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伟:论新时期以来(1978-2018年)的宁夏短篇小说创作|论文 发布日期:2018-09-02   作者:郎伟   点击数:1281  

  摘要:新时期以来,经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文坛拥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西部短篇小说创作之重镇。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声誉鹊起,受人激赏,是因为宁夏的短篇小说独具特色。特色之一,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辨识度很高的乡土性和地方性;特色之二,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饱含深厚的人文性。就艺术面貌而言,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始终是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界追求的主流创作倾向。但也有不少作家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观念以及创作方法为学习的榜样,以异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讲述着“西部故事”。

  关键词:新时期;宁夏;短篇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创作一向是受到重视和热情鼓励的。无论是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的优秀创作者都是被文坛垂青的“宠儿”。当我们论及“十七年”文学业绩和新时期文学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忘记赵树理、孙犁、王愿坚、峻青、茹志鹃、王蒙、刘心武、高晓声、汪曾祺、方之、林斤澜、蒋子龙、陈世旭、何士光、贾平凹、史铁生、莫言、王安忆、铁凝、刘庆邦、范小青、苏童、毕飞宇等短篇小说创作的佼佼者。这些优秀的创作者感应着时代前进的强劲脉搏,用艺术彩笔描画社会历史风云激荡之下的个人命运和人的感情波澜,其创作的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体量不大,仿佛社会历史生活之“剪影”,但一旦连缀起来,却依然可见生活的无穷事象和人性的万千变化。可以说,如果没有短篇小说创作的杰出奉献,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价值是要打折扣的。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当代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曾经有过面目相对模糊的时期——从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到新时期前夜,宁夏虽然也出现了哈宽贵、翟承恩、徐兴亚、林楠等勤奋的写作者,但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文坛的“声音”却是微弱的,甚至是“无声”的。这一情状的形成,当然与宁夏的地理位置偏远有关。然而客观而言,也与当时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实际水准和实力相关:当代宁夏的文学事业尚在初创当中,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还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阶段。宁夏短篇小说创作“冲出宁夏走向全国”的时刻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早期。由于“两张一戈”①的卓越文学表现,宁夏的短篇小说开始被中国文坛接受和认可。1980年张贤亮创作发表了《灵与肉》,该篇小说于1981年3月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氏的获奖,不仅引来全国读者对宁夏这个西北偏远之地的注目,更把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与张贤亮齐名的张武和戈悟觉,其创作水准亦处于高位状态,张武的《看“点”日记》、戈悟觉的《夏天的经历》都是发表于“国刊”《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并且作品发表后,读者反响热烈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总体而言处于低潮期。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顶尖领域,不再能够听得到宁夏作家的响亮“歌唱”。在如火如荼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小说潮流当中,难觅宁夏作家作为“弄潮儿”的身影。打破宁夏小说这一尴尬的创作局面的是“宁夏青年作家群”的逐渐崛起。1994年,在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石舒清以小说集《苦土》入选当年度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6年,陈继明以短篇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而受到著名评论家雷达的激赏,称之为“一个罕见的好短篇”,“堪称是研究当前社会心理,或者说研究最近期的‘集体无意识’的佳作”[1];同年,青年作家马宇桢又以小说集《季节深处》入选1996年度的“21世纪文学之星”。此后,青年作家陈继明、张学东、了一容的小说集《寂静与芬芳》、《跪乳时期的羊》、《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分别于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三次入选该丛书。从1994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首次遴选出版到2006年,12年时间,宁夏共有5位青年小说家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其比例之高,在中国文坛亦属罕见。2000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选刊》杂志社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宁夏青年作家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作品讨论会,正式向外界推出“宁夏三棵树”。2001年,石舒清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第二届(1997—2000年)“鲁迅文学奖”,这是继张贤亮之后,第二位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宁夏作家。2002年5月,《中国作家》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文艺报》社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宁夏青年作家小说作品研讨会”,再一次向外界推出漠月、季栋梁、张学东(又称“新三棵树”)等新锐作家。2007年11月,郭文斌以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2004—2006年)“鲁迅文学奖”。几乎在同时,金瓯、石舒清、了一容、李进祥、马金莲分别以中短篇小说集《鸡蛋的眼泪》、《伏天》、《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换水》、《长河》获得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应该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以中短篇小说写作见长的“宁夏青年作家群”已经全面崛起,宁夏文学界孜孜以求的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期轰然来到。2010年以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井喷”态势不再持续。更多时候,宁夏短篇小说创作处于一种惯性滑行状态。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回族女作家马金莲成为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她的那些饱含着西北乡土风情又内蕴着东方传统文化精神的短篇小说,不仅深受读者喜爱,也反复证明着宁夏短篇小说本来应该拥有的不凡的思想和艺术实力。

  从新时期的开启到中国社会迈入新时代,时间已经过去整整40年。40年间,当代宁夏的文学创作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宁夏文学窗口之一的短篇小说创作也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业绩。令人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40年来,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宁夏的短篇小说在全国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中国文坛公认的西部短篇小说创作的重镇。宁夏短篇小说受读者激赏和被文坛肯定,是因为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独具思想和文化魅力,富有区别于其他省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特色之一: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辨识度很高的乡土性和地方性。

  从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当下,居住和生活于被广阔田野所包围着的乡镇的人口仍然占据我国总人口的多数。宁夏地处祖国西北腹地,历史上一直是农牧业相交织的地区。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宁夏的社会历史进程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大,也依然不能完全说是进入了发达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对应着宁夏社会特色鲜明的前现代社会的乡土性特征,以及宁夏作家十之八九皆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历史和现实,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乡土性”几乎是天然的。从新时期早期张武的《三叔》、《看“点”日记》、《瓜王轶事》,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肖尔布拉克》,马知遥的《四月的河滩》、《搭伙》、《静静的月亮山》,到新世纪前后崛起的“宁夏青年作家群”中的诸多优秀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就作品的取材而言,乡土题材的小说几乎占了宁夏短篇小说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二。新时期以来,就全国文坛而言,写作乡土小说的作家成千上万,其中的短篇小说名家亦不在少数,为什么宁夏的短篇小说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段之内,能够居于全国第一集团的位置?这就涉及笔者上面所说的“辨识度很高的乡土性和地方性”特质了。宁夏乡土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国内浩如烟海的乡土小说中成为易于识别的“舟船”,就在于宁夏作家一直在提供优秀的短篇小说所应该具有的两种气质:比较尖锐、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气质。

  我们先来说宁夏乡土题材的短篇小说所拥有的敏锐超拔的思想质地。张武的《看“点”日记》是发表于1979年的一篇小说,其时,国内文坛“反思文学”正在大行其道。张武却独辟蹊径,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西部乡村的生动的现实故事:一位省级领导如何借下乡“蹲点”为名,花拳绣腿,声东击西,大搞形式主义。对比1979年国内文坛写现实乡土的诸多小说,张武的这篇小说敢于大胆触及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浮夸和做人、谋事不实等问题,就是今天看来,也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一篇写于40年前的短篇小说虽经岁月磨砺,却依然让人感觉小说场景活灵活现、人物故事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作者当年心怀忧患、思想深邃所致。马知遥的《三七》也是发表于新时期早期的作品。这篇小说大胆触及乡村干部借宗教名义肆意敛财的尖锐问题,其粗粝痛切的叙述和贴切的心理刻画之中,是一位回族作家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满满的爱,是希望廓清生活的阴霾还人民以正义蓝天的殷殷期盼。陈继明的短篇小说《骨头》描述几十年前乡村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如何给本家族唯一的幸存者——父亲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并成为他此生最为浩大的话语资源,结局却是颇为出人意料的:在父亲的反复告诫之下,家族的后人们以一种温和而韧性的奋斗,完成了对于一度受到损伤的家族荣誉的修复。我们读陈继明的这篇小说,仿佛在读一个近现代中国寓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由野蛮、仇恨和暴力构成的凶险的世界当中,化干戈为玉帛的勇气和以柔克刚的生存智慧,难道不正是东方哲学的最伟大的真谛吗?陈继明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粉刷工吉祥》亦是一篇问题尖锐、思索深入之作。这篇小说讲述农民工(粉刷工)吉祥因为在邮局汇款时与营业员的一个小小的争执,而在一天内受尽凌辱几乎丧命的故事。作者冷静的、压抑性的叙述以及对于吉祥“死而复生”后不愿提及往事的叙事设计,都在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文学方式向现实尖锐发问:城里人真的把每天辛苦劳作的农民工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了吗?如果没有,城市的明天将会怎样?评论家金理这样评价《粉刷工吉祥》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经常会看到,批评家们对今天的文学丧失介入、参与等积极品质的严厉批评,然而面对陈继明这个短篇,我们很难再轻易地判定文学沟通现实能力的缺乏,也很难判定,当代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介入、沟通现实生活的可能性。”[2]李进祥也是一位来自乡土的写作者,敏锐的艺术感知和不间断的思索,使他的乡土小说一直带有深沉的思想底色。他发表于2005年的作品《屠户》是一篇让人惊心动魄的小说。这篇描写乡下人渴望进城却在城市中迷失心智进而痛失亲人的作品,实则有着巨大的象征性和寓言质地。它以真实的血和泪告诉大家:当我们因为“不干净”的欲望而变得异常贪婪,从而不知不觉地播下肮脏和罪恶的种子之时,人类一定会收获无尽的伤害和灾难。宁夏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居于交通和信息不甚通畅的西北边远之地,学历也不能算很高,按照逻辑的推想,他们的小说作品是不会具有“发现问题”的思想气质的,然而,异常复杂的历史风云和身历的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感知与深度理解教会了他们,锻造了他们一双双透视人生和人性的锐利的眼睛,由这双锐利之眼,他们在小说中描绘了别人未曾意识到的人生风景,又在熟悉的人生风景中发现了别人未能发现的生活和人性奥秘。

  宁夏不仅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农牧史的地区,更是一个多民族文化长期混合交融、和谐共生的所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底色,反映在宁夏短篇小说的创作当中,便是作家们会不自觉地在作品当中细致描绘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将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生活内涵审美性加以呈现,从而形成氤氲于宁夏短篇小说之中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情调。郭文斌的短篇小说《大年》是被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称许的作品。这篇小说生动而细腻地描绘了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人民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如诗情景。小说从大年三十写至大年初一,关陇文化影响下的西北乡村春节景象尽收眼底。写春联、贴门神、挂灯笼、蒸馒头、上坟祭祖、供桌上香、开柜分年(把糖果、核桃、红枣分成堆)、磕头拜年,一切都是喜悦心情下的人间活动,处处都是中华文化温情脉脉的演出。小说借两个无邪儿童的眼睛观察大年景象,更增添了几分小说的画意诗情。汪曾祺曾经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着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推行)的,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3]我们读《大年》,不仅感受到流淌于民族民间的生活诗韵,更会深刻地理解到中华文化的“乐感”气质。石舒清是中国文坛公认的擅长描写回族文化精神和回族风俗人情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取材皆为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但小说的内里却弥漫和渗透着回族文化的精神情韵。无论是《清水里的刀子》对回族民间一个神奇传说的审美呈现,还是《清洁的日子》、《红花绿叶》、《节日》、《疙瘩山》、《旱年》等作品对回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带有宗教文化意味的仪式和心理的状绘,其旨归皆为呈现回回民族善良、正义、隐忍、内敛、尚洁、求真的精神性格气质。读石舒清创作的大量的短篇小说,不仅会清晰认识西北回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寻常面貌,更会对回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底色产生深入探究的兴趣。马金莲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回族女作家,她的小说所呈现的生活内容与石舒清有相似性,所不同者,马金莲更喜欢以一个女童的目光打量西北乡村风物、书写底层人物命运。于是,孩子的眼中便出现了“西海固”乡村的诸多农耕文化景观——从春耕到秋收的辛劳过程(《永远的农事》)、木匠制作木器的过程(《尕师兄》、《墨斗》)、蜜蜂分窝的过程(《六月开花儿》)、脱泥缸的场景,等等,那个奔跑在西北乡村黄土地上的小女孩(通常的叙事人)渐渐长大,而那些属于前现代社会的古老的乡村文化景观却逐渐沉入历史和生活的深处,成为夕阳晚照。漠月自小生活于西部的阿拉善草原,对草原生活的深情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不竭动力和无尽源泉。他的小说书写居于大漠深处的农牧民故事,于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之中,清晰呈现了孕育于荒野大漠环境之中的“草原性格”。那种朴实、坚韧、仗义、豪爽的性情,那种“天宽地阔、任我纵横;漠野无声,我自狂啸”的生命挥洒状态,是写实,也是写意。我们读漠月的小说,会深刻感受到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独特魅力是沙漠当中的驼铃声和毡房里的奶茶香味带来的,更是由迥异于城里人的简单、淳朴、了无心机、自由挥洒的生命情志带来的。

  特色之二: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饱含深厚的人文性。

  从新时期早期开始,宁夏作家创作的小说当中就充溢着浓厚的人文性。这种人文性首先体现为写作者对于故乡的爱恋和对于生我养我的土地的深情,由于情动于衷,所以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始终是具有饱满的情感性的。张贤亮祖籍江南,自小生活于中国都市,却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19岁即来到宁夏平原生活和劳动。在劳改和被监管的22年当中,他的身心频遭磨难,数回死里逃生。1979年,张贤亮在文坛复出。复出后的张贤亮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他在《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等中短篇小说中,深度反思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和底层人民命运的肆意干涉与心灵的伤害,却从未对他有接纳养育之恩的宁夏平原有半句微词。相反,张贤亮充满诗情地描绘宁夏平原的四季景色,饱含深情地描述祖祖辈辈生活于西部土地上的底层劳动者身上的动人美德。在《灵与肉》当中,正是郭谝子等底层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包容,对弱者的同情、关爱,才使许灵均拒绝了资本家父亲的召唤而回到了黄土飞扬的塞北农场。小说中这样描写许灵均选择回到农场时的心情:“不,他不能待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生命的根!”张贤亮的早期小说带有极强的自传性,所以我们更愿意把许灵均的心声视作张贤亮的夫子自道。以深情灌注的笔触描写家乡故土的人事风华在宁夏作家这里是普遍现象。漠月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于阿拉善高原的痴情爱恋,他说:“我的小说一开始就被故乡情结和恋土情结笼罩着,始终无法摆脱,以至如影随形。”“这又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只能属于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属于那里的草原和沙漠,无论我走到那里,无论我走了多远。假如我的小说中缺少了草原、沙漠、羊群、驼群这些最基本的元素,我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4]正是对家乡的痴情眷恋,形成了他创作的特殊视域。“他总是能在西部偏远寂寥之地,在被风沙和干旱肆意围困的漠野深处,从平静和寻常的生活状态中,发现和呈示动人的诗情。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枯寂、无趣、地老天荒之所在,突然孕育并生机盎然地呈现了人间的诸多欢喜与温情。”[5]李进祥的家乡位于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畔。清水河水既苦又涩,不能饮用,又不能浇地。然而,清水河畔多少年来一直生活着众多回族同胞,李进祥的父母和亲人就居于其中。李进祥这样说:“就在这块被认定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这些人活了下来,繁衍生息,在极端的艰苦中演绎着极致的人生,绽放出最艳丽的生命光华。这都让人感伤、感动、感悟,并成为我创作的素材。”[6]正是带着对家乡父老的满腔爱意,李进祥创作了“清水河系列”,不仅讲述了清水河畔过去的故事,更带着悲悯的眼睛注视清水河人物今天的生存命运。他的《口弦子奶奶》、《女人的河》、《换水》、《屠户》、《遍地毒蝎》等小说,其爱之切,其情之真,其思之深,即使是在以“情”动人的宁夏作家群中,也属鹤立鸡群。评论家申霞艳意识到了宁夏作家创作中的“情感饱满性”问题,她在《马金莲: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一文中认为:当许多中国作家在写作小说时,“既没有叙事的合理性,又没有动人的情感”,“马金莲的写作让人振奋,因为她的叙述世界中央始终站着一个有血有肉,有痛有爱的坚韧的作家。她没有在叙事面前隐匿,她没有在残酷的真相面前转身离去。她的泪水、忍受和承担是那样真实地横亘在文本内部。她勇敢地迎接生活的苦难、变化乃至无常,她吞下这一切并将之转化为写作的营养。”[7]如果读者们熟知马金莲的创作,显然会由衷地感到申霞艳对马金莲小说创作的解读是妥帖而精当的。申霞艳的这一解读同样适合于深情创作的宁夏其他小说家。

  宁夏短篇小说深厚的人文性还体现为创作家在作品当中对古老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的人类精神价值的赞美与高扬。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生存的欢欣,也布满命运的凶险和生活的血泪的历史。千百年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正义和仁爱的力量,我们才穿越了一次又一次苦难和伤害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文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种,它的天然的责任之一便是守护和弘扬人类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精神,以“美”和“善”的光芒,照亮生存的暗影和常常被世俗烟尘所蒙蔽的人类的灵魂。新时期以来的宁夏短篇小说创作从起步阶段开始,就意识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正义原则和纯美的道德原则的坚守与弘扬,从来都是照亮作品的灵魂之灯。张贤亮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肖尔布拉克》(1983)叙述了一个新疆司机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一个长年奔波于千里长途的河南籍司机,经历许多生活的磨难,也获得了生活的美好馈赠。小说最打动读者的是司机内心深处所充盈着的古老而神圣的价值情怀:那种扶危济困、不计得失荣辱、救人于非常之险境的价值持守,既是对古老的道德原则的褒扬,也是感动读者的的审美所在。张学东的短篇小说《送一个人上路》以颇为别致的笔调,叙述了祖父如何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憎恨厌恶之情,而将生产队原饲养员韩老七迎养家中,并在韩氏病亡之后为其送终的故事。小说的补记部分揭开了此事的谜底:多年以前,当祖父还是生产队长时,韩老七因为驯养军马遭受意外伤害永远失去了性功能。祖父当时摞下过一句话:“你,老七,一块住吧。只要我不走在你前头,到时候我送你上路。”就是为了这一句庄严的承诺,祖父用六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陪伴韩氏、供其吃喝,极尽谦卑讨好之能事。古原发表于2002年的短篇小说《白盖头》讲述了发生于回族村庄麦地湾的一个生活小故事。河州奶奶是在孙儿赛里木不幸死亡之后来到麦地湾的。在这里她发现苏家奶奶的孙子伊黑牙那双黑眼睛像极了赛里木,遂起意收养伊黑牙。然而,在离开的最后一刻,河州奶奶却顾念苏家奶奶的无助而放弃初衷,留下伊黑牙也留下了助学的款项。一位回族老人于伤心欲绝处仍然能够想到别人(苏奶奶)内心的痛楚和现实的困境(苏家奶奶与伊黑牙多以来相依为命),其高洁的心灵怎能不让人动容!漠月的短篇小说《父亲与驼》讲述父亲将生产队的骆驼视作自己亲人的故事。当一头老儿驼因年老体衰忽然失踪之后,父亲无视酷暑天气,用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在沙漠深处不停地寻找“老伙伴”。父亲如此不顾性命地寻找一头牲畜,原因是老儿驼当年当头驼的时候,它的子孙当中出了二十峰军驼。在父亲的意念当中,对一个有过“军功”的骆驼,是不能不管它的死活和最终归宿的。这是人间的道义原则所在,是人类生命原则对于另外一种生命的投射和迁移。

  在宁夏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当中,温柔善良、勤苦隐忍、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回族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一道动人风景。从新时期早期张贤亮笔下的李秀芝(《灵与肉》)、戈悟觉笔下的梅青(《夏天的经历》),到石舒清笔下的环环媳妇(《节日》)、李进祥笔下的阿依舍(《女人的河》)、漠月笔下的大嫂(《锁阳》),一直到马金莲在小说中塑造的荞花(《荞花的月亮》)、阿舍(《鲜花与蛇》),虽然作家们写作的时代环境和创作心情各有差异,但对善良优美女性的由衷喜爱和倾情塑造却是一以贯之的。熟知文化史者都知道,女性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担当着“地母”的形象,她们代表着温润、善良、宽厚、包容、忠贞、奉献等等美好的人文价值的永恒拥有和坚定持守。宁夏作家痴情于塑造优美善良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显示着他们对女性命运深切关注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另一方面,在“生活以奢靡为佳、人情以放荡为快”的礼崩乐坏年代,他们也是想借女性这一文化符号,赞扬与呼唤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情怀。评论家贺绍俊这样评价宁夏小说创作当中的人文性特质:“宁夏作家群体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8]诚哉斯言!

  宁夏短篇小说所拥有的深厚人文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对人的生命(包括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理解,对人的力量的正面肯定,对人的不幸命运的关注、同情和怜悯。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说,对于生命、人性和人的命运等等人类核心话题的探究和思索,在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被伟大的先贤们反复提及。这种探究和思索,不仅盛行于哲学层面,也风行于文学领域。也就是说,在人类的童年期,有关生命以及人本身的哲学思索和文学呈现已经流淌为一条水势旺盛之河,以后的二三千年,经过一代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不倦工作和倾情提供,发源于人类早期的这一条水势旺盛的思索探究河流,已经膨大奔腾为浩瀚的海洋。当中国新时期社会奋力打开思想禁锢的大门的时刻,伴随着政治上的全面进步和思想解放,中国文学界是最先得到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甘霖浇灌的意识形态园地之一。那个年代,对于人的尊重和理解、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怜悯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最为强劲的“声音”。也是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宁夏新时期短篇小说创作开始了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书写旅程。张贤亮创作于1980年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通过叙述农民邢老汉与不明身份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人狗之间的依恋之情,深度控诉了极左路线对人的生命尊严的扼杀和践踏,其对邢老汉的同情怜悯之情跃然纸上。发表于同一时期的马知遥的小说《搭伙》,讲述财主的遗孀四姨太与马车夫相恋的故事。这一对有情人穿越了无数苦难,已经熬过了“阶级论”为纲的岁月,却因生产队长的一句玩笑话而双双殉情。《搭伙》是马知遥最为出色的短篇小说之一,其深埋于作品的人道情感因文字的不事张扬而显现了巨大的艺术冲击力。陈勇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靳老头的丧事》也是一篇“情”透纸背之作。这篇小说叙述机关锅炉工靳老头突然离世之前的若干故事,不仅凸显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善良而高洁的灵魂,也对靳老头一生孤苦的命运唏嘘不已。小说的笔调是充满怜悯之情的,我们甚至能够在作品平静的讲述当中感觉作者的泪水长流。石舒清以写乡土人生而闻名文坛,他对辗转于西北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生存命运从来深切关注,对淳朴农民的生逢不幸从来痛彻于心。《牛头》描写一个已经生下十几个娃娃的母亲,因为燎牛头时不小心燎坏了一块,结果遭到婆婆和丈夫的无情毒打。令人悲哀的是,当有人准备主持公道时,遭受磨难的母亲却不愿承认曾经被凌辱过。《一个女人的断记》讲述残疾人赫丽彻母子的悲惨命运,于赫丽彻圣洁的母性和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的书写中,呈现了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景观和复杂难言的人生事象。李进祥的小说多写清水河畔的人生悲剧故事。无论是口弦子奶奶失去了儿子之后吹奏的响彻夜空的口弦声(《口弦子奶奶》),早早就寡居了的花样子的神秘心事(《花样子》);还是马清、杨洁被城市深深伤害之后准备返乡疗伤(《换水》),兰花对情敌菊花最终的宽宥(《挦脸》),李进祥以饱含同情和怜悯之笔,描摹“清水河人物”的命运苦痛,在对人之生命的尊重和理解中,感叹着人生的无常与变幻,颂扬着人性的高贵和华美。在本节的最后,笔者还想提及一篇肯定和彰显人的力量,赞扬人所具有的不甘心屈服于命运摆布的强者心态的小说《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这篇由回族作家古原创作的小说,讲述了兰凤奎一家三代人的命运遭际。兰凤奎的爷爷因两个村庄之间的土地纠纷而被土匪杀害,奶奶为了不受土匪凌辱而吞金自杀。父亲三十岁时因劳累过度死亡,哥哥不久也意外溺水身亡。只有母亲始终陪伴着少年兰凤奎慢慢长大,直到兰凤奎娶妻生子,并成为兰家大庄清真寺的开学阿訇。表面看来,这篇小说涉及了一个家族过多的死亡故事,但是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小说的悲情低回。相反,一种平静而雍容的讲述,赞颂的是人不会轻易屈服于命运的摆布,不会被身外的世界攻取和打败的信念。在这个充分肯定人的力量的信念当中,不仅有着对于人的崇拜,更有着当今小说中久违了的对于人持有的乐观主义气息。

  论及新时期以来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提及这40年间宁夏短篇小说的总体艺术面貌以及作家们艺术风格的差异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宁夏短篇小说前行的主流倾向,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作家们创作风格的不同样态。

  总体而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始终是新时期以来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界坚守的主流倾向。这一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在宁夏文坛长期占有主流位置,原因有三:第一,是与鲁迅等人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有关——宁夏的多数作家都是服膺于“五四”文学“为人生”的社会功能论的。第二,是与宁夏长期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态有关——宁夏作家多数出身于贫寒之家,许多人是从生活贫苦的乡村走出来的,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既格外熟悉,又充满同情。因此,他们对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之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总是有些隔膜。第三,宁夏短篇小说作家,特别是活跃于新时期早期文坛的作家,其文学启蒙基本上是从阅读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小说开始的。唐诗宋词、明清经典小说以及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都是他们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所以,在心灵深处,他们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方法更为亲近一些。③当然,由于性格气质、人生经历、精神积淀、感知和描写生活的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同为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创作也会呈现参差的样态。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年代的作家那里,也体现在同一代作家身上。

  “两张一戈”同为20世纪80年代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小说家,但写作风格颇为不同。张贤亮有过20余年的人生忧患史,其精神积淀里既有江南的温柔水气又有西北的雄强和刚劲,所以他的小说呈现了一种大家艺术风范。既可以言说苦难、慷慨悲歌,弹奏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曲,又可以温柔和婉,细腻多情,吟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婉约小调。他发表于1985年的短篇小说《初吻》和发表于1996年的短篇小说《普贤寺》,就是两篇与《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叙事焦点、艺术旨趣完全相异的作品。《初吻》之情调感伤、意绪丰饶,《普贤寺》之云淡风轻、空明澄澈,不仅呈现了张氏现实主义创作的多种艺术面貌,也充分证明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完全可以写出杰作——以笔者之见,《初吻》和《普贤寺》不仅是新时期宁夏短篇小说的杰作,也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文坛艺术水准最高的短篇小说。张武农家出身,农校毕业,长期在乡村从事基层工作,对农村的“四时八节”和农民的命运了然于心。他的短篇小说几乎皆为写实一路,乡村生活气息浓厚,时代感强烈,虽然某些作品艺术上还可以更加完美一些,但深度进入生活的勇气和敢于面对现实尖锐问题的忧患情怀,今天读来也依然感动人心。戈悟觉名校背景,记者出身,才兼文体,兴趣广泛。他的短篇小说,既可以生动描画乡村泼辣女性形象(《筵席曲》),又可以讲述城市男女微妙情感故事(《夏天的经历》),两套笔墨,两种风情。如果说戈悟觉的小说有着一以贯之的艺术恒定性,那就是他创作的“巧”:他的短篇小说布局灵巧,情节处理巧妙新鲜而又委婉生色,既是个人才情的体现,也是时代乐观精神的投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宁夏青年作家群”开始崛起于中国文坛。在这一群体当中,云集了众多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的信奉者。石舒清、陈继明、郭文斌、漠月、季栋梁、张学东、李进祥、了一容、火会亮、古原、马金莲等,各自以个性鲜明的创作,丰富着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百花园。需要说明的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探索和实验,进入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范式当中已经增添了更为丰富复杂的精神和艺术内涵。“宁夏青年作家群”恰好成长于这一历史时期,所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总体上可以称为现实主义追求,而论及创作个体,则是色彩纷呈、风格繁多。石舒清的写作,其沉郁沉思的品格,颇接近于鲁迅小说传统,而又带有20世纪众多外国作家(比如美国作家辛格、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深刻影响;陈继明的小说创作,一直追踪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他的最好的短篇小说(《骨头》、《粉刷工吉祥》)里都闪动着海明威的“硬汉”气质;郭文斌的短篇小说,颇受现代小说名家废名和当代小说大师汪曾祺的影响,他的小说作品提供了西北乡村独特的民情风俗画面,丰富了当代中国“散文化小说”的文学实践;李进祥的短篇小说,眼光忧郁,心情悲悯,气氛营造别出心裁,是在现实主义当中糅合了现代派神秘不安因素的文学;张学东是“宁夏青年作家群”当中善于锻造个人风格的小说家,“他在写作现实题材的作品时,其艺术氛围的营造和故事情境的设计总是充满崭新的‘陌生化’的情调和趣味。由于这种‘陌生化’的艺术趣味的存在,‘现实’在他的小说中常常会突然遁入遥远之地,而某种穿越人生与人性的‘寓言’质地却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化庸常为神奇,言细事而致渺远’似乎可以概括为他的艺术追求。”[9]漠月、古原的小说风格有相似之处,属于带有抒情气质的小说写作。虽然一个写草原漠野人生,一个讲述宁夏南部回族村庄故事,但艺术笔触上都深情、委婉,于岁月细微处见出人生的悠长绵远,人性的淳朴无华。作为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界的后起之秀,马金莲近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大受文坛好评。在“现实主义回归”的新时代背景下,她的那些源于自身经历,生活绵密厚实、风格朴素、不事雕琢的作品既延续了张贤亮等人所开创的宁夏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又反复证明着“文学永远来自大地与人民”的不变真理。

  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倾向是现实主义,但在新时期以来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界也不乏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以混合着东、西方艺术元素的叙事方式,讲述“西部故事”的写作者。这批写作者,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于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群当中。马宇桢是宁夏短篇小说界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的《季节深处》、《伤心》、《玉米街的小林》等作品,叙写人生的疲惫感和无意义感,是宁夏文坛比较早的浸染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短篇小说。此后,一批宁夏的“70后”作家,以有别于文学前辈们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叙述方式冲上文坛。金瓯《前面的路》、《刀锋与伤口》等小说以波澜不惊的笔调叙述少年心事及寻找的艰险,他努力剔除多余的抒情,愿意以硬朗和零度面目示人。平原、曹海英、阿舍三人是擅长于书写城市知识女性心情的小说家。她们的小说或事涉男女情感的飘移、婚姻的变化,或编织内心复杂纷扰的意绪。颇多梦境的叙述,颇多迷离恍惚之境的营造,艺术面貌与现实主义大异其趣。女作家许艺是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秀,这位“80后”作家感知生活的方式和艺术描写方式更为特别,她的《逃亡的鸡群》、《女诗人的榆树》等篇,气氛古怪,人物飘忽,意象奇特,空间变形,其中流露的世界荒诞感和人生破碎感相当强烈。许艺小说的寓言质地和高度“陌生化”的处理生活的方式,在宁夏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属于非主流品质。此种风格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宁夏文学创作领域的宽松气氛,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宁夏文学创作的百花园中,从来都可以种植出气味特别的花草。

  当代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重新起步并逐渐赢得全国声誉的。40年来,宁夏的数代作家一直在为实现宁夏文学冲出本土、走向全国的梦想而奋斗。如今,这一梦想已经实现。张贤亮、石舒清、郭文斌三人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一大批作家的短篇小说频频登上全国知名的文学选刊或入选权威的年度小说选本,这些卓越的文学业绩都表明:宁夏短篇小说创作的美好精神气候已经形成,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家们也已经打造和亮出了完全属于个人的“独门兵器”。然而,当年刻苦锻炼的膂力和精心锻造的兵器,是否可以经受新时代更大风雨的强力冲击?重出江湖的勇气和纵横天下的胸襟是否已经重新凝聚和业已养成?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愿意向宁夏的短篇小说创作家们急切发问,是逼问,更是殷切的期待。

  注释

  ①这是20世纪80年代宁夏文坛的一个说法,指作家张贤亮、张武和戈悟觉,这几位作家当时皆以写作中短篇小说见长。

  ②林斤澜在《夏天的经历》(《戈悟觉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一书的“序言”当中这样描述道:“《夏天的经历》1982年春天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听说有的读者很喜欢,同行也有谈论中称赞的。后来拍成电视剧,影响又大多了。票选什么奖时,有的青年跟我说,投‘夏天’的第一票。”

  ③可以以宁夏的“80后”作家马金莲为例,来说明笔者的观点。马金莲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表述:“我小时候阅读的范围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读本,所以要说影响,还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更多一些吧。……我父亲和小叔都很爱阅读,虽然他们没有拿起笔来写作,但是我小时候家里有很多文学读物,从《水浒传》、《西游记》到聊斋故事再到民间故事集等,还有一些评书,像《连环套》、杨家将的故事、呼家将的故事、薛仁贵父子征战东西的故事,等等,不胜枚举。”(马金莲:《从小媳妇到作家,苦难成了我最大的财富》,上海《青年报·新青年周刊》第94期,2018年3月6日第4—5版)

  参考文献

  [1]雷达.不回避姿态与文化体验——近期小说述评[J].中华文学选刊,1996(4).

  [2]金理.纯文学果真丧失了社会担当的可能么?[N].文汇报,2004-06-23.

  [3]汪曾祺.谈谈风俗画[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61.

  [4]漠月.贺兰山以西[J].十月,2006(2).

  [5]郎伟.漠野深处的动人诗情——读漠月的小说[M]//郎伟.写作是为时代作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46.

  [6]李进祥.走不出清水河·代后记[M]//李进祥.换水.桂林:漓江出版社,2009.

  [7]申霞艳.马金莲: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J].黄河文学,2011(9).

  [8]贺绍俊.宁静安详纯静透明——宁夏作家群体创作印象[EB/OL].中国作家网,2013-03-26.

  [9]郎伟.悲悯是作家的责任[M]//郎伟.孤独的写作与丰满的文学——宁夏当代文学创作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369.

  作者简介

  郎伟,1962年生,回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文学评论著作多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小说选刊》《民族文学》《上海文学》《朔方》《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散文260余篇。所创作的文学评论作品曾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和宁夏文学艺术作品评奖文学评论一等奖等。

      原文刊发于《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