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一段，但有关研究却非常薄弱，这是研究范式、格局和史料多重因素制约的结果。20世纪以来新出石刻文献，极大拓宽了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史料范围，巩固了唐代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地位。新出石刻中的唐代民族文学史料主要表现在民族作家生平事迹、作品、民族语言文学、宗教文学等方面。新出石刻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不仅可以激活传统唐代文学研究新格局，还将推动文学史书写观念和范式从单线条的汉族文学史向“中华文学”转变。

　　关键词：唐代民族文学；新出石刻研究范式；文学史料

　　唐代为中国古典文学高峰时期，也是民族融合、中外交通的辉煌时期，但唐代民族文学的提法，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声音，相关研究也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与此前和此后的时段对照下尤其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唐代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局面，消解了民族文学主体性存在的背景；另一方面，典范史料的匮乏，使得民族文学研究工作难以展开。要走出这一困境，除引入或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外，另一个方向便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掘唐代民族文学史料，新出石刻文献正是这样的资料宝库。20世纪以来，新出石刻的数量已极大改变了唐代文献的格局。仅以墓志为例，据《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增订版）收录截止2009年的唐代墓志、志盖，已有8737方。而近十年来，新出墓志已大大扩充了这个数字。新出石刻所见唐代民族文学史料，涉及作家生平事迹、作品著述和相关民族文化背景，内容丰富，数量巨大，是突破唐代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局限的一大利器。本文拟从具体例证入手，述略如下，见教大方之家。

　　一、民族作家生平史料

　　石刻文献尤其是墓志和碑刻，是人物生平传记材料的渊薮。笔者从新出碑志中收集到的唐代少数民族人物墓志已有近千方，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文人、诗人。这些碑志记载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族源族属、生平事迹、家族谱系等多方面的信息，是研究他们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下面各举数例说明。

　　（一）族源族属资料

　　不同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族属身分的确定性，唐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族属身分并不是“自明”的。正因为这样，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揭示了不少唐代著名诗人的少数民族身分而备受文学界重视。一些作家的族源隐藏很深，需经过考证方能发覆，陈寅恪论证唐代著名文人刘蜕为非汉人即为一经典例子。另外，一些作家因为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完整，长期视为汉人，直到新出石刻史料才揭示其真实的族属。如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四《倪若水残碑》云：

　　碑贾刘金科持此残石二纸乞售，云近年出土，不知何碑也，《碑》字隶法谨严，似吾浙《蓬莱观碑》。惜残泐太甚，尚有“囗囗泉，字若水，其先高辛氏之囗囗”云云。又有“改贺儿氏为儿”语。据是，知为《倪若水碑》。《唐书》本传“若水，字子泉”，据《碑》则名子泉，字若水也。

　　倪若水为唐初著名文人，《新唐书》《元和姓纂》等文献都未载其族属。据《魏书·官氏志》：“贺儿氏改为儿氏。”由此可知，倪若水本鲜卑贺儿氏。倪若水墓志出土，不载此文，足见此残碑对于判断其族源之关键。又如唐代诗人员半千，一般视其为汉人，但北魏员标墓志的出土，揭示了员氏先世本出平凉杂胡的事实。新出墓志对族源、族属模糊不清或争议较大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补正意义，如白居易的族源族属，一直是文学史争讼的问题，民族文学史中一般将之视为西域龟兹胡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白居易之先世：“（白）建字彦举，后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陈寅恪曾据此提出一段公案：白居易祖先为北周另一白姓人物，而攀附北齐名臣白建，其族源和谱系存在“李树代桃”之嫌。而根据近年新出白羡言、白慎言、白知新等白居易族人墓志，可以确认白居易家族出自北齐白建之后，陈寅恪的观点需要修正。进一步而言，白居易是否龟兹白姓之后也值得商榷。确定作家的族属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文人的族源族属，至今还是学术界争讼的问题，可见一斑。在传世文献阙如的情况下，新出石刻成为推进作家族属族源研究新的契机。

　　（二）家族世系资料

　　谱系是中古时期维系士族社会的重要纽带，唐代不少民族作家依托于强大的家族，其家族谱系散见于《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一些家人的行状、墓志。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少数民族家族世系有匈奴人河南刘氏、独孤氏、宇文氏，鲜卑人元氏、窦氏、长孙氏、河南于氏、豆卢氏、源氏，高车人房氏，乌丸王氏，西域少数民族阎氏，武威李氏（粟特人安氏），铁勒浑氏等，这些家族都有不少文人、诗人显于时。新出石刻尤其是墓志，对于补正这些家族世系具有重要价值。饶宗颐说：“墓志可校补世系，与地志、史传、文集参证，史料价值尤高。”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收录的罗振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周绍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校异》以及赵超自己的成果，都非常重视对新出石刻墓志的征引。该书距今已20年，这期间新出的墓志又有极大增加，相关研究也有了很多积累，可补充者亦复不少。如河南于氏家族，为鲜卑万纽于氏之后，在唐代地位显赫，出现了于志宁、于由页、于琮三位宰相，而且文人辈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于氏”条详细记载这一家族的谱系，但仍有相当多遗漏和错讹，新出墓志可以补正。通过修补河南于氏家族谱系，尤其是利用《崔特夫人于氏墓志》的记载，我们发现晚唐时期重要的诗人于邺，就是出自河南于氏，纠正了长期以来于邺与于武陵2人诗集、生平相互错乱的问题。

　　通过谱系的梳理，还能帮助辨识作家的族源和族属，如开成二年（837）《史乔如墓志》，署名“堂兄进士温如撰并书”，一些研究者将史乔如兄弟视为粟特胡人。事实上，通过近年新出突厥阿史那氏家族墓志以及《元和姓纂》阿史那氏有关文献的综合考辨可知，史乔如一系为阿史那弥射之后，世系链条清晰可考。进一步而言，史温如以进士身分撰书史乔如墓志，是唐代突厥民族文学不可多得的资料。唐代出身少数民族的家族，往往主动或被动地通过族源攀附与伪冒，谱系嫁接与转移，来改变家族的民族身分，而通过新出墓志能相当程度上还原这些族源、谱系攀附的过程，如鲜卑人窦氏家族。这些攀附汉人世系的文本，很多出自少数民族作家之手，透过这些作品，能窥视到他们内心隐秘的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学研究应该重视的一种视角。

　　（三）科第、交游资料

　　登科信息是少数民族文人文学修养的重要标记，也是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族群边界指针之一。通过应举，少数民族不仅可以获得汉人的身分认同，而且能掩盖家族“异类”“野蛮”和“无文化”的族群文化身分。清代学者徐松撰《登科记考》，对唐代文人的登科信息作了详细的辑录，今人在其基础上多有增补和考订，所据多为新出墓志资料。唐代登科人物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是了解这一群体文学之路的重要信息。一些少数民族的登科信息，在其家族文化背景中来考察会有更深刻的意义。如《康敬本墓志》载：

　　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望重，播美河西。因地命氏，派流不绝。……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祖仁，隋上柱国、左骁卫三川府鹰扬郎将。……父凤，隋起家右亲卫，加朝散大夫。……君襟神爽悟，性灵歆俊。操德学海，囗羽翰林。道实因囗，才不习古。文秀事刃之岁，穷览孔府之书；子山受囗之年，洞晓姬公之籍。以贞观年中，乡贡光国，射策高第，授文林郎，寻除忠州清水县尉，改授豳州三水县尉。……迁上台司礼主事。清览要枢，仙闱总辖。……司成硕学，就释十翼之微；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囗囗绚彩，笔海澄漪。耸邓林之翘干，湛亹波而积翠。

　　康敬本家族本为入华粟特人后裔，其曾祖康默为甘州地方酋豪，而甘州正是入华粟特胡人聚居之地。康敬本之叔（伯）康武通墓志亦出土。从这些墓志中可以看出康敬本家族在隋唐间皆以武力显要，“胡风”犹存，这是入华粟特后裔常见的家族特征，而康敬本独能“弃武从文”，“乡贡光国，射策高第”（即明经登第），成为“弘文大儒”和“笔海澄漪”的文人，在早期入华粟特后裔中实为罕见。康敬本的受学渊源，在另外的两方墓志中得到了解答。《盖蕃墓志》载：“博览经传，尤精王易。……（至隋末）无复宦情，唯以讲授为事，洛中后进李大师、康敬本等并专门受业，其后咸以经术知名，而子畅不弃士林者，实资过庭之训也。”盖蕃曾在洛中授学，康敬本、李大师等为门下。《康敬本墓志》中所说“司成硕学，就释十翼之微”，正是指他跟随盖蕃学《周易》（“十翼”即《易传》）之事。可见康敬本以传习《易》学显于当时。盖蕃之子盖畅的墓志亦被发现，其中说到：“父蕃，唐曹州离狐县丞。并以经业相传，为当时所重。……以文史自娱。著《道统》十卷，诚千古之名作，一代之良才。”可见盖蕃家族为一个经学世家。康敬本的同门李大师，即李延寿之父，为唐初著名史学家，《南史》《北史》的草创者。康敬本师从盖氏经学之家，又与李大师等当时著名文人交游，熏习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所以他的学养、仕宦、文才迥异于家族其他人。

　　又如唐代著名的交趾诗人廖有方，世传其诗、文各一篇，柳宗元有文赠之，《安南志略》将之列入交州“名人”。其生平虽然散见于传世文献，但并不完整，新出《廖有方墓志》揭示了其名字、籍贯、先世、科举、仕宦、婚姻、后嗣交游及其他经历等多方面的信息，让后人们对这位安南作家有了全面的认识。比如墓志中提到他早年求学和赴举的过程：“逮弱冠，始事宗人廖从正于囗囗，囗习诵经传，后有谈于廉郡者，遂馆于郡学，由是仍振文笔，闻囗交趾。次游太学，知文战可必，故南启二亲，尽室而北。元和十一年岁，岁次景申，今太师李公掌贡，果登名天子，为进士及第。”这些信息可以和传世文献所载互为补充。

　　（四）其他生平资料

　　除了上面一些信息，新出唐代石刻中还记载了不少民族作家其他的生平资料，对于全面理解他们的文学人生、作品多有裨益。如唐女道士元淳，《全唐诗》载其《寄洛中诸姊》《秦中春望》诗两首及存诗名的残句四联。《全唐诗补逸》卷一八补齐《寓言》诗残篇，《全唐诗续拾》卷五三又补《感怀》诗残篇。敦煌所出《瑶池新咏集》写卷收录其诗六首和一个残题，其中三首诗正好是原来传世三个残联的全璧。这样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其生平在传世文献中仅有只言片语，直到她的墓志出土才拨云见月看到她的真实面貌。据《故上都至德观主女道士元尊师墓志文》：

　　尊师法名淳一，河南人也。系自后魏，郁为令族。……父茂囗，怀州河内县丞。才足幹时，位不充量。尊师大开顿晤，神假词华。龀岁而日诵万言，笄年而通览三教。囗驰出俗之虑，独蕴登真之想。乃怵然叹曰：修短存亡，曾何有常。与其劳生于此世，岂若轻举于殊方；与其兰堂之粉壁，岂若琼圃之霞床；与其鱼轩而象服，岂若鹤驾而蜺裳；与其朝荣兮暮落，岂若地久兮天长。于是深入道门，大弘法要。天宝初，度为女道士，补至德观主。闭机丹灶，养德玄坛。人仰宗师，囗高令问。优游恬旷，三纪于兹。大历中，朅来河洛。载抱沉痼。粤以十囗年七月三日，返真于东都开元观，春秋六十囗囗终谓门弟子曰：吾方欲撷三芝，练五石，囗白日，升青天。虽事将志达，而道与心叶。适去顺也，归夫自然。言已，如囗囗而不乱。

　　因为此墓志，我们得知她本姓元氏，淳一乃其法名，为后魏鲜卑拓跋氏。墓志中记载她天宝初为长安至德观主、大历中卒于洛阳开元观等事迹，可以与她的诗歌相互印证。石刻文献中还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家族文士化过程的资料。如唐代内迁吐蕃论氏家族，有论惟明能作诗。他有一首献给唐德宗的诗：“豺狼暴宫阙，拔涂凌丹墀。花木久不芳，群凶亦自疑。既为皇帝枯，亦为皇帝滋。草木尚多感，报恩须及时。”这是唐代内附吐蕃人唯一存世的完整诗篇，内容和情感都显得相当质朴。近年新出论惟明之兄论惟贞墓志，为当时著名文人、书法家徐浩撰写和书丹，其中记载其长子论傪、次子论位、论伾、论侁等“并附学进经，业精迁秩”等信息，透露出其家族熏习当时文儒风气、学习汉文化的信息。这种情况下，诗人论惟明的出现也就能解释了。

　　二、民族作家作品史料

　　石刻在古代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之一，石刻文献也是“集部辑佚的一大渊薮”。新出唐代石刻保存了大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汉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唐代民族文学作品的存量，还在一些方面提升了唐代民族文学作品的质量。

　　少数民族创作的石刻文学作品，多数是用汉字书丹之后摹刻的，这本身是他们汉化或者学习汉文学的一个表征。如1949年后出土的渤海贞惠公主墓碑，是唐代渤海文学作品的代表作，金毓黻曾指出：“就碑文的文学造诣来说，可以说与当时唐朝金石文字的作风是一致的。……都是效法唐朝上流文人手笔而写作出来的，因而也应该承认：此碑是一篇值得重视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民族也是常见的，这是汉字文化圈或汉文化圈扩展的表现。

　　唐代民族作家的著述及作品，是唐代民族文学的主体，也是支撑唐代民族文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除流传至今的民族作家文集、散见诗文之外，新出石刻墓志是补充唐代民族作家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来源之一。据《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和《唐五代文作者索引》所收录的新出石刻墓志作者，笔者逐一考察，可确定出于少数民族的作家有一百五十余人，而实际数字当远大于此。近年来，新出墓志日新月异，可补充者甚多。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多为新出，价值极高。

　　具体而言，一些少数民族文人的墓志，记载了其文学作品、著述的情况。如敕勒人谢观自撰墓志铭云：“及长，著述凡卌卷。尤攻律赋，似得楷模，前辈作者，往往见许。”《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观赋》八卷，《全唐文》中收录其赋作一卷二十三篇，主要是律赋。这些情况与墓志所说相合，但其作品散佚已十分严重。谢观的子女也擅长文学，其子谢承昭撰其妹谢迢墓志，志中还引其妹的诗句“永夜一台月，高秋千户砧”，可见其为一女诗人。高车人李问政、张说曾有诗赠之，但文名不显，而其墓志载：“好学善属文，年十有九，乡贡进士对策上第。……雅善为理，尤好著书，有集卅卷行于代。”李问政子李符彩墓志亦出土，其中引用了李问政诗句“五文何彩彩，十影忽昂昂”，吉光片羽，让我们对这位少数民族诗人有了新的认识。又唐代著名粟特后裔史宪诚（一说奚族），史传以为他以武力见长，不修文学，但其子史孝章墓志载其《启父文》一篇，并其“摄衣鼓箧，往诣嵩阳山，读古人书”之志向，已见出汉化的转变。除了直接补充作品外，有关少数民族家族的文学创作情况的记载，更是多见于出土墓志中。如鲜卑人河南于氏，文人辈出，唐大中三年（849）状元于珪女，为孙备夫人，其墓志中载：“人下笔成诗，皆葩目涤耳，诵古诗四百篇，讽赋五十首。”可见尚文之风，渐染及于女性。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如突厥、回鹘等）在传世文献中罕有文学作品遗存，而通过新出石刻则可得到补充，使得我们能重估他们的文学发展之路。如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版，因为碑文刻有莫贺达干所撰的信息，我们才知道回鹘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杨富学认为：“将汉文与突厥文、粟特文部分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结构与风格大相径庭。说明汉文部分不是由突厥文或粟特文翻译过来的，而是原创作品。这一微弱的信息透露出作者文学素养之高和汉语水平的不凡。”訛輯輥再如唐初内附的突厥契苾部族人契苾何力，《隋唐嘉话》曾记载他诵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訛輰輥之事，可见他对汉文学经典的熟悉。大中八年柳喜撰契苾何力五代孙《契苾通墓志》，其中还传颂其祖诵古诗之美谈：“时有司修蓬莱宫，树以白杨。烈公吟古诗以讽，主事者喻其旨，立命伐去之。其敏识精裁，为时所推。”尽管契苾家族的“文名”远播，但并未有文学作品传世。而新出契苾梁宾撰并书《契苾尚宾墓志》，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据墓志载：

　　君讳尚宾，其先则武威著姓，今即河南人也。丱岁聪敏，习君子之风；弱冠纵才，有词人之德。历览前史，文章日新。高道自升，风尘不杂。廉洁敦厚，戚里称贤。至孝竭于事亲，信行存于用友。

　　契苾梁宾自称志主的“堂兄”，二人皆契苾何力曾孙。从墓志所载内容可知，契苾尚宾具有较好的文学修养。而撰写、书丹墓志的契苾梁宾，则表现出更为娴熟的传记文体叙事能力和书法造诣。这篇墓志可谓唐代突厥民族文学的又一重要资料。又如唐初内附的百济泉氏家族，在政治、军事等领域颇为活跃，但未见有文学作品传世。赵明诚《金石录》卷五著录了《唐卫尉正卿泉君碑》一篇，题注：“为长子隐奉撰叙，仲子伯逸正书；苏晋撰铭，彭杲正书。开元十五年三月。（泉君名实，盖苏文之孙也。）”可惜这篇文章没有流传。幸而泉隐为其子泉毖所撰墓志出土，我们才看到了他的汉语文学的造诣。结合《金石录》所载，可知泉隐为泉氏一族之文才担当。

　　此外，透过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撰写和书写的墓志，还可以窥视他们创作时的民族心态。比如唐代十分活跃的昭武九姓粟特胡人之间，存在相互请托撰写墓志的情况，如安雅撰《罗炅墓志铭》，米士炎撰《何德墓志铭》《炽俟辿墓志》，史恒撰《康夫人墓志》，石镇撰《曹彦瑰母康氏墓志铭》，翟运撰并书《米继芬墓志》等等。这一方面说明这些“胡气”甚重的民族群体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汉文化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隐含着他们掌握自己“话语权”的愿望。内迁中原的粟特胡人，为了保持族群文化，长期维持“族内通婚”，依托共同的信仰中心（祆祠）聚居；而这种“逆同化”的取向，与他们学习汉文化并行不悖。通过这些请托撰志现象，我们推测：他们对汉文学的借鉴可能带着一种族群思维，隐含着“脱颖而出”的粟特文人在建构“族群话语”方面的努力。这也是窥视唐代民族文学内涵的特殊视角。

　　三、民族语言文学史料

　　新出唐代石刻中有一类作者不详的民族语言石刻，是民族文学的特殊作品，故而我们单独列出来考察。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石刻作品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民族文学作品。比如突厥碑铭，是唐代民族文学的重要内容。目前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主要有十余方訛輯輥，文字释读已较为充分，学者们也注意到这些碑铭的文学价值。岑仲勉评价《暾欲谷碑》的文学价值说：“既就文章论，亦东亚古代有数之作。”輥輰訛林幹也指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全部碑文是用散文书写的，有许多部分词句工整，辞藻佳丽，文学意味颇浓，可以说，既是一部突厥史，也是一篇叙事诗。”薛宗正《突厥史》“突厥文化”一章中，专门设置一节“灿烂的文学”，重点考察的就是突厥碑铭。各种类型的民族文学史也多设置“突厥碑铭”一节来重点论述，专门研究突厥碑铭文体特征、语言和叙事艺术等问题的论文也有很多，兹不赘述。

　　除了突厥碑铭，吐蕃碑铭也多以古藏文书写，因而也具有典范的民族文学价值。王尧《吐蕃金石录》中收录石刻13方，除了《唐蕃会盟碑》为汉文、古藏文双语，其余都是古藏文。近年来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又陆续发现一些吐蕃时期古藏文石刻。吐蕃文学深受佛教影响，在文体、格律等方面有独特之处。如近来在四川石渠等地发现的吐蕃藏文石刻群，篇幅宏阔，内容富赡，文学价值极高。其中须巴神山石刻古藏文题记，本为佛像赞颂诗和祈愿诗，如第9幅石刻的藏文完整翻译成诗体如下：

　　清净的圣像是美丽的身体，

　　智慧法印如黄金大山一样，

　　你的盛名在世界各地传遍，

　　你微闭的眼睛指明了正道，

　　对众生你像太阳升起一样，

　　你有天空般宽广的解脱心，

　　你慈悲的声音是悦耳妙音，

　　你用智慧方便使众生解脱，

　　因此向你礼拜供奉和皈依！

　　该石刻为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时期的作品，句式整齐，文字华美，情感清朗，为吐蕃文学中上乘的抒情诗。同期发现的其他题记，类似的作品还不少，对于藏族文学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并刻于一碑，是一种常见的民族碑刻样式，如《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为汉文、粟特文和突厥文三体合刻，这为我们比较不同语言的文学样式提供了案例。此外，新出石刻中还出现了一种双语墓志，也值得关注。目前发现的中古时期的双语墓志只有三件：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志》，为粟特文、汉文合刻；唐贞元十一年（795）回鹘王子《葛啜墓志》，为汉文、突厥鲁尼文合刻；咸通十五年（887）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为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一说巴列维文）合刻。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些民族文字已被初步释读，从中可以考察当时文学交流的情况，以及墓志这种文体在胡、汉之间的特殊转换规律。例如《苏谅妻马氏墓志》汉文版正文作：

　　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

　　墓志合璧的中古波斯婆罗钵文，据刘迎胜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考释转译如下：

　　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asisi），于已故伊嗣俟（Yazdkart）二百〇年，及唐朝之二六〇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美好的天堂。祝福。

　　虽然学者们对波斯语的转译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看，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两种文体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别。两篇文字都属于私人写作，虽然有一些对应的信息，但并非直接对译关系，汉文版简单交代了马氏的人物关系、生卒年，而婆文版中则加入了波斯纪年和神名（阿胡拉·马兹达为祆教主神），叙事上更为详备，说明作者对这一文体的谙熟。刘迎胜认为，苏谅等人作为入唐波斯人几代之后裔，在远离故土的环境还能用母语写墓志，“说明唐代聚集在神策军中的信奉祆教的波斯人、安息人社团中，有巴列维文或安息文教学活动”。与《苏谅妻马氏墓志》不同的是，《葛啜墓志》是官方文本。其汉文版更为详尽，是典型的汉人墓志体式，而突厥鲁尼文则突出了葛啜的谱系，记时、记事方面也更为简练，文最后还附刻了一个可能是葛啜王子所属氏族的徽记：这些差异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属性。可以想见，当时撰写葛啜生平的时候，唐朝廷和回鹘之间的某些互动。这两方双语墓志是研究唐代民族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汉文学交流弥足珍贵的史料。

　　此外，敦煌石窟、安西榆林石窟、克孜尔石窟等地发现的唐代梵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等文字题记，也具有重要的民族语言文学价值。比如在古代龟兹境内发现的一些吐火罗语题记，庆昭蓉将其分为四类：榜题，用以形容壁画题材或补充壁画内容；题铭，记录与石窟建筑过程相关的事件；漫题，例如“某某到此一游”式的游人题记，或住寺徒众涂鸦；壁书，以壁画为素材的文学或书法作品，可视为漫题之变种。其中一些题记本身就标明用某种格律、曲调或者文学形式创作的，如克孜尔203窟题记为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歌，经研究者转译如下：

　　噢，死亡!我一点也不怕你。所有的（人）都要死，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怕你？唉!（这）就是我心中的想法。我甚么时候都怕你。（因为）你（将来）会带我去阿鼻之类的地狱。

　　在这一题记之前有"在Kamsakarvaoa（的曲调）"一个标注用来说明这首诗歌的格律，研究者进一步认为:"题记开头置于格律名称前面的文字‖araisruka大概不是误写、衍文或未完题记，而很可能标示这首诗文的题目。也就是说，龟兹语诗文似可用开头几个音节作为该首诗文的题目或简称。后来我们也在213窟发现了类似作法，所以此次调查对于吐火罗语文学研究很有启发."克孜尔213窟的题记，诗名《胜地》，开头标注"寄调Bahudantak"，有残存的两句为"胜地耶婆瑟鸡寺舍中，勤行之人皆享福"。但据荻原裕敏分析，这残留的两句并不符合Bahudantak格律的要求，因而这一题诗"可能是住寺比丘或来访僧徒一时兴起之吟咏"。这些发现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民族语文学具有全新的意义。

　　四、民族宗教文学史料

　　此外，出土石刻中有一类宗教碑刻、造像、经幢等，是流寓中国或者久居华夏的少数民族所创立的，不仅石刻本身具有浓郁的异域民族之风，石刻文本也是绝好的民族宗教文学资料，而他们的作者也多数不详，所以这里我们单独列出来考察。有关佛教的文学作品，如景龙三年（709）《大唐阿弥陁石像塔记并序》：

　　如闻铜衡广运，天门仰而莫穷；金榜遥临，地户窥而罕测。况乎他方世界，三千日月之循环；聚落城池，百亿山河之弹压。……此塔者，弟子拔也贞家人永安之所立也。永安姓翟氏，元北狄人焉。属皇运勃兴，龚行薄伐，鲸鲵必翦，巢穴无遗。南通火鼠之乡，咸皆启颡；北达烛龙之境，莫不称臣。自隶丹书，亟移缇琯，悲生树橘，恨起鸣笳。思腊祭而无因，冀仁祠而有托。遂削衣减膳，命匠征工。採合浦之珠玑，琢昆峰值玉石。上为应天皇帝爰及曹主，下为法界苍生、存亡眷属。敬造阿弥陀像一铺，并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此塔为文中提到的“拔也贞”所立，从其名号来看当为回纥拔也固人。而供养此塔的为拔也固人翟永安，当为丁零（高车）人。序文用骈文写成，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

　　又如唐代渤海号称“海东盛国”，其文物制度一如唐朝，文学创作也渐染华风，在宗教石刻中也有表现。日本大原县美术馆藏渤海咸和四年（833）铭文佛龛：

　　前许王府参军骑都尉赵文休母李氏，敬造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等菩萨尊像。庶俱门眷属，咸济六波；法界苍生，同超八正。乃为颂曰：大矣真如，至哉正觉。开凿四生，舟航五浊。不垢不净，非灭非生。慈云永荫，惠日常明。

　　这件完整无缺的铭文造像，是出土渤海文物的珍品，是除贞惠公主墓碑、贞孝公主墓碑之外罕见的又一篇渤海文学作品。它不仅证明了渤海国通用汉字，在信仰表达方面和当时唐代颇多共性，而且其国人的汉文学水平也有很高的造诣。

　　唐代“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流行于当时中亚和北方民族中，对这些民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甚至他们内迁中国以后，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存着对这些宗教的信仰，并将其宗教经典传播到内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不少有关资料，新出石刻中也有相关的内容，对于考察这些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如2006年洛阳新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残石，为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以后的重要经典，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有关该经幢所刻文字的释读和涉及的其他相关问题，历史、考古、宗教界的学者已有深入的研究。该经幢为洛阳信奉景教的一个粟特胡人之家为亡母“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某所立。经幢为八面棱柱，部有两组浮雕，都是中间十字架，左右为“天神”护佑；八个立面中第一面至第五面第一行，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第五面第二行至第八面，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文一篇。该经幢所刻经文，可以和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文书互补互校。幢记则交代了建幢者“森沉感因，卑情蓬心，建兹幢记，镌经刻石”的心理和经过。该经幢与明代出土的《大唐景教流行碑》同为唐代景教文学的重要作品，最近有研究将之与基督教教义和精神相联系，是唐代少数民族宗教文学深入拓展的新方向。此外，最近出土的洛阳景教徒花献及其夫人安氏墓志，进一步证实了洛阳粟特胡人的景教信仰，对了解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生活大有裨益。

　　新出石刻还有一些与祆教、摩尼教相关。近年新出长庆三年（823）《唐故回鹘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米副侯墓志记》载：

　　光同尘内，花出淤泥。处俗时流，依师慕道，是我清净光明大师之也。净惠严洁，虚堂听而不掇，是我大哉之严师，唯米公年七十有三。住于唐国，奉于诏命，遂和而相滋。客从远蕃，质子传息。身虽蕃目，内典是常。闾里之间，敬奉如严师也。内外传则，共守典章，规门肃仪，示以训而不暇。四息二女，传孝道于盈街，处众推管。赞好能述，满路长月；诚次月晏，进直堆亮。

　　杨富学根据志文“清净光明大师”等说法，结合敦煌写本摩尼教《下部赞》、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泉州晋江华表山草庵遗址摩尼教石刻等文献中的“清净光明”说法，证明米副侯其人本为回鹘化的粟特胡人，为摩尼传教师。从内容上看，该墓志可能是一个深谙摩尼教的汉人文士或者汉文化程度很高的胡人所作，虽然作者想用汉人的礼仪规范和佛教知识来修饰这一摩尼家庭的形象，但还是透露出浓郁的异域文化之风。吐鲁番地区的石窟还发现了高昌回鹘时期的摩尼教寺院和壁画，保存了不少回鹘语、粟特语等民族语题记和榜题，与同一地区出土的摩尼教经典、赞美诗等一起构成了摩尼教文学的基本文献。

　　结语

　　学术研究的推进依赖于新出史料。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方法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是对“二重证据法”的推演。陈寅恪又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为影响20世纪学术潮流的四古文献大发现。而就唐代文史研究而言，20世纪以来新出石刻墓志则无疑具有匹敌上述四大发现的意义。石刻文献的搜集整理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金石学是唐宋以来古代学术的重镇，其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掘新出石刻史料。

　　20世纪之初，随着洛阳出土墓志的集中涌现，以罗振玉等人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学家，迅速开展了收集和整理研究，使得这一领域一开始便占据了制高点。新出石刻墓志史料，除了在补史、证史等传统金石学范畴内推进了有关研究，还开启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唐代文学家族（士族）研究，民族史、中外关系研究。而这些研究领域，正好是唐代民族文学的外围，是唐代民族文学主体性得以成立的基础。唐代民族文学，长期以来分割于古代文学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并不占有主体地位。但这显然不符合唐代民族关系和文学的实际。除了观念僵化的原因，史料（尤其是民族文学直接相关的史料）匮乏是又一重要原因。新出石刻增加了唐代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品，提供了唐代民族文学发展、演变与融合的案例，揭开了唐代民族文学所依托的民族文化背景。新出石刻与传世文献、敦煌文献以及其他西域文书所见唐代民族文学资料的结合，将能清晰勾勒出唐代民族文学的主体形象，开创唐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推动唐代文学史书写范式向“中华文学”转变。依托新出石刻对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关联解读，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拓展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外延。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36卷，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