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敛巧饭”是北京市怀柔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一带在元宵节的特殊风俗活动，其包含“扬饭喂雀儿”及“乞巧”之俗等。这一习俗蕴含了早期的太阳崇拜、鸟信仰以及女性“乞巧”、春耕仪式、敬老等文化元素。2008年被纳入国家非遗名录，在遗产化过程中，这一节俗转换为“‘敛巧饭’民俗风情节”，在转换过程中，它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从时间程序、敛取食材过程以及参与人员的安排都纳入了现代秩序；同时它也被“标准化”、“规范化”，具备了“现代性”、“娱乐性”，但节俗的核心仪式渐趋演化为“陌生化”的他者仪式展演，文化内涵与功能变得单一化。新型民俗节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这一形式中须注重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功能的多样性，应将传统节俗中的重要文化元素转换为当下社会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日；民俗节庆；敛巧饭习俗

“敛巧饭”，即怀柔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一带在元宵节的一些特殊风俗活动，每到正月十六前夕，村中十二三岁的少女到各家敛取大米、各类杂粮、菜蔬。正月十六由成年妇女将所敛实物做熟，供全村人一起食用，在食用前由年长老人先扬饭喂雀儿，并念诵吉祥之词。当地人将“雀”称为“巧”，这一民俗活动又兼具“乞巧”之俗。“敛雀饭”在锅内放入针线、铜钱等物。凡能食到者，便证明求到巧艺及财运。饭后，人们还要在村边小河的冰上行走，曰走百冰（病），即去掉百病。而且在这一时段还会有戏班及花会等活动。这一习俗迄今已有180余年的历史，2008年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名录。

壹  杨树底下村与“敛巧饭习俗”

怀柔地处北京市东北部，是北京的郊县之一，其南邻顺义，西南为昌平，西是延庆，东为密云，西北至东北则与河北省赤城县、丰宁县和滦平县接壤。怀柔历史悠久，燕昭王设置渔阳郡，从所出土的战国墓葬情况看，当时这一带经济繁荣，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燕山山脉以北草原游牧文化接壤、交融之处，“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魏晋时期，这一带战争频仍，经济遭到破坏。隋唐时期渔阳郡迁至今天津蓟县一带，怀柔则成为契丹弹汉州部落定居之所，唐王朝在今顺义一带设置了怀柔县，这也是怀柔立县之始。“怀柔”之名源自《诗经》“怀柔百神”，其意为招来安抚，这与唐王朝当时允许少数民族入关定居的政策息息相关。金元明清时期，她作为首都的畿辅要地，位置也极其重要，但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经济都相对比较落后，民众经常出外逃荒，出现了“烟火几绝于千家”的情形，且居民流动性较大，移民村较多，杨树底下村即是其中之一。

杨树底下村地处怀柔山区，群山环抱，交通闭塞。在琉璃庙镇以西22公里，再往西5公里则是延庆地界，距离其最近的是20公里外的延庆四海镇。从琉璃庙到四海镇的公路紧挨村南，在台地前通过，早期村落与外界联系主要靠这一通道。杨树底下村以靳、霍两姓为主，其他还有黄、梁、常等姓。靳、霍两姓均从外地移入，一种说法认为靳、霍两姓都来自山东德州。相传清嘉庆、道光年间山东德州大旱，大量村民外出逃荒，靳、霍两姓部分族人陆续迁到怀柔杨树底下村，他们在此生息繁衍，至今已有13代。另一种说法则是霍姓从密云县苍头村迁来，来时是兄弟俩，至今有宗谱排字为“永宏长久在，正大光明来”。无论哪种说法，杨树底下村都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形成的移民村。从清嘉庆年间到现在约二百年间，这里的民众在这片土地生活劳作，至今他们像许多农村一样，生活富足，但村中主要是老人留守，最年轻者为50岁左右，其他青年人和孩子都已移居到城市。村落房屋依照住建部新的农村规划，不再拆迁重建，而是在原地翻建，要建女儿墙，按照规划是2017年建好35户，预想2018年在村里建一条步行街。现在全村有农业人口263人，非农业人口82人，有传统民居618间。现在按照规定，所有的农户、非农户都归村委员管理。

杨树底下村村名缘于一株大青杨，与二郎神担山赶日神话有关。当地相传二郎神赶了九个太阳后，看到大青杨，想在树荫下小憩片刻，等树荫偏斜他再继续逐日，没想到树荫一直罩在他头上，等他醒来太阳已逃跑。这一神话与其他地域的马齿苋（俗称“不死草”）救太阳的神话故事一脉相传，只是用大青杨这一地方方物置换了“马齿苋”，其神话内核依然是“担山”与“赶日”。正如维科所说：各民族最早的知识“都是神话和神话故事的解释”，神话故事是各民族最古的历史。[1]二郎神担山赶日神话是民众对日月山川等自然世界认知的一种表达，太阳对人与万物极其重要，但世界又怕干旱与炙烤。人们希望太阳既能满足万物对阳光雨露的需求，又不会“十日炙烤”，对太阳的信仰与鸟息息相关。从距今6000至8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舁日图”恰是太阳神鸟远古时期的图像化。《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2]《淮南子·精神训》中说“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3]杨树底下村村名来历的神话故事与敛巧饭习俗的“山雀信仰”恰是太阳崇拜与鸟信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呈现。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太阳和鸟的知识已经超越了“原始文化”的知识体系与逻辑，但是这一知识在信仰仪式中依然存续并发展。至今南方很多民族与区域还有鸟信仰留存，比如京族每年哈节祭祀中，祭祀对象之一就是点雀大王。点雀大王现在京族地区有信仰无口传叙事，但是京族的起源地越南涂山一带，这一神话故事依然流传。他们认为点雀大王是帮助人们消除旱灾或杀死水怪的神灵，其被称为“点雀大王”是因为这一神灵在米粉或米面上所留脚印，可以判别出是鸟的痕迹。而在杨树底下村谷种来源的神话中，专门提到靳霍两人丢失种子后，山雀将种子从石缝中叨出，两人叩头念道“多谢雀神相助，待等庄稼收成后，即使我们自己不吃，也要先敬诸位雀神！”[4]此雀神与点雀大王有诸多相似之处。至于杨树底下村敛巧饭是靳霍二姓迁徙到此处携带而来的，还是一直在怀柔琉璃庙一带就留存这一习俗，从当下的史料很难考证，再加上民俗源流考辨存在很多未知因素。但是从敛巧饭并不是杨树底下村一处独有可以推知，这一习俗应该是多种文化层结合凝筑而成。太阳与鸟崇拜在中国南北方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信仰存在，可能是当地本就有这一文化信仰或知识认知，后来者又有认同的基础，因此很容易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杨树底下村的习俗在时代变迁中保存相对完整，尤其是“扬饭喂雀仪式”代代传承。以鸟崇拜为核心的这一信仰或崇拜仪式又不是单一的文化内涵，她与元宵节这一民俗时间节点相结合，融入了大量新的文化元素。首先就是与女性性别身份结合，融入了男性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即女性的“巧”。在采集社会，无论男女都处于生产的主力地位，“男女平等程度远远超农业社会，没有重男轻女这回事。……采集狩猎社会，两性平等程度都高”[5]只是到了农耕社会，男女性别分工与社会价值体现渐渐不同，女性的社会地位进入“男耕女织”的模式，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考量亦以此为标准。再者就是这一习俗与“春耕仪式”、“敬老”以及村落内部人际关系的协调相结合。这些文化因素使得这一节俗内涵丰富，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元宵节文化。

贰  敛巧饭习俗进入“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敛巧饭习俗在国家发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6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开启，至今已有十余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界搭起了一个新的平台，民俗学、文学、戏曲学、艺术学、人类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在这一学术话语交融共筑，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民俗学研究者积极活跃，她成为带动民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与推手，在民俗学中形成了新的研究视野。尽管“非遗是块唐僧肉”，但不同领域在“吃法”上有不同理路。民俗学因为关注非遗，逐渐将“民”“俗”“民间”转入国家话语空间，其对非遗的研究涉及：保护内容、保护原则、保护方法、保护伦理等，这一过程呈现了民俗学者在非遗研究中渐趋深入的学术历程。而对于学术问题的探究，亦经历了“本真性”“原生态”“文化保护区”以及非遗关注（政府、学者、文化承载者）不同层面的问题、传承人（传承主体）等，上述问题的演化恰恰反应了非遗的学术史历程以及理论的内在变迁，同时也呈现了非遗研究的发展路径。随着非遗研究理论渐趋深入与成熟，初起之时“非遗运动”的喧闹渐趋转入理性的学理分析与思考。节日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2016年二十四节气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在社会中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在众多话题中，民俗节日在当下社会的发展这一话题引起了社会各领域的热议。传统社会的大部分节日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它们何去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改变了节日民俗的传统样态，它对节日的未来发展有何意义，等等。学者的关注点有民俗节日的节庆转型与建构以及新型节庆与公园文化、旅游对外传播等，用“传统的发明”、“嵌入理论”、“脱域与回归”理论视野予以观照。这些对于民俗节日研究而言，都超越了传统的单向度与平面化研究。“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时期，充满不确定因素。自古以来，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动员起来并充满热情地保护过去的遗产，特别是在不同社会间大范围接触和对资源进行以消费为导向的过度开发的背景下。这种遗产保护意识的产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地方性的生产’（ « production de la localité », Appadurai 1996）及其模式与机制的转变；同时还造成了一个代价，即在周围一切或几乎一切遗产都消失的时候，感到惊恐的人们才去寻找坐标（repères）和里程碑（bornes），以维系他们陷入剧变中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遗产的生产，不论是遗址、文物、实践或理念；这种遗产的生产能够恰如其分地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发明’。”[6]民俗虽不是从无到有，但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村落文化”逐步转入怀柔区、北京市、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目卷》中“敛巧饭条”，“敛巧饭”写在“元宵节”名称后的括号内，即“元宵节（敛巧饭）”，对其内容的描述突出了“感恩”、“春耕”及“乞巧”。

敛巧饭在遗产化的过程中，其节日习俗进行了标准化规范，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即按照上述内容，敛巧饭习俗无论从时间程序、敛取食材过程以及参与人员的安排都纳入了现代秩序。

（一） 传统习俗时间观转换为“日程表”

从2006年开始，敛巧饭习俗不再是村民的自发活动，而是开始由村、镇政府策划、组织，成为政府主导的公共领域的“民俗节庆”。政府参与及组织的优越性就是各种活动规范统一，而且传统的习俗纳入了新的社会秩序范畴。2017年这一节庆活动已经组织了12届，这年的活动流程是：

09：00调音师在主会场播放背景音乐

09:10-10：30按节目单内容进行歌舞表演

10：30主持人上台宣布2017敛巧饭民俗文化风情节活动正式开始。具体安排如下：

1．介绍敛巧饭举办情况

2．杨树底下村党支部书记靳洪安致词

3．祈福仪式开始（同时播放祈福仪式背景音乐）

10：35-10：45敛巧饭祈福仪式，具体安排如下：

1．主持人宣布祈福活动正式开始（点响电子礼炮）

2．请主祈福人上台，净手上香后：

（1）行施拜礼

（2）恭读祈福文

（3）祈福上苍

（4）主祈福人和陪祈福人转身向游客鞠躬致谢礼

10：45-11：05敛巧饭情景剧表演

11：05主持人上台，邀请游客进行互动

11：30主持人宣布敛巧饭开饭（古戏台按节目单内容继续歌舞表演）

11：30-13：30游客品尝敛巧饭

14：00演出人员退场，游客自行选择冰雪游乐活动

统一的活动流程，改变了敛巧饭习俗的传统“时间”存在，民俗活动的时间秩序变成了每位参与者手中的“时间日程表”。这一日程表的出现，意味着民众的习俗时间观念被纳入“现代时间”观。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群，时间观念不同。正如《走进他者的世界》一书中所说，在田野调查中，经常会遇到被访谈人不按时出现，或者问他某地有多远的时候，对方的回答是“半天”或者“一顿饭的时辰”。[7]4-8一旦传换为“日程表”就意味着这一民俗活动的时间统一化为“现代时间”。民众的各项相关活动，都要按照这一时间执行，当下民众大多已习惯在现代时间中生活、工作，虽然时间范式转换了，但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不适，但也不是完全适应。在调查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敛巧饭开饭时间按照日程表是11:30，很多民众11:00就开始拿着碗筷在各个灶台前喧哗，甚至与做饭人员争执，意见极大。当地外出归乡村民，他们念叨从前不会如此，大伙一起做饭，随时做好随时吃。这一新的时间规范，对于政府而言时间是活动执行的标准，而对于当地民众却忽略了“日程表”。在这一最普通、最本能的时刻——饮食，民俗时间观与现代时间观发生了矛盾与冲突。标准化的“日程表”也改变了敛巧饭习俗的时间框架。传统敛巧饭习俗的时间只是正月十六，但是现在一般都会是三天，有可能是十四、十五、十六，也有可能是十五、十六、十七。其目的主要是想凑周末，希望村里的年轻人能够回来，外来旅客多点，增加节庆创收。他们接受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同时，又难以遗忘民俗时间，其冲突与矛盾多有呈现。这也是当下民俗节庆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如何将传统的民俗时间与现代社会秩序更好的契合，是否可进一步增强现代民俗节庆的包容性，在现代化的转换中能适当吸纳传统的“时间观念和时间感觉”[8]，使得习俗在纳入现代秩序的同时，保存其时间文化的多样性。

（二） 传统食材敛取方式与现代食品安全的抵牾

我们在正月十五当天，前往敛巧饭制作现场，在杨树底下村新建的文化广场，全场有七个档口，每个档口10口锅。在场外（西检票口外）还支了十口锅，共计八十口大锅。场外的十口大锅主要是负责会议工作人员与保安人员的午饭。参与做饭人员统一着装，都是蓝底碎白花的围裙与罩衫，全场看过去，整齐划一。

在调查中，我们访谈了常XX。她今年74岁，没读过什么书，认识的字很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她18岁嫁到当地霍家，霍家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女儿，全家共十七口人。她最初嫁到杨树底下村时，敛巧饭就是村里人一起熬粥，粥的食材主要是棒碴、小米、大米等。一般村里的小姑娘（一般指未嫁人的女性）正月十六一早去各家上门敛饭，各家有什么就给什么，有的人家给玉米渣、有的给红豆、大米、小米，最富裕的人家就是给块肉。然后她们（已婚女性）在村子里支起十几口锅，最多就是十三四口锅，大伙聚集在一起煮粥。粥快煮好时，在粥里放上针、顶针等，吃到的女性就会变得心灵手巧。敛巧饭一般是女性吃，但有时候小男孩也参加。以前杨树底下村敛巧饭没有现在热闹，但是一般在外工作的人都会回来参加。现在敛巧饭由镇政府统一负责，今年又由北京华夏人民艺术创作院承担完成，所有的食材（大米、豆子、杂粮、白菜、豆腐、粉条、猪肉）都是政府统一负责采购，她提到万一谁家自己提供的食材不够新鲜，大伙吃出问题来就不好办了。在敛巧饭民俗风情节调查的两天期间，我们访谈了8位参与做饭的女性，一位负责敛巧饭“做饭组”的男性以及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食材关乎食用者的身体状况，万一食物中毒谁都负担不起。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敛饭”过程就被置于“食品安全”的对立面。正如福柯所说：“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9]随着时间的改变，不同家庭敛饭这一过程成为与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格格不入的事件。在现场，我们还看到到处飘扬着赞助商的广告标语，京信社的广告吸引了我。京信社的广告标语是“吃了敛巧饭，六村吉祥安——京信社为您祈福”。京信社是近年来成立的理财机构，2015年成立，2016年就参与了敛巧饭习俗的赞助活动。我填写了他们一份资料，只需要写名字和电话，他们发给我一张京信社名片和一个餐具小礼物。我趁机访谈了摊位前的女士。杨女士，1968年生，京信社资深员工，从京信社未成立就开始介入了筹备工作。她说：他们董事长积极资助文化事业，但具体赞助情况她不了解。京信社在现场搭了红色的帐篷，他们希望给来参加敛巧饭习俗的本社VIP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免洗洗手液和热水以及休息场所。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北京恒信昌盛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敛巧饭”酒，他们专门申请了“敛巧饭”商标，成为这一传统习俗的衍生文化产品。他们现场提供免费品酒，既是广告又增添了节俗气氛，同时也为大家提供洗手、热水等基本需求。

现代商业机构介入传统习俗，他们更多为民众提供的是现代社会保障，而这恰是传统习俗活动所缺失的，成为传统民俗活动的一个良好补充，只是将“传统食材”置于“食品安全”对立面，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消解了这一活动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敛”的文化意义及其实践。在敛巧饭民俗风情节的举办中，举办方对此进行了一定弥补。他们在活动中举行了“敛”的仪式，组织16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到村边的两三户人家象征性地敛取白菜、萝卜、大米等。这就使得一些文化实践活动转换为“仪式”，今后这一文化现象将作为仪式留存在民俗活动中，其实用意义则渐渐消失。这是在新的民俗风情节中做得相对完善的一点，值得进一步推广，为其他新型民俗节庆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三） 敛巧饭习俗活动由“自在参与”转向“统一安排”

敛巧饭习俗过去主要是几家人聚在一起，或者大家聚在村落的公共场域（如村里的街道或村边的河套旁），大家一起做好饭后，先扬饭喂雀，从前村里的这一仪式由梁姓老人（梁治国）主持。他入选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他户口不在村里，现在被本村人员取代。最早没有举办民俗文化节的时候，村里人都是自发举办，大家敞开吃，谁来谁吃，有时候有过客通过，只要不开车还会让过客留下喝酒。2006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的重视，这一民俗活动开始由村里统一筹办，正月十六当天文化活动内容丰富，有二魁摔跤、高跷、秧歌、小车等，参与活动的外来人员收取二三十元的费用。

从2008年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由镇政府统一管理规划。镇政府从正月初七开始上班就启动了举办活动的工作，从前一年十月就开始了规划活动。在活动现场，我们访谈了活动承办者人民艺术剧院、杨树底下村书记、参与安保的警察等人，他们都陈述了这次活动的人员安排。

全村村民分了十个组，分别负责做饭、洗碗、打扫卫生，除了打扫卫生人员，每人每天150元，打扫卫生人员每人每天100元。在敛巧饭活动现场，他们坚持有票先吃、工作人员和村里人后吃。今年来了欧曼集团的50多人，其中外国人20多人，在村长家吃饭。参与活动者老龄化严重，参加人员中至少有3个1942年出生的人，他们当地人都希望能实行民俗节庆活动承包制，现在这种“哭的拉笑的”（当地俗语“吃大锅饭”之意）方式大家都能有些许收入，但人员不好管理，年龄大、劳动积极性差等情形较为突出。尤其是今年，这一活动由承办商北京华夏人民艺术创作院安排，包括感恩神雀祭祀仪式的30人都是从琉璃镇各村选拔的村官，当地没有这么多年龄、外形相当的人员。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改变了参与人员的“自在性”，杨树底下村民众从文化承载者、文化传承主体逐渐成为了新型节庆的“工作人员”，既然是工作人员就要按照现代社会薪酬规范接受相应的配给，同时他们渐渐开始淡出了节庆的核心“祭祀仪式”，这给他们造成了压力感与焦灼感。2015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届常会审议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强调“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把社区、群体和个人置于传承非遗的核心位置。”[10]显然，这一活动形式不符合这一规定，在今后民俗节庆的举办中，要关照民众的文化传承，他们作为文化承载者不能从民俗节庆中逐渐“隐去”。

叁   “扬饭喂雀”仪式舞台化

民俗展演所呈现的“舞台真实”是旅游人类学的重要理论，展演地的民俗文化与民众的生活割裂，所展示的文化经过了权威话语的重新建构。从敛巧饭活动内容中可以看到，“杨饭喂雀”仪式的展示占重要部分。早期的敛巧饭习俗是每年阴历正月十六中午，村民搭锅垒灶，在村中有威望的老者指挥下，大家动手，将敛收而来的食粮、莱蔬做熟，全村人共餐。做巧饭前，老者高喊“生火点柴喽！生财气，点旺运，预祝财源兴旺，日子红红火火。水开下米喽！水开财源滚滚，下米五谷丰登”，同时，所有做饭点开始做饭。期间，在锅内放入针线、铜钱等物，吃饭时若吃到顶针表示心灵、吃到针线表示手巧，吃到铜钱者，被认为是乞到一年的财运。而敛巧饭习俗节庆活动中，重要的仪式在“神雀台”（示意图中的祈福台）举行（见图1）。整个仪式的核心区域就是祈福台，核心仪式展演地就是祈福人（2017年由靳红安担任）与陪祈福人（两列各站15人）所在的中央舞台区

按照《2017年“敛巧饭”民俗文化风情节执行方案》的安排，10：35至10：45为敛巧饭祈福仪式。祈福仪式主持人由承办单位北京华夏人民艺术创作院所推选人员承担，按照主持人的按照，首先鸣礼炮，接着祈福人员全部到了中心舞台，主祭人念祭文：

祭神雀祈福

中华文明，渊源流长，天人合一，道兴德长，物与人是，古有传唱，人称龙凤，玄鸟生商，虽为传说，图腾继往，以之喻人，教化纲常，记天地万物之恩惠，承华夏文明之翰光。琉璃庙城杨树底下居京畿宝地，得乾坤滋养，自清道光之际，二百年以降，靳霍双族以勤朴而生养，肇始之初，垦荒种粮，借金谷之种，启田陌之桑，奈天道无常，谷种遗撒于石隙而生机无望，时天遣神雀衔种而生秧，成百业之兴旺，滴水之恩，万世不忘，铭记神雀之功德，感上苍之厚望。每年以上元宵节之际，集百家之蔬果，融一村之食粮，唤神雀之回乡，置百口大锅，巧一村之炊，时维丁酉上元，同聚杨树下村，共祭祥鸟之恩，同谢天地上苍，吾辈当勤奋前进，初心不忘，团结协力，富民国强。

尊礼成服，伏惟尚飨！

2017年岁次丁酉上元

从祭文可以看到突出的文人叙事特色，不过这一祭文的诵读更多是一种舞台展演，现场民众只是“文化展示”的观众。他们不再是仪式的践行者，而成为文化的“观赏者”。在这一“文化展示”中，政府试图借这一契机，将其转化为“有利可图的资源”。[12]他们期冀按照美学规律展示，呈现给文化他者。在这一过程中将“文化记忆”变为吸引“参观者”的一桩生意。[13]当然这并不是贬低政府在这一“文化展示”中的工作，他们“运用‘阐释’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创造意义”[12]如果是种生意，只要能让传统文化藉此红火，未必不是件好事。只是在这种文人化的祭词中，民众对于“杨饭喂雀”仪式的认知及仪式的参与性越来越差，他们与舞台下的其他游客已经没有区别，在这种文化身份的转换中，他们渐渐失去了文化传承主体的位置，这一仪式表演也会逐渐出现前文所说的“脱域”现象，他们会逐渐丧失文化的“土壤”。

总之，参与“扬饭喂雀”仪式的主祈福人与陪祈福人的活动，更多是仪式的表演，这一表演是舞台的延伸，他们在观众面前展示被“提炼”的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却远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展演更多是将陈列在博物馆中或文本的文化事象通过具体活动展示出来，在展演的过程中，策划者与表演者都在追寻吸引观众或者社会关注的文化要素，这与民俗事象本身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空间与距离。但这些文化要素成为“2017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活动文化建构中的重要要素或者文化构件。

这恐怕是“敛巧饭民俗风情节”最应警惕以及改进之处，如何能进一步让祭祀仪式与民众勾连在一起，主祭人的祭祀词到底是选取文雅的古文体还是继续沿用本地几十年的口语化的念词，需要政府以及相关主办方进一步思考。主祭人是敛巧饭习俗的传承人，陪祭人则也应该由本村人担任，祭祀神雀仪式不是追求人员、外形的整齐化，而应重视文化传承主体本身。

结语：从敛巧饭习俗活动，在村、镇政府的组织与规划下，这一活动由村落习俗逐渐转换为社会公共空间的新型“民俗节庆”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在现代视域与社会秩序的规范下，在传统节俗的基础上具有了新的内涵，如现代性、娱乐性，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节俗的某些文化因素被抛弃，除了其核心要素仪式展演渐趋“陌生化”外，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也开始单一化，主要成为元宵节北京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虽然有地域性特色，但已将“鸟信仰”、“乞巧”等文化意蕴抛弃，主要存续了现代社会主题“感恩”。具有女性性别意识的“乞巧”并没有予以张扬，这是可以充分利用的新型民俗节庆的生长点。

另外就是民俗节庆功能单一化、平面化，在文化宣传与仪式展演中只是彰显其旅游文化的意义，而其调节村落人际关系的功能却逐渐减弱。过去敛巧饭习俗中，村民在一起吃“所敛取的食材”做成的大锅饭，他们在一年中人际关系的不快与摩擦，在这一活动中就烟消云散，同时也是形成村落凝聚力，尤其是靳、霍两姓之间更是如此。但是现在村落文化传承主体成为了敛巧饭民俗节庆的工作人员，这一功能完全消失。在民俗风情节现场，我看到了两家游客因为小孩都想玩西门检票口处五谷祈福缸里的杂粮发生争端，当地民众只是无奈的摇头，但他们只是劝说，大家都是旅游，出门人，节庆为了讨欢心，再无其他言语。用他们的话说，游客都是买票进来的，他们是顾客，是消费的上帝。可见，在这一民俗风情节中，人际关系的凝聚与协调功能已被摒弃。对于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如何让其在新型民俗节庆中进一步发扬需要主办者与主持者进一步思考，是否能在敛巧饭的图像展演及展板宣传中突出这一重要文化功能。这也正是当下和谐社会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原文刊载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毛巧晖，女，山西襄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会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民间文艺委员会副秘书长。学术专长：民间文学学术史。主要出版《涵化与归化——论延安时期解放区“民间文学”》（专著）、《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专著）、《记忆、表演与传统——当代文化语境下安泽文化寻踪》（专著）。发表论文：《民族国家与文化遗产的共构——1949-1966年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刘三姐>的创编》等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