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杨显惠先生已经很久了，他的作品也一直在阅读，可总是感觉无话可说，套用一句古语：因为一说便俗，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属于不可说。放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杨显惠太另类了，另类得让别的作家很尴尬，另类得让文坛无法说话，另类得读者只有流泪，而艰于言说。

杨显惠先生1980年代就已经有名了，他的短篇小说《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可此后就没有了音信，似乎淡出了江湖。2002年，《夹边沟记事》出版，他才浮出水面。这一潜伏就是近二十年，在当代文坛，很罕见。在大家都忙着挣稿费，赚版税，以版税的多少评估作家高低的时候，他却决然地背对文坛，而向西北荒漠走去。他的三本书，版税都不多，可他前期投入的资金却是版税的几倍。他每年来一次甘肃，每年就要花费四万多人民币。他告诉我，他的工资都赔进去了。我问他，那您爱人不抱怨？你们如何生活？他淡然地说：“不抱怨。我们的生活用我爱人的工资就够了。”我知道，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而朴素的。同时，也想起了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

每次杨显惠先生来兰州，我们都要见几次面，在黄河边，在茶座，在饭馆，反正有的是机会。每次与他的晤面，等于都是一次洗礼；在他那里，你才能真正感到一个作家的尊严，一个文化人的力量。他的严肃方正，他的一丝不苟，他的虚怀若谷，他的爱别人甚过爱自己，都让我很感动。跟很多作家的一见面就谈自己的签名售书，谈自己的版税，而且只会谈版税相比，杨显惠先生就显得很特别。跟那些作家在一起，其实跟与商人在一起没有多少差别，就是计较，斤斤计较。但比商人多那么一点东西，就是虚荣。商人在商言商，他们计算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而那些所谓的作家却不同，他们还要把自己的版税与“伟大”、“艺术”、“人类”联系在一起。

每次与杨显惠先生在一起，谈的似乎都是文学，而且只有文学。现在想一想，都感到很奢侈。他有心脏病，很严重，多次手术，安装有六个支架，但他近年却固执地一直往甘南跑，甚至跑到了玛曲，那里县城海拔可是3340米。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他总说没有关系，还能坚持，趁现在能跑动赶紧跑跑，以后跑不动了，就坐在天津家里，专门整理和写作。我想他能坚持，是因为在他那里有自己的宗教，他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的宗教。他的创作，就如藏族牧民磕着长头去拉萨，那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自我洗礼，一种还愿。

                                                                                                                一、把历史的门缝挤开了

他说：“我把历史的门缝挤开了”，但挤开后，他却很快离开了。他写完了《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把一个个别人不敢碰的题材“现”“象”出来，却很快转向别的领域。他只开垦未开垦的土地，荒地开了，他就走了。但可惜的是后继者却没有几个。宁静才能致远，淡泊才能明志，古人的话不是虚言。也可能通向这片肥沃土地的道路，太艰难了，还没有几个人能穿越。绝大多数中国当下作家都活在社会学层面，他们很会计算，很会投机。而杨显惠开垦的这片土地里，却无“机”可“投”。

“我把历史的门缝挤开了”，这句话是有千斤重的。因为杨显惠先生挤开的那扇门，并不是通向厨房，也不是开向后花园，而是通向一段崎岖的山路，通向历史的幽暗，通向人性的黑暗……那里是高处不胜寒，也不胜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力。我们可以承担和忍受那段苦难，这是那时代、那一批人的命，但我们无法阅读那段历史，无法接受那段历史。周作人说，历史是残酷的。历史的残酷就是让你无法承受。张纯如以一女子之身心，研究挖掘南京大屠杀历史，一册优秀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却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她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后以自杀的形式离别了这个世界。

我没有问过杨显惠老师，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感觉，写作对他的健康是否有影响。我没有问，也不准备问。因为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伟大的作家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写作”，用鲁迅的话说，盗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我曾经说，自然科学家是拿大自然作为研究对象，而人文学者是拿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相对而言，更加残酷。杨老师的《夹边沟记事》在《上海文学》连载时，我就读过，震动很大。成书之后，倒没有怎么读。《定西孤儿院纪事》也是《上海文学》连载的，我读过大多数，后来成书，也没有怎么阅读。因为，我无法再完整地阅读，我无力承担那份重量。如果前者对我来说是历史的，陌生的，那么后者就与我血肉相联，那就是发生在我家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可怕的死亡记忆里长大的，听到的看到的，都太多了。家乡的老人都把那段历史深埋了，他们不愿意再说起那一段历史。老人一说起，就只是叹一口气，然后就一声不吭。或者说那么几个单词，然后就慨叹一声：总算熬过来了。然后就大赞现在的幸福日子。很多外乡人觉得我们那里人很虚伪，歌功颂德，其实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太多了，太苦了。

有些朋友问我，与杨显惠先生那么熟，为什么不写一篇评论？我无言，也无力言说。在我这里，杨显惠老师的著作不仅仅是“文学”，那更是生命的呐喊，是命运的反抗，是人性的煎熬。我用自己的“生命”来体悟（经验）杨显惠先生的“著作”。对这样的作品我无力冷静地用“艺术”的眼光去评价，我没有这个力量。在那里，我是无力的，是五体投地的，是无言的，但也是很苦很苦的，是绝望的。鲁迅说反抗绝望，阅读杨显惠先生的著作，就是反抗绝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名词，这与我的生命有关，或者说就是我的生命。我曾把他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带回老家，让老家人看。他们翻阅最多一篇，就不愿再看了。因为太苦了，我们都不愿再回到那个苦难而恐惧的时代。那等于在撕裂我们已经结痂的伤口。杨显惠说，你们不需要读我的书，你们经历得太多了，那是给后人看的，给那些没有“历史”的人看的。

他说：“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这是我们进入杨显惠先生小说的密码。听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连载时，有些读者对小说里的“人相食”提出质疑，认为是编造。甚至编辑都亲自打电话问杨显惠老师。我听了这个“故事”，默然。历史真是非常残酷的，它可以遮盖多少“真实”。这个娱乐的时代，“虚假”的东西都“真实”了，都被大众“喜闻乐见”了，而“真实”的东西，反倒“虚假”了。

杨显惠说他读了几遍《古拉格群岛》，我也翻过，却很难看下去。我不喜欢这部小说。但我感觉到他从《古拉格群岛》里得到的也就是一个字：真。这个武林秘笈大家都知道，却不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他曾告诉我：“《古拉格群岛》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历史的记忆。”中国人很容易忘记历史，往往把凶残的历史当做饭后的谈资，或者娱乐的工具。比如电影《金陵十三钗》，电视剧《旗袍》，还有很多关于抗战的片子，经常不愿或不敢直面历史，而是尽最大可能地把历史娱乐化、消费化、低俗化。作品的关注点经常放到了性描写，或性暗示上，或者为了娱乐不惜歪曲历史，胡说历史，那些细节根本经不起一点推敲。朱大可批评电影《金陵十三钗》说：“利用南京大屠杀题材，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张艺谋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只是媚俗的与日俱增。”也有论者认为，在好莱坞只有最愚钝的制片人才会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中注入性的成分，但这却是《金陵十三钗》的核心元素，整部影片做作而缺乏说服力。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只有瞒和骗的艺术。这真是痛心之言，也是入木三分之言。为什么杨显惠能够“挤开历史的门缝”？我认为就是一个字：真。用古人的话说，也是一个字：诚。《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可以说道尽艺术之奥秘。我们的很多作家，太聪明，聪明得虚假了，“伪”了。他们的做作，真是到了极限。古人说，欺天乎？你以为天没有眼睛？天是长眼睛的，你作为作家的“心”不纯正，不澄澈，你就休想写出好作品。说实话，杨显惠的学养并不丰厚，可为什么他却能够成功？其实，就一个字：真。真诚的人，是可以“偶开天眼”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内心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视一般人求之不及的物欲、名利如粪土。庄子说“心斋”“坐忘”“见独”，即此理也。正因为杨显惠不“表现”“自己”，不卖弄，不虚饰，所以他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题材，“写”出别人写不到的层次。“信史”“良史”，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真诚，打动人，也能打动天。真诚，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我们的作家把作品写得粗糙不堪，还经常以“历史的真实”来自我辩护。是的，即便是历史的真实，如果你作家自己不“真实”，你写出来，读者也以为是虚假的。而只要作家自己“真实”了，即便是虚构的，读者也从来不会感觉到虚假，比如《西游记》、《红楼梦》。

这里，细节，就极其重要。杨显惠为了写小说，写那段历史，他是连一个很小的细节都不放过。他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里，有一个孤儿冬天的晚上翻越华家岭，那种寒冷，那种孤独，那种凄凉，他无法写出。于是，他专门挑了一个冬天的晚上，雇了一辆出租车，专门去了华家岭，然后打开车门，站在风雪华家岭上，体味那种感觉。一个花甲老人，为写作能够如此付出，他的作品怎么能够不打动读者的心？写《甘南纪事》的时候，我陪他去几个藏传寺庙，他问得可细了，寺庙里的每一个物件，他都要问它的名字，它的用处，它的典故。问得我都不耐烦了，于是转头出来，出来了，又很感动。一起去迭部，那里的树，那些松树，他都分得一清二楚，怎么样的叫铁杆松，怎么样的又叫雪松。听到我的耳朵都疼，心也很乱。我真的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份定力？相比而言，你再读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细节的虚假、做作，导致了“历史”的不真实。

                                                                                                                     二、苦难写作里的宗教情怀

杨显惠是兰州长大的，祖籍永靖，现在那个地方又划到了东乡族自治县。所以，他在自己的简介里，写的是祖籍东乡。2011年8月我陪他走过定西、临夏的几个县，也到了永靖，他的哥哥为此很生气。我也认为还是写祖籍永靖的对，尊重历史。康德的故乡现归属俄罗斯，但我们不能说康德是俄罗斯哲学家，那还是德国的。当车过东乡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太阳早就下山了。我们的车一直在山梁上走，路弯度很大，极其危险，而且一直是下坡。远远地看见永靖刘家峡水库的灯光，就是一直走不到。杨老师默默地看着险峻的山脉，寸草不生的荒山，一路不说话。我也被那一个个山峰吓住了，高峻而险绝，在夜色里静静地沉默着，但那种力量还是很震撼人。偶尔有那么一个很窄小的坡地，就会住着一户或几户人家。旁边会有一条细细的路。据司机说，这几年东乡人在外地挣了钱了，都把家搬到了山顶。我们经过的公路两边，就都是人家，一色的砖瓦房，崭新崭新的。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近两个小时，杨老师忽然在后座大喊道：“这个地方应该出大作家。”我禁不住哑然失笑，这里的人几乎都不读书，出什么大作家？他又大喊停车，说今夜就住这里，明天去永靖。我还没有说话，同来的一位老领导说，还是到永靖吧，这里晚上不大安全。于是，我们继续前行。我便问他，为什么这里应该出大作家？他回答，如此枯焦的地方，如此险峻的山塬，应该出大作家。我似乎懂了，也明白了苦难是内在于杨显惠老师的心灵里，他是永远离不了苦难的，用老家人的话说，他注定此生享不了福，也不会享福。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他这样的在甘肃最贫穷的土地上跑动，不是另一种福分吗？我们走遍定西很多偏僻的乡村，不少的人都读过他的书，知道他。

杨显惠在某种意义上靠近了宗教，或者说把文学当做了宗教，他要用文学救赎自己，也救赎苦难的人们。鲁迅晚年也走到了这一步，但没有继续走下去。因为中华文化到这里，是无路可走的。刘小枫说，鲁迅之上缺少一个基督教，可是这个基督教要进入中华文化，谈何容易？中国古人有儒道释，似乎已经自足了，如陶渊明、王维、苏轼等人。可近代以后，我们面临西方强势的工业文化，或者说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的基督教，还有现代化的洪流，我们有点手足无措。我们的文学，也显得捉襟见肘，邯郸学步。中国人不那么自足了，中国文学也不那么自足了。

勒基说：“恶经常被证明能起到解放心灵的作用——只是历史上最令人羞耻、同时也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之一。”而中国文化基本是不敢直面恶的，我们经常是绕过它，回避它，不是沉默，就是歪曲，所以，鲁迅说只有瞒和骗的文艺。索尔仁尼琴给杨显惠的最大收获就是直面恶，这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写作形式。但杨显惠也有自己的独创性，他没有采取记事，而是用了“小说”的形式，这也是他深思很久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他能够成功突围的一大原因。《定西孤儿院纪事》出版以后，杨显惠开始了另一组小说的写作，这就是2009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的“甘南故事”。这，又是一个我熟悉的题材。我十多年来几十次去那里，考察、讲演，认识了很多藏族朋友，听到了很多藏族故事。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民族，与那片伟大的土地。如果只讲艺术性，我觉得这一组比以前那两组，要更加“艺术”，在文体上更加成熟。相对于《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更加成熟，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叙述策略上。《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里的一些篇章，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但因为题材的敏感，读者的注意力只在“揭秘”上。很多所谓的批评家也在这上面做文章，所以才有一帮批评家认为它们不是“文学”。而《甘南纪事》由于题材的更加敏感，作家在写作中，做了非常之大的克制，这种“克制”可以说是超前的，他可能只写出了自己知道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因此，这里没有多少“揭秘”，没有多少故事层面的吸引力，对于一般心急的读者，可能产生巨大的阅读障碍。一般读者将无法进入，更无论登堂入室。但真正的艺术就在这里，道心唯微，大道无言，需要读者耐心一点。

美国思想家施特劳斯提出“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这种隐喻式的写作技巧，是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它只向那些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开放。他说，没有思想的读者都是粗心的读者。这些读者从这样的作品里，将一无所得。《甘南纪事》几乎没有明显的揭秘性，写作方式也极其日常化、琐碎化。于是，它的反响就没有前两部那么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少反响，寂寞得让人吃惊。但就个人而言，这部作品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它藏了很多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可以消化的。老子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又说，圣人被褐怀玉，《甘南纪事》之谓也。伟大的作品都是隐微写作，《红楼梦》、《浮士德》、《魔山》，等等，都是如此。当然，《甘南纪事》是不是伟大，我还不敢说。但它确实有自己的“东西”。藏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我们有些人想象的化外之民。他们热爱和平，追求自由，他们对自由的感触，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汉人。这是杨显惠多年研究的心得，也是他的《甘南纪事》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白玛》、《“狼狗”》等小说，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理解的。《一条牛鼻子绳》写了班马旺杰为了一条牛鼻子绳，而丢了性命，且还是女人逼迫丈夫出去要牛鼻子绳，写出了藏民族的慓悍，和对自由的强烈诉求。《小妹的婚事》，爱情是自由的，但婚姻却并不那么自由，写出自由下的尴尬。

杨显惠说：“我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甘南纪事》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其实都在表达着这样一个主题。《恩贝》、《连手》都描写了藏民族在现代化的大浪潮中的慌乱和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坚守着自己的祖训，一方面又得遵守国家法律，前者是自愿，后者是被迫，于是，悲剧一个个发生，故事一个个延续。而且，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年轻的藏族青年的思想、观念也开始了大变动，他们已经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了，他们有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思想。《图美》就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小说，迭部的一位年轻和尚图美，通过伐木人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偷偷离开寺院，跑到西藏，然后又到阿里，又从那里偷渡到尼泊尔，最后到印度，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五年后，无法忍受印度的炎热气候，还是回到了迭部。小说以对话，和主人公的自述推进，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尼泊尔、印度的风光描写，虽只言片语，却已经深入人心。《沉默的柴垛》也是这样一篇描写“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身影”的优秀小说。小说描写了迭部藏区小伙桑杰次力发生婚外情后的变化，最后却是大家的宽容和认可。这种宽容的文化，凸显了藏族人民热爱自由的品质。小说也写得从容、舒缓、简单，但意蕴深厚，颇得契可夫小说之精神。《“狼狗”》更是一篇颇富传奇的深入刻画藏民族性格的优秀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迭部县益洼村的村民在村长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历时半月，千里追踪偷牛贼的故事。作品有了很多景色描写，虽不是很成功，但不乏精彩之笔，人物心理刻画较成功，尤其写出了藏民族的性格，那种慓悍、睿智，和在现代化的巨变中的坚守和变化。包括触及到了一些很隐秘的藏族历史，深入到了文化冲突的最幽暗之处，确实显示了作家不凡的功力。

阅读了杨显惠先生的三部著作，如果说有一点不足，当然是我认为的不足，那就是还缺乏一种足够的深厚度，一种跨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也就是那种思想的穿透力。在甘南迭部采风时，我曾问过杨显惠老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什么那么伟大？他默然，然后问我为什么？我说：东正教。如果没有东正教，俄罗斯还能产生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吗？在《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里，作家写了许多的“故事”，写的很细致，很残酷，但作家并没有完全写出那些活下来的人，是如何活下来的。在那样恶劣甚至极端残酷的环境里，人性是如何“现”“象”的，人是如何“持存”下来的。如果那里只有“恶”，只有“仇恨”，人又是如何“活”的，理由在哪里？而心理描写的缺失，加剧了这种平面化，使小说在描写人性之恶时，没有能够深入到一定的人性之黑暗，写出那种残酷，还有恐惧、无情。

我们阅读陀斯妥也夫斯基《死屋手记》，他对那些死刑犯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人性之光。杨显惠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写出了“在场”，可“不在场”的呈现不是很让人满意。他在细节的揭露中，仍然遮蔽了很多的东西，而遮蔽的这些东西，它的力量其实更大！托尔斯泰说，艺术如果不是宗教的，就不可能是真正属于人民的。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代作家，杨显惠无疑受了唯物论的巨大影响。他对我说：“我始终是唯物主义者。”“我对宗教没有研究。”“《甘南纪事》对佛教氛围基本没有涉及，这是我最大的缺点。以后要补这一课。”因此，面对藏传佛教下的藏民，他的写作，总是感觉还有一点点隔。这一点，我们阅读苏俄小说，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信仰的力量。理性与信仰的撕裂，或者人在神之下的呈现，往往是最让人吃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种罪恶下的洁白，洁白下的罪恶，是让中国作家汗颜的。海德格尔说：“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

布尔加科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杨显惠先生身上。

2010年6月12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作者简介


杨光祖（1969-），男，甘肃通渭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当代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原文发表于《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注释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