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华裔美国作家开始进军科幻文学，美国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越来越丰富。当中往往体现出对华裔身份的体认，但他们更善于将中国经验置于某种“记忆客体”的位置，主动参与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变更、文化秩序、技术伦理等诸多人类共同命题的审视当中。相比起“我的根在哪里”，他们更关注“我的根可以发出怎样的芽”。

关键词：华裔美国；科幻小说；技术；伦理；历史

科幻文学是一种陌生化与认知性互为在场并相互作用的文学类型，其主要形式策略是拟换作者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1]，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所带来的技术理解、经验世界和认知对象在科幻小说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作为世界的科幻文学重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创作对其价值外延的增拓显得尤为明显。美国科幻作家、批评家詹姆斯·冈恩（James Edwin Gunn）在谈及美国科幻的时候指出，从历史背景上看，美国科幻文学萌芽于工业时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家与读者对科学与技术更为敏感；从文学角度看，欧洲读者对心理世界更有兴趣，因为欧洲有更深厚的神话历史和民间传说系统，这些类型更反映了欧洲的经验。加之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以及多元文化共生的状况，使得美国成为全球的科幻文学中心[2]。在美国科幻小说发展过程中，关于族裔经验与殖民纷争的科幻小说从1895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便初现端倪[3]， 但鲜有涉及华人的生存状况与中国想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华裔美国作家开始进军科幻文学，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越来越丰富。不少华裔美国科幻作家选择通过中国想象来实现技术背景的架设和经验主体的塑造，系统地呈现与中国有关的价值符号和伦理隐喻，甚至在科幻的内核下重回中国的历史现场来探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一、从揭示、融合到开放：中国想象的代际流变

为了系统梳理与便于划分，笔者将是否系统地、专业地进行科幻创作并获得雨果奖、星云奖等国际科幻奖项组织和相关媒体的回应作为本文科幻作家生涯的标准。基于此，华裔美国作家的科幻创作是从1977年伍家球（William Wu）开始发表科幻小说开始的。若以创作题材、表述范畴和艺术手法作为参照标准，自1977年以来华裔美国科幻作家的创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际特色，呈现出“50后”、“60后”、“70后”和“新生代”这样的流变脉络。

最早以科幻作家的身份进行小说创作的华裔美国作家是1951年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伍家球。他的祖父是清末翰林学士，父母多才多艺，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自幼就偏爱历史类和魔幻类小说，并于1977年开始发表科幻小说。他的科幻小说创作与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发现不少文学作品都存在着对华人的歪曲描写，便撰写了题为《黄祸：美国小说中的美籍华人（1850-1940年）》（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 in America fictions（1850-1940））的博士论文。这种对种族争端和文化差异的触觉直接反映到他的科幻小说创作上。《祭奠》（Sacrifice）这篇小说便写了未来人类移民到空间居住地后，面对新的生存环境和价值判断，三代人是如何对待以往的文化传统的。《王先生的失物商店》（Wong's Lost and FoundEmporium）在讲述王先生的遭遇之时也探讨了一些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可以说，作为1950年代华裔作家的伍家球在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时候无不灌注了华人生存状况的揭示与思考。

在伍家球之后，美国的华裔科幻小说创作迎来了第一轮高潮。这轮高潮并不表现为作家数量之多，而是作家获奖之丰。作为华裔美国科幻界“60后”作家的代表，1967年出生在纽约的姜峯楠（Ted Chiang）共获得过9个雨果奖提名，并最终凭借《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Hell Is the Absence of God）、《商人和炼金术师之门》（TheMerchant and the Alchemist's Gate）、《呼吸——宇宙的毁灭》（Exhalation）、《软件体的生命周期》（The Lifecycle ofSoftware Objects）斩获4个雨果奖，堪称“华人之最”。姜峯楠跟伍家球截然相反，他并不醉心于探讨华裔身份在其生存体验中的位置，甚至有意地遮蔽族裔意识，从而将视点瞄向技术是如何对文明进行改变，人在技术洪流中又处于怎样的位置。“我认为科幻本质上是一种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叙事，科幻小说中最酷的元素之一就是它让你戏剧化的呈现科学发现的过程，那种顿悟宇宙中某事物的瞬间。”[4]因此，在创作手法上，他强调“突破概念”的故事（“conceptualbreakthrough” story），紧扣某个科学概念进行叙事演绎的同时把笔触伸向人文主义（humanism）。

在姜峯楠之后，越来越多的华裔美国科幻作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971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尤吉•福斯特（EugieFoster）在科幻与幻想创作圈中非常活跃，并获得2010年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其小说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情书写和东方神话氛围。1979年出生在费城的刘慧骅（Marjorie Liu）曾凭借《虎眼》（Tiger Eye）引起关注，大学专修东亚语言文化并热爱《红楼梦》的她，将这个讲述一名外来游客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魔盒”的故事讲述得生动有趣。而同辈作家中，1976年出生的刘宇昆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刘宇昆是一位科幻作家，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译者，经他翻译的中国大陆科幻小说《三体》和《北京折叠》均斩获雨果奖。曾凭借《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物哀》（Mono no Aware）、《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横扫雨果奖和星云奖的刘宇昆既频繁地在其作品中建构中国意象，探讨族裔身份与历史意识，又紧密围绕不同的技术话语进行演绎。可以说，刘宇昆的科幻小说创作和译介直接为华裔美国科幻小说带来了第二轮高潮。同样出生于1976年的朱恒昱（Wesley Chu）凭借《道的新生》（The Lives of Tao）获得坎贝尔奖，其极具节奏感的写作风格更是被好莱坞导演迈克尔·贝看中，《时空救援者》(Time Salvager)尚未出版之时就被买下了电影改编权。

在刘宇昆这批“70后”作家掀起的华裔科幻浪潮下，一批80后、90后的“新生代”华裔科幻作家也开始渐露头角。2011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余丽莉（E. Lily Yu）凭《马蜂和无政府主义蜜蜂》（The Cartographer Wasps and theAnarchist Bees）获得雨果奖最佳短篇提名。朱中宜（John Chu）凭借《谎言之水从天而降》（The Water That Fallson You from Nowhere）获得2014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1991年出生的鲍嘉璐（Karen Bao）创作了《月球三部曲》（Dove Arising）。1992年出生的李园（Shelley Li）在国际顶级科研期刊《自然》杂志（Nature）上发表了《替换》（Replacement）和《外包而来》（Outsourced）。这批“新生代”华裔科幻作家的创作不仅有关注以往的传统价值、文化隔阂、族裔意识和社会矛盾，还涉及同性恋、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的社会伦理冲突。

从早期伍家球通过描述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来揭示华人的生存状态，探讨族裔差异和文化隔阂，到刘宇昆笔下大量中国元素的传递，再到“新生代”的多元表达，当中不乏以本体论的立场剖示对华裔身份的认同和情感共鸣，但更多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现存经验里的中国赋予具体的现代解释。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想象呈现出饶有意味的阐释空间。中国想象在这些作家笔下不再局限于族裔身份的“借壳上市”，或者在美国本土语境中借由某种“东方意象”来捕获猎奇目光，而是将他们认知中的中国视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内核。他们或以中国元素进行景观布置和材质建构，或反思膨胀的技术、越界的伦理和原子化的社会对身体的管制，甚至重审记忆现场的真实性与信息秩序的合法性来反诘历史本身。因此，与其说他们笔下的中国想象反映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科幻小说来想象中国的，不如说他们一直试图以“作为方法的中国”来审视全球化语境下的技术社会。

二、经验载体：作为技术背景的“中国”

无论是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詹姆斯·冈恩、达可·苏恩文（Darko Suvin）还是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不少科幻小说批评家都认为，如何处理“技术”这一命题是科幻小说的要义，技术与想象的关系决定了一部小说最终成为科幻小说、奇幻小说、魔幻故事还是神话传奇。当小说中的技术是在理性的指导和逻辑的布局下主动关联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对未来空间的模拟和对人类命运自身进行规划和改造的能力，而想象只不过是推演技术的程序，那么它就是科幻小说。相反，苏恩文认为，当小说中的技术是通过某种魔法的或宗教的方式展示，由伦理学而非科学与逻辑来决定，且不由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主人公或它们所呈现的世界里的全部人群时，这些文学类型便否定了技术的自主性，成为超自然主义（Metaphysical）的小说类别[5]。卡瓦拉罗在《赛博朋克与赛博文化：科幻小说与威廉·吉布森作品》中也直言，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艺术，这意味着，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并非粗糙地把各种元素组合，它意味着通过类比或想象让事物脱离原始状态[6]。刘宇昆对技术本身保持了足够的敏感，在他的科幻小说中，中国经验为小说中的技术来源、技术载体和技术运用提供了不少构思源头，并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提出了“丝绸朋克”的概念，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技术背景。

“丝绸朋克”是刘宇昆提出的一种科幻体裁，也是一种新的“技术语言”，里面的元素不再像蒸汽朋克那样是金属、玻璃和镀膜，而是丝绸、木头、竹子、纸张等东方元素，其启动方式也不再是蒸汽，而是风、水、“气”、墨家机关术等[7]。按照这个厘定，刘宇昆的《结绳记事》（Tying Knots）、《北斗》(Běidǒu)、《蒲公英王朝》（The Grace of Kings）等作品都属于“丝绸朋克”。《结绳记事》开篇引用了东汉荀爽的《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表明了在文字出现之前的远古中国，人们是如何用绳子作为语言记录事情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叫“萳族”的部族，他们祖辈的祖籍在中国北方，为躲避战乱来到中缅边界的高山上，首领索博负责结绳记事。来自美国的蛋白质与基因工程专家托穆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结绳记事居然跟基因链条的解开和重组非常相似，他请索博到美国，让专家记录他结绳的过程。蛋白质链条结构决定了生命的特征形态，如果人们可以找到一种准确而快捷的算法，预测一段氨基酸序列的天然形状并把它折叠起来，那么很多疾病就得到预防和治疗。在小说里，包含生命信息的蛋白质链条如同承载了叙事信息的绳结，对氨基酸进行序列排布就如结绳记事。[8] “绳子”不再是一种生活工具，而是技术素材，“结绳”这个行为也便具备了技术内涵。刘宇昆将人类生命的基本演绎方式跟人类最古老的信息记录技术关联起来，而最重要的是，作为技术背景的中国直接参与到科幻叙事的实质建构当中，结绳是上古中国的一种技术，代表着刘宇昆认知结构里的中国——那种存在于象形文字和会意文字中区别于拼音文字的直观感知和思维方法。刘宇昆在将其与基因工程的现代生物技术的比照中以新的技术语法来对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进行新的透视，这使“结绳”这种上古中国技术得以具体化和经验化。如此一来，在《结绳记事》中，“结绳”这个行为既完成了技术背景的布局，又实现了上古中国的经验传递。与刘宇昆的《结绳记事》相似，姜峯楠（Ted Chiang）的《你一生的故事》（Stories of Your Life）虽然没有直接表述任何关于中国的想象，但其中对象形会意文字的解读，对当中直观感知和思维方法的认可却跟《结绳记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你一生的故事》中外星人的文字是象形的、立体的，正因为有着如此奇特的语言，他们用更直观的方式把握物理，运用语言的技术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感知[9]。

刘宇昆以中国元素作为技术背景并塑造经验载体的“丝绸朋克”作品，还有《北斗》。《北斗》将时间设定在万历年间，当时日本在丰臣秀吉的带领下入侵朝鲜，万历皇帝在收到朝鲜宣祖李昖的求助后派出小说主人公谭远思带军援助。为了掩人耳目直达敌阵，谭远思从万历皇帝绘画时的“丹田运气”中获得启发，以北斗星作为方向，以孔明灯作为载具，最终旗开得胜。[10]刘宇昆摆脱了美国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古典式的机能主义（蒸汽朋克）和人工智能的后人类空间（赛博朋克），借助中国的历史推演了一场由竹子、木头、纸张搭建的技术想象。相似地，讲述杉浦·加鲁（Kuni Garu）和玛塔·金度（Mata Zyndu）的《蒲公英王朝》就是沿用了刘邦和项羽的故事，当中不乏丝绸飞艇和风筝载具等“丝绸朋克”技术。[11]

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体现在技术运作之中，通过何种物质、运用何种方式以达到怎样的预期、构思、计划或意志，归根到底，便是经验载体的重塑。在这个意义上，安伯托·加林贝蒂指出“技术是人的本质”[12]。因此，“丝绸朋克”将纸张、绳子、木头、竹子、丝绸等中国元素带进了新的技术语境里，使作为经验载体的中国得以具体化。

三、伦理诘问：作为价值隐喻的“中国”

在科幻的发展历程中，人们通过小说的途径重新激活旧技术，通过划分（hierarchical）、复位（recursive）、整合（combinatorial）实现技术猜想，为新技术提供新的接受语境和认知系统[13]，由此技术背景便建构起经验载体。然而，不同于刘宇昆通过“丝绸朋克”来介入技术背景的中国想象，一部分华裔美国科幻作家对技术世界和现代社会保持着警惕与反思。他们见证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也感受到技术飞跃所带来的价值判断的改写和伦理法则的更迭，于是通过科幻小说这种极具可塑性和跨越度的形式探讨这些命题。面对这些命题，他们习惯将中国经验置于现代性之外的第三方位置，以抒情传统反诘工具理性，以感性直观对抗同质化社会。

作为当代最早进行科幻写作的华裔美国作家，伍家球（William Wu）对技术时代人类自身所处的价值方向和伦理位置尤为敏感。在他的科幻小说《祭奠》（Sacrifice）中，汤姆·雷和很多人一样移民到围绕地球运行的赫克托星，但地球上的情感模式和道德概念似乎并没有引入这座“先进的”星球。当父亲的葬礼举行的时候，雷发现一点肃穆气氛都没有，大人们只是敷衍地走过场，拿父亲生前的事迹作为谈资。在晚饭的时候，唐人街出生的爷爷建议雷把这次获得好成绩的作文烧掉，并到供奉神像和祖宗牌位的神龛祈祷，这样仙逝的父亲就能收到。一开始，雷会下意识地质疑这种行为的科学性，但经过和爷爷的交流后接受了那份古老的仪式感[14]。先进的太空站、敷衍的过场、架空的情感，伍家球在《祭奠》里俨然描摹出一副高度现代性的反面轮廓。现代性是现代文明以世俗化、物质化、工具化、个人化的形式刷新传统社会结构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诸多属性。它在政治层面上呈现出权力边界的模糊化和权威形式的世俗化，经济层面上关联着资本积累、消费基础和商品生产，社会层面上体现为固有社会等级和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文化层面上意味着个人意识、世俗观念和物质文化的崛起。[15]现代性的另一面，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劳动意义的消解，乡村社群凝聚力的瓦解，宗教的衰落和科学知识增长。在此前提下，社会的世俗化、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劳动的单调化使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盛行，个体与个体之间充满着多变性和流动性。在小说里，葬礼不像一个肃穆仪式而沦为搭建人情的社交场合，逝者的事迹成为人们消费的谈资，前技术时代的传统被视为科学的对立面而加以区别。在这样的语境下，祭奠用的香烛、元宝、鞭炮，神龛上的如来佛祖、观音、关公，不仅是来自中国的经验想象，更是反诘现代性的价值符号和伦理隐喻。

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工具理性，“90后”作家李园（Shelley Li）在其科幻小说《智能真本》（Intelligent Truth）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智能真本》讲述了机器人已经高度智能化的年代，机器人诊断学博士黄凯蒂一直在探寻机器人是否具有人类的情感和意识。凯蒂用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测试机器人的情感结构，然而，型号越是先进的机器人，越是习惯打开内置搜索引擎，将网络资源与字典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生产“最精确”的答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她接触到了母亲的助手机器人卡特，他属于40年前的老型号“晶蓝”。在接触过程中，凯蒂不仅发现卡特可以像人一样对惠特曼和李白的诗歌作出独立的非程序化审美判断，还学会了观察人类的情感，了解人类的伦理秩序[16]。在小说中，高度的智能、齐全的功能、精密的计算和严谨的程序不仅催生了庞大的机器人产业，还在某个意义上宣读着人类对意识领域的统治权与优越感。然而，再智能的机器人，也不过是人类的代码输入和精准投放，并不是机器人本身的意识。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现代性困境：在一个高度依赖和无限放大人工智能的社会里，“人工”成了判断幸福程度的根据，“智能”本身却游移在技术伦理的刷新中剔除了人的位置。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过：“如果我们自己的灵魂是空虚的，那么机器体系只能够使我们更加空虚。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消极而无能为力的，那么机器体系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孱弱。”[17]李园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作出思考，将李白的诗句视为筛查和释读一个意识体是否具有“灵魂”的检验标准和价值符号。诗歌中的意蕴需要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诠释，而非数据整合与算法生成所得出的同质结论或“理性结果”。同理，饱满的审美热情、独有的个体经验和真实的情感反应也不是工具理性下的精密模拟能够完成的。基于此，《智能真本》以中国诗歌那种言不尽意的精神领域来反诘知识领域中无休止的科学祛魅和自然神式的技术崇拜。

可以说，无论是老一辈的伍家球还是新一代的李园，华裔美国科幻作家都不乏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和同质化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或以中国的传统祭祀仪式，或以言不尽意的诗歌作为价值符号，设计伦理隐喻。从某个意义上说，《祭奠》和《智能真本》这类直击当前社会伦理命题的“软科幻”小说非常符合博加德（Bill Bogaard）提出的“社会科幻小说”。它们旨在呈现作者所处的社会正在面临的政治矛盾、技术悖论和伦理困境，将现行政治环境和文化秩序视为被严密包装过的、条理化的“事实产品”，揭示极端而怪诞的技术文明如何将文明进程推向一个预先演练过的、高度模仿的、深度浸入的高潮。同时，这类科幻小说也习惯将传统的价值符号和伦理秩序置于“美丽新世界”中加以对比。[18]

四、记忆客体：作为认知观念的“中国”

从演绎“中国元素”的技术内核，到凭借“中国意象”来反诘工具理性与同质化社会，华裔美国科幻作家从不同的面相处理着其生存体验中关于中国的情景记忆，并通过具体的意象设置和符号指涉使得这些情景记忆获得叙事功能。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对中国的具体想象并不局限于这种共时性的符号指涉，如何把认知中的中国置于某个哲学位置加以考察，成为了他们更愿意尝试的一个层面。在他们看来，认知观念更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并非一个恒定的意识形态客体。

自小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朱恒昱学习过中国传统武术，并在一些电影片场做过特技演员，他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似乎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技术、某件中国物品、某种华夏传统上面，而是在关于中国的理解中探讨历史演进的实质。2015年，凭借处女作《道的新生》（The Lives of Tao）获得约翰·W·坎贝尔新人作家奖（The John W. Campbell Award forBest New Writer）后，他一气呵成撰写《道的覆灭》（The Deaths of Tao）以及《道的重生》（The Rebirths of Tao），完成了其代表作“道的三部曲”。“道的三部曲”中最饶有意味的中国想象，并不是男主人公谭柔然（Roen Tan）以及围绕他所展开的一些“显性的”中国文化呈现，而是隐含于小说铺设的历史架构中的道家哲学观。“道的三部曲”讲述了一个叫Quasing的外星种族在十万年前因意外降临地球，地球的气候不利于他们生存，他们需要寄生在地球的生物上才能生存。他们不能直接操控宿主，但可以与之对话并影响宿主的抉择。人类出现后，Quasing便统一寄生在人类身上，引导人类发展科技，试图催使人类的科技与文化发展以助其回母星。从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到独立战争，背后都有Quasing星人的介入。人类的历史在某个意义上就是Quasing在地球的历史。Quasing在地球的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两个派别，分别是和平派的Prophus和主战派的Genjix。几个世纪以来，两个派系利用人类作为宿主来进行斗争。和平派Prophus中的一位主力成员就叫“道”（Tao），这位曾经寄生在成吉思汗和朱元璋身上的Quasing星人在无意间进入了好吃懒做的“宅男”谭柔然体内，而“道的三部曲”就是围绕着道是如何将谭柔然重塑成一位优秀的特工来进行讲述的。在《道的新生》开篇，Quasing星人领袖所罗门王的对白便充满了“道”的色彩：“我曾写道：‘凡存者皆有名，故知其人，则知其不能与强者辩。’(Whatever has come to be has already been named, and it is knownwhat man is, and that he is not able to dispute with one stronger than he.)人类都想着与上帝比肩，而我却只想成为我自己。”[19]纵观三部曲，我们不难发现朱恒昱通过他所理解的“道”来进行小说的世界观布局和人物设置：第一，“道”在小说中一语双关，既是那位曾经寄生在诸多重要历史人物身上的Quasing星人，也是基于道家宇宙观的抽象概括。人类的历史并不是自为的，而是被编码、被建构、被演绎的历史，是Quasing对人类进行“名状”（Naming）的过程， Quasing星人见证着人类历史由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不同的宿主之间的角逐有派生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呈现出一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宇宙观。第二，“道的三部曲”在整体上演绎着道家生死观。道在《道的新生》中以谭柔然作为宿主，主导着和平派Prophus的崛起，在《道的覆灭》中受挫，又在《道的重生》中寄生在谭柔然的儿子卡梅伦身上推进局势的发展，是一个“生死物化”、“向死而生”的过程。第三，道家自然观的呈现。以恩佐（Enzo）代表的主战派被塑造成“入世者”的形象，他坚毅而执着，却崇尚绝对力量，渴望支配规律，强行改造现状；而在第三部曲《道的重生》中更善于反思的谭柔然则是“出世者”的形象，讲求和平、自然、随性，不强行赋予一个种族以某种状态，不以此灭彼。谭柔然和恩佐的最大分歧是对无名（Unnameable）和无为（Nothingness）这样的道家自然观的理解，二者的主张分别隐喻着“顺其自然”与“精雕细琢”，是“物化”与“役于物”的对峙。虽然在“道的三部曲”中，道家的宇宙观、生死观和自然观支撑着某种历史现场，但朱恒昱在小说中并没有给予道家价值观以绝对的道德位置，而是结合现代社会的运行法则作出了辩证的反思，使得三部曲中的和平派与主战派不沦为粗糙的道德审判和价值分野，而是在远古东方哲学与现代社会观察的碰撞下作出的思考。

对于朱恒昱而言，“中国”这个感知对象本身已具备历史阐释功能。他在利用自己关于中国的认知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卸下了某种阐释霸权，对历史现场中具体的个体行为作出思辨性的考量。关于作家为何会以科幻小说作为历史思辨的载体，卡尔·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指出，科幻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所遵循的原则使得科幻小说比其他风格的小说更符合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的革命辩证法。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科幻小说才有助于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丰富地诠释社会理论，而是科幻小说和辩证法在形式上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有特色的科幻小说往往倾向于将具有辩证思想的思想应用到更明显的文本层次上[20]。

五、漫游的“观光者”：华裔美国科幻作家的文化身份

诚然，上述华裔科幻小说里的中国想象并不是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范畴内的学理判断，而是审美上的经验重构，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中国记忆以及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它们的意义在于通过调动作者认知结构内与中国有关的物品、技术、价值、文化、伦理和历史等内容，来作为小说演绎的素材，以达到其表意目的。这个过程便是文化挪用，是文化交互中自觉的反应和有意的策略。“以往，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文化挪用是肤浅的、粗俗的甚至有害的，但事实上文化挪用通常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21]詹姆斯·O·扬在《文化挪用与艺术》（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中指出，文化挪用是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使用源于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为，它分为有形挪用（tangible appropriation）和无形挪用（intangiblecontent and subject appropriation），前者是对某种具体物品或意象的挪用，后者是对某种主题、故事或形式的挪用。[22]《结绳记事》中的绳子、《北斗》中的孔明灯、《蒲公英王朝》中的木牛流马、《手中纸，心中爱》里的折纸等，都是刘宇昆对中国古代物品和技术所采取的有形挪用；而《浪淘沙》中女娲创世神话所蕴含的生命流转态度和《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里所借用的抗日历史，则属于无形挪用。当文化挪用恰当地介入到科幻小说这种在拟换性的历史假设中产生陌生化体验的文学类型之时，无论小说所指述的是按照某种理想蓝图而构想社会制度、政治规范、个人关系的乌托邦，还是对人类自身命运进行规划和改造能力的反思，“杂色纷呈”的挪用成果往往使陌生化跨越物象猎奇和风情展览的层面，通过“异质的表征”和“他在的文化”完成作者跨文化认知背景下的“心智实验”。基于文化挪用的科幻小说通常会试图消解孤立文化状态下自我言说，不再把科幻视为服务于现行文化逻辑的想象性补偿，从而更大范围地扩展科幻小说的认知性，让科幻小说在面对人类共同命题的时候可以发出“文化复调”，而非统一视野或同质表述。

文化挪用不仅为文本提供了美学意义上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融合，还充当了挪用者塑造和实现自身文化身份的途径。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指出，文化身份是呈现在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特质，它关系到一个人或群体的存在与延续。[23]当代华裔美国科幻作家普遍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既对美国后工业化社会的诸种生存状况产生强烈的感受，又对母文化的经验有着不同层面的认同，这样的双重文化背景为美国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素材和新的思维。因此，他们小说中的中国想象往往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回避了人们对华裔作家的“常态化”叙事期待——或演绎故土的记忆和情愫，或剖露异邦的际遇，或抒发文化差异与碰撞后的启示。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文化身份，更像是鲍曼所提到的“文化观光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是流动的社会，观光者是主动游历、主动体验和主动接受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漂移、漫游过程中避免固定、重复和同质化，不再受困于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24]。观光者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它意味着摆脱某种固定的、预设的、标签化的身份体认，也意味着在摆脱“标签的牢笼”后主动地对事物进行阐释。在《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中刘宇昆虽控诉731部队恶行却没有行使道德审判，而更多地站在技术哲学的立场探讨历史的本质；在“道的三部曲”中朱恒昱没有把中国元素强行植入到叙事中，而是将自己对道家哲学的理解融进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的冲突当中；在《智能真本》中李园并没有把中国诗歌视为某种文明的标识，而是将其置于技术伦理中获得一种对话机制。他们不把族裔身份和精神流散视为一种前置的在场性体验，弱化“我在”与“他在”的对峙。科幻文学批评家泰勒（Joy Ann Sanchez-Taylor）曾探讨过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与少数族裔科幻作家在写作倾向上的区别，他指出：传统的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往往醉心于书写历史的文本，通过同一性（Identity）、混杂性（Hybridity）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理论呼吁人们关注混杂语境中的民族利益问题。虽然少数族裔科幻作家也不乏如此，但他们更愿意通过透视技术话语和价值演变来探讨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面相，或探讨技术与文明的关系，或揭示最依赖现代生活和技术的人们如何变成了畸形的（disfigured）、非人的生物（inhuman beings）[25]。

当代华裔美国科幻作家们在后人类社会中携带着两种文化基因进行文化观光，主动地从一个文化系统内部挖掘可以解释当下社会现状和文化现象的审美对象，对其进行经验处理，以“记忆客体”的形式挪用到另一个文化系统的叙事中，而作家本人也因此实现了从“记忆持有者”到“知识主体”的转变。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论及科幻的时候强调，“知识主体”是一种“脱离权益”的中立状态，主动整合自己对古今关系的认识、对现存体系的掌握和对事物经验的触觉，对被表述的客体进行技术处理，以隐喻的外衣再次出现[26]，而文化挪用，正是“对被表述的客体进行技术处理”。它让作家们以“观光者”的文化身份将中国经验纳入现代社会弊病的参照系中，寻找中国经验与世界状况的结合点，以象形思维和感性直观作为调解“科学拜物”和工具理性的“药方”，以隐蔽的历史现场来对照劳动与价值分离后的虚无历史观，以生存的整体感知来代替技术的精准投放。

双重文化背景的身份对于这些技术时代的“观光者”而言，首要命题不在于“我的根在哪里”，而是“我的根可以发出怎样的芽”。他们在进行文化漫游过程中，渐次感受到了所有族裔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人都共同面对的生存命题、技术误区与伦理考验，人类似乎并没有从前技术时代的诸多内在性中突围而出，而是不知不觉地靠拢新的逻各斯，并乐在其中。对于这些文化漫游中的“观光者”而言，选择科幻，可以达到漫游面积的最大化；选择中国经验的介入，是基于旧命题的最新解。

原文载《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刘汉波，汉族，暨南大学中文系2016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现象研究。曾在《中国青年研究》、《扬子江评论》、《云南社会科学》、《民族艺术》、《海南大学学报》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