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焱：中西神话构形特征与叙事传统|论文



摘要：《山海经》与《神谱》在叙事话语和内容组织上,分别呈现出强化空间性和时间性的明显差别,这一差别也体现在中国与希腊上古其它神话传说和史诗文本之中。总体上看,中国神话叙事话语和内容组织偏重于空间形态,西方神话叙事话语和内容组织偏重于时间形态。两个民族神话叙事形态中积淀着不同的时空优势构形心理,这种构形心理深刻地影响了各自后世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构形传统。西方叙事文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时间为主、以时统空的形态转化为以空统时的形态,而中国叙事文学则经历了一个从以空间为主、以空统时的形态转化为以时间为主、以时统空的形态的发展过程。但即使在以时统空阶段,中国文学叙事中,空间要素依然具有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关键词：《山海经》;《神谱》;中西神话;构形特征;叙事传统

关于中西(希腊)两个民族早期神话和后世叙事文学构形特征问题,与更大范围的中西文化时空特征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熟悉一个在中国学术界广泛流传且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在时空关系上,中国文化是时间主导、以时统空的时间型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主导、以空统时的空间型文化。但本文对于作为两个民族文化源头的神话时空向度构形研究的结论,也许与此大大不同。本文的研究将证明,从两个民族神话构形角度看,中国神话恰恰是空间向度为主、以空统时的,而希腊神话恰恰是时间向度为主、以时统空的。这种时空构形特征并不仅仅存在于中西神话中,还深远影响了中西神话后世叙事世界的构形特征。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进入讨论前,对本文两个重要概念特定所指作一厘定:1.构形:指叙述话语的外在组织形态和形象世界组织形态的建构;2.时空向度:向度,即方向、视角之意。时空,这里既指叙事形式、也指叙事内容的时间或空间。叙事构形的时空向度,指叙事构形展开的时间空间方向和视角。

一

已有神话叙事理论基本着眼故事分析,而不考虑话语对故事的影响,这大约因神话故事能超民族语言传播之故。但神话作为语言创造和表达的符号,语言的特征如何可能不影响其内容构成?在神话领域,麦克卢恩“媒介即信息”的命题应一样有效。故分析中西神话叙事特征,话语层和故事层同样重要。本文将对中西(希腊)神话叙事话语与故事组织的时空向度展开分析,以把握两者优势构形(符号形式和形象体系构造)特征,并由此探讨它们对各自后世叙事传统的影响。

据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同时存在于聚合轴和组合轴两个向度,它们分别构成空间并列关系和时间先后关系。所有具体文本中成为现实的话语,都是组合关系,但按其句式和内容的组织特征,可区分出聚合(并列、选择、空间)关系和组合(连接、先后、时间)关系两种不同类型。我们发现,不同文本的话语可能突出其中一个组织向度而弱化另一个向度,即突出空间关系或时间关系。

话语层如此,故事层亦如此。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将叙事作品故事的基础层面命之为功能层,其构成可区为“功能”和“迹象”两部分。“功能”是构成故事情节的最小单位,一般由人物行动和行动链构成,是动态的,在时间向度上存在和展开。“迹象”由人物性格、状貌、情景、心理、处所、背景、议论等信息构成,是静态的,在空间向度存在和展开。他说“迹象”“是一种纵向聚合关系的裁定。相反,功能的裁定从来只是在‘更后面’,这是一种横向的裁定。因此,功能和迹象包含着另一个传统的区别:功能包含换喻关系,迹象包含隐喻关系,前者与行动的功能性相符合,后者与状态的功能性相符合”(巴特14)。他用“迹象”指称的基本是对叙述对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信息,我们不妨用“标志”这个概念来指称。巴特关于故事层这两种叙述内容的区别对应性话语层组织的两种向度的区别(上引巴特这段话已经确认了这种关系,“迹象”属于聚合关系类型,“功能”属于组合关系类型),就语群、语段或语篇所指向的内容而言,空间(并列、聚合)型话语以标志(痕迹)性信息为主,时间(线性、组合)型话语以功能(行动)性信息为主。

西方语言学理论对中国古代语言描述的有效性,最近几十年受到一些中国学者质疑,申小龙教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认为“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文化语言学论纲》3),他断言西方现代句法理论难以合适描述中国古代汉语的句法结构。申小龙教授从中国古代语言中归纳出施事、主题和关系三种句型,并认为前二种句型对汉语具有基础性。他说“当我们造施事句的时候,我们通常处于一种叙述的心理构架。一个具体的、动态的图象浮现并流过我们的‘眼’底”(《中国句型文化》38),“与此相反,主题句的心理图象则是一种“客体+评论”的静态逻辑意念。当我们造主题句的时候,先提出我们想要说明的一个话题。它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组,甚至是一个句子形式,总之是一个要说明的‘板块’,然后对这个话题加以评论”(《中国句型文化》39)。施事句指的就是叙述对象行动过程和状态的句子类型,而主题句就是介绍和评论某个对象(事件、人、物等)的句子类型,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中国古代语言是否可为西方现代句法理论完全解释,岐见颇多,暂置不论,但申小龙关于古代汉语两种基础句型的描述,倒与西方现代语言学关于话语组织的聚合与组合两种向度大体对应。他所说的“动态”施事句是叙述某时某地某人做某事的句型,“静态”主题句是对某个对象展开陈述或评论的句型,其所表述的内容也分别大体对应于巴尔特的“功能”和“迹象”(标志)指示的内容,前者偏向时间类型,后者偏向空间类型。

本文将以上述概念和理论为基础,切入对中西神话文本叙事优势构形类型特征的分析,并由此勾勒这种优势构形类型对各自后世叙事传统的影响。

二

笔者选择《山海经》和《神谱》为案例,描述其叙事构形的主导性时空类型。《山海经》是记述中国古代最多神性地理、动植物与神祇谱系的作品,《神谱》则是记述众多希腊神祇及其谱系的作品,两者较有可比性。

先看两书叙述话语的主要组织向度。

《神谱》叙事话语主要是以动词和动词链为中心的动宾或主谓结构句型,人物行动都在线性时间关系中发生和展开,试看下面一段话语(为分析方便,特对引文以英文字母或数字标示其相互关系,以下引文均如此,不再特别说明):

A大地该亚首先生了乌拉诺斯——繁星似锦的皇天,他与她大小一样,覆盖着她,周边衔接。大地成了快乐神灵永远稳固的逗乐场所。B大地还生了绵延起伏的山脉和身居山谷的自然女神纽墨菲的优雅住所。C大地未经甜蜜相爱还生了波涛汹涌、不产果实的深海蓬托斯。(赫西俄德30)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段话主干成分均为名-动结构或曰主-谓结构,几个复句之间的关系是“A-B-C”的时间线链关系,“大地该亚首先生了——还生了——未经甜蜜相爱还生了——”这一动词线链的先后时间关系十分清晰。下段话语的时间关系就更为严密——

A这时,宙斯也不再控制自己了。B他满腔怒火,立即使出全身力气,从天宇和奥林波斯山抛出他的闪电。C沉重的霹雳迅即冲出他那壮实的大手,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卷起猛烈的火焰。D孕育生命的大地在燃烧中塌裂,无边的森林在烈火中发出巨大的爆裂声。E整个地面、大洋神的河流,不产果实的大海都沸腾了。(赫西俄德46-47)

这段话语对整个《神谱》话语组织向度都具代表意义,5个复句构成“A-B-C-B-E”的线链组织形态,其核心成分由“不控制-使出-抛出-冲出-卷起-塌裂-发出-沸腾”等动词链构成,前后时间关系不容错动。时间性是《神谱》话语组织的关键要素。

《神谱》叙事话语中有空间性因素吗?当然有。上引二段文字动词链间许多修饰性话语成分总体上是空间性的,但都填充于具有严密时间关系的动词链中,是修饰、补充、催化动词链的,不具有独立意义。

《山海经》话语组织向度则大不相同,它以空间性为主。《西山经》这段话语最有代表性——

1A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B丘时之水出焉,C而北流注于泑水。2A-a其中多蠃母,A-b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A-c其阳多丹粟。A-d其阴多采黄金银。3A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B-a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B-b其音如榴。4A-a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A-b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A-c北望诸毗,槐鬼离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A-d东望恒山,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5A爰有淫水,其清洛洛。B有天神焉,B-a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B-b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袁珂45)

这段叙述话语逻辑关系图如下——

话语外在组织形态上,这段话语各部分之间的组织关系如上图,有一定的时间延伸长度,但是以空间性为主的。句型上,它总体属主题性话语类型,即以某个山水地理为主题对象,围绕这个对象陈述其存在的神性动物、植物或神祇,以及神祇的状貌、司职等。整部《山海经》的基础性句型就是这种“某地有某物(或某神)、某物或某神有某状、某司、某事”的存现式结构,这些话语中基本没有一以贯之的施动者和受动者,也较少施动性动词。这种存现式主题话语,一般不具较强的故事构造能力,它提供的主要不是“功能”序列,而是“标志”性信息,是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的。

读过《山海经》的人不难发现,这部书总体的话语组织向度,基本与上面“槐江之山”的话语相同,偏于聚合模式即空间模式。《山海经》也有局部施事型话语,举例分析——

1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2是与钦邳杀葆江于昆仑之阳,3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4A钦邳化为大鹗,A-a其状如雕而黑文曰首,赤喙而虎爪,A-b其音如晨鹄,A-c见则有大兵;4B鼓亦化为鵕鸟,B-a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B-b其音如鹄,B-c见即其邑大旱。(袁珂42)

这是《山海经》中故事性最强的话语片段之一,其组织形态图式如下:

这段话语比上引“槐江之山”有更多行动即功能性信息,话语组织也有更长的线链延伸,但总体框架还是主题型的。第1个句群属《山海经》典型的某地有某神、某神有某形的存现式句型结构对后面所有话语具有总体统摄意义。局部看,后面2、3、4几个句群施事性特征较为突出,但都是对前面“某地有某神、某神有某形某事”的陈述介绍,总体上从属于主题性话语框架。另如上图,这段话语最大部分是第4句群,它包含两个并列二级子句群和六个三级子句群,话语形态上是典型的空间组织形式。故这段即使有一定故事性元素的施事性话语,总体空间性特征也较为明显。

笔者粗略统计,这样的局部施事性话语在《山海经》所记山水条目中十不有一,且都镶嵌在某地有某物某神、某神有某状某事某司的主题性话语即空间性话语总体结构中,不具完全独立的意义。而且,这种局部的施事话语中动词都较少,行动链很短,创构不了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只能简单介绍故事梗概。傅修延教授在《先秦叙事研究》一书中,曾将《山海经》的叙述特征概括为“静态叙述”,甚为得当,静态叙述就是偏于空间性的叙述。

再看叙事内容和总体结构的组织向度。

从叙事内容角度考察,《神谱》故事层面功能性因素比较突出。上引《神谱》两段话语都以人物一连串动作为核心构成一个功能链,在此基础上,更多功能单位就可能构成若干功能序列,从而指向更高层次的大行动序列和故事情节,由此决定了这部神话诗较强的故事性即时间性。而《山海经》叙述话语中功能性单位比较稀少,形不成丰富的功能链,故在更高层面形不成更大的行动序列和具体的故事情节。它的叙述话语在叙事内容上提供的大都是“迹象”即标志性信息,是空间性向度的存在。

叙事对象是叙事内容的重要构成,两部神话著作在叙事对象选择上也差异明显。《山海经》基本叙事对象主要是神性的空间存在——物(神性山水珍奇动植物等)与神的状貌、形态、司职等,而不是神的具体行动过程和行为世界。《神谱》基本叙事对象是神及其行为世界,是神在时间过程中的活动、交往、冲突和结果,物只是诸神活动的自然空间和工具手段而已。《山海经》叙述各种神物,体现出一种对中国后世文学叙事影响深远的记物博物品物兴趣,而《神谱》则只对神祇的行为世界有叙述兴趣。物是空间存在,而行动则只能在时间过程中发生和展开。叙事对象选择的差异,决定了两部神话书内容层面时空向度的差异。

与此相关,两部作品整体叙事框架也大不相同。《山海经》总体内容不按时间线链、而按空间方位组织。该书总体板块分为“山经”、“海经”(包括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三个并列部分。每个部分又按“南-西-北-东-中”或“东-南-西-北”空间方位结构。整体结构框架的依据是并列性的空间方位而不是时间性线索。故而《山海经》无论叙事话语、叙事内容的组织还是整体框架,都偏于空间向度。与之相比,《神谱》则以时间性为总体结构线索,从混沌之神卡俄斯和地母盖亚开始,一直到最后确立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山神系的主宰地位,以及奥林波斯诸神之间的交往、冲突和生活,诸神生殖世系和相互关系在时间线链中连贯而清晰。故《神谱》整体结构框架突出了时间向度。

符号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超现实构形活动,其内积淀和体现着构造者特定的构形心理。《神谱》和《山海经》体现了中西初民大不相同的优势构形心理。《神谱》显现出强烈的时间性优势构形心理,而《山海经》则体现出强烈的空间性优势构形心理。时间和空间本不可分,但在文化世界建构中,不同民族可能无意识选择以时间为基础、以时统空的原则,或以空间为基础、以空统时的原则。《山海经》选择了后者,《神谱》选择了前者。

三

《神谱》和《山海经》叙事组织的时空向度对中西古代神话叙事有代表性吗?答案是肯定的。概观中西上古神话传说文本,将发现中国多数神话文本叙事向度偏于空间性,而希腊绝大多数神话文本叙事向度时间性为主。

《神谱》的时间性特征,在古希腊其它神话性叙事作品中都有明显体现,荷马史诗最具代表性。从故事层面看,《伊利亚特》的主线是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奥德赛》的主线是俄底修斯回家的过程和他的儿子帖雷马科外出寻找父亲的过程,时间线链都是两部作品故事组织的核心要素。当然两大史诗也有很多空间性因素需要交代,但它们都分散在时间性功能链中,或转化为时间性内容被叙述。莱辛在其名著《拉奥孔》中,特别以《伊利亚特》对阿喀琉斯盾牌纹饰描写为例,谓诗不宜静止描绘空间性对象,而要化静为动,将空间性对象穿插在或转化在人物行动过程中动态叙述。化空间为时间,化静为动,这确是荷马史诗及整个希腊神话作品叙事的共同特征。即使是以神和英雄为主角的希腊戏剧这种空间高度集中的艺术样式中,时间维度也在其中占据关键位置。亚里士多德《诗学》归纳出悲剧的六个核心要素,将建基于时间基础上的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放在第一位就是明证。

与希腊两大史诗故事层面以时间性向度为主相关,其叙事话语也具有同样特征。如《伊利亚特》第一章,当祭司克鲁塞斯从希腊人那里领回了自己的女儿,然后祈祷护佑他的太阳神阿波罗停止对希腊人的惩罚后,史诗叙述道:

当众人作过祷告,撒过祭麦后,他们

掀起祭畜的头颅,割断它们的喉管,割去皮张,

然后剔下腿肉,用油脂包裹腿骨,

双层,把小块的生肉置于其上,

老人把肉包放在劈开的木块上烧烤,洒上闪亮的

醇酒,年轻人手握五指尖叉,站在他的旁边。(18)

这是以一系列动词为中心的组合性话语线链:作祷告-撒祭麦-掀头颅-割喉管-割皮张-剔腿肉-包腿骨-生置肉-放肉包-烧烤-洒醇酒-握尖叉-站旁边,这个话语线链中每一个动宾结构语词之间都有严格的时间先后关系,不容颠倒。它们在故事层面上,都是一个个的功能单位,这些功能单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基本的行动单元。这种情形在荷马史诗中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情形,其话语组织强烈的时间性向度是十分明显的。

《山海经》话语与内容组织的空间性特征,也体现在许多中国上古神话或神话的传说化文本中。中国上古神话最多的作品除《山海经》之外,还有《九歌》。屈原《九歌》似是抒情性叙事诗,若删除每一句中的语气词“兮”字,则基本是叙事性作品。后世人们指认楚辞是汉赋这种叙事性文类的源头,就是看到两者在铺陈其事方面的共同性。然而《九歌》这些作品中的叙事话语,却编织不出最简单的故事情节,这与荷马史诗形成强烈的对比。例若《山鬼》前八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芬馨兮遗所思”(朱熹44-45)。如不考虑押韵,“被薜荔兮带女萝”一句,完全可以颠倒成“带女萝兮被薜荔”,也可与后面“被石兰兮带杜衡”置换。这首诗中很多叙述形象装饰、心理状态、自然环境的句子,都可以前后挪动其位置而仍可成立,这正是并列性组织形态中话语的特征。更重要的还不止动词之间的空间并列特征,而是大部分动词都不具有构造故事情节的功能。这首诗主要的动词基本都用之于描绘山鬼的容貌装饰、居处环境、对意中人的思念和猜度心理,这些大体都属空间性的“标志”性内容。

并不止《山鬼》如此,《九歌》诸诗都具这种特征,它们都在叙事,但却缺乏组成故事情节所需的丰富功能序列。它们的动词大都用之于塑造主人公形象外观,构造场景气象,表达某种心理状态,提供的都是空间性向度的“标志”性信息,而不是时间性向度的功能性内容。屈原被称为中国神话诗人,但和古希腊神话诗人趣味区别巨大。前者追求在诸神状貌、装饰、场景、心意等空间性信息展示中抒发某种情感,后者追求客观叙述诸神或神性英雄的诞生、成长、交往、行为、冲突性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大相异趣的追求,导致两者的神话诗分别突出了空间性和时间性构形特征。

中国先秦史著和诸子散文中也多有历史化或寓言化的神话,《尚书》最为典型。在神话学者看来,至少《尧典》部分是上古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下面这段叙述从话语到内容组织明显偏于空间性——

1A乃命羲和,B钦若昊天,C历象日月星辰,D敬授民时。2A-a分命羲仲,A-b宅嵎夷,A-c曰暘谷。A-d寅宾出日,A-e平秩东作。A-d日中,星鸟,以殷仲春。A-e厥民析,A-f鸟兽孳尾。2B-a申命羲叔,B-b宅南交。B-c平秩南为,B-d敬致。B-e日永,星火,以正仲夏。B-f厥民因,B-g鸟兽希革。2C-a分命和仲,C-b宅西,C-d曰昧谷。C-e寅饯纳日,C-f平秩西成。g宵中,星虚,以殷仲秋。h厥民夷,l鸟兽毛毨。2D-a申命和叔,D-b宅朔方,D-c曰幽都。D-d平在朔易。D-e日短,星昴,以正仲冬。D-f厥民隩,D-g鸟兽鹬毛。3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安国38-40)

上古神话中天神帝尧在这里历史化为人间君王,商人创世神话中天神俊的妻子、太阳大母神羲和在这里被分化为四个历史人物,被尧指派去主掌四方四时的天文历法。很显然,这其实不过是神话披上了历史外衣而已。这个历史化神话文本中,叙述话语基本按东南西北四方空间神的司职组织,其话语组织逻辑图式如下——

很显然,这段叙事话语的语篇结构,总体上是以2A、2B、2C、2D四组并列性话语语段为核心的,其聚合性空间组织形态十分明显。这一段话语表达的内容基本也是并列性的,与话语的并列性空间组织形态正相对应。尧命令羲和所分化出的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神人去主管四方四时天文历法的顺序如果颠倒或错挪,基本内容仍然成立。这四神之间的工作没有故事层面的严格时间因果关系,无法组合起一个前后连贯的线性功能系列,它们是空间并列性的。与上引荷马史诗叙述话语相对照,不难发现,荷马史诗话语是典型的时间组合型,而《尚书·尧典》那段话语偏向空间聚合型组织。

中国古代神话也不乏某些时间性向度较强的文本,如《诗经》中的《生民》、《玄鸟》等,话语层与故事层时间线性特征还是比较明显。但这样的时间性神话文本相对较少,而偏于空间性的文本或文本片段更多。

四

中西古代神话叙事构形向度分别体现出偏重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特征,根源于各自先民优势构形心理的差异。这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回答了何以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性较弱而希腊神话故事性较强的问题。华夏先民并非完全不会编故事,但更倾向于在空间维度组织符号和构建形象世界。希腊先民并非无空间维度构形能力,但在时间维度讲故事的兴趣与能力显然更强烈和突出。个中原因复杂,限于篇幅,暂置不论。

希腊神话叙事体现的时间性优势构形心理,直接影响到西方后世文学。建基于时间性基础之上的史诗、传奇、戏剧、小说等叙事性文类,一直占据西方文学坐标中心位置,抒情文学这种偏向空间形态的文类则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到19世纪抒情文学地位才逐渐提高,但总体上仍无法与叙事文学争雄。在叙事文学之内,西方时间性优势构形心理在叙事文本的话语、故事和整体结构层面都有充分体现并构成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西方文学叙事开始重视空间性基本从19世纪开始,这既体现在作家对环境、建筑、器物、心理、相貌、衣饰等对象作直接静态描写的兴趣日渐强烈(如巴尔扎克对伏盖公寓环境客观精细的描绘、雨果对法国国民公会大厅长达数页的夸饰性描绘),也体现在对人物心理静态描写分析的兴趣日渐深浓(如司汤达对人物心理大段静态分析),还体现在整体结构上对对位性、并置性原则的特别倚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等方面。到20世纪,更出现以某个空间点作为整部小说结构框架(如布托尔《变化》、伍尔夫《墙上的斑点》),或干脆以某些空间性静物作为描绘对象(如法国新小说派某些纯物小说),或通过视角转换、事件并置等方式创造并置性结构框架(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等等形式的小说。这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空间转向有关。但19世纪之前,西方文学叙事核心要素是时间。

中国上古神话叙事表现出的空间性优势构形心理,也体现在后世叙事类文化符号的构形活动中。

这种优势构形心理对历史叙事文本的组织影响明显。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严格按时间顺序叙述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发展和结局。但中国先秦两汉除《春秋》三传按时间经线结构叙事外,其余重要史著均按总空分时、以空统时的原则组织。所谓总空分时,指一部著作总体结构框架是空间性的,在其内各部分则以时间性为原则组织。《吕氏春秋》这样意欲比肩孔子《春秋》的著作,全书总体结构由“十二纪”与“八览”、“六论”三大主题板块并列构成,三大板块之内只有“十二纪”按春夏秋冬四季时序组织,全书叙事结构明显体现出以空统时、总空分时的特征。《国语》分别记述春秋周王室和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言行。《战国策》分别以战国二周、秦、齐、楚、韩、魏、赵、燕、宋、卫、中山等国各自重大历史事件为独立单元组织全书,均属典型的空间并列性结构。《史记》结构框架也是空间并列性的。该书总体结构由人物纪传、十表、八书三个并列主题构成。其主体是人物纪传,又分本纪、世家、列传三大并列板块,只在三板块之内才大体按人物年代先后叙述,故《史记》的总体结构也是以空统时、总空分时的。众所周知,《史记》的叙事体例和结构原则,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中国二十四史(含清史)以空统时的总体叙事框架和传统。

中国古代神话叙事体现的民族空间性优势构形心理,对后世文学影响最为深远。在偏于空间性的抒情文学与偏于时间性的叙事文学两大文类中,中华民族长期以抒情性文类为主,绝非偶然。即使是叙事性文类,空间性构形特征也从各方面显示出来,汉代散体大赋就是典型。赋本铺陈其事的叙事文体,但其特征却基本是围绕某一个主题性对象对其形、属、状、貌、背景等进行铺张扬厉的夸饰性描绘,而不是在行动链基础上编织故事情节。这些描绘基本是空间性的标志性信息,故事性很弱。如司马相如名篇《子虚赋》对云梦泽中一小山的那段著名描述话语,分别从“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西”、“其北”等不同空间层次和空间方位进行极尽夸饰的描绘(费振刚70),这种空间性话语群,与上引《山海经》和《尚书·尧典》的话语组织模式完全相同。不唯《子虚》,当时名赋《上林》、《甘泉》、《西京》等,话语组织都显现出强烈空间性特征。如《上林赋》一共12自然段,其中10个自然段都以“于是乎”开头,其语段之间并列性特征已通过引导词强烈显现。还要特别指出汉赋强烈的记物博物品物炫物兴趣。汉代大赋叙事的对象,基本都是空间性的山水建筑、器物动物等,粗略统计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收集的319篇赋,近80%均为此类,这种兴趣正与《山海经》一脉相承。

华夏古代神话叙事体现的空间性优势构形心理特征,也潜在地影响了六朝以后兴起的小说。以叙事为主的小说,时间性是基本维度,故从六朝尤其是唐宋以后,中国小说由之前空间主导慢慢转向时间主导,此乃总体趋势。但仍须注意,空间性构形优势传统在六朝及以后小说中依然影响深远。限于篇幅,本处无法详论,只概陈如下:

首先,内容层面,中国古代小说中相当一部分总体结构是主题并列性的。《世说新语》和《洛阳伽蓝记》等可为代表。《世说新语》按德行、言语、政事等36个并列主题分类,《洛阳伽蓝记》按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空间方位结构。纵观纪昀《四库全书》所集子部小说,关乎人神鬼妖的异闻杂录,多以主题分类,关乎地理、事物、建筑的记述,多以方位结构,两者总体上均呈典型空间型结构特征。这当然不是说隋唐以前的小说没有从时间角度组织全书的,例如《穆天子传》这样历史性的小说,完全是以周穆王西游西域的过程为结构线索的,总体框架时间性十分明显。但隋唐以前,这样总体框架上以时间结构的小说很少,大多是空间性结构。这说明,中国古人并非不会从时间角度结构小说,但他们更习惯于从空间角度结构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总体结构转向对时间的倚重,但空间也仍然起着特殊结构作用。《红楼梦》以贾府为基本空间结构框架,《水浒传》亦以梁山泊为结构基点。该书前70回各路英雄从不同途径欢聚梁山,后50回各路英雄从这儿走向凋零,最后梁山灵魂人物吴用带宋江骨灰重回梁山安葬,自己也吊死于梁山,梁山泊对《水浒传》结构上的枢纽意义十分明显。即如世情小说《金瓶梅》,尽管作者严格按时间顺序叙述主要人物的生活历史,但由西门庆府上、狮子街、永福寺三个地点构成的空间框架不仅在故事情节上,也在深层意义上起着重要结构作用。至于《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总体上虽以百年间中国历史合-分-合的时间性模式演化,但这部历史演义的故事情节建构框架,也可看作是几个空间点的转移。全书从汉末的汉都洛阳这个空间点为中心开始,缓慢地走向三国首都(许昌、建业、成都)为中心,最后重回洛阳(西晋首都)这个空间点结束。因此,《三国演义》总体时间结构上的总-分-总(汉-三国-晋)的历程,与空间结构点的洛阳-三国国都-洛阳的空间结构和位移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

其次,在叙事话语和文体层面,唐宋以后文学小说也以不同方式强化空间性取向,它们大都在线性叙事话语中穿插大量抒情性诗词曲赋话语以阻断线性进程。一方面主要以散体话语叙述时间线性进程中的人事,另一方面也不断以诗词歌赋曲话语中断这种叙事,而表达对所叙之事的议论、评价或感慨,在话语时间之流中形成空间阻隔,使小说成为以线性散体话语为主,兼容多体话语的杂语形式,由此强化小说话语的空间性向度而弱化其时间性向度。

综上,中西古代神话叙事各有自己的优势性时空构形类型,它们深远地影响了各自民族叙事传统。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叙事活动偏重于空间性构形原则,到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才缓慢地转向以时间性构形原则为主,而西方古代叙事活动偏重于时间性构形原则,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才转向以空间性构形原则为主,中西叙事活动优势时空构形原则几乎逆向对行,饶有趣味,令人深思。

在结束全文之前顺便提及,在中西文化、美学和文学比较中,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重视空间,是以空统时的类型,而中国文化重视时间,是以时统空的类型,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之正好相反,故从此可以生发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展开,只能留待它文讨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译,《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2—42。

[Barthes,Roland.“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Trans.ZhangYinde.A Study of Narratology.Compiled.Zhang Yinde.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Press,1989.2-42.]

费振刚等校注:《全汉赋校注》上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Fei Zhengang etal.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ollected Rhymeprose of HanDynasty.Vol.1.Guangzhou: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2005.]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Hesiod.Theogony and Works and Days.Trans.Zhang Zhuming and JiangPi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1.]

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

[Homer.Iliad.Trans.ChenZhongmei.Guangzhou:Huacheng Press,1994.]

孔安国撰:《尚书正义》,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KongAnguo.Shangshu Emendation.Corrected.Kong Yinda.Shanghai:Shanghai AncientClassics Press,2007.]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ShenXiaolong.Chinese Sentence Pattern Culture.Changchun:Northeast Normal UP,1988.]

——:《文化语言学论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The Outline ofCultural Linguistics.Nanning:Guangxi Education Press,1996.]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Yuan Ke.Collationand Annotation of Shan Hai Ching.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Classics Press,1980.]

朱熹:《楚辞集注》,蒋立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Zhu Xi.Variorum ofChuci.Corrected.Jiang Lifu.Shanghai:Shanghai Ancient Classics Press,2001.]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开焱,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福建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语言应用与叙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叙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