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

　　摘要：近几年以宏大规模和强劲势头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又一壮举。各种样式的民间口头文学成为非遗保护重要对象,在非遗代表作项目中占有半壁江山的位置。本文论析了非遗保护工程和民间文学的密切关联及其对民间文学工作的新启示与强力推动,并着重联系湖北实际,提出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作为当前工作的警示,以推进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民间传说;民间叙事诗

　　由中国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于2005年正式启动，已历经五年了。它将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推进到又一个黄金季节。

　　鉴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型，给民间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为首的一批文化人于2002年初向社会发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呼吁书》，就此在北京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激起社会的热烈反响。下面是当时《中国文化报》对此事的醒目报道:

　　冯骥才、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等近百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在《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上签名，著名学者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也纷纷签名表示支持。

　　专家学者对各地民间文化遗产保存状况频频告急而忧心如焚：无数珍稀罕见的民俗技艺和民间文艺伴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匿迹；改造旧城的推土机把大片的老城民居和附着其中的民间文化艺术精华訇然推倒碾碎；民间文化典型器物大量流失海外，年画、皮影、傩戏等经典民间文艺日渐式微，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和历史久远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既少保存也未记录，一旦毁灭，无法复生。为此，专家学者呼吁，立即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抢救性民俗文化普查并编纂普查成果，希望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和支持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

　　可以说,这一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呼吁及其开端，实为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在历史条件巨变下的大转折。

　　呼吁书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文化部于2003年初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政府于2004年8月签字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国务院于2005年3月发布《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意见》，确定在全国实施一项规模宏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日”（每年六月第一个星期日）。经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申报和专家评审，国务院于2006年和2008年分两批公布了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共1028项，以及这些项目的主要传承人名单共1488人。这一工作今后还将持续进行。第三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申报评审工作已于近期展开。非遗保护工程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目标是：建立地方和国家的非遗名录体系，形成科学保护制度；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使那些珍贵、濒危并具有重要价值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发扬，以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

　　这一宏伟文化工程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予以实施，它和我们素所关注的民间文艺事业或民间文艺学科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以下对象：（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我国在建立非遗保护名录体系的过程中，根据中国实际将它们划分为10个类别,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其中有6个类别属于我们指称的民间文艺或与民间文艺相交叉的表演艺术(戏剧、曲艺)，可以说，民间文艺在其中占了半壁江山。就列入第一、二批国家名录的1028项来看，民间口头文学84项，接近十分之一；而湖北省确定的两批非遗保护名录共164项中，民间文学达到21项，超过十分之一。按全国制订的申报评审暂行办法所确立的非遗代表作标准是：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具有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承的特点；在当地有较大影响,且处于濒危状态。可以说，经过地方申报、各地和全国专家委员会几次评审筛选而列入国家级名录的这些项目，就成为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口头文学经典之作。通过持续性的分批申报评审，将建立起一个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精品系列，这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值得我们特别提起的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仍然在有条不紊地按既定规划实施，主要任务是编纂出版《中国剪纸集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美术图集》《中国唐卡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等大型丛书，含17个专项的抢救工作。除补足上述民间文学集成的空缺部分之外，更着力于民间艺术遗产的抢救。它和各级政府文化部门主导实施的一揽子非遗保护工程，在工作内容与方法上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补充；抢救工程更富有民间文艺学的专业性。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

　　就这两批列入国家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来看，它所透示出的民间文艺学理念或文化信息，有哪些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的呢?

　　民间传说倍受珍爱

　　在列入国家名录的84项民间文学作品中，含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孟姜女传说、董永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说、八达岒长城传说、永定河传说、杨家将传说（穆桂英传说）、尧的传说、牛郎织女传说、西湖传说、刘伯温传说、黄初平（黄大仙）传说、观音传说、徐福东渡传说、陶朱公传说、麒麟传说、鲁班传说、八仙传说、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屈原传说、王昭君传说、炎帝神农传说、木兰传说、崂山传说，加上神话与传说相混融的盘古神话和邵原神话群，民间传说体裁竟然达到28项，占民间文学项目的三分之一。除著名的四大传说之外，还有历史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地方风物传说以及仙道传说等多种类型。中国民间传说之丰富多彩为举世所罕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民俗》周刊《传说专号序》中就指出:“中国立国之久，地方之大，传说不知有几千几万件，有的已发展而今已衰落，有的还正在发展之中，材料的丰富决不是随便可以估计。”钟敬文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序》中，也特地点明:“如果从总体来看，在我国民间叙事体裁中，当以传说流传最为广泛，作品最为丰富。”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生活多彩，文物繁盛，在人民大众口头上滋生的传说自然格外丰盛；但过去多年由于受“左”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所看重的多是同反抗阶级压迫相关的作品，而对于表现帝王将相、宫廷生活以及染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作品则常常加以排斥或漠视。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这一时代浪潮的冲击与启示，到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明确提出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三性原则作为采录民间文学的指导方针，开始打破过去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如在编纂总方案中就特地讲到：“在普查中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材料。”非遗项目申报评审的准则即由此引伸而出。此外，民间传说又具有依附于各地历史地理与风物,因而能在民众记忆与口头上久远存活，以及在发展旅游事业中可彰显地方魅力的特点；加之非遗项目的普查申报与实施保护，正好是由各个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同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紧密相关，于是民间传说在非遗保护工程中就特别受人青睐了。

　　就湖北地区情况而言，在下一轮的非遗申报评审中，民间传说仍将是一个热门话题。各地在普查中发现，从参与编纂《诗经》的周太师尹吉甫（房县），到中举后在巴东首任县令的宋代贤相寇准（巴东），明代对阉党魏忠贤壮烈抗争至死不屈的御史杨涟（广水），世界知名的医圣李时珍（圻春），一直到清代大力推进现代文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武汉）等等，均有许多传说口碑至今尚存，完全有资格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这些传说项目，成为培育居民的乡土情感和发展旅游业吸引四方游客的名片，因而深受各地珍爱,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而在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园地中它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不论是钟敬文先生还是长期旅居美国的丁乃通先生，生前都曾大力呼吁中国学人要致力于传说学研究，使民间传说这一中国最富有的文化矿藏在世界学苑中焕发异彩。刘锡诚近期所撰的《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一文，就国家名录中传说项目的学理探寻和保护实践作了精要论评，值得认真一读。

　　民间叙事长诗在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占有重要位置

　　除众人熟知的“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之外，还有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土族的《拉仁布与吉门索》、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和《科尔沁潮尔史诗》、苗族的《仰阿莎》和《珠郎娘美》、彝族的《梅葛》和《查姆》、傣族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东乡族的《米拉尕黑》、佤族的《西岗里》等10多部。其中既有创世史诗或称神话史诗，如《梅葛》；也有以《格萨尔》等为代表的关于英雄征战的英雄史诗；还有表现近现代农民起义和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叙事长诗如《嘎达梅林》、《拉仁布与吉门索》等。在中国各族民间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长篇诗歌虽然数量有限，却因凝聚着民间歌唱与民间叙事艺术的丰富积累而成为民间创作的精萃，深受各族民众喜爱，经长期传承而光彩夺目，列入国家保护名录是理所当然的事。

　　民间叙事长诗也是中国民间文化富矿之一。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肇始于《歌谣周刊》的出版，当时学人所关注的主要是即兴咏唱的短篇歌谣而很少关注长篇诗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深以中国缺乏印度那样的长篇史诗为憾。195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发掘开拓了人们的文化视野。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各地的民间长诗大量涌现，如“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和被称为“汉民族史诗”的《黑暗传》，都曾引起文化界的热烈反响。非遗国家名录的公布，使这部分民间文化财富更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以湖北为例，《双合莲》和《钟九闹漕》这两部出自鄂东山区崇阳县的动人长诗，早在1950年代初采录问世后即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1980年代又采录到大量长诗的口述唱本和手抄本，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6年编印的《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收录长诗160部。神农架一部歌唱远古神话历史的长诗《黑暗传》于1983年发掘问世后迅速受到全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但在近年申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时，因部分专家对“神话史诗”的界定和“黑暗传”这一传统篇名持有异议而未予通过。令人欣喜的是，各地蕴藏的民间长诗随着非遗保护声浪的高涨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湖北神农架林区在发掘《黑暗传》之后，于2004年编印出《神农架民间长诗选》，选录《三国传》《贩牛记》等10部长诗以及他们收藏的36部长诗篇目。房县的一位民间文学爱好者陈宏斌，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从搜求到的50多个本子中，选取《双凤奇缘》《司马茂断案》《荒年记》等25个本子，编成《民间唱本》一书于2009年由珠海出版社推出。随即又有李征康、陈连山编选的含31个本子的《武当山南神道民间叙事诗集》，在长江出版社问世。另有万立煌主编的《咸宁长篇叙事山歌》,收录《海棠花》《陆英姐》等流行鄂南的9部民间叙事诗，也于2009年在长江出版社推出。还有将《双合莲》改编成电视剧和将一些流行唱本改编成地方戏曲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这类民间长诗本是一笔巨大的民间文化财富。可是在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园地中，除三大英雄史诗备受学界关注，使其研究评论构成中国史诗学的坚实基础之外，流行于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的重要价值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至于在汉族地区广泛流行的众多叙事长诗，俗称“唱本”，虽深受民众喜爱,却长期受到学界冷遇。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按洋教条只尊崇西方学界以希腊史诗为标准所推崇的“史诗”作品，而漠视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土地上生长的“唱本”。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尖锐提出:“我希望希腊史诗刻板的模式，一种在现实行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死的传统，不该继续统治学者的思想。”芬兰著名学者劳里·航柯曾就此写道:“这种陈腐解释带来的问题是，与它发生关系的总是特殊的英雄史诗，以至忽视了相当多的传统史诗种类。”西方学界的研究与争议启示我们：

　　面对数量众多、传承久远、至今仍深受各族民众喜爱，以千姿百态存活于口头文学之中，俗称“唱本”的民间叙事诗体裁，我们应撇开从西方引入的“史诗”框架,真正从中国国情出发来探寻它独特的生存机制与审美特征，从而充分评价其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价值。就湖北的许多唱本而论，它们既是歌师口头歌唱的底本，又是那些引人入胜的戏曲或长篇通俗小说的另一种载体，是民间口头叙事与抒情艺术高度综合的结晶，其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构成机制耐人追寻。这项研究将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立足于本土而有所突破的亮点之一。

　　传承人和文化生态区的确立及活态保护构想，开拓出民间文艺学的新境界

　　在此次非遗保护工程设计中,各方面一致认定，非遗保护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文化部在有关通知中指出这些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通的代表性人物。”因而保护这些传承人，鼓励和支持其传习活动，便成为保护工程的重要一环。许多地方已进行了开创性活动,如湖北恩施州政府就曾用几年时间实施寻访民间艺术大师的活动，并于2003年给16位民间艺术大师命名，有力地推进了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从2007至2009年，分三批公布了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的传承人名单共1488人，其中民间文学75人，内含《玛纳斯》的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江格尔》的演唱者加·朱乃，《格萨尔》的演唱者次仁占堆以及故事家靳正新、谭振山、罗成双、刘德方、孙家香、魏显德等。国家的定期生活补贴费已落实到个人，因年老体弱多病生活陷于困境的传承人也得到妥善照顾。民间文艺传承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顺利进行着。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和一定的文化生态紧密相关，如同活水才能养活鱼一般，因而有了建立特定文化生态区以实施有效保护的构想。这个构想正在逐步研究试验之中，在民间文学方面列入名录的有“耿村民间故事”、“伍家沟民间故事”、“下堡坪民间故事”、“走马镇民间故事”、“古渔雁民间故事”、“喀左东蒙民间故事”、“青林寺谜语”、“都镇湾故事”等近10项，这些村镇拥有喜爱民间故事或谜语的稳定群体，世代传承这类民间文学蔚然成风；它们并非某个单一项目，实为一些小的民间文学生态保护区。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可采取多种方式，作为文物的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静态保护。此次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所采取的则是活水养活鱼般的活态保护。就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项目而言，保护工作除了记录成文或录音录相，赋予它们以“第二生命”之外，主要是让它们在活态传承中延续其艺术生命，供民众长期享用。民间文艺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当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后，民间文艺便呈现出衰微趋势，这是国际学界早已意识到的文化潮流。中国现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过渡时期，民间文艺在衰退中仍保持着较为鲜活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在非遗保护工程中所实施的上述举措，既适应了中国国情，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理而言，也是具有首创性的理论建树。从近年实施的情况来看，虽说列入非遗代表作和传承人名录的数量极少，只不过是漫天星斗中最闪亮的几颗星星罢了，可这一政府行为及强势舆论却震撼了全国，有力地扭转了人们长时期轻视民间文艺与下层文化的偏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文艺复兴”的意味。中国的非遗保护工程，虽说是在中国政府签字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之后才全面实施的，但它却是在中国文化界早已着手进行的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这项活动的基础上实施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代表作和传承人名录体系到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等，均力求切合中国国情。国务院在通知中将这一工作目标确定为：“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从而使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发扬。我们为将这一宏大文化工程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而感到自豪。

　　2009年10月上旬,笔者有幸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总结表彰会。这十部集成除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谚语)外，还有七套是民间歌曲、戏曲音乐、器乐曲、曲艺音乐、民间舞蹈集成以及戏曲志、曲艺志，全套书共298部省卷（440册），合计4.5亿字。集数十万人之心力,经前后30年的艰辛劳作才得以圆满完成。总结会上认定，“现在面对298卷、4.5亿字的十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以及十倍于此的基础资料，我们终于可以更加全面具体地感知中华民族这种伟大的创造了。”这十部大书“将无形的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和口传文化终于以纸质形式和电子技术记录和保存下来，集抢救、整理、研究、传承、传播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不愧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一种宏大文化叙事，以`中华民族文化长城'形容其伟大，当之无愧”。这一工程还将继续进行，除对这十套书作数字化处理，以便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外,还打算编纂《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集成》和《中国皮影集成》这三套大书以补足原有的空缺。这一文化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对地方民间文艺的深入普查和广泛开掘，不断有新发现充实中国民间文艺宝库。2009年8月在辽宁人民出版社问世的沈阳市于洪区锡伯族老人何锡钧口述的《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海尔堪大神传奇》等五个长篇故事(合计60万字)，就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这位83岁的老人，祖孙几代人都口头传诵着锡伯族古老的英雄故事，可这件事却长时期不为地方文化部门所知。老人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珍爱，便从2005年起，用小外孙女的作文本，独自将这些故事一字一句写下来，几年间他已密密麻麻地写了50多个本子。直到2008年4月，此事被辽宁大学的江帆教授得知，才引起当地文化部门重视，派人采录整理成书。这些故事不仅篇幅大，而且“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质，在艺术叙事中贯穿了锡伯族从其先民鲜卑人到拓拔珪时代的民族发展历史，折视着丰富的锡伯族先民时代古老社会的生活习俗、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基本上保持着当年祖父讲述这些故事时的原始风貌”。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类似的新发现今后还可能不断冒出。

　　由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程的有力实施，使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展现出辉煌前景。但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当下所做的还只是开步走。由于中国社会在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经济文化生态的急剧变迁，以及当下各地在开发非遗资源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行为，非遗保护工程中发生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笔者在近期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题发言，郑重提出,应大力提倡科学分析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构成的真伪精粗进行认真鉴别，也对它生存传播的社会影响进行合理评判，使它的精粹能滋养中华文化的健康肌体，避免陷入盲目性，被社会文化浊流所裹挟污染而走向反面。

　　（原文刊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5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刘守华，1935年8月出生，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