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蒙、藏、维、朝、哈等少数民族有着极其发达的母语写作，许多民族的母语文学早已产生了跨国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书写、文学研究、文学传播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学公共知识话语空间中，各民族母语文学处于“不在场的在场”的尴尬处境。各民族母语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母语写作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民族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共同创造了世界文化（文学）中的中国意义与中国形象。

　　关键字：“不在场的在场”；母语文学；中国文学；公共话语空间

　　背景

　　用德里达的“不在场的在场”（presence)®来描述中国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中国文学公共空间的现实处境,再恰当不过了。德里达在谈到文学作为自己构筑的重要对象时曾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写作行为，或更应该说是写作的体验：留下一种踪迹，这一踪迹免除了（dispense),甚至注定要免除它原初的铭写的在场，以及‘作者’的在场……假如_个踪迹不通过指涉另_在场来分割自身，那么它将是永远不在场的。”1(33)德里达的“在场”的内涵为：在相关联的现象、事物、理论、知识的多元结构中，本质必须存在（being),否则这事物必然不在，在场即重视本质存在，又重视这种存在的现场性,二者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保存了现场性的存在，才会保存事物完整、真实的信息和元素，而这_点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即本质是真的在场还是在场的假相（非在场）十分重要。

　　中国文学空间元素由文学书写（创作）、文学传播、文学研究、文学史知识四个元素和环节构成,包括了文学的生成到进入国家知识谱系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元素和环节中，中国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都处于“不在场的在场”的尴尬处境。

　　中国文学史知识空间中的"不在场的在场"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史具有明确的“中国”国家身份,正是这种身份，才使其作为国家文学历史知识进入国民教育体制，并在“中国语言文学”知识体系中确立其合法性知识地位。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表层功能一对中国文学客观历史的叙述，以及文学史的深层功能一民族一国家认同（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也已经为百年中国文学史学所证明。就中国文学史知识的“历史”结构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共同编织成中国文学历史的完整知识谱系。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还是中国文学史教育，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公共空间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有着密切关联的重要知识话语。在教育部确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材”中，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大批教材类文学史，以“教育部”的国家权力或者‘‘国家级”标明自己在中国文学史知识体系中的最高等级和地位。

　　然而，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无论这些国家权力化、知识化、等级化的教材经历了怎样修订和反复打磨的知识化过程，也无论这些中国文学史将多少“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历史的知识谱系，但“母语词及其“能指”所指认的多种文学语言和文学书写现象被擦抹得干干净净，而其所指:我国汉语文学书写之外的23个用自己本民族文字进行的文学书写，无论是作为_种多语种文学现象,还是多语种文学文本，在中国文学史知识空间中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从古至今，汉语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母语文学，无论是作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还是民族民间母语文学，在冠之‘‘中国”的文学史中都是缺席的。何其芳在1961年就指出的“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的问题依然存在。

　　现代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同时又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体，但并不是中国文学的全部。尽管汉语的国家通用语言的属性，使其在中国具有与"世界语"相似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在世界“世界语”的在场并没有导致世界文学中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母语文学的退场。特别是，在英语作为世界主流语言的同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学也并未因此而被忽略。一种语言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在场，无论这个民族以及文化居于人类文化的边缘还是中心，但正因其在场才使世界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如同物种多样化正日益受到重视_样，对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的尊重也正在成为_种普世观念。然而，就中国文学而言,汉语文学书写的在场与其他民族母语文学书写的不在场，作为一种文学史知识书写的“痕迹”，按德里达的观点，只能证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以多种语言进行文学书写的“多民族文学”这种“事物”是‘‘永远不在场的”而这显然是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23个民族母语文学共生共存的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书写现场相矛盾。以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为例，以这三大史诗为对象的史诗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然而，在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中，对这三大史诗连最基本的介绍也没有。再如11世纪维吾尔族作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在国外早有俄、英、德、土耳其、哈萨克等译本，在国内，上世纪70年代末就有耿世民、魏萃一的汉文节译本问世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有郝关中、张宏超、刘宾的汉文全译本出版②，但无论在文学史的“重写”讨论中，还是在文学史的“修订”过程中，这些民族的母语文学（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都未能以‘‘中国”文学的身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体系。因此，从在场的现场性原则和本质的在场原则出发，中国文学多语种的现场性与中国文学史中汉语文学的唯一出场，所指向的恰恰是在中国文学史知识空间中，中国各民族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的尴尬处境。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空间中"不在场的在场"

　　作为文学话语之一的文学批评（研究），既是批评（研究）者与作品、作家的对话，又是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媒介:既是批评（研究）者的个人自主的言语行为，又是特定语境中的公共话语行为。而在汉语这一特定的国家语境和“中国文学”为对象批评（研究）话语系统中，中国各民族母语文学同样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存在。

　　在目前国家最大规模的知识信息资源平台（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IK)“中

　　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哲学与人文科学”文献总量3 028 529篇、‘社会科学I”文献总量2 123 481篇‘社会科学n”文献总量2 162 326篇①。在以“母语”为主题词的检索中，共有10 788条文献信息，在前1 000条随机文献信息中，只有17篇涉及中国各民族母语传承、教育、文学写作等问题，其中只有9篇文献直接提出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问题，占0.9%，这些文献分别是：李晓峰《多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困境与新路》、钟文华《回到母语言说》、瞿继勇《重建母语读写，保护濒危语言》、才贝《人类学仪式视阈下的藏族母语小说一以藏文小说〈肩胛骨之魂〉为例》、罗庆春《口头传统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一以彝族为例》、罗庆春与北海《母语的光辉一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概论》、德吉草《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李正文《当代彝族母语新诗创作述评》、吴刚〈<别样风景:母语作家文学》。在上述文献作者中，罗庆春、李晓峰、德吉草则是近年来_直关注并呼吁重视各民族母语文学的主要学者，劲松的《多民族和多语言国家中的母语确认》、成尚荣的《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等文献所研究和关注的是各民族母语教育、传播等问题。

　　在以‘‘文学”为主题词的检索中，共有640 008条文献，其中“母语文学”仅有74篇，占文学类文献总量的0.012%;其中只有29篇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母语文学，占文献总量的0.0045%。这29篇文献分别涉及彝族、藏族、蒙古族三个民族的母语诗歌、小说创作以及对各民族母语文学翻译、传播、创作现状的宏观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29篇文献中，有6篇文献为罗庆春一人所作，分别是：《母语的光辉一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概论》《口头传统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一以彝族为例》《永远的家园一关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思考》《魂系大山一时长曰黑彝文小说创作评析》《“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这说明：1.在汉语文学研究公共话语空间中，母语文学的问题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杨经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化建构》H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写作危机》4中的“民族母语”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共同语一汉语，至于雷晓玲的《非母语文学创作的典范一康拉德的文学创作语言》、张哲俊的《再论韩国汉文学与母语文学表现力之争》《韩国汉文学与母语文学表现力之争》等论文中的母语边界则更超出了本文母语的范畴;2.对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关注，仅仅局限在彝族、藏族、蒙古族等个别民族以及这些民族的个别学者中，而并非所有母语民族学者们的共同意识。

　　在对母语文学相对发达的民族母族文学研究情况的考察中，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情形更为严峻和复杂。如在对“蒙古族文学”研究文献进行检索时，仅检索到21篇文献。其中，以‘‘蒙古族母语文学”为主题词仅检索到2篇文献:包斯钦《中国蒙古语文学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张—弘《茜都麦汉译小说女性形象研究》;以“蒙古文小说”为主题词共检索到17篇文献，其中只有4篇期刊文献:额尔敦哈达《小说的命名与蒙古文小说观念的形成》、包斯钦《新时期蒙古文小说情节结构》、陈岗龙《〈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研究》《〈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和〈琵琶记〉比较》，其余14篇文献全部是内蒙古大学（9篇）、内蒙古师范大学（4篇）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论文（这或许说明母语文学正在引起年轻学者们的注意）。以‘‘蒙古文诗歌”为主题词仅检索到3篇文献:海日寒《论阿尔泰的诗歌创作》《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创作新论》、巴•苏和的《全福教授诗歌理论》。而以“蒙古文散文”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时,结果为0。

　　我们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这几个母语文学很发达的民族母语文学研究也进行了检索，结果如下:

　　检索主题词                                                                                       文献量

　　维吾尔族文学                                                                                       34

　　哈萨克族文学                                                                                       12

　　朝鲜族文学                                                                                           60

　　维吾尔族母语文学(维吾尔文文学)                                                         0

　　哈萨克族母语文学(哈萨克文文学）                                                      2

　　朝鲜族母语文(朝鲜文学)                                                                       0

      上述文献令人惊诧的结果说明，各民族的母语文学书写根本未纳入文学研究的话语范畴，从而再一次为中国文学研究空间中中国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不在场提供了证据。

　　那么,是不是各民族母语文学研究真的处于缺席状态？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不过各民族母语文学的研究都在母语这一自足的语境之中。以蒙古族母语文学为例，创刊于1955年的《花的原野》从第2期开始，就陆续发表理论评论文章，并形成了由巴•布林贝赫、曹都毕力格、当•查格德尔苏荣、塔木苏荣、托克达木、额尔敦朝鲁、维拉布扎木苏、高•其布钦等蒙古族作家、评论家组成的文学批评队伍。1981年，在《花的原野》评论专栏的基础上，内蒙古作家协会创办了蒙古文文艺评论专业期刊《金钥匙》，该刊先后发表了色•巴雅尔的《新时期蒙古文学构成》、阿•哈斯宝鲁的《蒙古小说新探索》、达•巴图的〈<蒙古小说》、沏勒格尔的《对新时期蒙古诗歌的观察》、萨曰娜的《通感及其蒙古诗歌》以及格•宝音巴图的《阿尔泰的〈心录的报春花〉之美学思想》、宝力高的《关于改善当代蒙古文学评论研究的建议》、乌恩巴雅尔的《评希儒嘉措的生死观》等1200多篇蒙古族母语文学研究成果0。在蒙古族母语文学研究领域，人们并没有觉得研究的缺席或者母语文学被边缘化，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在蒙古族母语之外，这些作家作品和研究成果并不为人所知。再如2011年7月28日在内蒙古赤峰学院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赤峰学院蒙古文史学院提交了11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涉及蒙古族民间文学（民歌、故事）、蒙古族古代文学、蒙古族现当代作家文学、蒙古族比较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有10篇论文由这些蒙古族双语学者用母语完成后又自己翻译成汉语，有的学者甚至将蒙、汉文对照的论文提交论坛。论坛的“论文集”成为多语种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贺•赛音朝克图在论坛上则宣称，自己是第一次用汉语宣讲论文。这些蒙古族学者用蒙古文书写、用汉语宣讲的论文，无论在话语方式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一现象学、文化学、生态学上都带给人们极大震动，人们通过这种话语方式，看到了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丰富的文学及文学研究世界。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民族中。一方面，无论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是朝鲜族，虽然有的文献谈论的是本民族母语文学，但并没有刻意或者有意识地使用“母语”—词，这应该与这些民族本来就是以母语创作为主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因此，这些民族的文学研究者在自足的母语环境中，自然不会关注‘‘语种”的问题。而这也恰恰证明在汉语文学研究空间，这些民族的母语文学研究是不在场的。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所谈论的“维吾尔族文学’、“哈萨克族文学”或者“朝鲜族文学”仅仅是这些民族的汉语文学，而非整体意义上的汉语与母语及其他语种共同构成的本民族多语种文学，这种情形也造成了自我遮蔽。

　　需要指出的是，仅有的关于各民族母语文学的研究文献，均来源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这些边远民族地区学术期刊及民族文学研究专业期刊，这也说明仅有的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局限在母语文学自在的现场和学科内部,属于自我观照。中国文学研究空间中的主流期刊，如《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没有发表过—篇关于各民族母语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还发现，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版》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文学研究》竟然不在其列。如果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话语空间中处于边缘地位，那么，各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则完全是处于‘‘不在场的在场”的境地。

　　中国文学传播空间中的"不在场的在场"

　　在中国文学传播这1将文学书写合法化、公共化的重要环节和话语中，中国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同样是‘‘不在场的在场”。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最近公布的数字:全国民族出版社有38家,分布在14个省区，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出版自己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社。2007年,全国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5561种、印数达6444万册，全国少数民族文字种类26种，出版少数民族文字期刊192种、报纸82种。在上述母语文字期刊中，很多纯文学期刊已经具有几十年的历史，如创刊于1951年的朝鲜文的〈诞边文学》、维吾尔文的《新疆文学》(后改为《塔里木》）、953年创刊的哈萨克文的《曙光》、创刊于1955年的蒙古文的《花的原野》等等。此外，有的民族甚至办有多种母语文学期刊，如蒙古文的《花的原野》《呼伦贝尔文学》《西拉木沦》《敕勒格尔塔拉》《陶茹格萨茹娜》《启明星》《汗腾格里》等,藏文的《西藏文艺》《邦锦梅朵》《拉萨河》《雪域文化》《珠峰》《山南文艺》《羌塘》等。在民族较多的省区，还形成了多语种文学期刊并存的局面，如新疆就有维吾尔文的《塔里木》、哈萨克文的《曙光》《木拉》、蒙古文的《启明星》《汗腾格里》、柯尔克孜文的《新疆柯尔克孜文学》《新疆艺术》等30多种各民族母语文学期刊。

　　文学期刊是文学作品转化为公共性文化产品的重要媒介。这些母语文学期刊之所以能够生存,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_是有_大批不断生产母语文学文本的作家；二是拥有大量母语文学读者。后者证明母语文学在这些民族内部的传播具有未被我们所知的广泛性。以柯尔克孜族为例，据新疆作家协会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期《新疆柯尔克孜文学》进入期刊零售渠道，总发行量达4 000多册,平均每46个人订阅一份，人均期刊订阅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并与汉文的《读者》《青年文摘》成为该地区最畅销的三种期刊7(36〜51)。然而，除柯尔克族的读者、作者以外,《新疆柯尔克孜文学》并不为人所知，柯尔克族母语文学令人惊叹的传播现场和接受的广泛性同样不为人所知。柯尔克族母语文学在中国文学传播的话语系统中‘‘不在场的在场”，也代表了其他民族母语文学的现实处境。

　　应该指出的是，官方对各民族母语文学传播载体和传播情况的统计数据,没有完全展示中国各民族母语文学书写传播的真实现场，因为在各民族民间，还有很多并未取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合法刊号的民间组织或官方、半官方创办的各民族母语期刊。例如，笔者在四川凉山田野调查时就发现，该地区流行着由四川凉山州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诺苏》、由该州宣传部创办的彝文内部期刊《喜德拉达》（现改为彝汉双语）。另外，笔者还在喜德县街市买到一本喜德县职业民族中学师生彝文文学作品集《彝寨索玛花》,里面有91篇该校师生用彝语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一个职业中学的文学书写与民间的传播方式,充分证明文学在其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样，作为彝语文学书写的“痕迹”，确定无疑地展示了彝族母语文学的真实现场。这一个案说明，作为各民族母语文学的现场，实际情况和包容的元素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更为多样而丰富。

　　—个被中国文学传播研究领域所忽视的现象是，各民族母语文学的传播早已呈现出跨国际的趋向，如新疆的蒙古文文学期刊《启明星》已经被蒙古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蒙古文研究机构所订阅和收藏；《花的原野》也在蒙古、俄罗斯、美国、日本、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延边文学》在朝鲜、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发行;等等。在国内，各民族母语期刊仅仅为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图书馆及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读者和研究者所订阅。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传播的总体格局中，各民族母语文学期刊以一种封闭和隐形的方式存在。这些文学期刊所指认的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在场并未得到文学研究领域的关注。

　　此外，文学翻译是不同语种文学实现跨语种传播的重要话语形式,世界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和跨语际传播大都借此道而行。从多元文化和人类自身文化交流的诉求而言，各民族、各语种、各国家文化与文学的跨民族、跨语际、跨国际传播,既是世界文化的总体走向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图式，更是各民族、国家文化的公共话语权力。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种权力对各民族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也是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规约。然而，实际情况却不然。以建国后不同语种的各民族文学跨民族传播为例，虽然国家通过成立出版机构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和阅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但是，各民族之间还没有形成正态的交互翻译（传播）的有效机制和渠道。几十年来，单边译入（出）的局面一直延续,即译出语汉语（文学）呈现出向译入语多语种（文学）的单向译入和传播，各民族母语文学之间以及各民族母语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通过双向互译，实现跨民族、跨语际传播，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影响都微乎其微。以新疆为例，仅新疆人民出版社20世纪70至90年代，由汉语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族文、蒙古文以及锡伯文的中外文学作品就达1 500多种。创刊于1960年的《文学译丛》是我国唯一一份将中国当现代优秀文学作品译成维吾尔文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翻译刊物。50多年来《文学译丛》杂志出版600多期，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梁斌、杨沫、周立波、柳青、欧阳山、李季、王蒙、刘绍棠、刘心武等作家5 000多万字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维吾尔文。然而，众多维吾尔族母语作家中，被翻译成汉文进入中国文学传播空间的作品却少得可怜。2009年中国作协编辑10卷本《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翻译作品集》，在征集翻译作品时，新疆所提供的精选过的参选小说就达200多万字。同样，蒙古族、朝鲜族、藏族等母语文学发达的民族中，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至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甚至《天安门诗抄》都曾被翻译成本民族文字，包括西方19世纪以来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也大都由汉文翻译成各民族文字进入各民族文学传播空间，但是这些民族的母语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很少被翻译成汉文走入中国文学传播的公共空间。例如蒙古族母语作家满都麦30年来共创作了260多篇长、中、短篇小说，而译成汉文发表的作品仅有30余篇。

　　这种情形与许多各民族母语作家跨语际传播意识缺乏有关，与各民族之间、各民族母语与汉语之间的双向传播机制的建立与合理配置关系更大。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客观事实是，在国内，至今没有一家专门发表各民族母语汉译作品的文学期刊。《民族文学》虽一直有意识地推进各民族母语文学的跨民族、跨语际传播，但该刊以发表各民族作家汉语作品为主,30年中也仅仅发表1 000多篇（首）各民族母语文学汉译作品。中国作协每年都要出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但能够被选入作品集的各民族母语文学作品却凤毛麟角，不足以反映各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水平和全貌。可以说,只重视汉语文学作品的译出，忽视各母语民族文学成果的译入，也在另一个方面助推了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现象的形成。

　　也许,只有回到各民族母语文学的现场才能更加清楚地说明各民族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的严重程度。

　　在藏族，仅《西藏文艺》自1980年创刊以来，就发表了1 000多名作者的2 400多万字的藏文文学作品。在蒙古族《花的原野》举办各种文学学习班、培训班、笔会40多次，召开座谈会、作品研讨会等100多次，发表3 000多名母语作家的蒙古文长篇小说10余部，中短篇小说、散文3 000多篇，诗歌6 000多首，总字数超过7 000万，培养了纳•赛音朝克图、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齐木德道尔吉、葛日乐朝格图、莫•阿斯尔、力格登、阿云嘎、阿尔泰、敖力玛苏荣、勒•敖德斯尔、齐•莫日根、满都麦、嘎•希儒嘉措、吉•清河乐、海日寒、满全、多兰等一大批母语作家。在朝鲜族《延边文学》出刊近600期，培养了金学铁、李元吉、林元春、金哲、禹光勋、郑世峰、尹林虎、朴善锡、崔国哲、李惠善、许莲顺、崔红一、张春植、金学松、朴草兰、金革等一大批在朝鲜族和朝鲜半岛都具有广泛影响的朝鲜族母语作家。在维吾尔族《新疆文学》（现为《塔里木》）出刊600多期，使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穆罕默德•伊明、穆罕默德•巴格拉希、艾合台木•乌买尔、麦买提明•吾守尔、艾尔肯•沙比尔、阿拉提•阿斯森以及哈萨克族的阿吾力汗•哈里、克尔巴克•努拉林等作家成为本民族具有跨国影响、受人尊敬的母语作家。必须说明的是,几乎每一个拥有母语文学书写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如彝族大凉山母语作家群、哈萨克母语作家群、藏族母语作家群等等。特别是近年来，各民族母语创作随着民族母语危机意识和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甚至在一些母语即将丢失的民族（如满族）也出现了回归母语写作的倾向。只不过，不在场的在场遮蔽了我们的视线，使各民族的母语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空中成为一种“日蚀”现象，被遮蔽的部分只能以被遮蔽的形式证明自己的在场。

　　客观地说，在所谓的“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各民族母语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各民族母语文学生动而丰富的世界，是因为当人们在谈论‘‘中国文学”时，只关注到了汉语文学，当人们在热议‘‘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时，忽视了各民族母语写作对世界文学多样性、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一这种意义其实已经为世界所认识。各民族母语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乃至对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意义，终有被认知和被证明的一天。

　　（原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李晓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现已出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玛拉沁夫小说论》《契丹艺术史》《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