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扎拉嘎胡的小说《草原雾》1965年定稿，1977年修改出版，1982年再版。77版的修改一方面强化了阶级斗争，但同时又流露出作者复杂的创作心态，显示出时代环境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微妙关系。本文将把小说人物命运在不同版本中的“修改变迁”、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关的社会情况加以互文性阅读，从而对《草原雾》的不同版本进行深度解读，并尝试为当代文学版本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新鲜个案。

关键词：扎拉嘎胡；《草原雾》；版本研究；知识分子改造

01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研究渐渐为人们关注，相关成果不断问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不过，主流文坛的研究多囿于主流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像《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青春之歌》等这批长篇小说，基本无人关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相关现象；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的版本研究，则集中于个别古代民间长诗或宗教作品上，尤为关注这些作品的不同语种的转译[2]，而对当代创作中的版本情况讨论较少。其实少数民族当代作品的版本问题并不少，无论是少数民族母语创作还是相关汉译或汉语写作，都相当普遍而复杂。譬如维吾尔族小说家祖尔东•沙比尔的长篇小说《故乡母亲》就有两个版本，维吾尔诗人尼米希依提的《无尽的想念》至少有三种汉译，再如伊丹才让的《母亲心授的歌》原作与后来收入相关诗集中的差别等等。这几例只是笔者在研究中偶然听说或发现的，除了个别情况，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版本情况，大部分根本就不为人所知。相较而言，蒙古族当代汉语写作中的版本问题关注者较多，但似乎也只是局限于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3]。其实，仅扎拉嘎胡至少就有三个作品涉及版本修改的问题（《草原雾》、《红路》、《小白马的故事》）。本文将以《草原雾》为个案做一细致分析[4]。

《草原雾》于1961年起笔，1965年完成，曾有三种版本形式：一是196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定的校样稿，此版未及付梓便得到消息：《草原雾》已列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献礼作品，需经上级审查。于是扎拉嘎胡将校样稿并另外写的二万多字的内容介绍材料，于1966年2月初呈交上去，但直到6月，审查结果依然没有出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深入，《草原雾》一被搁置就是十年。第二版是1977年版，更名为《草原的早晨》。1972年，扎拉嘎胡从“牛棚”出来后，费尽周章终于找回了小说校样稿。[5]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后，出版社给出两种方案：一是按照“三突出”标准修改，尽快出书；二是暂时搁置等待时机再出版。迫于形势，扎拉嘎胡做了违心的选择，以至多年后，我们仍能从再版的后记中体会到此举烙在他心灵深处的怆痛。所幸的是，1982年小说得以再版，复名《草原雾》。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次出版是“恢复65年校样稿《草原雾》的原貌”[6]。鉴于此，《草原雾》三个形式的版本，实际应该只是两个版本，即1965年版和1977年版，本文将分别简称65版和77版。[7]

《草原雾》的作者扎拉嘎胡，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要的蒙古族作家，其小说《小白马的故事》、《悬崖上的爱情》一经发表便在自治区内获得了极大关注，[8]长篇小说《红路》的影响力更是超出了内蒙古自治区，时至今日，仍被作为同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研究较为重要的对象[9]。新时期后，他仍笔耕不辍，屡有佳作，[10]同时还担任了全国及内蒙古文艺界要职。《草原雾》描绘了六十年代初，塔钢公司下属炼铁厂围绕风口革新而展开的一系列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其中既有敌人的迷雾又有群众的斗争，有爱情的忠贞不渝也有故友的迷途知返，有对生产实践的激烈争辩也有对阶级斗争的残酷表现，反映了草原人民建设和管理现代化钢铁企业的巨大艰辛和火热激情。

《草原雾》是继《红路》之后扎拉嘎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从艺术性上看，与《红路》相比，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立体度、情节的曲折度还是在叙事分寸的把握等方面，《草原雾》显得更成熟。扎拉嘎胡出牛棚后，仍心心念念地找回小说初稿以期出版，可见作者对其期待之高，但是，读者和评论家对《草原雾》的关注始终未及《红路》。《草原雾》77版的修改使小说在线索、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哪里？小说的初创、修改与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有怎样的关系？小说文本深处，是否包含着作者微妙、复杂的创作心态？其具体成因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对《草原雾》两个版本的细读、比较，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

02

50年代后，《青春之歌》等一批现代经典长篇小说在修改时做了“洁化”处理，77版《草原的早晨》也是如此，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被大量删除。除此之外，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私人情感纠葛描写也被删除，小说结构线索、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处理使小说的阶级斗争意味变浓，小说主线从表面的生产实践斗争、阶级斗争演变为更为“纯质、“深刻”的思想斗争、政治运动。

77版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删除了情感纠葛的描写，具体包括：娜日丝与安吉苏的“绯闻”，阿尔巴对高娃的迷恋，哈洛昆对高娃的纠缠，鸿柯汗对琪木格的爱恋。其中，娜日丝与阿尔巴的情感关系较为重要，直接影响着小说情节结构的发展。阿尔巴听信了坏人赫洛嘎尔的挑拨，以为妻子娜日丝与她昔日的恋人安吉苏“旧情复燃”而对妻子心生怨恨，故而反对娜日丝和薛师傅领导的铜板风口革新方案。尽管在65版中，阿尔巴与薛师傅对风口革新试验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1]但是，对妻子的怀疑始终是他反对铜板风口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坏人赫洛嘎尔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成功地迷惑了阿尔巴。77版删去了这一隐情，使小说情节发展失去了一个合理而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使阿尔巴的人物形象更加单一。65版有不少描写阿尔巴与娜日丝家庭生活的片段，“绯闻”是二人冷战和争吵的根本原因，这些描写充分暴露了阿尔巴喜欢吃醋、心胸狭窄、常把个人情感带到工作中去的“毛病”，但这也从侧面丰富了阿尔巴的人物形象；而77版中，这些“毛病”却被隐去了，夫妻间的争吵都围绕是否贯彻了“鞍钢宪法”而发生，家庭生活舞台少了情感的碰撞，成了工作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延续。此外，哈洛昆对高娃的纠缠也全部删去，这对于高娃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影响，本文稍后论述。

二、删除了阿尔巴对薛师傅（77版中的特技师）的不满和轻视，以及陈新生对权力欲望的描写。65版中学院派出身的阿尔巴对经验派出身的薛师傅不屑一顾，更不满于薛师傅在群众中的威望，而77版，尽管两人在工作中有分歧，但阿尔巴仍在心里尊特技师为“老英雄”。65版的陈新生身上表现出赤裸裸的对权利的追求，而77版则没有。由此可见，77版删去了很多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情节，这使得人物思想的纯洁性大大提高——尽管阿尔巴和陈新生有错，但他们的错误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受了敌人的蒙蔽。

三、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首先，65版的主人公薛宝贵在77版中被换成蒙古族师傅特力坤，两个人物除了族属和名字的变化外，具体情节改动并不大，但77版增加了一个新角色——塔钢农副业科长兼乌兰塔拉牧场场长薛宝贵，他是带领特力坤走向革命、支持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老英雄，他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是塔钢总公司的领导，又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但他同时更是党的路线的代表。他总是率先洞悉敌我双方的斗争态势，指引着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他是怀揣“最高指示”的全能者，就像样板戏里的英雄那样，每次出场前，总要先亮个相，[12]然后作政策指示，总结斗争失败的原因，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其次，65版中有关高娃与哈洛昆和哈都尔的情感描写在77版被删除，高娃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记者变为一个穷苦牧民的女儿，从一个成长型的青年女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女战士。65版的高娃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她一开始对群众力量和阶级斗争持怀疑犹豫的态度。高娃立场和态度的摇摆正是在她与青年记者哈洛昆和哈都尔的情感交缠中发生的，刚刚走入记者站的高娃酷爱文学，同事哈洛昆颇具写作天赋，却思想落后，在哈洛昆的影响下，高娃不敢表达内心对铜板风口的赞成，并对踏实肯干、思想进步的哈都尔作出了错误评判，随着试验的不断进展，当她认识到哈洛昆狡猾不实、沽名钓誉的本性后，便坚决拥护薛师傅和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77版的高娃出身穷苦牧民，对无产阶级大众有着天生的亲近感，是一个勇敢无畏、坚持正义的“女战士”。另外，沈宣的结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塔钢总公司高层领导沈宣是一个深谙权利之道、表里不一、思想堕落的腐败官员，他为了巩固个人权利多次阻挠铜板风口试验。65版结局他改过自新，而77版他执迷不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沈宣形象的改变在深层面影响了小说的结构和主线。

65版《草原雾》有三条情节线索：1、围绕风口革新而展开的生产实践斗争；2、人民群众与国民党特务赫洛嘎尔的阶级斗争；3、阿尔巴与娜日丝、薛师傅的情感矛盾。三条线索贯穿始终又彼此交叉，虽然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要表现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始终是通过生产实践斗争和情感矛盾逐步表现出来的，同时，生产实践斗争的胜利和情感矛盾的疏解，又是在阶级斗争趋向明朗后实现的：在赫洛嘎尔的蓄意破坏下，两次铜板风口试验均告失败，更是赫的谎言挑拨使不明真相的陈新生、阿尔巴一再阻碍铜板风口的续试和革新。小说结尾，最后一次高炉铜板风口试验与赫洛嘎尔的彻底暴露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最终，在事实和真相面前，陈新生与阿尔巴的错误思想才得以转变，沈宣玩弄权利的伎俩才被彻底曝光。

77版删去了阿尔巴与娜日丝、特力坤的情感矛盾，虽然保留了前两条线索，但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斗争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不再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斗争来表现，而成为纲领和口号，直接指导着生产实践的进行。譬如小说在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时，不再从技术角度入手，却把高举“鞍钢宪法”、坚持群众路线这类政治口号作为指导试验的策略。与此相应，77版的深处更隐藏了一场深层面的政治运动，其中的主角就是沈宣。

77版开篇就有意加强沈宣在这场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一章借陈新生之口强调：“我们在贯彻‘鞍钢宪法’中，……必须坚持沈副厂长提出的‘量体裁衣’和‘量力而行’的方针。”[13]从此，“两量”方针就成了贯彻“鞍钢宪法”最大的阻碍，阿尔巴也“从心里拥护”它，[14]这个错误方针被一直贯彻了下去。而作为群众运动的领袖，高举“鞍钢宪法”的旗手薛师傅，早在第一次铜板风口试验失败时，就颇有远见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在沈副厂长那里”；特技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围绕铜板风口试验的斗争是“鞍钢宪法”与“一长制”和“专家治厂”的斗争，就是“我们跟沈副厂长的这场斗争”。[15]可见，从一开始，沈宣就成了这场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

65版沈宣腐败思想的曝光是在第25章，而77版则从第21章便已开始。两

版都共26章，65版第25章之前，小说情节一直围绕最后一次铜板风口试验展开而不是围绕调查揭发沈宣展开。但在77版第21章之后，小说更多的是在写对沈宣的调查、处理和批判，加重了对沈宣玩弄权术诡计的描写。77版批判沈宣的第一炮，首先是由薛师傅打响的。小说第21章第2节第二次铜板风口试验失败后，薛师傅与特技师相约来找陈新生谈话，帮助陈看清炼铁厂斗争的尖锐复杂。谈话间，薛质问陈“两量”方针的来源，陈说是沈副厂长提出的。特技师告诉他总厂党委会议上从未讨论通过此方针，并告诫陈对沈提高警惕，陈新生从此开始对沈宣产生怀疑。就在这时，陈新生起身拉开窗帘，“一缕霞光照进屋来，满屋亮了”[16]。这束清晨的霞光来的别有深意，它仿佛暗示着：随着对沈宣批判的开始，纷繁复杂、迷雾重重的局势即将明朗！而薛师傅，就是这场运动的旗手，拉开了批判沈宣的序幕！薛师傅此举就像给沈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而他又是群众的代表，于是，群众纷纷开始了对沈宣的揭发。接下来，总厂书记斯勒木向王树正式发出调查沈的指示。斯勒木是塔钢总厂正书记，是一个在和平时期仍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风骨和正义的老革命家，也是塔钢系统的最高掌权者，他第一次出现也在小说第21章。如果说77版中的薛师傅像文革中贴大字报的人民群众领袖，那么斯勒木则像是中央专案组的代表，他代表党组织正式发出了对沈宣的调查指示。调查有了初步结果后，由斯书记在会议上正式宣布沈宣的问题及对他的初步处理。[17]由此可见，这场对沈宣的批判，是一场由群众领袖薛师傅率先发起的，塔钢总公司党委书记斯勒木直接领导的，炼铁厂书记王树、厂长陈新生参与的，自上而下、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运动。

77版，随着沈宣这个错误“根源”被揪出，受其蒙蔽的陈新生、阿尔巴立即开始转变思想，于是局势日渐明朗，最终，阶级敌人赫洛嘎尔曝光逃遁，铜板风口试验取得成功，可见，对沈宣的批判是77版小说情节发生巨大转折的关键点。但65版中，小说情节的转捩点是最后一次铜板风口试验的开始和阶级敌人赫洛嘎尔的曝光，这两个情节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事实和真相浮出水面，阿尔巴和陈新生才开始醒悟，沈宣才真正被曝光。从65版《草原雾》到77版《草原的早晨》，小说主线从表面的生产实践斗争、阶级斗争演变为更为“纯质、“深刻”的思想斗争、政治运动。这样的改写在文革时代并不难理解，但是，作为这场“批判运动”的“导演”扎拉嘎胡，却不像小说中的薛师傅和特技师一样，感受到胜利的喜悦和轻松。他是以一个戴罪之身去创作这部小说的，让一个被批判者去歌颂批判者的胜利，这种矛盾和焦虑的心情不自觉地流淌在小说文字中，体现于笔下的人物身上。

03

从65版到77版，从薛师傅到特力坤，从女记者高娃到女战士高娃，从迷途知返的沈宣到执迷不悟的沈宣，这些修改都表现了70年代更为刚性的“阶级斗争”话语的规范性，但是，小说对“中间人物”阿尔巴、陈新生的形象修改，却是颇值得玩味的。

阿尔巴任炼铁厂总工程师兼炼铁厂副厂长，是一个潜心钻研炼铁技术、专业知识过硬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但他有个致命缺点——政治意识较差。这在战争年代，表现为斗争意识不强，革命积极性差，革命意志不坚定；[18]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集中表现为脱离群众——在思想上，政治思想放松，让敌人趁虚而入，受特务蛊惑而脱离群众；在实践中，一味迷信书本，不相信群众的经验成果。纵观65版阿尔巴思想演变的历程，形象前后一致、特点鲜明、逻辑通畅、细节合理。

77版删去了阿尔巴对妻子娜日丝不忠的怀疑，删去了他与安吉苏、特技师的个人恩怨，这样一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错误没有了，更集中地表现为“脱离群众”的错误。譬如77版有一处这样表现阿尔巴的心理活动：“群众运动，在特定的环境中，如新建厂特别是设备简陋的厂子里，有神奇的效果，可到了一定阶段，搞群众运动，要特别慎重，要有节制。炼铁厂的群众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已经到了头，再不想些新办法，继续用老办法鼓励群众闹革新，那就是盲目冒进！”[19]而这段在65版中并没有。不仅如此，65版中唯一一段对阿尔巴的褒扬性描写在77版完全被删除了。请对照：

65版：“阿尔巴今年四十一岁了，但看来似乎最大不过三十六七岁。这是从他的外表看，还从他工作起来象年轻人那样的活跃劲上看到的。在炼铁厂工作的这几年，工人们亲切地称它为‘高炉雄鹰’。这只‘雄鹰’，天天很晚才收翅膀。‘雄鹰’盘旋在高炉的周围，探索铁炭魔鬼的秘密。在炼铁厂里，他一连革新了几项重大项目……”[20]

77版：“在大跃进的年代，从苏联马钢实习回来的阿尔巴，得到派他到苏联实习的总厂副厂长沈宣的支持后，他想推行他学来的那一套。这思想一露头，立刻遭到特技师的反对。经总厂和炼铁厂党委领导提醒后，支持他的沈宣先作了检查。他也就收敛了，随后跟着特技师他们干了起来。尽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思想深处还是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去年，厂党委书记调走，陈新生代理党委书记后，过去支持他的总厂副厂长沈宣，经常找他谈些技术上的问题，鼓励他从事写作。自此对他在政治方面的要求不那么严了。……”[21]

65版唯一一段对阿尔巴的褒扬性描写，在77版中完全换成了对其错误思想的清算，对群众运动的“怀疑”和“观望”是他思想深处的一处顽疾，病灶已久，现在只不过是这个顽疾的又一次爆发。但同时，77版还暗示了，阿尔巴的思想错误不光是由于自身的自满情绪和政治思想的放松，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沈宣的不良影响。

如果单从表面文字和情节上看，77版对阿尔巴的批判显得更不留情，但若细读，不少的修改细节中，作者似乎又在努力弱化阿尔巴“脱离群众”的错误。在此仅举两例：

例一：在铜板风口第一次高炉试验前夕，薛师傅与阿尔巴产生了分歧，僵持不下，65版中薛师傅的坚持让阿尔巴很恼火：“阿尔巴听到这里，心里一震：在高炉风口革新问题上，薛工程师突然跟我唱反调。过去你跟我合作，攻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再金榜题名。如今你觉得我这个阶梯不够长了，想换安吉苏这个长阶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不把我放眼里，可你的手能有那么长吗？”[22]

但在77版中，阿尔巴的心理描写变了：“他心里想：特技师和薛师傅伙（“伙同”——引注）起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这样，误了生产不说，也毁了两位老英雄的声誉，也毁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误了我的革新计划。这时候，对自己的恩人、领路人不去拉一把，让他碰“高大尖精”的顽石，不用说党性、人性也没了。”[23]

对比两个版本，虽然阿尔巴与薛师傅（特技师）对风口革新的技术分歧没有变，但阿尔巴对群众的态度却截然不同，77版中，特技师和薛师傅成了阿尔巴的“恩人、领路人”，而他们正是群众的代表。阿之所以不同意铜板风口方案，不仅不是忽视群众力量，恰恰是怕试验失败而影响特、薛二位老英雄的名誉，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例二：当阿尔巴、赫洛嘎尔与娜日丝、薛师傅所领导的铜板风口革新派相对峙时，阿尔巴一面带病废寝忘食地潜心研究，一面又被陈新生日夜催促早日将碳化矽风口投入试验，同时还不得不面对群众的批评，正当阿尔巴感到孤立无援、四面楚歌时，赫洛嘎尔前来安慰。赫在谈话间无意地称呼以薛师傅为首的群众派为“他们”，65版的阿尔巴听到后“备感亲切”，并善意地叮嘱赫：“以后不要这样说！这样，他们会抓辫子的。”[24]这句话很暧昧，阿尔巴嘴上在告诫赫不要这么称呼自己的同志，但内心却十分受用，因此，他也用“他们”来称呼对手，这样一来，阿尔巴从内心把自己与群众割裂开了。而在77版中，听到赫这样的称呼，阿尔巴的反应是“生气了，大声喊：‘什么？你说什么？怎么说起他们和我们呢？以后不要这样说！’”[25]在这里，阿尔巴的群众意识无端地强烈了起来，他用愤怒将自己与赫洛嘎尔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界限的那头，是坏蛋赫洛嘎尔，而这头，则是群众和他自己。

77版每当作者在叙述阿尔巴犯错误的情节时，总是有意地在对话、心理描写上做细微调整，要么为他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找些外在理由，要么干脆让他突然警醒，主动进行自我检讨，向群众靠拢。但随着小说情节推进的需要，阿尔巴又犯错误，并又一次在错误的关键时刻“醒悟”、自我检讨。作者似乎想要不断地为阿尔巴弥补他的错误，以免让他在脱离群众的泥淖中陷得太深。在77版中，类似这样的修改还有很多，在此不作赘述。[26]

如果说65版的阿尔巴形象前后一致、言行合乎人物性格的话，那么77版的阿则显得相当“矛盾”。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一面要突出他“脱离群众、骄傲自满”的错误思想，一面又在细节中尽力地弱化、弥补这个错误。作者似乎不忍心或者说害怕把这个人物写得“太坏”，但小说设计的要求又不得不让他的错误继续暴露，因此，77版的阿尔巴陷入了“犯错——检讨——再犯错——再检讨”的循坏。

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阿尔巴身上，也表现在陈新生身上。65版中的陈新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现代企业领导人，他挨过了战争的血雨腥风，却在和平时代里放松了政治思想要求。他的过去有忠诚、有友情，而他的现在，却暗藏着很多人性的狠毒和自私。但在77版中，作者让这个人物变得单纯可爱了：他不再痴迷并深谙权利斗争，而是将王树与自己的分歧看作是老战友还未适应新环境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自己则需要帮助他，维护组织团结。65版小说结尾处，执迷不悟的陈新生认为王树与自己的夺权斗争日渐白热化，为了扭转自己的不利局面，他向总厂党委书记斯勒木递交了旧时王树被审查的问题材料，此举将王树推向了极其危险的边缘。材料中，王树的“反党言论”主要有：“延安整风时，他纠结一伙人散布对整风不满的言论；反右派斗争中，他同情右派，严重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跟社会上的右倾势力一唱一合。”[27]这些“错误”曾让王树受过批判。历史证明，王树的所谓“反党言论”应该是颇具眼光的，但小说始终未曾对王树的这段过去作过哪怕只言片语的评论。相比于扎拉嘎胡在《红路》中对蒙古民族前途命运选择的直率表达，《草原雾》中的这种处理颇有点到为止的意味，可见扎在叙事过程中的分寸把握。但是，这样做有什么意图呢？在小说中，王树是正面人物而陈新生才是一个有思想错误的人，让一个思想错误的人来“揭露”正面人物的“错误”，那究竟是孰对孰错呢？这种写作方式本身是不是一种曲笔呢？77版中，这一情节完全被删掉了。[28]作者为何要这么写？是有意识地保护人物吗？这还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

《草原的早晨》能在70年代修改出版，与1972年前后国内局势的相对好转有关。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触动人心，也带动了各方面政策的调整。在文艺界，1972年前后，《解放军文艺》和许多省市的文学刊物陆续复刊，可以发表作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在周恩来的敦促下，部分出版界和文学界工作者回到原单位，文学书籍和期刊的出版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29]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搁置的《草原雾》才有了出版的可能。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的短评。短评首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艺成绩，强调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方向，要求”抓紧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此外，还涉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古代遗产和外国经验的问题，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及选拔文艺工作者等问题。短评从不同角度对文艺发展方向作出了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纠“左”的倾向，但总体仍未脱离文革话语。值得注意的是，短论并未提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所谓“中间人物”，是指“农民和工人中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是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人，是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人，是充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神负担’的人。”[30]而65版的阿尔巴、陈新生正是“中间人物”的典型，对比两个版本，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赫洛嘎尔和正面人物薛师傅（特技师）、娜日丝形象变化不大，但阿尔巴、陈新生这两个中间人物的形象却变化颇大。阿尔巴的个人主义错误、陈新生在夺权斗争中的狠毒和自私都被删掉了，他们的错误仅表现在“脱离群众”这一点上，并且作者还给他们的错误找了一个借口——沈宣的诱导。不仅如此，在阿、陈两个人物形象中，表现出了作者焦虑、反复不定、小心翼翼的创作心态，可见，对于中间人物的书写，是修改中的一个敏感点，也是让作者小心翼翼的地方。“写中间人物论”早在1964年便受到了猛烈抨击，到1966年已成为“黑八论”和“大毒草”。[31]而1971年底的这篇短论，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写中间人物论”，但却明确指出“抓紧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肃清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32]写“中间人物”在当时仍有风险，尽管当时国内各界开始有意识地纠正一些错误，但文革的阴霾并没有真正消退，在这种情况下，扎拉嘎胡对写作尺度的拿捏是极难的，而对“中间人物”阿尔巴、陈新生的书写更是不得不万分小心，所以才有了77版作者在塑造阿这个人物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要突出表现和毫不留情地批判阿尔巴的思想错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或者不敢把这个人物写得太坏。尽管小说以阿尔巴的改过自新为结局，但作者仍不愿让他在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太远，因此，他让人物在犯错的同时又不停地检讨、改错。这种创作心态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文艺形势紧密相关，也与扎拉嘎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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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嘎胡1930年出生于吉林科尔沁右前旗斯力很村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在故乡读完小学后，又在王爷庙师道学校读书。解放后，他先后在乌兰浩特师范学校和扎兰屯工业学院求学。在工业学院期间，受到党的教育，于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1948-1954年先后在中共布特哈旗农村中心区委、中共布特哈旗委、中共呼伦贝尔盟委、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工作。[33]工作之余的扎拉嘎胡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写作，作品屡见报端。然而，就在他的作品密集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时，他所在的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组织部传出了对他不利的言论，言论直指他“只顾写作不顾工作”，“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越来越重”，“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党性差了”，还有人把他的玩笑话上升为他宣扬不利于党风党纪的错误言论，在党会上，这样的批评几乎是众口一声。面对这样的状况，扎拉嘎胡“有千言万语都不能说了，只能在领导面前在会议上作检讨。检讨完毕，所有的毛病一一都克服了。惟写东西是为了名利的思想，一再检讨一再重犯。”[34]扎拉嘎胡言不由衷的检讨和笔耕不辍的行为还是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后果——他被调出组织部，分配到内蒙古日报社副刊组工作。这次调动是秘密的，也未经他本人同意。在当时，从组织部这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调到报社，相当于被贬。但对组织而言，批评和调动只不过是略施小诫，并且这在当时也不算个例。诗人郭小川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1962年，郭从作协党组副书记被“贬”为《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原因是他不安心作协工作，一味搞创作。但对郭而言，这次调动使他摆脱了行政事务，专注写作，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解放。[35]尽管扎拉嘎胡被调离非他所愿，但庆幸的是，他很快便适应了报社工作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写作空间，创作了更多优秀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小白马的故事》一经发表，便得到了《东北文学》杂志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视，作家康濯还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扎，令他大受鼓舞。但好景不长，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就在此时，扎拉嘎胡发表了一篇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婚恋题材小说——《悬崖上的爱情》（以下简称《悬》），这成了他厄运的开始。

《草原》1957年12月号刊发了小说《悬》，紧接着从1958年1月号到5月号的《草原》连发数十篇文章，批判大毒草《悬》，直到编辑部发表了《我们的检讨》这才收场，然而，扎拉嘎胡的厄运却才刚刚开始。“内蒙古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在1957年已经结束，1958年初，报社党组内部有人提出内蒙古日报社的反右斗争不彻底，有重查漏网右派的必要。此议得到通过。查漏网右派中我被查出，我（笔者注：扎拉嘎胡）的‘罪行’在大小字报中不断被揭露出来……”[36]一时间，扎成了炮制“毒草”的能手，不仅如此，他在内蒙古东部区委员会组织部工作期间曾挨过批评、作过检讨的那些“错误言论”，在这次反右斗争中又在内蒙古日报社被揭发出来。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1955年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东部区党委组织部将他在组织部期间所谓的“错误言论”整理出来，寄到了内蒙古日报社。当时的内蒙古日报社社长秋蒲看过材料后，并没当回事，放一边了。但在这次反右斗争中，秋蒲离去，这些材料再一次被掀出来。扎拉嘎胡没有想到，几年前的那些荒唐却无法辩驳的“错误”和“检讨”，并没有真正过关、真正结束，随着五十年代政治运动的波动，他的问题被一次又一次地揭发，很显然，几年前的批评和调动只不过是略施小惩，而现在恐怕要大动干戈了。于是，他不得不又一次向组织检讨，夜以继日地接受批判，写交代材料，同时还进行小说《红路》的创作。最终，上级决定给他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不得不说，这一次“幸运之神”降临了他，上级原拟定的对他的处分是：划为极右派，开除党籍，行政降五级，监督劳动，不准再做编辑工作。但因内蒙古党委文教书记胡昭衡的一句话——“培养蒙古族的文化干部不容易，不要划那么多的右派”，扎拉嘎胡和另一位蒙古族同志被推出了极右派行列。[37]小说中，类似的情节曾多次出现，陈新生不只一次强调：“我们对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对民族工程技术人员，更应大胆使用。他可能有缺点有错误，但不能影响对他的使用”。[38]小说中陈新生对阿尔巴的保护，与现实生活中胡昭衡对扎拉嘎胡的保护竟如此相似！扎拉嘎胡似乎很喜欢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到小说创作中，这在《红路》中也略见一二。小说《红路》中国民党特务、扎兰屯工业学校校长巴达尔夫曾向胡格吉勒图、敖斯尔假意许诺，以支持二人去蒙古留学为诱饵，企图将二人骗走，为学校制造混乱。这一“留学”情节也来自扎拉嘎胡自身：1947年春，青年学校的一位老师领着扎拉嘎胡和三名男学生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留学”，却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拒绝。[39]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扎拉嘎胡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不知不觉地迁移到小说创作中去了，而这样的迁移，不仅仅是将个人经历放入小说情节的迁移，也是作家创作心态在小说文本中的默默渗透。

《红路》中一号正面人物额尔敦的出身和学习工作经历与扎拉嘎胡十分相似。[40]但与额相比，扎显然缺乏政治热情。扎曾提到自己对50年代初内蒙古地区两次讨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内蒙古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也总想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对另一场有关中苏友谊的辩论却“只是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热闹’，不敢也不想参加这种辩论。认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政治风险极大，闹得不好就会惹出一场是非。”[41]可见，扎拉嘎胡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的文学热情，他就像自己笔下的梦博士、阿尔巴一样，对专业极度痴迷，在五六十年代历次运动中，他和他的作品屡遭劫难，然而就在他检讨写交代材料的同时，其创作也从未间断。《红路》就是他在检讨的同期创作出来的，就在得到处分的第二天，他将《红路》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审稿和修改，于1959年出版。1960年，原本被选拔参加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的扎拉嘎胡，在内蒙古日报社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机会，去包钢参加劳动改造，改造期间，扎拉嘎胡与包钢蒙古族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给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草原雾》就是在此基础上创作完成的。但小说未及付梓，中国大地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42]

1967年秋冬之际，砸文艺黑线的高潮爆发，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派炮制出60篇“毒草”小说，[43]《红路》被点名。同年冬，内蒙古掀起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扎拉嘎胡被不断地抄家、批斗，写交代材料、作检讨。1968年12月，又以“新内人党”之罪入狱，获罪的原因是：曾前往蒙古国“留学”未遂。[44]与此同时，《红路》又被加上了“叛国文学”的帽子惨遭“炮轰”，[45]对它的批判已经超出了《六十部小说毒草在哪里》对其“丑化工农兵形象，歌颂叛徒，美化阶级敌人”的基本定位，升级为一场对“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大批判。

如果说《红路》尚能相对自由地表现一个蒙古族知识分子对解放战争中本民族命运的思考，那么《草原雾》、《草原的早晨》中，这种自由已经少得可怜！《红路》中的青年学生敖斯尔、胡格吉勒图有着极强的民族意识，他们深切地担忧蒙古民族何去何从的问题：“我们应当为这多灾多难的蒙古民族设想，当前摆在蒙古青年面前的任务是要冷静地对待现实，也就是说，哪一个党对我们民族有利，我们就应当跟哪一个党走。”在斗争之初，对共产党领导的草原解放斗争认识不深的时候，敖斯尔曾说：“为蒙古民族服务，不一定非要参加一个党派。人的良心，比什么都重要，……”胡格吉勒图更是“狭隘”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汉人那里成长起来的，所以她是不会为蒙古民族办事的；而人民革命党呢？她是在蒙古民族中成长壮大的，只有这个党，才能为蒙古民族服务。”[46]这样的形象和话语到了《草原雾》，尤其是77版的《草原的早晨》中，就已完全消失了。《草原雾》中，只有绝对正面的人物特力坤和哈达楚鲁、巴尔斯曾骄傲地自称“我们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而阿尔巴，这个在昭和制铁所工作期间还曾想“为蒙古民族争个光荣”[47]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却在新中国的炼铁厂里从未自豪地称过“我们蒙古民族”。可见，从50年代到70年代，少数民族作品中民族意识的表现空间在缩小，但是，从另一些细节，我们又能发现作者、出版者有意识地突出作品中的少数民族特色。比如，77版将汉族出身的主人公薛宝贵换成了蒙古人特力坤，这更突出了蒙古人民自己建设草原、打造现代化草原钢铁企业的伟大成绩，迎合了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时代主题。从出版宣传策略上看，两个版本仍主打民族特色，这从两版的封面上就可见一二。两版封面都以绿色草原、蒙古包为图，而书内扉页插图则是土黄色的工厂和林立的高炉。若从小说内容上看，扉页插图更能直接表现小说内容，但封面却未采用此图，而采用了更能表现蒙古族特色的草原和蒙古包意象，其宣传策略可见一斑。从《红路》到《草原的早晨》的这种变化，固然与两部小说背景、主题的不同有关系，但更应注意到少数民族作家在表现民族意识时心态的变化。在《草原雾》中，不再是谁“为蒙古民族服务”的问题，而是“我们第一代蒙古族钢铁工人”拿着自己炼出的铁块、钢锭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问题。[48]这种改动并不仅限于扎拉嘎胡的《草原雾》，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的修改也有相同之处，[49]而作家这种心态的变化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自我检讨而完成的。

这种自我检讨的创作心态不仅表现在阿尔巴身上，也表现在陈新生身上。77版中，当斯勒木书记在会议上宣布沈宣的问题时，陈新生已不再是沈宣的“从犯”，而是揭发沈宣的“战士”！面对顽固到底，拒不改错的沈宣，陈新生和王树决定向上级揭发他。正如陈所说：“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50]，也许接下来，将是另一场更猛烈的对沈宣的大批判！在这里，陈新生的自我检讨是通过对沈宣的揭发而完成的，而这种微妙的故事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却也不乏真实！

1966年5月21日，身兼多职的乌兰夫匆匆赶往华北局工作会议的会场，他随身携带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老生常谈》，作者署名“李欣”，这是一本针对当时日常工作、生活的典型问题而作的政论性杂文集。这位“李欣”，正是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已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胡昭衡。当时，胡在前门饭店的天津组会议上已经受到了批判，乌兰夫拿《老生常谈》不是出于学习，而是准备跟上中央的步伐。[51]乌此举却也实属无奈，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内蒙古曾因嗅觉不灵、批判不力栽过跟头——《内蒙古日报》因未及时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受到批评，当时主管文教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曾专门做过检讨，这是1966年初的事情。所以这一回乌兰夫不得不慎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批判的矛头已经转向他自己！[52]

作为一个从小热爱文艺的知识分子，扎拉嘎胡尊重知识文化、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较早涉及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家。[53]在那个知识分子改造话题大肆盛行的年代里，扎拉嘎胡本人随着每一次的运动沉沉浮浮，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1973年对《草原的早晨的修改，不是一次平反后的自由书写，而是一个“戴罪”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对于阿尔巴这样一个“中间人物”的修改，本身是一个敏感点和难点。从小说的构思需要出发，必须揭露他的错误，才能使人物和读者在斗争和批判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是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会给这个人物带来怎样的厄运呢？更可怕的是，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本身是虚构的，但经过造反派对号入座式的解读，这个虚构的人物会给现实生活中的作者甚至毫不相干的人带来无尽的灾难。[54]因此，作者不敢也不愿将阿尔巴这个人物写得“太坏”，为了表现他的可改造性，不得不让他在犯错误的关键点上一次次地“悬崖勒马”，主动反省检讨，以求得群众们的宽恕。于是，77版中我们看到的阿尔巴就这样陷入了“犯错——检讨——再犯错——再检讨”的循环。而纵观扎拉嘎胡在50-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深陷这样一个循环之中！

我们从77版阿尔巴的身上，看到了扎拉嘎胡内心的矛盾，作者将自我检讨的意识深刻地渗透到了他笔下的人物命运之中。这种现象在“十七年”小说中是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一问题目前还不好回答。[55]重读不同版本的《草原雾》，我们不应仅仅注意到其中所充斥着的阶级斗争意味的语言，类型化的人物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情节构设，还应该体味一个蒙古族作家对描绘内蒙古草原的革命斗争和城市建设的热情，以及复杂、矛盾的心态；看到当代少数民族创作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同时，本文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引起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版本研究的更多关注。

原文载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