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 | 论文 发布日期:2018-08-23   作者:巴·布林贝赫   点击数:1141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黑格尔在其著名的《美学》中谈论史诗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战争是史诗的最合适的场所。从总体上看情况正是如此。正如没有残酷的征战、英雄的业绩和勇敢的冒险便很难产生各民族的原始史诗一样,如果没有骏马形象,也很难有蒙古民族真正的史诗产生。蒙古史诗中的征战和婚姻两大主题,都离不开骏马形象。

从艺术形象的审美特征上讲,蒙古英雄史诗的正面人物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体,反面形象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而只有骏马形象是集兽性、人性和神性三性于一体的艺术形象(见拙著《蒙古诗歌美学论纲》)。可以看出,与史诗中出现的其他动物形象比较,骏马形象更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在某些场合和某些方面,它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它的主人。这种情形从史诗英雄对自己坐骑的深情的表白中可见一斑。江格尔对其坐骑枣红马阿兰扎尔说:

你比我怀抱中的娇妻还亲密

你比我珍爱的儿子还亲近.

旋风塔布嘎对他心爱的坐骑说道:

从日出方向过来的

以草为食的你

血肉之躯的我

我撇开你怎能行动

你离开我如何生存

蒙古英雄史诗中的骏马形象,是在人和马的和谐中,在美与丑的对比中,在主体和环境的统一中,体现了其独立性和整一性的。

 

一、人和马同生

 

在不少史诗中,骏马是同其主人一同降生于人间的,甚至有的还生于主人诞生之前。这种同生现象在史诗中俯拾即是。例如格斯尔可汗诞生的时候,家里的一匹枣红骒马生下了一匹神驹。再如珠拉阿拉德尔可汗的夫人阿拜吉如嘎产下双胞胎一未来举世无双的英雄一的时候,

在杭盖山上

黑色马群之首的

黑色騍马怀驹三年

积乳三年

野外游荡三年

三三九年之后

生下了黑色的马驹

在阿尔泰山上

灰花色马群之首的

灰花騍马怀驹三年

蕴乳三年游荡三年

三三九年之后

生下了白鼻乘的马驹

在另一部史诗《三岁的红色古诺千》中,一匹弓背的红骒马,生下了

有灵敏的耳杂

有锐利的眼睛

有天蓝的毛色

有快捷的四蹄

宝贵的黄膘驹

并以这匹马驹的出生象征其主人的降生。尤其值得人们格外注意的,是有时当史诗主人公从天界降生到人间时,其坐骑也同时自天而降,这一母题暗示了骏马的某种神性。如在史诗《阿拉坦嘎拉巴可汗》中,可汗从天界下凡时,随同降下了宝贵的洪古尔马驹。不少史诗中天神象佑护英雄一样地佑护他的坐骑。如在《宝迪嘎力巴可汗》中,主人公的坐骑黄膘马被蟒古斯施魔法迷惑而骑走时,是苍天刮起了风,解除了蟒古斯的魔法。还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阿拉坦嘎鲁胡》中,英雄在前往镇压恶魔的途中,椧到一睡在摇篮中的金胸银臀的婴孩和一匹铁青色的马驹。这孩子后来在其征战中立了大功。与这种情形相似的,还有这样的情节:一孤儿从无数的马群中捡来遭遗弃的马驹,后来这孤儿成了英雄,马驹也变为骏马,他们一道完成了崇高的事业。这类孤儿与马驹的母题,可以认为是主人与其骏马同时诞生的某种变体。就其实质来看,它同样或隐或显地揭示出了人与马之间的某种“神合”关系。

如果说这些例子在表现人与马共同诞生时还多少有点显得间接的话,那么喀尔喀史诗《可爱的哈拉》中的诗句则无疑是最为直接的,英雄连同骏马从进裂开的山岩中一同诞生一

四十四庹长

四四方方的红色山岩中

同坐骑一同诞生的

是骑在花色骏马背上的

胡伦乌兰巴特尔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在蒙古史诗中对马降生的尊重甚至是神化,与对其主人的尊重和神化是相同的。主人公若是天之骄子,其坐骑便是天马之驹主人公的诞生是奇异的,其坐骑的降生便也是奇异的。当然,在不同时期的史诗中,骏马的神奇降生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古老的史诗中,马之降生常常与天界有某种神秘联系,而这可能与萨满教信仰有关。而在后来的史诗中,则可看到佛教的明显影响,出来了坐禅的喇嘛以佛法为英雄造就了骏马。例如在《有八只天鹅的那木吉拉查干可汗》中,英雄阿拉坦在山顶上点燃了喇嘛给的头发,这时就见: 

有鞍子嚼子的

带着弓和箭的

一匹云青马

以鬃毛拂动日月

以四蹄叩响大地

冲破云层降临大地

说,主人啊请乘骑我

如果说从马与其主人一同诞生之类叙述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对马的来源的奇异性的描绘的话,那么诗中对马本身超凡本领的津津乐道,则更多地是在渲染马的神奇性。

 

二、马的超自然属性


电诗中骏马的神奇色彩,不仅在于其驮走大山的力量、丈大地的速度,还在于其超凡的智慧和魔力。它以其原身与化身相结合、力量与智慧相结合、自然形态与超自然形态相结合的艺术形象,在史诗所构筑的世界里纵横驰骋,使正面英雄充满喜悦,令反面形象闻风丧胆。每当主人公遇到困难、碰上灾祸、处于生死关头时,总是他的坐骑给了他各种帮助,终于使他化险为夷,摆脱了困境,这种超越其主人的智慧和神力,常使人们惊叹不已。那些不听从坐骑劝告的,结果则往往是吃尽苦头。如在《格斯尔》中,当格斯尔听从了阿拉坦热格尼的话,要去朝拜蟒古斯的化身罗布萨嘎大喇嘛时,他的坐骑自天而降力劝其勿去,他没有听,结果被蟒古斯施魔法变为驴子,受尽折磨。又如在《道喜巴拉图》中,蟒古斯女儿变一美女引诱英雄,坐骑暗示英雄拒绝,可他没有听从,结果中了她的计谋。除了给主人以警告,使其避免灾祸外,坐骑还是主人的出色战友和帮手。史诗《可汗青格勒中的描述十分动人:可汗那匹大象般巨大的黄膘马在征战途中,以其不可思议的预见力和智慧前后六次帮助其主人脱险,直至最后精疲力尽——

胸脯着地

口鼻触在沙土上

那有四十四条血丝的

巨大黑眼睛里

滚动下羔羊般的泪水

哀伤地向主人表示它已无力助其再战。

在预示吉凶、暗示好坏时,这些超凡的坐骑所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或嘶鸣、或做人语、或咬镫、或尥蹶子等等。在史诗《大丈夫阿里亚夫,中,主人公正沉溺于新婚欢

乐时,蟒古斯趁机袭击了他的故乡,是坐骑以嘶鸣来示警的。在《希力图莫日根》中,当一只凶残的魔狗尾随窥探时,又是坐骑尥蹶子提醒了主人。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英雄有时更愿意相信马的话。史诗《武士的查千可汗》里有这样的细节:主人正在欢宴,夫人传递了敌人袭来的消息,没人理睬。主人的云青马再次发出警报时,他立即相信并付诸了行动。

还不止是提醒和暗示,骏马常常直接帮助它的主人。洪占尔准备饮下敌人妻子的毒酒,其坐骑以尾击翻酒杯,使其免遭毒杀。.格斯尔的坐骑将主人母亲的灵魂从地狱中衔出来,从而使其复活。

还不止这些,在许多地方,坐骑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非辅助性的。史诗英雄走投无路时,要恳求坐骑指点迷津。宝木额尔德尼与对手反复较量不分胜负,于是就拉下衣襟,向坐骑三次躬身、三次乞求,骏马便赐给了他制胜的妙法。希林嘎拉珠英雄与蟒古斯生下的三十个铜孩儿大找三年未果,最后主人按坐骑的指点,了结了他们的生命。

坐骑的巨大作用不仅是在征战中,而儿乎是表现在英雄生涯的每一个场合。例如娶亲、结盟等重大事情上也常常少不了坐骑的协助和参与。大丈夫阿里亚夫是遵从了坐骑的指点,在好汉的三项比赛中获了胜,才实现了娶妻愿望的。胡达尔阿拉泰汗的儿子青格勒胡战胜了来勒乌兰,正欲杀死他时,双方的坐骑一同上前劝阻,并建议他俩结为伴当。后来他俩果然共同建立了丰功伟业。这些神奇的坐骑在帮助主人时,不仅以本来面貌出现,必要时还以其化身来配合主人行动。例如变作蚊子、蜜蜂、火石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从而巧妙地迷感和制服敌人,给主人以有力的支援。至于良骏化作癞马模样出现,则是最为常见的手段:

肚腹象敲

脊背象弯刀

人欲抓无鬃毛

蚊要咬无尾巴驱赶

浑身癣疥

以这种模样迷惑对手,助其主人实现大业。

总而言之,这些叙述表现出了原始游牧人适应、同化、支配自然的欲望和幻想。表现出了他们对马匹的极为复杂的认识和心态一对其神化和夸张达到了极限。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使这种审美心理形成定势,并在代代相传过程中得到强化,成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象。


三、蒙古民族审美体验的程式化表现一调驯马的系列化描迷 

 

史诗中马形象整一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调教马的系列化描绘。唤马、抓马、吊马、备马、骑马、撒群,都有极为细腻的描绘。这种按照生活本身的自然程序再现出来的描写,深深包孕着游牧民族的审美情趣,是将生活艺术化的突出范例。

一个唤马的举动里,就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在早期史诗中,常见英雄用马具来召唤乘骑。例如用马鞍召唤三次,嚼子召唤三次,笼头召唤三次等等。也有用箭召唤的,这可能与某些原始仪式有关。后来的史诗中就出现了用笛子、哈达、烟祭等方式召唤马的描写了。时势嬗替,凤俗信仰的改变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打上烙印。所以看到史诗中出现手持哈达、“煨桑”乞求菩萨〈“煨桑”源于藏语,意为烟祭),站在山h呼唤坐骑时,你无法不立即想到佛教的影响。

抓马的叙述,则又常常成为交待马的脾气秉性和能耐,以及表现人的勇武机智,表现人与马的缘分的极好场合。《江格尔》中的洪古尔抓他的铁青马时,“人腰粗的蓝丝套绳被拽成细线,差点挣断”。抓马又常常是交待马与主人亲昵关系的时机,当主人去抓马时马会说“山上的草还没吃够,胯上的膘还没长足”,以试探主人对它是否有慈爱心肠。吊驯马的叙述,通常是既充满生活情趣,又传达出了游牧民的审美体验。其描绘之细腻,夸张之奇丽,韵味之悠长,常常令欣赏者赞叹不已:

粗粗的树

都晃动了

要粗粗细细的马绊

来层层纬牢雾

细细的树

都弯曲了

细细扭粗的马纬

要重重绊紧。

这样吊了两年后,

放收一天

隆起一块肉

放收两天

隆起三块肉

放收三天

后腿肉凸出

放收四天

前腿肉涨大

放收五天

胯肉强劲

放收六天

肌肉友达

放收七天

筋骨强健

放收八天

增长了气力

放收九天

全身坚硬……

 备鞍作为史诗中常有的叙述程式之一也很可以作为特定文化现象来加以考察。它们已决不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简单再现,而成为蒙古人审美追求的一个方面。骏马已被想象为“从远处看如山峰般巨大,走到跟前才知道是一匹马”的程度。给这样的马备鞍,马鞍自然是:

有平川的尺寸的

是洁白的鞍屉

有山渠的尺寸的

是黄木的鞍子

用三十头牛的皮革

编织成的

三十六条肚带

紧紧勒入肚皮

用二十头牛的皮革

精心编就的带

银坤的后

將两胯压紧

越到史诗发展的晚期阶段,对备鞍的叙述便越见细腻和铺排。请看下面的诗句:

值一万两的鞍

备在马背上

藏氆氇的鞍垫

放在鞍上

金黄的铜镫

压在两旁

八条熟牛皮梢绳

九条象流苏飘扬

十条尼玛达瓦(藏语:日月)鞍轿

前后闪光

丝绒的前拈

搭在前胸

各色總子

随胸抖动

黄羊皮的前肚带

紧扣胸肋

麂皮的后肚带

勒入肚腹

其间已可明显看出“胡尔”故事和“本子”故事的某些叙述特色,也能体察到印藏佛教文化的影响。

游牧的生产方式造成游牧民对于运动着的、动态的事物的审美体验有其独到之处。说到乘骑者的感觉,那是一种“收起前衣襟的功夫,跨过了九座山岭。掖上后衣瀠的瞬间,腾过了十道山梁”的速度。至于旁观者眼中的奔马,是“犹如草丛中跳出的,快撾的兔子般飞奔,蹄下扬起的土块,似射出的箭般鸣响”。谈起骏马步态的稔健,那是“端着盛了奶的碗,奶汁漾不出来。腰带上悬着的挎包,纹丝不动。擎着装满酒的杯,一滴也不洒”。

经过一定仪式后将坐骑撒群放牧,主人从此再不能乘骑一祀奉马,这是在史诗英雄战胜敌手、宏扬威名时才有的举动。有时也因作了恶梦或见到凶兆,为求得上苍保佑而这样许愿。这一习俗在蒙古地区历史极为悠久,推测与古老的民间信仰有关。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作为一种与马相关的文化现象,它将蒙古人尊奉马、神化马的心理具体化了:

功高的俊美黄膘马

奉作火的神马

再不负鞍戴笼头

永远放群成神马

 

   四、具有“反审美价值"的形象一一驴子

 

骏马形象的整一性,还表现在它的对立物一一驴子形象上。正如史诗中恒常出现英雄与恶魔的极端对立一样,史诗中,尤其在晚期史诗中,也常常出现作为骏马对立面的驴子。这一现象在巴尔虎和科尔沁史诗中更为突出。驴子总是成为反面人物的坐骑,总是具有一副且陋、卑琐、滑稽的形态:

背上生鞍疮的

丑的灰毛驴

吆喝一声转一圈

打了脑袋额起来

作为恶魔蟒古斯的坐骑,对其叙述也是程式化的,也有相同的召唤、备鞍、乘骑等程序。这种描绘也属于审美范畴,具有反审美价值。它的形象越是同其主人和谐,就越是与正面英雄的坐骑形成巨大的反差。以召唤马为例》正面英雄常用绸缎、哈达、“煨桑来召唤马,而蟒古斯召唤其驴子是“燃起狼粪,呼唤自己的驴,点着猪屎,召来乘骑的驴"。在科尔沁史诗中,驴子更是时时与马“相反"。英雄若是用乌珠木果汁饮马,蟒古斯便用人血饮驴雾马佩戴的是镶嵌宝石的笼头,驴则套着毒蛇盘结的笼头雾马鞍镇金嵌银,驴鞍饰以铜铁。骏马飞奔起来似龙腾空,大地都震颤寥蟒古斯将驴打了一鞭,跑出五个粪蛋儿,抽了一鞭,掉下七个屎蛋儿。这里美与丑、正与反的对立,极大地强化了史诗中黑白形象体系的矛盾和对立。

 

五、史诗中的马文化氛围

 

蒙古民族的马文化异常发达,并浸透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从日常生活到深层的审美体验,从轻松的娱乐游艺到庄严的宗教仪式,可谓无处不在。因此蒙古民族常常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从口传到书面,从感情到理性的各式各样的《马经》《马赞》,是这一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和忠实记录。需要特别指出,既使象《马经》这类基本属于生产生活知识和经验范畴的东西,其间也不乏审美体验的因素。马赞则无疑是蒙古诗歌的重要样式之一。

史诗中除了马形象的直接描绘之外,还存在大量与马文化有关的叙述。例如史诗英雄长大成人时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该骑的骏马在哪里?

我该娶的姑娘在哪里?

这个问题自然是与史诗的征战婚姻两大母题有关。

史诗中对美好事物的砰价也常常同马联系在一起。羡墓和赞叹男子汉的体态和气度时会这么说:

什么人养了这样的好汉?

什么马生了这样的好驹?

即使形容美女,也不能没有马!说在她后背的光芒之下,可以照看夜晚的马群;在她前胸的光亮之下,可以放牧白昼的马驹。结交伴当、发誓立盟之时会说:虽不是接踵而生的兄弟,但是马缰相联的伴当。史诗中某些马文化现象不只同思维方式有关,而且同宗教信仰有关。格斯尔在同阿伦高娃定亲时说:“我用马驹尾巴和你定亲",并将其挂在姑娘脖子上。这充分体现出马在蒙古人生活中的神圣性。

人生中的兴衰、生死、对错等等,也都用马来作譬。例如倒了雹时说“衰败之马跑将起来”,做错了事叫“马蹄踏蜡了地方”,做对了便是“马缰拉顺了方向,”令敌人受伤是“让他抱住马鬃”,战胜敌人欲杀之时先问“要七个匠人锻造的枪尖?还是要七十匹马的尾巴?”(意谓愿让兵器杀死还是绳索绞死)向对方投降时说:“我甘愿作你老实马的缰绳,烈性马的羁索”,占有别的部落民时叫做使之“拜倒在自己的马镫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只有在游牧文化背景下,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长期的征战活动、艰苦的放牧生活中,才能产生这种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象。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文化现象,特别是艺术创造中的骏马形象,同早期蒙古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马是人类战胜自然的结果,又是继续战胜自然的有力工具。在原始的游牧狩猎经济 ·活动和残酷的民族部落间的战争中,马匹非但不可或缺,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放牧、娶亲和征战等重大活动中,马匹张扬了他们的威风,增强了他们的力量,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而既使他们愉悦,又引起他们的惊讶。于是他们不仅把马视为家畜,而且视为战友、视为谋士,甚至视为神灵和保护神。在这样的心理前提下,兜诗中的马形象便具有了三个特质一兽用价值在文学中升华为审美价值,并在古人心中深深积淀下来,成为稳固的心理定势。于是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古至今,骏马形象作为蒙古民族审美体验的永恒象征,不断地得到赞颂。(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8期,注释已略)

    作者简介:  巴·布林贝赫,著名的中国现、当代诗人,诗学理论家;内蒙古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中国蒙古族新文学奠基人之一,当代蒙古诗学理论的学术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