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萨迦格言》是藏族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撰写的藏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格言，并开启了藏族作家作品中格言诗这一新流派，深刻影响了藏族文学创作。在《萨迦格言》中，作者通过新的文体和个性化的语言创新，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观察，传达了他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和人文关怀思想。本文通过文化的视觉，分析了文本中的“智愚之辨”背后的人文思想，彰显了一个知识精英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通过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批评性观察，解读了作者隐匿在文本中的人文主义关怀和重构文化身份的理想。提出了《萨迦格言》不仅是藏族作家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一部代表作，而且也是藏族文化从英雄崇拜逐渐转向智慧崇拜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文本的观点。

 关键词:《萨迦格言》；文化转型；人文关怀；再阐释

 有关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说 

1、经典在其最基本的涵义上，代表了一种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具有普适性与规范性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价值和意义正是依赖于解释而得以形成，依赖于运用而得以实现的。

2、文学文本的多重意义是通过与解读者之间的对话、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不同的理解构架出发参与到适当中，并在不同的语境和时代生发出新的意义。从历史文化发展的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始终处在一次次文化传承之流中，是多种解读意义的集合体，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是可以多角度阐释的。

一、关于《萨迦格言》

《萨迦格言》是藏族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撰写的一部宣扬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德道和睦需要的文学文本。格言诗这一体例是萨班贡噶坚赞继承吐蕃以来诗的写作传统，汲取藏族民间文学的营养，并借鉴印度作家的同类作品，创造出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体。基本格律为四句七音节，发表作者的政治见解，传达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为人处世的主张和宣传佛教教义等，在13世纪，形成了藏族作家文学中的一个新流派。《萨迦格言》丰富的社会思想内容和充满个性化的语言创新形式，不仅赢得了藏族历代学者的传颂，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作家文学，而且为后世藏族伦理道德观念的补充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本中作者洞察世间万象，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和从中寄寓的人文关怀，深刻地反映了12-13世纪藏族文化从英雄崇拜逐渐转向智者崇拜，兼顾热情出世与理智入世的转型时代一个知识精英丰富而独特的多重体验。

《萨迦格言》的作者贡噶坚赞，也称“萨迦班钦”，即萨迦派大学者的意思。出生在西藏执掌昆氏家族和萨迦教派政教大权的显贵家庭，年幼时从其三伯父扎巴坚赞出家，是萨迦昆氏世系中正式出家受比丘戒的第一人，因博学经论，学贯“五明”而有萨迦班钦的美称。公元1239年，蒙古族统治势力急剧发展，形成威临各族，统一全国的局面。驻扎在西北一带的蒙古首领阔端派遣将军多达纳布率军攻入西藏。1244年，贡噶坚赞应阔端的邀请前往凉州，商议归附蒙古事宜，最后达成协议，任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权之下，结束了西藏地区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为建立全藏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奠定了基础，萨班作出了重要贡献。《萨迦格言》正是这位政教领袖人物和知识精英，通过“格言”这一文本形式，向世人传递出的政治理想、人格模式和行为准则，也可以说是一部解读萨班人文思想和藏族文化在转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文本。

二、智愚之辩——从英雄崇拜到智者崇拜的文化转向

《萨迦格言》共有九章，457首诗，从第一章如何辨析智者开始到第八章如何辨析不合理性。作者始终强调传达社会群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探讨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主题。表达一个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人物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多义思考。与以往藏族知识精英撰著的文本不同，作者始终以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体验为直接性的创作源泉，从作者个体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以格言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为创造载体，传达他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忧思，以及对人性的深刻解读。正如《萨迦格言》中所说的那样：“如同医生配饮食/以药之名治重病/我随世间之规范/在此宣讲圣佛法/”“只有熟知世间法/方能修成出世法/”。

13世纪，是西藏分裂割据、各大教派纷纷寻找投靠不同政治势力的时候，此时，吐蕃王朝已解体二百多年，藏传佛教经过“两路弘法”后，已在藏地开花结果。噶当、噶举、宁玛、萨迦各教派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教法传承体系，各大教派的精英们著书立说各持己见，经过藏王达磨“灭法”时期的沉寂，藏文化在此时终于迎来了全方位的复兴，这也是吐蕃王朝分裂后，藏族文化历经了二百多年的修复，以藏传佛教文化的全面复兴和知识精英为主力，重振文化之风的一个新时代。吐蕃时代的英雄主义已成历史的旧梦，曾经剽悍果决、敏情持锐的吐蕃后代，早已抖落了金戈铁马中荡气回肠的悲壮传说，历史迎来了藏传佛教各派通过重新获寻到的宗教资源，进行重构，创建和振兴后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在这个全方位涌现出激情创造的时代，一大批学术精英依照自己遵循的佛学思想，大量引荐和翻译邻国印度的佛学典籍，出现了像卓弥·释迦益希、玛尔巴、库巴拉泽这样优秀的翻译家。林立的藏传佛教寺庙，如噶当派的托林寺、热振寺；宁玛派的敏竹林寺、多吉扎和左钦寺，萨迦派的萨迦寺。这些寺庙与辩经学院在当时不仅为各派的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环境，而且给予了他们极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尤其是萨迦寺，经过昆·贡乔杰布（1034-1102年）的开建到其子贡噶宁布时（1092-1158）声名已遍扬藏地。萨迦寺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寺庙，也是一个汇聚学者思想和学术交流的学堂和智库。

他们著书立说，开展各种辩论形成了当时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优良学风。尤其是文化精英们借助文学的形式开展宣传和辩驳，藏传佛教文化通过像萨班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思想上已表现出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他们梳理和守护吐蕃时期的思想文化遗产，大量推介印度文化，如萨班在他的《智者入门》一书中首次全面介绍了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文艺学著作《诗镜》，后来在他的侄子八思巴的支持下，藏族译师香顿将此书译成藏文，并风行全藏，对文人作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出现了文学史上的“诗镜体”流派。可以说，萨班为建立藏族自己的文艺理论与修辞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次，他还撰写《量理藏论》在概括总结印度因明和因明理论基础上，批判了各种旧说，并建立了自己的因明思想体系，开创了“藏律量论”学派，这一学风研究的转向，为后期藏传因明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在佛学上，萨班建立和发展了萨迦派独有的“道果法”中的“五蕴学说”的哲学理论内涵，他还精通韵律、修辞、撰写的《乐论》为藏族学者的第一部艺术理论著作，在他的倡导和以身作则的楷模召示下，藏族社会兴起了学习五明的良好风气，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史》中这样称赞他：“藏地习学五明之风，实蒙比大师之思泽！”

萨班的《萨迦格言》是他创立“格言”这样的一个人格典范，向社会公众传出对于社会、人性、道德的深刻思考。通过对智者的察析，观察身居各种环境中的智者，建立他心目中的“智者”人格模式。在萨班看来，智者是高卓理想的践行者、是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者、是社会潮流的引领者。他认为：“智者有坚定的伩念，”即便到了生命危机的时刻，“也不会舍弃善良的本性。”智者应如黄金般高贵，虽然经过千锤百炼的鉴别，本色也不会更改”，智者是“恭敬和谦和”的，他像硕果累累的果树，谦逊地低垂；他像孔雀，“神定气闲的时才会抖亮鲜明的尾翅，”智者是高尚的，即便力竭技穷，也不趋往愚蠢之道，“像雨燕即便饥渴难忍，也不饮用地上脏水。”在他看来，智者的这些品格来自他的勤奋好学，他说“学者的智识虽然广博/依旧学习他人的长处/因为如此持之以恒/很快成为通达一切/”智者是谦恭的，“/格言即使出自小孩/智者也要全部学来/散发香气的麝香/也从獐子那里获取/”他认为，智者是内心富足和精神完满的人，他因有智慧，所以不惧怕世间的万象变化，因他善于观摩，对各种世俗名利的诱惑有鉴别与判断，不盲从、不堕落。作为一名学富五明，名贯全藏的大学者，萨班对知识的尊崇与敬畏，直接影响和摧发了藏族知识精英在那个时代的创新与创造的激情。

萨班在格言中通过大量的笔触，重新为藏人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智者”形象，这个智者与吐蕃时期出现在赞普传略和史诗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不同，是他确立的一个新的人格典范。吐蕃时期，由于社会历史迅猛发展，英明赞普辈出，著名将相迭现，从“不离刀剑，剽悍果决”的赞普，到谋略广博、刚毅雄武的大臣，从英雄史诗到现实生活，人们崇尚和赞美的是力量与勇敢，“勇士”的形象处处可见，这些英雄人物在青藏高原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立下了汗马功劳。英雄崇拜和英雄主义盛行下的文学文本充满了金戈铁马、荡气回肠的雄浑悲壮之美，但这个英雄的时代在经历了吐蕃王朝的崩溃，西藏形成分裂割据后的10世纪以后，随着佛教的不断深入，昔日的“勇士”形象已渐渐转变成“智者”“智士”的形象。化战争为和平，化勇士为智士，《萨迦格言》为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的转型和文化的变迁过程。是我们解读藏族文化从强悍走向智慧转型时代的文化文本。

众所周知，在文化的视域中，主导文化总是借助于文学，完成和实现“借兴助教”的文化感化过程，在当时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知识精英的萨班已经敏锐感知到一个宏大的、朦胧的新的文化时代即将到来，《格言》是一部宣言书，它宣告英雄时代已经谢幕，文化的新时代已迎来了“智者”，这是一个以更加内省和用道德的力量去化解纷争与战争的时代。萨班的“智者”是精神与内心的救赎者，他坚持以佛法的慈悲消解战争，化解仇恨，他宣扬国王应以仁慈执政，反对善恶混淆。他强调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人性，争取人性善良与诚信的回归。他坚持智者应该是追求理性、负责、诚恳与宽容的人，他认为“愚者”是人性中的丑陋与恶的代表，是自私、贪婪、嫉妒、空虚与浮夸的人。他用鲜活生动的场景复活智者，构造理想的蓝图，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及自我约束，以通达世间法的前提修持出世间法，告诫人们应调适自身去适应新的秩序。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大力提倡之下，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化，从整体上出现了兼顾出世与入世的平衡，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能够收放自如的文化作性，尤其是萨迦派“居山村而列钟鼎，入仕途又兼修行，显示出藏族社会政教合一的雏形。一大批学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学养，勇敢地进入到主流文化的公共空间，参与大历史的激情书写，使藏族文化在12、13世纪以柔性的智慧与异彩纷呈的民族特性传播到周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当中，完成了文化外延空间的拓展与提升，同时，文化内部也从历史经验和持续建构中形成了慈悲和智慧双运不二的核心价值。

三、凉州之行——从文化学者到文化实践者的转向

文学是作家思想意图在文中中的投射，把文学意义的生成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去考察，就会产生一种交流与对话，作者通过各种策略传达他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寄寓自己的爱憎态度与价值判断，就赋予了文本丰富的流动的意义和通过这种中介形成了交流和对话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萨迦格言》放置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动态的时间流程中去看，依旧会发掘出一个文化者从著书立说转向文化实践的这种流度。1244年，多达那波二次进藏，并带来阔端写给萨班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这封信，恩威并重，迫使萨班不得不做出选择，萨班在《致蕃人书》中这样写道“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著语之众，来霍尔地方”………凉州之行是萨班政治理想与人文实践的一次实战考验，正如他在《格言》中所赞美的智者一样“高贵者即便是以命相迫/怎会舍弃善良本性/重金即便是千锤百炼/自然本色绝不改变/是作一名智者审时度势，迎激流而上，还是作一名愚者，推萎逃遁？萨班面临选择，他以“政治家的头脑，长者的语气和智者的智整”义无返顾地带着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两个侄子，踏上了漫长的凉州之行的漫长行途。当许多藏地高僧还沉溺于引经据典，把玩着辩难技巧的时候，萨班选择了担当，他不忍心蒙古之师再进西藏生灵涂炭，刚刚建立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再次经历战乱的冲刷，作为一名智者，他深谙取舍之道。他把自己的理想投入到了无法预测结果的实践中，在长达千余里的辗转中，间接地完成了一个知识精英对自己智者人格模式的建构和巩固，他认为：“智者是对真实世间的体察者，而且这种体察也包含着极大的道德热情与生命关怀。检试善恶的严峻分野，是检验智者是否在面临困难绝境仍能知行合一。他在格言中强调“现实人生”、强调“积极入世”与哪些强调“文以载道，”宗教抒发思想的文学作品不同，他将“智者、贤士、尊贵者”这些人格模式放置在一个社会历史的转折当中，放置在生死攸关的选择当中，在行动中展示他们的品性人格，从人性的向度考察智士的行为。同时，嵌入自己深切的悲悯与关爱，表达他“入世”思想下的文化行为。萨班贡噶坚赞的这种化理想为行动的文化实践动力，究其思想根源虽出自佛教的“救赎与利济之心”，但深刻地浸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格言》既是他理想的载体，也是他行动的文化指南。他以“赴身会晤，终老凉州”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在格言中塑造的智者形象，用文化行为诠释了文化理念。

四、著书立说——从文化引荐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转向

文化身份是目前在研究文化时关注的一种有“共有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经验，文化或文学研究的任务也是要不断揭示这种隐匿在文本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但这种文化隐匿的存在充满了流动或不确定性，需要阐释者在文本的文化语境和作者独有的语言策略中去细心寻找与品味，萨班的一生，在佛学的典籍论著中汲取着知识与生命的养分，根植于他生命深处的体验是悲悯温暖的信仰，是与自己民族的母族文化是水乳交融般的和合，可以说，凉州之行以前，萨班的文化体认与身份一直处于一种稳定、单一、可辨性极强的一元状态中，他对文化的感触，文化视域中的行为拓展并没有形成主动性。而凉州之行，彻底地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遭遇，他从一个文化创建者转变为一个文化传播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使这位学富五明的班智达，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得不在文化归属、心理归属和精神归属上完成一次自主性的转变，《萨迦格言》再次以暗喻的形式，映照出了一条从“智”到“愚”或者从“愚”到“智”的选择之路。而萨班“凉州之行”的探路，贯通了蒙藏两个民族之间、藏族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之间的多向交流，萨班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身份也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得到了新的拓展与意义。从1239年多达那波兵临藏北到1244年萨班到凉州会晤阔端，蒙藏之间在文化上有了一次空前的交流，开创了蒙藏历史文化的新纪元，也为后来的两次宗教文化的大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凉州，萨班继续践行他“济世利人”的文化理想，在凉州开始传播佛法，设坛讲经，他主持创建了“凉州四寺”，撰写语法著作《心箍》，开启蒙古语言学的一代先河。由他首次引荐到藏区的印度诗学理论著作《诗镜》，自17世纪以后，被许多蒙古族高僧与学者陆续翻译并撰写了大量有关《诗镜》的著作，蒙古族著名的格言诗《智慧的钥匙》，也从《萨迦格言》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其次，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族的宗教绘画、戏剧、音乐及建筑都对蒙古族艺术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逝世，随同他一起进入凉州的八思巴继续承继萨班的事业，辅佐忽必烈，在担任元朝帝师期间，执行了元朝对西藏的政策，并以个人魅力和丰富的学养，影响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上层人物，促进了藏族文化的深入传播与发展，在他的努力下，使整个萨迦统治时期的藏文化不仅从内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更加深入地开始向外传播。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著书立说、翻译佛经、在宗教、语言学、艺术和医学等方面为蒙藏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蒙藏文化的交流，在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萨班和八思巴成佛法了两个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生命纽带。

通达世间之大道/才能修成出世法/是故顺和诸法性/才是菩萨的行为/萨迦班智达以这种遵循世间之道的理念，顺和天时，地利与人和，确立了智者的人格模式，并以智者和愚者的近距离对照，写出了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而又朗朗上口的格言文本，还原了人性的光阴与黑暗，他在赞扬“智者”时，也对愚者的懦弱、自私、贪婪与卑劣进行了鞭挞与批判，并从人性的向度进行了裁断与分辨。在一个社会面临着新的转折，面临着更多新的选择的时刻，萨班以自己明确的文化指向，宣告世人：英雄崇拜的时代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智者”时代，是遵从世间规则、尊重道德与秩序的时代。也正是在萨班的倡导之下，藏族文化通过大小五明的学科确立，通过智者精英的前赴后继，完成了十二十三世纪的文化大复兴。可以说，这种文化的转型以及智者人格的确立，进一步明晰了藏族文化中崇尚知识、崇尚理性、和谐发展的文化基因。

秉承这种文化传承，萨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文化理念，不拘泥不守旧，通过文化行动与实践，实现生命意义。无论是“智者”人格模式的确立，还是“凉州之行的文化远旅，萨班开启的人文理想，最终成为蒙藏两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也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历史，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模式。

五、结语

《萨迦格言》作为藏族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阐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和人文主义理想，文本独特的语言策略，表现了作者浑厚的知识学养和勇毅果敢的个性，他确立的“智者”人格模式，标志着藏族文化从吐蕃时期的英雄主义崇拜转向智慧与理性崇拜，并沉淀在藏民族的集体心理中，成为文化精神的衡量指标。他引荐和推广的外来文化，渗透进藏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中，形成藏族文化一贯秉持的包容、通达的文化心态。他以自己文化行者、和平使者的身份，摆脱了战争的杀戮，顺迎了时代的发展，维系了社会秩序的根基。《萨迦格言》从文学的角度彰显了萨班个人对现实生活的参悟，从历史的角度，传达了和平主义的信仰，从文化角度，阐明了一种指向，那就是：从隐含于现实生活之中的“文化”进行发掘，再依托于人性向度，文化可以跨越政治的鸿沟和军事的对峙，在交流与互补中寻找到她的终极意义。
     

作者简介：德吉草，女，藏族，1963 年生，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人。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生导师。1984 年—1993 年，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编译局从事古籍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1986 年—1988年，中央民族学院参加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修班的进修。1993 年8 月，调入西南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2000 年起，在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任教至今。自参加工作以来，长期致力于藏族教育、藏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喀巴大师中论广释释注》等4 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省部级项目5 项。编译藏佛教典籍《隆钦七宝藏论》；出版《歌者无悔》、《族群互动与多元创造》（合作）、《藏族道德》、《藏族简史》（修订本）、《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诗意地栖居》、《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藏族当match代文学批评》等8 部学术著作；撰写《藏族现当代文学选编》、《藏族当代文学简介与批评》2 部教材。先后发表《藏族当代文学再思考》、《认识阿来》、《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失落的浪漫与苏醒的庄严》等学术论文30 余篇。近年来，先后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优秀奖、四川省教改项目一等奖、西南民族大学教学质量二等奖和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四川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