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在广西现代诗歌当中有深厚的传统与时代价值，20世纪50至70年代韦其麟 《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建构与完成了广西诗歌的现代创作与转型。8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广西诗坛围绕“民族书写”展开多维度的探索与实践，韦其麟80年代以来走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既深化了广西诗歌 “民族书写”的传统，又丰富了广西诗歌时代书写的审美维度与精神内蕴，表现出鲜明的传承性与开拓性。综合地看，韦其麟60余年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作为广西的诗歌符号、民族符号、文化符号及中国民族诗歌符号，在时代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现代诗歌;韦其麟;民族文学

韦其麟(壮族)是新时期以来广西诗歌现代转型与发展的重要代表性诗人，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始于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创作。20世纪50至70年代，壮族诗人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贯穿了广西现代诗歌创作、发展及转型过程的始终。以《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为基础，韦其麟与其同期的广西诗人一起，建构与完成了广西诗歌从民间“韵体诗歌”至新诗的现代转型。而80年代以来，韦其麟走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既是对广西诗歌中“民族书写”传统的传承与时代深化，又为广西诗歌创造新的审美维度与内蕴，造就了“民族书写”的时代价值与可能。

一、韦其麟民族叙事诗创作与广西诗歌现代转型

壮族诗人韦其麟(1935－)是最早在全国有影响的广西诗人，代表作为民族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1953)、《百鸟衣》(1955)、《凤凰歌》(1964)、《寻找太阳的母亲》(1984)等。白族诗人晓雪认为:“在我国当代各民族诗人中，韦其麟同志是非常注意并相当善于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灵魂’‘抽取力量’而获得可喜成就的诗人。”［1］(P．335)韦其麟20世纪50年代开始于《新观察》《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作品，被《中国文学》(英文版)《人民文学》《新华月报》等刊物转载;并由于其个人的创作与影响，80 年代以来曾先后担任广西作家协会主席(1986—1991)、广西文联主席 (1991—1995)、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6—2001)。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民族诗人，根据韦其麟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与精神内蕴，其60余年来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写作，二是80年代以来以否定情感为表现维度的现代诗写作。从“民族书写”的角度来看，韦其麟20世纪50到70年代《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写作，推动了广西诗歌由民间“韵体诗歌”到现代诗的转变，建构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并对中国民族诗歌创作的现代进程深有影响。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其麟以否定情感为表现维度的现代诗写作，一方面是对《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的承袭与深化，体现了其个人诗歌写作的时代转变，另一方面也映射与丰富了广西现代诗歌转型后的成熟态势与时代内蕴。这些特征共同说明了壮族诗人韦其麟诗歌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梁庭望指出: “少数民族诗坛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由民间诗歌 (包括民歌、民间长诗、民间说唱)领衔的，作家诗产生比较晚。”［2］(P．5)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 (1958) 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 (1961) 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诗人队伍基本由民间歌手、艺术工作者等构成，他们收集、创作的文本属于“民间诗歌”，即是一种有固定押韵格式的“韵体诗歌”。 “由于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还没有作家诗，故而民间诗歌在少数民族韵体文学中占有绝对优势”。［2］(P．5)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世居有壮、瑶、苗、侗、京、仫佬等12个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以山歌、神话、传说、叙事诗等形式创作与流传着丰富的民间诗歌。这些民间诗歌本质上是“韵体诗歌”。与其他民族一样，广西现代意义“民族书写”始于“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即“从1958年起，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市和自治区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学调查，编写各个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3］(P．7)根据编写广西民族文学史的工作要求，广西相关部门开始召集与培养民族作家和诗人。在大学期间发表《玫瑰花的故事》(1953)、《百鸟衣》(1955)等民族叙事长诗的壮族诗人韦其麟，因其壮族的民族身份与文化积淀及所掌握的现代诗歌写作理念、方法及技巧，也因民族叙事长诗《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在全国的影响，大学毕业回到广西民族大学 (原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文联等单位工作的韦其麟成为广西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诗人。“经过诗人的辛勤努力，使得他的作品，既有自由体诗的生动活泼，抒卷自如的长处，又保持着壮族民歌浓郁的韵味”，［4］并且通过 《百鸟衣》(1955)、《凤凰歌》(1964)、《寻找太阳的母亲》(1984)等壮族叙事长诗创作，韦其麟推助了广西诗歌由民间“韵体诗歌”到现代诗的转变，建构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

“勒脚歌”与“排歌体”是广西民间“韵体诗歌”的主要创作形式。“勒脚歌”流传于广西红水河下游各地域，结构为“首节定基调的歌，其结构比较复杂，有特殊反复规律: 其最基础的是每首八行，七、八行复沓一、二行，十一、十二行复沓三、四行，经过反复，形成三节十二行”。［2］(P．7)“排歌体”主要流传于广西右江地区，“每首的句数不定，但一般是双数; 每句字数也不定，但大多数是单数。除每两句须押腰韵外，比较自由，句子往往采用辅排 的 方式”。［5］(P．174)由于在壮族母语(山歌)的环境中成长，也由于熟悉壮族的文化与传统及在大学期间掌握的现代诗歌写作理念、方法及技巧，壮族诗人韦其麟创作的《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凤凰歌》《寻找太阳的母亲》等民族叙事诗构成了对广西民间“韵体诗歌”(即“勒脚歌”与“排歌体”为代表的山歌体)的反转与超越，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叙事长诗，虽然仍然遗留有“韵体诗歌”某些传统特征，但已属现代诗范围。“他早期的《玫瑰花的故事》和《百鸟衣》的成功，显然是由于选择了适合自己气质的自由的形式自由的行文，这适合他的格调，和艺术情趣，这就是诗行中的自由体的形式和强烈的抒情色彩”。［6］

据梁庭望《中国诗歌通史: 少数民族卷》考察，新诗百年发展进程中，广西现代诗歌创作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西都诞生出一批诗人群体，新中国成立后陆地(壮族)、苗延秀 (侗族) 等作家诗人更是由延安返回广西生活与创作，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实践虽然属于“现代诗”范畴，但在广西“以全新的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壮族最古老的民间文化相应地有机地结合，并在中国现当代新诗的格局中取得应有的艺术地位的，则是韦其麟”。［6］

从民间“韵体诗歌”至现代诗歌，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在诗歌的文本、格式及审美方面表现出明显而清晰的轨迹，广西民间“韵体诗歌”(即“勒脚歌”与“排歌体”为代表的山歌体)与现代诗歌(韦其麟民族叙事诗)的文本、格式、审美及诗性特征的增长、演变情况及与韦其麟民族叙事诗创作的关系、特征呈现如下:

嘉庆四年皇，依情由来讲，故事那时事，

号中原甲子。村与村传扬。歌在己未年。

在广西无事，嘉庆四年皇，在广西无事，

讲英台故事。号中原甲子。讲英台故事。［7］(P．923)

广西是“山歌”的故乡，“勒脚歌”与“排歌体”格式的山歌创作构成了广西民间“韵体诗歌”的主体。“勒脚歌”是广西山歌常用的创作与对唱的形式之一。广西壮族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梁山伯与祝英台》主要以“勒脚歌”格式创作而成，它的创作遵循并展现了“勒脚歌”最简单的押韵及复沓格式，即第二节的“七、八行复沓一、二行，十一、十二行复沓三、四行”，以反复至二十行、二十四行及七十二行。并以多节反复，形成长诗。从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上看，“勒脚歌”以描述与对唱为主，其格式与押韵特征与古体诗有相似之处，但在意境与诗性创造方面不如古体诗; 并且与现代诗相比，“勒脚歌”的押韵与复沓规则，亦不能创造出现代诗具有的诗性与审美。显然，尽管“勒脚歌”在广西民间“韵体诗歌”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不能把“勒脚歌”的时代创作理解或视为广西现代诗歌。

妹叫唱，

要对山歌也无妨，

只因妹的山歌带身上，

哥的山歌还在屋里放;

妈把山歌拿到柜里锁，

妈把山歌拿到仓里藏，

锁在杉木柜，

藏在桦木仓，

上了铜丁百二颗，

一在无人开得仓;

若是妹妹撬得动，

哥才有歌上歌场。［8］(P．35)

从文本形式上看，与“勒脚歌”相比，“排歌体”是广西山歌创作与对唱中相对开放、自由的形式，其一般格式为:每首(节)行数为双数，每行字数为单数，二、四、六、八行等押韵，不要求所有行数数字一致，整体上与传统民歌的铺陈直叙的“赋”体相似，并且其明显的特征是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文学性、审美性。这一特征能够为诗人们进行民间传说、故事的再创作，即民族叙事诗创作，提供形式与思维上的优势，但严格的行数、字数、押韵要求及描述特征是文本中审美性与诗性创造的严重“束缚”。

对广西现代诗人来说，“勒脚歌”“排歌体”形式的山歌传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与土壤，“在民歌里，那大胆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夸张，和那丰富的比喻、起兴、重复，是那样形象、精确、具体、生动和恰到好处，给人的印象是那样强烈、新鲜、明朗”。［1］(P．250)“勒脚歌”“排歌体”固有的传统很重要，但“勒脚歌”“排歌体”的行数、字数、押韵等格式“局限”，同时也导致了广西山歌本质上不是现代诗，而属于民间的“韵体诗歌”。显然，通过广西“勒脚歌”“排歌体”及现代诗歌比较与分析而知:广西民间“韵体诗歌”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新一代诗人的创作与追求，目的就是在“勒脚歌”“排歌体”的山歌传统中实现广西“山歌”到广西现代诗歌的本质“跨越”。

像春天的竹笋一样，

古卡日夜成长。

白圆圆的脸会朝着娘笑了，

乌亮亮的眼睛会认出娘了，

红扁扁的小嘴会叫娘了，

肥胖胖的手脚会爬地了。

娘看见这些啊，

高兴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没有花就没有果子，

果子从花蕊里结成;

没有娘就没有古卡，

古卡从娘的怀里成长。［9］(P．12)

实现“山歌”的跨越，就是实现广西民间“韵体诗歌”至现代诗歌的转型及现代的“民族书写”的跨越。20世纪50至70年代，壮族诗人韦其麟为广西诗歌建构了这种广西“山歌”至广西现代诗歌的民族跨越。在韦其麟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绿绿山坡下”一节中，我们看到: 其本人开展的诗歌创作，对“勒脚歌”的复沓、“排歌体”押韵与数字“限制”，并不作强制要求。相反，诗中每行的字数、长短、意蕴及整体形式已因遵循现代诗歌的修辞技巧与体制而实现自由化、审美化，展现出现代诗的诗性与审美特征。由文本分析可知，韦其麟的民族叙事诗“善于吸收壮族民歌的营养，大量采用民族的比兴、夸张、重叠等表现手法，通过朴素而生动、简洁而活泼的语言，形成明丽的诗的意境和浓郁的抒情气氛，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2］(P．805)通过广西民间“勒脚歌”“排歌体”与韦其麟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的文本、形式、意蕴、修辞及审美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诗创作，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山歌”、民间“韵体诗歌”至广西现代诗歌的重大跨越，让广西诗歌在“民族书写”维度上实现了文学性、审美性、诗性的现代转型。同时，由于大学教育的推广、新诗的传播及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的影响，广西青年诗人群体相继学习并使用韦其麟《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等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并积极付诸创作实践，最终使《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广西诗歌创作的主流模式，从而共同塑定广西诗歌现代转型的成果与意义。这一时期，广西诗坛苗延秀 (侗族)、包玉堂 (仫佬族)、萧甘牛 (壮族)、侬易天(壮族)等诗人先后创作出《大苗山交响曲》《虹》《双棺岩》《刘三妹》等民族叙事长诗。基于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的影响、广西诗坛现代诗歌创作队伍的形成及成果的积累，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基本完成。

《百鸟衣》是韦其麟民族叙事诗的代表作，也是其壮族民间传说创作的最成功且最有影响的作品。“在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歌唱壮民族文化方面，韦其麟是最真诚，也最为深刻和出色的一位壮族诗人”。［6］20世纪50至70年代，韦其麟以其个人的民族意愿、诗歌才能及影响证明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民族诗人、现代诗人，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创作，不仅证明了其本人诗歌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更作为一种主流的创作模式引领广西诗人群体的创作。与其他同期的广西诗人一起，韦其麟以《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完成了广西诗歌从民间“韵体诗歌”至新诗的现代转型。

二、韦其麟否定情感诗写作与广西诗歌“花山”探索

因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作为广西诗歌时代发展的传统与愿望，被不断地挖掘、丰富与深化。特别是在80年代“寻根思潮”及“百越境界”影响下，广西诗歌在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的传统上形成了以壮族文化发源地“花山岩画”为核心的现代“民族书写”。在广西诗歌地域性、群体性的意愿与努力下，80年代以来，广西诗坛围绕“花山”的现代“民族书写”的探索活动主要有:“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研讨会”(1985，南宁)、“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花山文艺座谈会”(1996，崇左花山)、“广西首届花山诗会”(2017，崇左花山)。这些具有传承性、时代性的“民族书写”探索与实践，不仅是在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传统上挖掘了广西诗歌“民族书写”的现代可能，而且突显了广西现代诗歌创作的新态势与时代特征。韦其麟作为广西诗歌现代“民族书写”的建构者、见证者、实践者，其80年代以来以否定情感为创作维度的现代诗写作，对丰富与深化广西诗歌的现代“民族书写”的审美与表现维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是对本体的寻找与想象，广西诗歌“花山”探索目的是为找到“民族书写”本体价值与时代可能。一般而言，民间叙事诗、传说、神话是“民族”本体的载体与表现形式，进行自觉式的批判、讽刺及怜悯是民间叙事诗、传说、神话惯用的创作原则与情感指向。这种特征在不同的民族叙事诗、传说、神话中均得以体现，如壮族民间传说《刘三姐》写道: “唱山歌，/一人唱来万人和; /唱得穷人哈哈笑，/唱得财主打咆哮”，［10］(P．71)蒙古族叙事长诗 《嘎达梅林》也同样道出了这种“情感”:“隆冬的草原虽然阴沉，/跟着就是明媚的春天; /嘎达梅林啊，虽然死去了，/坏人的天下也不会久远”;［11］(P．103)这种“假、丑、恶”的“批判、讽刺及怜悯”之情与“真、善、美”追求明显的创作原则与情感指向，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间叙事诗、传说、神话所蕴含的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和批判功能。由此，广西诗歌的“花山”探索理应在民族的民间叙事诗、传说、神话中寻找广西诗歌现代“民族书写”的本体价值与审美情感。韦其麟在谈及《百鸟衣》创作的感受时表示:“民间故事和传说是人民群众所创作，里面非常鲜明地体现着他们深刻的爱憎，通过他们所创造的故事和人物，给统治者以辛辣的讽刺和打击。”［1］(P．249)广西现代诗歌从“韵体诗歌”的母体中走出，其现代 “民族书写”一方面应继承民间 “韵体诗歌”充满自觉的批判、讽刺、怜悯的传统及审美情感，另一方面由于受到19世纪以来“重估一切价值”、文化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性观念与意识的影响，它的现代创作在继续展现民间“韵体诗歌”的批判、讽刺、怜悯传统与审美情感的同时，应进一步转向根植于时代精神的否定情感书写与诗性审美。如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写道:“做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12］(P．19)民间“韵体诗歌”蕴涵的批判、讽刺、怜悯传统与审美情感及时代的否定情感作为一种诗性的关怀、认知、审美，作为生命与写作的最高准则与高度，不仅建构了一个20世纪诗人最本质的训练与诗写，同时也构成了广西诗歌现代“民族书写”的本体内蕴及人在时代之中的“诗意栖居”与胜利。

“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不断成熟，文学愈加关注人类的否定性情感与价值反思，以及时代狂欢与精神贫困等形而上学的终极问题与话语”。［13］在20世纪80年代 “寻根思潮”影响下，从民族的传统与精神之中寻找创作的思想、方法及可能成为时代的一种主流意愿。文学围绕“民族”的“寻根”、创作及探索“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14］(P．369)壮族诗人韦其麟熟悉壮族传统、文化及精神，擅长民族叙事诗创作，经过20世纪50至70年代《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阶段，在“寻根思潮”“百越境界”及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性观念与意识影响下，其诗歌写作转向时代的否定情感书写与诗性审美，以沉思与哲学关怀相结合的状态进行广西诗歌现代的“民族书写”探索与实践。“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从讴歌走向反省，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从政治反思走向文化反思，韦其麟的创作也越来越趋向于沉思”。［6］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书写”强调对“民族”传统意蕴与时代现状的综合反思与表现，“尤为关注人类的否定性情感与价值结构，探讨人类心灵深处的文化价值与哲理关怀”。［13］作为优秀的民族诗人，民族与时代相融合的否定情感不仅是80年代以来韦其麟对民族寻根性与时代现状的本质理解与诗写方式，而且也是其对现代的“民族书写”的本质理解与表现方式。“对恶的鞭笞及对善的张扬……他的意念超越了具象，进入了抽象———哲理之境”，［15］他这种以否定情感为表现维度的现代诗创作，表现着广西现代诗歌转型后的成熟态势与时代内蕴。在诗作《孤寂》中韦其麟写道:

走进灵魂市场而惶怵，/在拥挤的

喧嚣里窘苦地举步。//卖淫妇高歌爱情

的坚贞，/激起四周热烈的掌声。//江

湖佬骗卖假药的功夫，引起阵阵如狂的

欢呼。//躺在一片如雷的鼾声，/听得

见自己心跳的清醒。(《孤寂》)［9］(P．182)

否定情感是对时代快感、狂欢及精神贫困现象的 “清醒”认知与本体“穿刺”。于时代之中，进行一种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首先能够让诗人守住个人感觉与精神的家园，守住一份时代的良知与善意，其次是基于难能可贵的良知与善意，诗人们才能够完成审视人类心灵与时代的诗写，为人类与时代创造一份“诗意的栖居”、净化和怜悯。越是荒诞、怪异的时代，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所具有的净化与怜悯意义愈重大。韦其麟在捕捉到“卖淫妇高歌爱情的坚贞”“江湖佬骗卖假药的功夫”等时代“症状”之时，以一种批判、讽刺、怜悯的否定情感进行诗性、审美化的观照，展现诗歌艺术在时代之中的净化功能与怜悯情怀。

弄舌的鸟儿中，/歌赞自己笼子的

宽广。//弯曲的小松，/矜夸所在盆景

的壮美。//英雄的雕像，/画满了游人

的名字。//沉痛的哀乐，/被奏成喜庆

的欢歌。(《悲哀》)［9］(P．183)

诗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艺术，理应追求语言的诗性言说。对日常生活事物、现象进行否定情感式的感知、想象与诗性言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其麟现代诗写作的重要维度。韦其麟从民族叙事诗叙事性、故事性的写作转向强调感觉、体验、想象及审美的现代诗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诗性的进步与转向。其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不仅注重诗歌语言的诗性言说，而且注重诗歌的时代与社会功能发挥。诗中“鸟儿歌赞笼子宽广”“小松矜夸盆景壮美”“雕像画满游人名字”“哀乐奏成欢歌”，这些否定的对比形成一个诗性与情感的张力，既展现诗歌艺术的言说之美，又击中人类的情感与心灵世界，引起生命的哲思与情感的怜悯。

菟丝子诅咒寄生的无耻，/墙头草

礼赞信念。//树顶的藤鄙夷树的低

微，/田里的稗子歌唱丰年。//狐狸宣

扬诚实的美德，虻蚊谴责吸血的罪

行。//乌鸦耻笑白鹤的乌黑，/豺狼控

诉小羊的残忍。( 《滑稽》)［9］(P．181)

“审丑”是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所使用的重要的审美策略和言说意识。诗人对时代当中“丑”观照与审视，最终显现出的是美的认知与把握，“审丑”出美吻合否定情感追求的“肯定之否定”。“菟丝子的无耻”“稗子歌唱丰年”“狐狸宣扬美德”“乌鸦耻笑乌黑”“豺狼控诉残忍”这些“假丑恶”审视与聚合，共同构成了一次否定情感的诗性言说与心灵的凝视，展现现代诗对人类心智及时代的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作为时代之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诗人，韦其麟“充满怜爱的目光总是时刻关注着民生的疾苦和民族的兴衰，以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真诚地讴歌人间的真、善、美，无情地鞭挞假、恶、丑”。［16］

现代诗中“否定情感”的挖掘与开拓作为一种诗写的思维与意识，在中西方民间叙事诗、传说、神话当中有久远的传统与相通之处。悲剧是西方文学的起源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是从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17］(P．14)“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7］(P．19)“临时口占”指民间的合唱队或歌队，古希腊悲剧(格式为四双音步短长格的“讽刺格”与六音步长短短格的“英雄格”的“韵文”或歌曲)主要由诗人从民间的合唱队或歌队表演的故事整理与创作而来。在文体的格式与形式上，西方悲剧与壮族民间“韵体诗歌”的“勒脚歌”“排歌体”相似，并且在文体的功能与意义追求方面，西方悲剧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到陶冶”，与壮族民间“韵体诗歌”追求批判、讽刺及怜悯的情感审美指向一致。现代的否定情感的诗写作本质上是传承中西诗学的民间“韵体诗歌”传统与情感，并为探寻人的内心世界与时代书写提供一种可能与方向。韦其麟以否定情感为特征的现代诗写作转向，参照并深化了中西诗学民间“韵体诗歌”的传统与情感，践行诗歌的“形而上”价值及社会功用，体现了他“总是考虑到如何陶冶人们高尚的心灵”的诗学追求。

综合地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壮族诗人韦其麟走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首先是对壮族民间“韵体诗歌”批判、讽刺、怜悯传统与审美情感的沿袭与深化，体现了其本人一贯的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的风格与力度;其次作为广西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他从叙事性、故事性的民族叙事诗书写转向时代的否定情感书写与诗性审美，本质上是对广西诗歌“花山”式的“民族书写”的现代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80年代以来广西现代诗歌转型后的成熟态势及其现代意蕴不断丰富与深化的过程。

三、韦其麟诗歌创作的影响及价值

壮族诗人韦其麟60余年的诗歌创作与实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诗歌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参照。20世纪50至70年代，韦其麟《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是广西诗坛创作的主导模式，这一模式直接推助广西诗歌由民间“韵体诗歌”到新诗的过渡，建构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而80年代以来韦其麟以否定情感为创作维度的现代诗写作，对推动广西诗坛现代的“民族书写”的深化，丰富广西诗歌现代书写的审美维度与表现领域，也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构建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与探索。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广西民间“韵体诗歌”的“勒脚歌”“排歌体”，特别是“排歌体”，它们的格式、押韵与现代诗歌相近，但本质上并不能归入现代诗。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西诗歌主要以民间“韵体诗歌”为主。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实际上始于韦其麟《玫瑰花的故事》(1953)、《百鸟衣》(1955)、《凤凰歌》(1964)等民族叙事长诗创作，完成于苗延秀(侗族)、包玉堂(仫佬族)、萧甘牛(壮族)、侬易天(壮族)等广西诗人群体及《百鸟衣》模式的“民族书写”的形成。这一过程中，壮族诗人韦其麟的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现代诗歌的发展特征，我们可以说，广西诗歌是在韦其麟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维度上实现了从民间“韵体诗歌”(“勒脚歌”“排歌体”为代表的山歌体) 到现代诗歌的转型与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其麟走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是从民间叙事诗、传说、神话创作惯用的批判、讽刺、怜悯原则与情感指向，及时代与现代人类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观念之中探寻广西诗歌现代“民族书写”的本体情感与时代可能。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韦其麟说:“一切真正的诗歌都是诗人的生命、理想、道德、品质、情操、人格的表现。”［18］8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韦其麟在进行否定情感式的诗歌写作过程中，一直根植于对“花山”、民族、时代、社会及人类等终极问题的“形而上”关怀与思考，从主体的“人”的“形而上”审美维度，丰富了广西诗歌探寻现代“民族书写”的意蕴与价值。

第二，推动 (中国) 民族诗歌的创作。

“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情感、观念早已存在，但不得不承认“民族”是产生于近代的年轻概念。“人们普遍认为，它的正式形成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是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发表(有人认为，还应包括1775年波兰的第一次瓜分)”。［19］(序P．3)现代的“民族”概念与意识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据考证，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梁启超是中国最早引用“民族”一词的人。从新文学20世纪初的诞生伊始到新中国成立，虽然民族的观念与意识在文学当中已传播了半个多世纪，但民族文学、民族诗歌概念被普遍认可与使用，则是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1958)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1961)之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61年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文学编写工作讨论会”虽然提出“民族成分”“语言”“题材”是判定民族诗歌属性的三项基本要素(梁庭望在《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指出:民族诗歌是民族文学的主要构成部分，其范畴界定与民族文学一致，即以“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为标准进行界定)，但民族诗歌从概念提出到其实体的形成，即民族诗人群体、民族诗歌作品形成，仍然缺少有力的实践与文本佐证。在中国民族诗歌(文学) 建构时期，韦其麟 20世纪50至70年代《玫瑰花的故事》(1953)、《百鸟衣》(1955)、《凤凰歌》(1964)等民族叙事长诗创作模式，不仅直接推动了广西地域民族诗歌的创作，其民族诗歌创作实践及其对全国的影响，对其他民族地域的民族诗歌创作及中国民族诗歌的实体形成，也深有影响。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民族诗人，“与众多当代作家一样，韦其麟创作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被深深地嵌入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20］其以《百鸟衣》为模式的“民族书写”及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创作，在民族题材、情感、审美的现代嫁接方面形成的经验，不仅推动了广西诗歌“民族书写”模式的形成及中国民族诗歌创作实体的完善，而且对吉狄马加(彝族)、梅卓(藏族)、冯艺(壮族) 等第二代民族诗人及80后90后民族诗人的现代“民族书写”，也深有影响与启发。

第三，塑造壮族文化的符号价值。

民间传说《百鸟衣》是壮族文化与精神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韦其麟根据民间传说《百鸟衣》创作的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是对壮族文化与精神的第一次现代阐释与开拓。继韦其麟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1956)之后，广西各艺术团体根据民间传说《百鸟衣》故事主线，先后改编创作出大型民族歌舞剧《百鸟衣》(2013)、大型壮族杂技剧《百鸟衣》(2015)及中国非遗电影《百鸟衣》(2015)，多维度地演绎壮族经典，多角度地阐释壮族坚韧、顽强、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符号。从韦其麟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开始，60余年来，民间传说《百鸟衣》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时代价值与意义，至今已成为广西代表性的民族符号。

韦其麟对广西的贡献不止于诗歌，其1988年出版的《壮族民间文学概观》是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壮族民间文学的专著，在其中，他对壮族的神话、民间传说、歌谣作详细而严谨的梳理、论证，推动了广西壮族民间文学的现代研究。综合看，韦其麟民族叙事长诗《百鸟衣》及壮族文学贡献不仅塑造了民间传说《百鸟衣》的民族符号，也造就了韦其麟本人在21世纪具有的时代价值、民族价值、符号价值。2015年，广西籍80后博士钟世华以“韦其麟年谱长编”为题目申请了201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并获得立项与资助，是对韦其麟本人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与符号意义的显示与证明。

第四，勘探诗歌语言的时代意蕴。

诗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时代的艺术。时代的种种状态、特征设置了诗歌艺术应该抵达的维度。苏珊·朗格认为:“诗人以为诗歌是时代生活中宝贵的部分，并且，他可以从感情上去观察经验(不止于他自己的经验)，因为他懂得感情。”［21］(P．294)作为现代诗歌重要的诗写理念与视角，否定情感不仅有民间“韵体诗歌”深厚的批判、讽刺、怜悯传统与审美情感，其触动与呵护人类情感世界的感性价值，净化与提升时代的知性追求，本质上是在进行现代诗语本体的时代勘探与认知。人是情感的动物，能够本能地进行情感的认知与审美，韦其麟从《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创作转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创作，是在诗歌艺术的语言本体与时代特征之中，进行人类情感、诗歌艺术及时代的综合思考与勘探。

在21世纪，民间“韵体诗歌”蕴涵着丰富的诗歌潜能，“它是所有诗歌类型的伟大母亲”，民间“韵体诗歌”的批判、讽刺、怜悯传统与审美情感能够直接构成一个时代诗人最本质的训练与精神品质。韦其麟否定情感式的现代诗写作，既涵盖“韵体诗歌”批判、讽刺、怜悯的传统情感与精神，又勘探诗歌语言本体的时代情感与意蕴，表现人类终极价值的时代可能、话语可能。实际上，韦其麟否定情感式的现代诗写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时代书写、语言本体书写。

综上可知，壮族诗人韦其麟20世纪50至70年代民族叙事诗模式的“民族书写”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创作，在构建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与时代探索，推动(中国) 民族诗歌创作，塑造壮族民族文化及勘探诗歌语言的时代意蕴方面表现出多重的价值、意义及影响。

结语

《百鸟衣》模式的民族叙事诗是壮族诗人韦其麟“民族书写”的灵魂与表现形式，这一模式既构建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影响了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民族诗歌创作本体的形成。韦其麟20世纪80年代走向否定情感的现代诗写作，既是对《百鸟衣》模式的“韵体诗歌”批判、讽刺、怜悯情感的延续与深化，又是从语言本体角度对诗歌艺术进行时代的勘探与认知。韦其麟这种既传承传统又融合时代精神的现代诗歌创作，展现了广西现代诗歌在民族、时代及文化等多方面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董迎春 (1977 － )，男，江苏扬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西诗学、当代西方文论。
          覃才 (1989 － )，男 (壮族)，广西柳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2018 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 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