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梳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时期：建国后-70年代、80-90年代、新世纪以来，厘清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在每个时期的特点与前后之间的联系。指出随着时代变化，研究的方法与视角由单一的文学理论向文化学、诗学、比较文学推进，并且整合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成为一门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共同体。

　　关键词：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回顾；反思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从建国后开始，至今可分三个阶段：一、建国后-70年代；二、80-90年代；三、新世纪以来。建国后至70年代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上，其中文学史的编撰中论及文论的部分占了重要内容，另有一些是各民族学者以本民族语言呈现出来的个案研究；80-90年代，资料的挖掘整理、翻译与出版仍是重要任务。微观探讨是研究主要内容，同时开始出现综合性和整体性把握的研究；概念提出、学科建设成为研究重点。新世纪以后，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建构成为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范式发生变化、研究方法多样性，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学科。

　　一、资料搜集整理与分类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文献资料，虽有像彝族文论这样具有完善、系统的理论体系的，但大多数民族的文论资料都是零星的、散乱的、与其他学科杂糅的。搜集、发掘、整理、翻译、出版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基础工作。而对已知文论的阐释是古代文论理论化、学科化的重要途径。

　　1．文学史中的文论研究情况

　　1958年，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作启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出版各族别文学史十几部。大部分族别文学史都是在80-90年代出版，据《中国民族文学研究六十年》一书统计，截至1999年,已经有壮、蒙古、藏、满、回等40多个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撰完成，其中绝大多数已经面世，有的民族还出版了多种,故总计多达80多种。这些族别文学史中对古代文论的入史方式有对该族文论进行单独章节处理的，有对作家评论中对其文学思想进行分析评价的，有对文论家的文论进行专门评价的。如《侗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关于《歌诗传》以及“歌养心”理论及其他侗歌理论。《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六章古代歌谣中第一节，民间诗论、民间诗律、民间音律。《中国回族文学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李贽的文学理论、第四十章第四节蒋湘南的文学理论。各族文学史的编撰，对有文字的文论的整理与梳理相对完整，但大都是对文论家或文学家的零星的文论思想所做的评论，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古代文论研究。但这一点成果也是我们在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因为不同的文学史编撰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资料筛选整理的过程。族别文学史的编撰与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促使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萌发，对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概念及学科发展而言就不仅是准备性的前期工作，而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世纪，文学史的编撰从族别文学史、文学概论发展到综合性文学史再到中华文学通史，2011年再版的《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是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影响之下修订编写的一本文学通史，它将少数民族文学提到与汉族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古近代部分共173章中少数民族文学有42章，所占比重达24%，这在中国文学史编写上重视力度最大的一次。在少数民族部分，古代文论又是其中重要内容。

　　2．文论选

　　80年代开始，在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收集整理的基本上，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论选陆续出现。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买买提.祖农、王弋丁主编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是第一本综合性的汉语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著作选，这本书是由全国九院校编写，是各民族学院集体努力的成果，收录了15个少数民族36位文论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风貌。值得注意的是其选文都是古代部分，这说明在早期的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者的视野里，关注的仅是古代文论部分，并没有涉及到现代文论和当代文论部分。“古代文论”几乎等同于“少数民族文论”，这一编选思路很明显是受到当时中国文论研究的影响，将古代文论视为中国文论的整体。另外由于口头文论的搜集和整理耗时较多、难度较大，一时难以编入。为弥补这个缺陷，《文论选》的续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于1994年出版。续编收入了部分口头文论，弥补了原有文论选的不足。《文论选》及续编对少数民族文论、美学的研究提供系统而全面可靠的资料，“还是一部填补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空白的具有开拓意的书”。

　　1989年，《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评注》（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是一本以少数民族古代文艺为主要讨论对象的著作，首次将词曲纳入研究的领域中。同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选入蒙、藏、维、彝、壮、傣、白、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艺、美学论著55篇(部)约40余万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义〉简楔》《〈西游记〉回批》，藏族的《诗镜》、维吾尔族的《诗论》《论诗人艺术的规律》，纳西族的《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来历》《舞蹈的出处和来历》等都是第一次从民族语言译成汉文全文发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另外蒙古文学家哈斯宝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前80回翻出蒙文《新译红楼梦》,成为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译本，他袭用最早传世的《红楼梦》手抄本的形式，写下大量回批。因此，该书在各族新译资料的发现以及对我国少数民族文论综合性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2005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于乃昌、冯育柱、彭书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此书共辑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和4个古代民族自先秦至新中国成立上下两千年间，190余位文论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艺论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发现和新译作，举其要者，如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的《乐论》，维吾尔族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选录）》，满族学者允礼的《古文论》、裕瑞的《文采说》，侗族的《歌诗传》《戏师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部《集成》中，还编入了已确定系少数民族出身而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家李贽等人的论著和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艺论和审美论。

　　文论选不同于文学作品的选编和文学史的编写，选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的研究，尽可能的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注释和说明，力求注释的详尽客观，一些原文后面还附有简短的说明或评价。这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要面对语言系统与理论系统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把少数民族古代的母语语言转化为汉语是一个难点，任何翻译都难以全其原意，而我们能看到的仅是它所具有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语言具有一定的时空性与特定场景性，当下的语境下阐释古代文论容易出现误读或过度阐释等问题。何况各民族文论有它整套的专用术语，而注释与说明本身又是一种理论建构的过程。理论系统的构建过程，也必定会受到既有的理论的干扰，很难与原著意图完全吻合，这样就形成一个漏洞，即任何注释都有再进行阐释的可能，而不是唯一的。因而文选具有再认识，再深入的可能，使之由简单粗陋走向精确经典。

　　3、文论集及文论著作出版

　　80年代，族别文论资料的整理出版出现一个高潮，1981年内蒙出版了巴.格日勒图的《蒙古族文论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1年），这是第一本少数民族族别文论选。1985年巴.格日勒图又编了《蒙古文论精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此两本均为蒙文版，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两书汉译本出版。

　　1981年，云南出版了岩温扁搜集翻译的《论傣族诗歌》（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资料发现的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因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广泛关注。1988年，彝族理论家举奢哲和阿麦妮撰写的《彝族诗文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之后《论彝族诗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论彝诗体例》（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两部著作也相继出版。这三部著作收录了自南北朝始近10位彝族文论家的文论。199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布麦阿扭、布阿洪等古代彝族理论家撰著的《彝诗例话》《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谈诗说文》《彝诗九体论》等汉文译本。至今，彝族共有12部文论翻译、整理出版。它们以彝族诗歌为立足点探讨了诗歌的内容、功能、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完整地呈显出彝族文论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沙马拉毅的《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民族出版社2010年）出版。

　　90年代不仅有多部研究少数民族古藉的著作出版[1]，另有《诗镜论》（藏文）《福乐智慧》（维吾尔文）《突厥大词典》（维吾尔文）等不同年份版本出版。这些古籍里面杂糅着文学理论的内容，也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源。

　　新世纪，科技的发展，为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带来便利，但是对文论文献的挖掘仍有遗漏。主要体现为：首先，对口头诗学文献的挖掘尚处于起步阶段。口头诗学包括口头文学中涉及文论的部分,以及探讨口头文学特征规律的理论,这些理论文献曾有少量被选入《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外，一些口头文学作品集中也收录了一小部分，如《中国歌谣集成》等，但很大一部分有待整理发掘。尤其是部分民族随着最后一代口传艺人的去世，许多宝贵的口头资料将失传，发掘工作刻不容缓。值得幸庆的是，随着近年口述史的热门，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档案工作者甚至普通民众投身口述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口头文论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其次，对有关作家批评文献的挖掘仍不够。古代少数民族批评家诗文集、地方志(艺文志)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文学理论批评文献，目前学界关注度不够，还存在很多空白点需要填充。当然这和各民族古代文论的文献资料相对比较零碎、分散有关。从已有研究情况看来，一些民族的文论文献是用汉语写成，夹杂在汉族文士的论著当中，极不易辨识。另外各族地方志一方面数量巨多，另一方面又残缺不全，搜集、整理起来困难重重。尽管如此，作为研究的基础性和准备性工作，对各民族古代文论文献的全面整理事在必行，也需要得到各界更多的重视与支持。

　　二、族别文论与文本阐释

　　90年代前后，随着文献资料的越来越丰富，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也逐渐成气候。1991年9月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彝族古代文论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之后会议出版论文集《彝族古代文论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辑22篇专题论文，从宏观到微观、从体系到范畴、从文学观到审美观，对这批诗歌理论遗产作出了多角度的深入探究，对建构和丰富我国多民族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彝族古代文论的系统性初步显现着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重要性，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的专著相继出版。巴莫曲布嫫的《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可以说是第一本研究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专著。作者力图以文化自观的视角，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大量材料，从宗教人类学切入诗学理论的探究，寻找出巫术与诗歌共生共长，宗教与文学交互升沉的演进历史，思考宗教诗歌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她指出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民族特色是“以诗论诗”。何积全的《彝族古代文论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一书，系统的介绍了彝族古代文论的发展与特点。王明贵《彝族三段诗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编选彝族“三段诗”是一种尝试性探索，在大量收集的基础上进行选录，虽说只能是挂一漏万的编本，但足以让世人对彝族“三段诗”有个大致的了解。另外，李列、罗曲、曾明、杨甫旺、王菊等人研究彝族学术和诗学的相关专著也推波助澜，促进彝族古代文论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

　　满族文论方面也有重要收获，王佑夫主编的《清代满族诗学精华》（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选编清代历朝文论家著作，该书序言中，详细的介绍了清代满族诗学涉及的主要作者以及讨论的主要问题。张佳生《清代满族文学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一书抓住满族文学清峻疏放的特色，视满族诗歌为北方诗派的主要代表，并指出其他文体也以此风格为主，论述别开生面，视角新颖。

　　蒙古文论研究在90年代出现几本重要的著作，但是主要是蒙语，有王满特嘎《蒙古文论研究》（蒙古国国立图书馆1995年）《蒙古文论史(17一20世纪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蒙古文论发展概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年）；巴·格日勒图《蒙古文论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宏伟《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树林《蒙古族藏文文论体系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对族别文论研究有重要贡献。

　　此外，张国庆选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中华书局2001年）汪文学《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民族出版社2009年）开启地域性文论的研究。

　　族别文论研究从整体性的宏观视角对各族古代文论进行整体扫描，并发掘各族文论的民族特质，这对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独立意义重大，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民族文学、文化的理解与研究。

　　族别文论的文本阐释主要集中在对经典文论和文论家的个案研究方面，除了上面专著之外，相关论文文献资料概括下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有完整文论系统的民族：彝族、蒙古族、满族。这几个民族具有系统的文论体系，并且研究专著颇多，具有代表性。

　　（二）、集中在明清时期的诗论研究的民族：白族、壮族、回族。

　　就西南各民族而言，文论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诗论为主，并且多没有完整的文论理论，而是散布在诗人、作家的相关诗歌与文章中，较为分散。所以，整理与研究起来难度较大，研究的深广度相对较小。这类文论属于断代文论与诗论研究的范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白族的赵藩、师范、壮族的韦丰华、郑献甫、回族的丁鹤年、蒋湘南、马祖常等人身上。

　　（三）、具有经典文论的民族：傣族、藏族、维吾尔族。

　　对经典文本傣族的《论傣族诗歌》、藏族的《诗镜》、维吾尔族的《褔乐智慧》的研究一方面在于对它的资料收集、整理、翻译的过程；另一方面对其丰富的思想性做了理论的分析，并引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宗教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对它的文论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对其哲学、文学研究中发现其文论价值继而进行的研究。

　　（四）、被中国文论认同的少数民族文论家研究：元好问、李贽、元结、刘禹锡等

　　被中国文论认同而忽视其族性的文论家，如元好问、李贽、元结、刘禹锡等人，在中国文论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研究者往往忽略其少数民族文论的特性。从少数民族身份角度对他们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深度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五）、人口较少民族文论研究：土家族、纳西族、侗族等

　　这些内容相对较少，主要是对个别文论家的论述，如清初土家族的田舜年的诗作与诗论、纳西族的综合性研究、对侗族的民歌形式《歌师传》的研究。这些民族大都没有文字，其文论主要是以汉文记录，虽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但关注它的研究者非常少，这也是一片有待开发的领地，值得更多的人去关注、挖掘。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80年代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还是以资料整理、族别个案研究为主的情况下，几个重点地区—云南、贵州、广西、新疆、青海、内蒙等地在彼此信息沟通极少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工作几乎同时起步，并各自取得相应的成果。这个现象说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在80年代起步并非偶然，实则是历史的必然。

　　新世纪，族别文论专著从宏观视角对各族古代文论进行整体扫描，并发掘各族文论的民族特质，这对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独立意义重大，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民族文学、文化的理解与研究。显著的研究成果仍然集中在在彝族、蒙古族、满族等文论体系比较完整的民族。族别文论的文本阐释主要是对经典文论和文论家的个案研究。相比上个阶段，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上个阶段重要的研究在现阶段无人问及，如傣族诗歌在80-90年代是族别文论研究中成果突出的一个，知网搜索2000年至今有关《论傣族诗歌》的研究论文竟然不足10篇；侗族文论在80年代尚有几篇，到了新世纪已经是无人问津。（二）、经典文论深化研究，扩大研究范围。像彝族、蒙古族、维吾尔、回族、满族、藏族等具有经典文论的民族文论的研究仍是热点，不论是综合性研究还是文论家的个案分析都有重要成果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族别文论史的规模。对一些人口较少的或者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像白族、水族、布依族等也有人开始关注到，并有比较成熟的研究论文出现，古老民族的文论家也得到大家的关注，像鲜卑刘禹锡、色目人辛文房、羌族余阙等人的文论研究也是遍地开花。（三）、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比较研究增多。随着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整合，各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比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像宋晓云《刘熙载与举奢哲、阿买妮诗歌本质观之比较》（《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东人达《阿买妮“诗骨”论与刘勰“风骨”论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四）、对文论大家的态度，此时期最受关注的文论家是元好问和李贽，将他们纳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家的研究，在对其身份考证、文论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取得较大的成果。

　　三、学科建构与理论体系建设

　　王佑夫教授的研究促进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从资料整理到综合研究再到比较研究，形成他的学术活动系列。《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史论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初步形成。此书概括性总结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包括学科形成与特点、文学功能等。提出口头文论与书面文论并存，并指出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样强调文学的抒情表志功能，并具有各民族的独特的个性。王佑夫先生的研究开中国古代文论宏观研究之先河。《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回顾与前瞻》（《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一文比较详细的梳理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并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与汉族文论进行对比，他指出比较诗学将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不仅是与汉语文论进行比较，而且各民族文论之间也将进行比较、与外国文论进行比较。在《试论古代民族文论多样化存在形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中他指了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文体式样主要有:序、跋、注、疏、评点、回批以及融合文论于其中的种种典籍和诸体文学作品。并且敏锐的指出，“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用汉语写成的各式文论著作,大都仅仅看到它们与汉族文论同质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异质的一面。换言之,仅仅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汉族文论，从未从民族的角度细察探幽，指陈归属,这是一大误解。”他指出还有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存在着一种多学科(包括文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著作。如维族的《福乐智慧》，藏族的《诗境》等。不仅如此，少数民族文论还存在着一个语言多杂的现象，这与中国部分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有关。即使没有书面语言的民族，也具有一些口头文学与文论，因此，少数民族文论的形态具有多样性特点。2011年，他又提出“文学理论批评的这种对话方式就是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引导下，开展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甚至让它逐渐开成一个新的学科，叫做民汉比较诗学。”

　　王佑夫在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他之后又出版了《清代满族诗学精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史》（与人合著，香港：国际教科文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著。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的学科意识已大大增强，建设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理论体系成为研究者们自觉的追求。一部分研究者侧重于更为详细的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学科属性、学科定位、主要问题、研究方法与视角进行分析；对民间文论，口头文论等学界尚未关注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另一部分学者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阐释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重要性，它在中国文论甚至世界文论中的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选文的序言与相关著述的序言中，这些序言往往由本领域的著名学者所撰，他们能高屋建瓴，观点精辟，具有学科前沿的目光。但因为他们侧重于全局视角，而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缺少相对细致的考证，所以往往会流于主观或者片面。

　　90年代，随着中国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的深入，古代文论学界在探讨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有别于西方文论的中国文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创建中国文论的“中国气派”。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正是对建构中国文论的一个有力的回应。

　　1991年，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召开，会议认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资料极其丰富，仅藏族的注释《诗镜》的研究就有数十种之多，这样一些资料，目前被翻译成汉语的极少。会后尹虎彬整理出《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综述》（《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文中提到会议就少数民族文论做出具体而充分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已经处于起步阶段。以后数年，各族学者对会议所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黄绍清《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述要》（《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梳理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发展历程：始于南北朝，及至元、明、清,文论数量及文论家人数逐渐增多。文中指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论著述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涉及到文学理论的所有领域，诸如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等。文章挖掘了古代文论的本质特征，并指出真实性、形象性和典型性是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此文可谓是初步了解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发展的一篇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于乃昌《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从少数民族文论与美学思想的历史、多样的存在与表现形态以及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理论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等角度进行论述，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一书中，编者们也按这个思路进行选编，集合了4个古代民族和44个少数民族的文艺理论精华之作。

　　新世纪，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主导下，构建“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理论体系是新的文化诉求，理论建构将带来良好的一面，求得各民族丰富性文化的共同发展，保持国家的和谐统一，为中国诗学建构输送材料。李国太《中国多民族文论研究管窥》（《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4期）认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二元对立”和“文字中心”两大局限，随着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多元共生”的新文论观为“对内跨族”文论研究提供了新活力。

　　在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建设及理论构建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研讨会、中国文论研究等相关主题研讨会、年会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4年，第一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成都召开，论题之一就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的重新认识与把握。2005年，第二届论坛在南宁召开，更多涉及到民族文论话语的建构问题，此后，每年一次的论坛也都接着此话题说下去。2012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在兰州召开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新视野与探索”成为主要论题之一。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总结与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民族文学批评新的范式与理念”是其中的主要论题之一。

　　检索2000年以来的《民族文学研究》以及各重要期刊，诸如《清代满族文论及其时代文化特征》（王雪菊，《满语研究》2000年第1期）《论羌族作家余阙对元代文论的贡献》（段莉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汉族文论中的“诗味说”对蒙古族文论的影响》（满全，《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传统壮族文人文论的价值和意义》（黄毅，《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张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的思考》（贾一心，《青海师专学报》2008年第4期）《多民族视野中的彝族文论与中国文论》（李祥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论文或以总论或分论，或以族别个案研究为主，努力建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新的身份，实现与中国文论的融合与互补、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四、反思与发展

　　从现代学科体制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基础上被逐步建构起来的新兴学科，它追随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的发展，但又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滞后。从开始建构到90年代，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在民汉文论之间的关系中纠缠，既要突出中国文论的整体性与多元性，又彰显少数民族文论的一体性与独特性。民汉二元对照相互矛盾又相互牵制，传统文本内部与审美鉴赏方法带来封闭性和模式化，使得宏观研究理论单一，缺少资料支撑；个案研究史料堆集，难以出新。

　　新世纪，“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针对中国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现象而提出的，它意图以一种新的认识论范式去观察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复杂形态和进行多维性文学价值的挖掘。在这种语境中进行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势必带来话语范式的转移。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等成为研究的新方向，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解读民族文论一时成为学界的热点，这也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放到世界文论的大格局中的一种文化选择。在与汉族文论、中国文论的古今对比中、在与世界文论的空间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自己所处的双向审视的地位。当我们把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放在“少数民族文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世界文论”这样一个参照系中来，可以看到，这个外延是在层层扩大的，把少数民族文论和中国文论划为一方，另一方为西方文论和世界文论，在前者内部，少数民族文论相对于中国文论是边缘；在前后者之间，中国文论相对于世界文论也是边缘。从中心看边缘，许多边缘往往是被遮蔽的，因此，在西方文论视界里，中国文论是被遮蔽的，处于缺席状态，而少数民族文论在中国文论视界里也是被遮蔽的，也处于缺席状态，这就能可能解释得通一部中国文论史为何没有少数民族文论的踪影，而受西方文论影响而建立起来的中国文论学科缘何会在90年代以后出现“失语”，强烈要求重建中国文论的“中国气派”。

　　如何深化21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重要的是应立足当代进行古今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古与今、中与西、民与汉的对接。因此“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转换？不同的场域之中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具有不同评价标准。像满族的小说理论、回族的诗论与壮族的文论从概念到体系都与汉族文论一脉相承，它们之间容易建立统一的标准，并且可以沿用统一标准。而像傣族、彝族叙事诗学，它们与汉族的抒情诗学相差较大，属不同的理论体系，自然无法使用统一标准。而彝族的“骨”、藏族的“味”等范畴，看似与汉族诗论中的相关概念同词同义，其实差别极大，很难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

　　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新世纪的研究中逐渐显露出来，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文论体系，能印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融合特色。郭林红的《云南古代文学理论对中原文论的接受和发展》（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从文化传播与影响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与汉主流文论之间的关系；邓永江的《新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以新疆口头文论为研究重点，是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成果；麦晶晶的《广西清代文论选》（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是地域性的断代文论研究的开始；李学阳的《清代少数民族诗话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也是同类研究，对某一时段单一文论形式研究少数民族理论，具有可借鉴性。

　　我们看到新世纪，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与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方面加以结合共同考察是当下最常见的研究范式。李娟、张文娟、金乾伟、杨树喆等人的文化研究、比较研究为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与视野，但新的方法实质是一个阐释问题。以多学科、多角度、多方法的跨文化的视野研究中国少数古代文论,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它意味着学界对一元中心或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反思。古与今、中与西、民与汉是处于流动状态之中的，多方交流与沟通有利于拓展研究视野。同时，价值取向的多元，为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民与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建国六十多年，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虽说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如资料的收集与挖掘的困难；各民族古代文论及其研究发展的不平衡性；口头文论的研究的不成熟性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出现过度追求热点话题、流行问题，使研究出现批评的弱化和重心的偏离；因忽视主题学、叙事学、结构美学等理论介入而导致阐发研究的疲软等问题。在诸多的困境面前，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较为缓慢，阻力重重。因此，当下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首先要学会转换视角，解决理论与实践错位问题，更多的关注文本本身。在研究实践中，以跨文化研究为依据、以整体与比较研究为方式、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理论建构为目的，从少数民族的主体立场出发，展开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内涵的挖掘与阐释。这对我们以多元一体的文化理念完善中国文论史书写，乃至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整体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刊载于《大连民族大学学报》，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