消逝的“传统”当中，寻找可能的自救资源，重拾前现代文明当中的优秀质素、发现其作用于现代性的能动活力。游牧文化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当作后现代解构之后的重构资源而被推崇，比如游牧文化当中人对天、对自然的顺从与敬畏，消解了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游牧文化当中人对集体情感和群体伦理的皈依，消解了现代个体化诉求所导致的人类整体的孤独存在困境；游牧文化当中人对神性世界的顶礼膜拜，消解了现代科技主义对世界认知和掌控的局限；游牧文化当中人对道德伦理秩序的恪守，消解了现代性的人性解放所引发的本能泛滥；游牧文化当中人对英雄人物的崇拜情结，消解了个体之人平面化的美学同构，对游牧文化的推崇，是在现代性风险当中的合目的性的文化改造，其指向是现代性的自我更新和完善。虽然游牧文明生成于前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与意指现代性转型的文明诉求之间存在巨大的话语错位，但这种“有意的误读”是激活历史文化活力的建构，是对异质文明体系的创造性嫁接，也是批判的继承原则的文化实践。

　　游牧民族所恪守的伦理准则，在成就生活稳定和精神安谧的同时，也存在对个性自由的压抑，当现代性充分释放摒弃民族、道德、伦理的人性本能而获得身心自由之时，人又陷入了不安定和破碎化境遇，于是游牧伦理重新成为人性泛滥的秩序制约，化身为悖论消解的后现代性资源。哈萨克族作家吐尔逊别克·拜朱玛的《幸福之歌》充满了哲学追问和知识经验的强烈思辨色彩，小说思考着哈萨克民族的集体伦理和个体自由之间的冲突，以及在此情境中人的精神困惑与心灵归属。小说在大量孤独者的呓语、回忆和独白，以及情绪和意识流的自然行进中，展开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解构性冥想，思考着个体文化的悖论命题：一方面，游牧民族的价值伦理观早已固化为“我”的家庭模式，夫妻关系的“忠贞”“信用”“自我牺牲”具备了现实文化境遇的合法性和先进性，这是族群所认可的幸福生活；当“我”迎娶了一位高干的都市妻子后，她的“爱情浪漫气质”及其所附带的反道德化个性，成为她“偷情”和“私奔”的个体文化内因。但“我”却原谅了她，这样的结局对“我”是解脱，因为“我”和妻子婚姻的形式幸福，要胜过爱情的精神幸福和思想幸福；妻子弃我而去在游牧伦理观念中是奇耻大辱，“我”却参悟到这是属于别样文化的幸福。小说以“幸福”内涵的多样性张力和抵牾，解构了哈萨克游牧民族村庄伦理的固化模式，解构了对“两性”“偷情”“私奔”等实践行为的贬抑，而从人性本能、情感解放、心灵自由和伦理反叛的维度，重新以游牧民族最原初的自由精神对个体自由给予人性理解，这是“天道自由”与“个体自由”之间跨文明梯度的内在暗合，是对前现代的“自然自由”和后现代的“理性解放”之间的契接，但其共通的人文内涵都是对人性本真、心灵本真、精神本真的张扬与捍卫。维吾尔族作家吾买尔·阿不都拉·埃尔库特的《“长耳朵”达吾提》当中的达吾提童年与四位女孩的“婚姻盟约”成就了作为男性的尊严和自傲，成年后的达吾提一厢情愿坚信他的“四位新媳妇”会履行童年的婚姻诺言，并在自我虚幻中揭开了人失去“诚信”而成为“虚伪”代言的本质。而支撑他在被戏弄、被愚玩、被鄙视的苦难生活和卑微境遇中“热爱生活”的精神动力，就是他所坚信的浪漫主义精神，牧民对爱情的向往、对家庭的回忆，都是他认真生活、热爱生活的典型表征；他与毛驴、野兔子、小蜥蜴的“神奇”和“神性”的交流，是他在孤独荒漠中进行的心灵辩驳和自我对话，游牧民族的人生智慧和生命姿态，成为他应对无法回归的记忆与残酷梦幻高地的最有效精神武器。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存在的丰饶》以“我”独语的方式呈现出民族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个体人的存在孤独境遇及其积极自救。游牧民族的符号系统，如父亲、生灵、自然、风物等，在存在主义的悲剧性感知中，被彻底消解了文化特定性和民族独异性的丰富意义，成为一种虚化的“存在”。但小说对父亲的召唤、对家园的渴求，则是个体存在城堡式困境的挣扎和救赎，尽管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但在艰难的寻觅和流浪的难度当中，这种对游牧文化碎片价值系统的隐秘向往，在残酷、冷峻和贫瘠的生命状态中恰恰构成了“存在”的“丰饶”。

　　结语：文明的共时抵牾与西部民族小说的“文化现代性”

　　西部空间当中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同时登场，并未按照斯宾格勒的历史时间观进行整体的线性演进，而是按照汤因比的文化模式“共存”和“并置”。体现在文学叙事当中，游牧文化是以“民族性”、农耕文化是以“群体性”、现代文明是将“个体性”作为叙事元话语，它们都是以生存与精神的“自由”为最高境界，但在关于如何通往自由王国的认知上却存在巨大分歧，不同文明形态的独属性质，在历史进程中宣布进步的同时，却以其他文明的湮灭作为文化代价，因此达尔文式的线性历史观和文明进化论正遭到质疑和解构。于是，当现代人开始反思现代文明以及由之所引发的生存现代性、精神现代性等人文精神后果时，前现代的游牧文化在集体的回望中绽放出文明原初的魅力。尽管这种现代语境中的“回望”，与游牧文化的“本体”之间存在着生命体验和文化审视的间性，但它蕴含着文化与历史的合法性，即人只有置于文明制高点去审视文化历史，才更具有从反思中构建未来的可能性；人只有在多元文明的理性比较中，才能获得文化体系自我更新的动力。西部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形态的内部分化、价值理念、审美风貌、生命经验等，在提供了典型的中国文学浓缩标本的同时，也是民族、国家、民间、个体想象的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的有效镜像，内蕴着将民族性与现代性、个体性与人类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相融贯的“民族化的世界文学”的文化现代性优势。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请参考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