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的沿线传播提供了广阔前景。在中华文明复兴与中华文化二次传播视阈下，文章通过梳理活态史诗传播的媒介嬗变与翻译现状，描绘出活态史诗沿线传播的三种类型谱 系并推导出活态史诗翻译的九种转换制。文章认为，史诗传播的理想范型应当是借鉴民族志诗学、人类学深度翻译与影像文化志理论，以便立体综合地呈现活态史诗的语言诗性特点、文化表征功能和口头表演特征.活态史诗“原汁原味”地在沿线国家传播，对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在沿线国家的模塑作用意义 重大。

　　　关键词 :少数民族活态史诗 翻译谱系 转换机制

　　　1.引言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化改革、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沿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聚集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文化将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资源，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将愈加凸显。较为典型的是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至今活态流传的“三大史诗”———藏族《格萨斯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千百年来，三大史诗以口头传唱与文本书写等多渠道民间创作形式流传于中国西部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土族等广袤高原地区，期间又西经丝绸之路，东藉扬帆出海，形成多语种传播的复杂格局，体现出多元文化共同模塑的多声部复合史诗特征。尤其是2009 年《格萨尔》和《玛纳斯》史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中国活态史诗已进入了国际史诗研究的学术视野。“一带一路” 为我国史诗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蕴含着推动相关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学术契机。

　　“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在我国全面发展时期的现代升级版，涵盖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融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共赢”。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中 国同丝路国家经济交流的同时，还要促进与丝路国家的文化互动与融合，进而重新唤起沿线国家的文化记忆，推动丝路国家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三大活态史诗作为中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注定承担着重要使命。跨民族跨国界传播的三大活态史诗，其传播带正好处在丝绸之路的轴心区，是族际文化互动、国际文化交流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例证。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探索有效传播活态民族史诗的翻译类型谱系和转换机制，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重要课题。

　　2.三大活态史诗翻译研究现状

　　中国的史诗蕴藏极为丰富，大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只是因为文字隔阂，译作本来就少，传播范围有限，从而鲜为人知。然而，鲜为人知并非说明史诗少量存在，相反，在 20世纪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搜集和整理工作中，陆续发现了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的大 量史诗。大量民族活态史诗的发现表明 中国不但不缺乏史诗，而且是 21世纪史诗研究最为活跃的国家，在世界史诗学版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仍然活跃在口 头传统之中，在世的吟诵诗人仍然在演唱着这些史诗。

　　古典学、语文学、语言学等学科对文本化之后的固态史诗研究作出了相当贡献，中国三大活态 史诗的重新发现及相关研究推动国际史诗学进入跨学科研究范式的新阶段。然而，与处于翻译研 究中心地位的书面文学相比，活态文学翻译及其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翻译学的边缘位置，很少被触及。中国文学翻译史是宏观的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民族典籍翻译是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的 交叉研究领域，对于民族文学和文化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本应得到更多的 学术关怀，理应作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一个分支，然而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几乎是处于隐形的状态，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三大史诗译介最早都始于国外，与海外藏学、蒙古学、玛纳斯学发展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自1776年俄国学者帕拉P.S.Pallas 将《格萨尔》首次介绍并翻译到西方以来，陆续有其他民族口传史诗在西方引起了关注。1802－1804年，德国学者别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用德文将《江格尔》两篇故事翻译出版。1856年，俄国民族志学家乔坎·瓦里汗诺夫（Chokan Valikhanov） 将在中亚地区搜集到的《玛纳斯》部分诗行翻译为俄语。三大史诗的域外传播经历了由非英语译本到英语译本的逐渐过渡，并在西方主要语言之间多次转译。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汉语过滤器”问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作品翻译为汉语后再译成其他语言过程中，原文所经历的多重过滤从口语到书面语，从民族语言到汉文，从汉文再到各种外文的介质与内容。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翻译研究的美国汉学家马 克·本德尔（ Mark Bender） 总结了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翻译的三种方式利用既有的汉语译本翻译从口头的源语言直接翻译为目标语利用书面的双语译本进行翻译。但无论哪一种都需提供民族志背景和表演语境（ Mark Bender 2005：144） 。两位汉学家秉承了美国“表演理论”学派的民俗学翻译传统，对当前活态史诗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国内对三大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民族典籍翻译实践开始起步。一批翻译家和学者先后对民族口传文学进行了翻译与研究。20世纪 30年代于道全、任乃强汉译《格萨尔》，拉开了国内史诗翻译的帷幕。杨宪益夫妇较早将翻译为汉语的少数民 族作品翻译为英语。1981年，马学良发表《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文章，指出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和难点（马学良1981： 114） 。扎西东珠（2012：87） 发表论文和专著，就《格萨尔》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学翻译研究进行探索，并阐释了史诗汉译中的文化传递问题。2010年新疆大学出版了《江格尔》首个英译本。单雪梅（2011）对《江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推介情况作了述评，认为《江格尔》英译本体现了许渊冲倡导的“三美”翻译原则。梁真惠（2015）出版专著《〈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对《玛纳斯》史诗翻译传播作出了系统描述与理论探索。就翻译转换机制而言，杨自俭（2005：627）认为汉语典籍英译增加了一个从古代或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再到现代英语的语内翻译阶段，涉及到翻译转换机制问题。黄忠（2012：95）进而指出，典籍外译时可能经过原语的古文今译和外语的今文古译语内转换过程，从而古原语、现代原语、现代译语和古译语四要素与典籍外译的阶 段可以演绎出七种直接和间接转换机制。上述观点均探索一般典籍翻译的转换问题，但遗憾的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的翻译转换涉及不多。

　　学界在活态史诗“他民族化”，即藏、蒙、汉等民族语间内部翻译和诸多语种域外译介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与汉语书面文学的异同，以书面文学的规制来研究活态文学的文学传播机制 都偏重口传文学“文本化”之后的传播和译介，忽略了活态史诗的多媒介传播型态 都基于汉语书面文本的“文化过滤”翻译，尚未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视角开展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翻译转换研究。        

　　　　3.活态史诗翻译的类型谱系

　　翻译作为人类跨越语言界限的交往行为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借助于书面文本的翻译历史则已经超过一、二千年。纵观人类翻译史，当前翻译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实质性的变化。谢天振（2004：7）将人类的翻译史粗略地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初期阶段的口语交往阶段、中期阶段的文字翻译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文化翻译阶段。这是翻译界对翻译媒介发展较为中肯的最早叙述。因为，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来看，翻译经历了口头语言、文字印刷和文化翻译三个阶段从翻译对象而言，则经历了宗教翻译、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等阶段。实际上，比照人类媒介发展嬗变的 历史，翻译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口头媒介翻译、印刷媒介翻译和数字媒介翻译阶段。

　　活态史诗是原生态口传文化的典范，其文化传承与人类媒介嬗变大致类似 首先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化，其次是文字发明之后的文本书写文化，再到当下电子传媒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活态史诗传承的三个阶段不仅仅是彼此取代的关系，在当前语境下呈现出并行存在的态势。也就是说，虽然从最初的艺人口头说唱经过文本化过程，直到当下以多媒体介质传播，活态 史诗传承形式和载体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活形态史诗最本真的特征，说唱艺人的说唱至今仍然 存在，并没有随着史诗的文本化而消失殆尽。

　　“没有对翻译史的整体性研究就不可能在历史的高度全面认识翻译形态的多样性、人类翻译 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许钧（2014：2）。从文化传播战略视角对活态史诗传播媒介进行解读和重新阐释，就会发现，史诗经历了纵向口头传承和横向文本传播的传播态势演变。相对于书面文 学的翻译传播而言，活态史诗翻译呈现出文本种类多样性与翻译方式复杂性特征，详见下图。

　　图1 活态史诗翻译类型图

　　大量活态史诗木刻本、手抄本都是从说唱艺人口中而出，记录下来的文本是口传史诗文本化的第一个阶段。除了存在大量异文本和撰写文本之外，活态史诗翻译还有语内转写、合作翻译、多语种转译、回译和往复翻译现象存在。总体而言，活态史诗翻译可分为三类 民译、汉译与外译。所谓民译就是史诗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翻译以及民族语今译 汉译则是指把民族史诗翻译为汉语 外译则是指民族史诗翻译为多种外语。活态史诗的民译、汉译和外译与汉族典籍的民译、外译和今译一起构成了民族文学翻译的全息图景。

　　相对于传统翻译模式由原文出发到译文的单向、线性运动过程而言，活态文学外译途径之一是从民译出发、经汉译中介再度翻译为外语，由此拉开了民族口传文化进入汉语文本再进入世界 文学的汉译中介模式，为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活态史诗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翻译与传播横跨人类媒介文化的诸多形态。活态史诗翻译呈现出口头翻译、书面翻译以及 未来数字媒介译创所构成的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景观。对活态史诗在口语文化、印刷 文化、电子媒介文化形态下翻译与传播的媒介嬗变进行比较研究，探知翻译媒介演变的历史踪迹 与未来趋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话题。      

　　　4.活态史诗翻译的转换机制

　　在早期活态史诗沿线传播的实践过程中，海外人士、早期汉学家充当了史诗外译的主角。1949 年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史诗译介主体由海外汉学家逐渐过渡到中国本土译者，译介方式由个人译介方式转变为国家译介方式。而国家层面的译介侧重于文化外交策略，如此，实际上是拉开了民族口传文化进入汉语文本后进入世界文学的帷幕。从活态文学翻译角度出发，相关的研 究话题包括厘定口传文学翻译中源本与原本的区别、本体与变异的联系、语际翻译与文化交融以 及语内转写与翻译转换的关联互动。其中，基于程式与程式结构的认识，运用故事范型与典型场景，复制史诗的话语来探索活态史诗异域文化传播的转换机制与译介模式，为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范式引导，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学术话 题。

　　众所周知，人类翻译最早的阶段是口语交往阶段，目的在于沟通交往双方的基本信息，内容大多限于一般的日常交往和简单的物物交换活动。在《周礼·秋官》中“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与《说文》中“传四夷之言”的话语，便是对“译”的早期解释，彰显了早期口语为媒介的翻译特质。随着文字的发明，人类进入文字翻译的阶段，翻译内容为宗教典籍、文学名著和经典文献。翻译从日常交 际的话语转向了语文学研究范式。这一阶段包括古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翻译研究，讨论的核心是直译与意译、可译性、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诸如“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以及翻译的标准等等，都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然而，语文学研究范式追求理想化，过分强调译文与原文在意义、句法、文体上与原文文本的对应，忽视了译文读者的反应以及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和视野范围不断扩大，得益于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建立在两种语言转换基础上的语言学翻译观。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者从乔姆斯基（Noam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关联理论、认知语言学中吸取相关理论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了描述与分析。雅各布逊提出的翻译类型三分法，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超越翻译单纯语言研究的界限，认为翻译不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事关人类信息的转换和传递过程。借鉴雅各布逊（Ｒoman.Jakobson 2000114 )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分法，活态史诗从口耳相传到译入语的文本转换，其翻译转换机制可绘制为梯形ABCD，详见下图。

　　图2 翻译转换机制结构图

　　正如笔者在《〈格萨尔〉史诗域外传播的翻译转换与话语体系》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该图比较直观而形象地呈现出活态史诗翻译转换机制（王治国 2016：173）。活态史诗域外沿线传播的翻译转换历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个方向和过程。民译与汉译属于内部翻译（internaltranslation），体现在由AB、AC、BC和ABC所构成的空间场域。其中既有从活态史诗民间传唱到以文字记录、众多刻 本、印刷本的文本化过程（theprocessoftextualization），即同一语言内部的语内翻译，又有从民族语言到汉语的域内翻译，即不同民族语言间的语际翻译。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从口头传唱到文本印 刷的文本化过程中，即某种意义上的语内翻译中，口头传唱的文化语境与活态文学的精髓不可避免地会损失。而汉译则是构成以往及当下民族史诗沿线传播与对外译介的中介枢纽，今后将成为一种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传播的常态。最终朝向的多语译本，构成了史诗外译（external translation）的文本载体，体现在由AD、BD、CD、BCD、ABCD所构成的空间场域。其中，AD机制是语际、符际翻译，也是直接翻译，由口头说唱直接到译入语文本是最为理想的符际翻译机制，但操作难度最大，涉及由口头说唱到各种文本翻译的诸多转换过程，需要精通原语和译入语的译者，甚至是合作翻译来进行。BD机制是传统的书面文本翻译，比 AD 机制少了口头到文本的文本化过程，难度有所降低。CD 机制由于从汉语中介译本出发译为外语，译者不需要掌握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史诗中文化信息可能经过了过滤和变形。BCD 机制是已有译本中较为普遍的翻译转换形式，即从少数民族语言书面文本翻译为汉语译本之后再行译出。而 ABCD是较为复杂、环节最多的类型。转换过程几经周折，终得以外译本译出。

　　如果说活态史诗在从A到D的传播过程中，AB、AC、BC和ABC四种翻译机制构成了史诗传播的民译和汉译的内部翻译的话，那么，AD、BD、CD、BCD、ABCD五种翻译机制构成了史诗外译的外部翻译，属于语际翻译，即一般意义上的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翻译途径和机制。如此，则构成了少 数民族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这些机制包含着语言学、民族学、翻译学、人类学 等研究的综合视野，蕴含着跨学科合作建立活态文学翻译网络的学术前景，为当前少数民族活态 史诗“走出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范式引导。由此，我们足以管窥活态史诗域内外传播的翻译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

　　现有的三大活态史诗翻译，基本上是属于 ABCD机制。以活态史诗《格萨尔》为例，《格萨尔》史诗经过降边嘉措和吴伟的汉语编译，形成了《格萨尔王全传》汉语精选本，在此基础上，又经王国 振等英译，推出《格萨尔王》英译本走向世界。此外，藏族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根据藏 语原文《格萨尔》用汉语再创《格萨尔王》神话史诗小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又将此汉译本转译为英 语。可见，汉译本成为了活态史诗对外沿线传播的中介译本（ intermediateversion） 。将少数民族活态史诗翻译为汉语，再翻译为各种外语推向世界，构成了当前民族文学以汉语为中介走向世界文 学的重要译介模式之一，为其他民族文学和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

　　5.活态史诗沿线传播的思考

　　就中国文学“中学西传”的对外译介而言，有学者指出 “翻译中国文学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文学译介，文学译介作为文化传播行为只有遵循传播规律才能达到较好的译介效果。” 鲍晓英（2014： 65） 活态史诗要原汁原味地在沿线国家传播、走向世界，作为活态文学精髓的语言诗性特点、文化表征功能和口头表演特征理应在译本中得以呈现。为此，不仅要建构再现活态史诗精髓的民 族志翻译模式，更为紧迫的是，还要建构史诗立体景观的数字翻译模式以寻求史诗沿线传播的理想范型。可以将艺人史诗表演和多语种史诗版本进行数字典藏 通过兼容史诗图文、说唱音频、视频、网页等多媒体影像文化借助影像媒体重现表演语境运用数字媒介立体地重现史诗说唱全貌，欣赏史诗多语译本与说唱视频，使口传文化以新的形态得以传播。

　　理论角度而言，当前民族志诗学、人类学深度描写与影像文化志数字媒介最新理论可为活态史诗翻译与传播的理想范型与策略方法提供学术启发。民族志诗学主张运用书面印刷符号重现与口头表演相关的吟唱要素，旨在形成一个口语文化信息与意义得以在书面文本中呈现的翻译 文本。人类学深度描写通过“深度翻译”阐释史诗民族意义生成与民族经验渗透，并利用文化想象 凸显史诗的民族价值以呈现其文化依附的民族属性，从而使译入语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原语 文化。影像文化志则通过拍摄制作活态史诗多媒体影像以及运用数字技术手段，尝试全景式再现 史诗说唱全貌，旨在使口语文化以新的数字影像形态得以传播。此三种理论方法相互补充、综合 融通，能够相对完整地揭示活态史诗特有的语言诗性特点、文化表征功能和口头表演特征，从而可以再现活态史诗的原初样态和艺术魅力。有鉴于此，翻译界要形成以民间为基础、学界为智库、政 府为后盾的三方合力，在尊重民间习俗和注重保护活态史诗赖以依存的文化语境的同时，从阐释 人类学出发，结合民族志诗学与表演理论，建构以数字翻译语料库为旨归的民族活态史诗翻译模式，尽可能在多语译本中立体综合地呈现活态史诗原貌。

　　从实践层面而言，在史诗对外沿线传播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翻译，理想的做法是国内外译者合作进行翻译，以地道的译入语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这一点，阿来的《格萨尔王》英译本具有得天独厚的势，因为英译本的译者正是有“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第一人”之称的葛浩文。葛氏对《尘埃落定》的英译已经在西方拥有了一定的作者，阿来又一次正确地选择了最为合适的译者。其 次，尽量用西方的语言，按照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和讲述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因此，阿来的《格萨尔王》小说改编本不失为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和努力，他用当代汉语对格萨尔故事 进行叙述，再加上阿来的《尘埃落定》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已经具备了史诗以小说形式进入西方世 界的可能性。再次，在出版装帧设计和纸张印刷方面力争符合国际标准，既要突出中华少数民族 的民族特色，吸引海外读者的注意力，又要符合国际标准，使我们的出版产品能为外国读者所接 受。实际上，海外普通家庭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恰恰是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最后，要拓展多渠道的销售方式。改变传统的售书模式，提倡线下与线上并举，实体书店与网络销售相结合，尤其是与全 球主流的亚马逊网上书店、巴诺书店和博德斯连锁书店、贝塔斯曼全球英文书会等西方主流媒体 的流通渠道合作，借船出海，通过他们的发行网络销售活态史诗翻译图书。

　　　6.结语

　　通过三大史诗口头传承、书面文本以及现代媒介的传播研究，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对少数民族活态史诗译介的类型谱系与转换机制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重新审视活态 史诗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书写中应有的学术价值，以补充和完善当下只以汉族典籍翻译为主的中 国典籍翻译研究，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书写提供思路 另一方面对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认同在沿线国家的模塑作用意义大。活态史诗文化口传文学历经媒介文化语境变迁的不 同译介与传播模式，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一课题天然地处于文艺学、翻译学、传播 学、民族学等多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前沿，对于当前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文化传播乃至“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不无裨益，具有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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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治国（1975- ），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学博士，比较文学博士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SU）访问学者（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活态文化翻译与传播。

　　（原文载于《外国语》2018年第2期）

　　   值班编辑：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