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代以来，大量涌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很少见到民族文学的身影，民族文学陷入“入史”困境。作为一种突围“入史”困境的举措，民族文学研究界提出“多民族文学”及其衍生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替代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命名。本文对“多民族文学”观进行了学术考证，并分别由从政治到文化的身份定位转变、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内涵转变、从一元到多元的文学史观转变三方面对“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内涵加以分析。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突围；“入史”困境；学术考证；现实内涵

　　一、民族文学的“入史”困境

　　大学教育作为现代知识传播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不管对知识模式的塑造还是对学术格局的形成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而文学史作为文科类综合大学教材，无疑享有权威话语权，作家、作品的“入史”及经典化，无形中成为步入主流学术格局的门槛。所以，入不入史，在排除作品艺术价值的主观因素外，客观上也涉及到话语权的有无。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而言，继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后，近年又出现了新一拨重写呼声。此次重写呼声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入史”诉求，如关于旧文学“入史”、民族文学“入史”、网络文学“入史”等，“入史”诉求实质上是对一元化学术话语的反抗，具有重构当代文学研究学术格局的立场。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获得意义的。所谓“入史”指的是入中国文学史，由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文学”命名都是建国后才出现的，所以民族文学“入史”主要指的是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是在特定时段内出现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工作肇始的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及重启的1980年代初，民族文学是被纳入文学史的，所以还不存在“入史”问题。而到了1990年代后，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下编纂的大量重写本当代文学史中，民族文学却踪迹寥寥，始出现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

　　相对于建国初的“少数民族文学”命名，1990年代以来的“多民族文学”提法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正是民族文学研究界发出的一种民族文学“入史”声音。

　　“少数民族文学”是建国初基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建构而出现的一种提法。因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建国后党和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多民族”建设工作，“少数民族文学”在此语境下隆重出场。而十七年及新时期初民族文学之所以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正是因为它在“多民族国家”建设层面被纳入国家学术的整体格局，这从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生成过程即可见出。建国伊始，《人民文学》就高调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并刊发作品，将其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实现了文学层面的“多民族国家”形象塑造。1950年代起，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国家权力的引领下展开，确定了各民族的名称与数目，从政治上确立了各少数民族的身份。在完成了少数民族命名以及“多民族国家”文学形象的塑造之后，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多民族”历史书写成为“多民族国家”建构步骤中顺理成章的一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篡及少数民族文学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历史情境下同步生成，成为十七年时期国家建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新时期以来，文艺附属于政治的时代语境翻页，尤其是1990年代后，文学研究模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学术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学院学术转变，文学史编撰也摆脱了国家行政规划的局面。对当代文学史来说，是否收入民族文学不再关涉国家建构，而仅为学者个人的学术选择，民族文学逐渐淡出大部分当代文学史，出现“入史”困境。

　　从文学史视野出发，以“多民族文学”置换“少数民族文学”，从学科合理性的源头上解决“少数民族文学”政治命名难以为继的局面，这是“多民族文学”的深层意义所在。称谓的转换，实质上代表的是一种突围“入史”困境的举措。

　　二、“多民族文学”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考证

　　“多民族文学”产生影响始自《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开设的“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但作为一种有别于“少数民族文学”命名的文学观念，其出现却要更早。

　　1994年，回族学者白崇人在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的论文《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注重“分解研究”》中指出，民族文学初创期，各民族文学被视为一个整体，其同一性受到强调。但随着作家自主意识的增强，各民族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异性逐渐增大，个体间的不平衡愈益明显，这给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必须注意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异性”，加强对“单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的“分解研究”。[1]白崇人对民族文学研究“分解研究”法的提出是比较敏锐的。文学研究总是滞后于创作，在民族文学建构期的十七年，各民族文学独特的“民族性”被政治上的一致性遮蔽，谈不上本质上的差异。但新时期，随着政治对文学的松绑，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对“民族性”的提倡，各族人民的文学创作返归民族传统，表现出各个不同的民族特色，这就提醒民族文学研究应从以前把“少数民族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思维转变为关注每个民族文学创作的个体差异性的思维。可以说，白崇人的看法已初具“多民族文学”雏形。

　　同年，满族学者关纪新在《论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6期）中提出，当代民族作家已经意识到“建立民族文学独立品格”的重要意义，他们正着手改变本民族文学以“附丽物”方式“依附于他民族文学”的尴尬处境，进而努力建立“多民族文学兼容并存”的理想模式。[2]这里的“依附于他民族文学而存在”，指的是依附汉族文学。这是建国初“少数民族文学”建构时的一种主流观点，对十七年民族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我国56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建国初，有些人口较少、地理位置偏僻的民族还处于部落社会。为了让这些民族尽快跟上社会主义的步伐，以便实现各民族齐声歌唱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图景，建国初，《共同纲领》即明确规定政府在教育、文化及经济、政治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建设的政策。[3](51)针对一些当时只有民间文学而无作家文学的民族，政府采取鼓励汉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做法，以此带动民族文学的发展。但汉族作家引导民族文学建构时，也会无形中形成一种汉族拯救少数民族的文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少数民族就仿佛是失去民族个性的“附丽物”。关纪新这篇论文突出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独立品格”，背后隐含的就是“多民族”的文学立场。1995年，关纪新、朝戈金合著《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提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成单元”的，而从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派生”而来的各民族文学，应该也是“多元”的。[4](17)该著对各民族文学的多元差异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与民族文学建构之初的同质性观点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上一篇论文对各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平等地位的强调，则“多民族文学”观念在关纪新这里已经基本形成。

　　此后，关于“多民族文学”的具体用法或与之类似的表述陆续出现，以下，笔者以刊发在《民族文学研究》上的论文为着眼点做具体寻绎。2000年至2003年，《民族文学研究》刊发章天柱的《关于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学派的思考》、刘守华的《因祸得福的伴侣——多民族传承的故事类型“两老友”》、贺学君的《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诗謭论》、张明的《20世纪下半叶新疆多民族文学交流影响初探》，这些论文仅从题目就可看出对“多民族文学”观念的借鉴。白崇人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的文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解构》，提出强调各民族文学间差异的解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说。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个突出所有民族文学的共性而掩盖单个民族文学个性的概念，为尊重个体差异，应把民族文学创作从一个“整体”解构为多个“单一的民族”创作来研究。[5]白崇人用“解构”一词直接溯源“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民族文学多元发展的限制，很具学科反思性，也具有毋庸置疑的“多民族文学”立场。陈建宪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多元一体格局鸟瞰》、邓敏文的《试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和杨义的《多民族文学的碰撞融合及其文化哲学》对应于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中华民族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陈建宪认为，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多源发生而交流融合，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之美”，这种“共创共享，异中求和”的多元文化，对于当前存在民族文化冲突的世界格局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6]

　　经过以上探索，民族文学研究界已对“多民族文学”达成共识。此基础上，自2004年起，《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各综合性大学及民族院校，举办每年一度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将对“多民族文学”的提倡落实到具体的理论探讨和文本批评上，进一步推动了“多民族文学”观念的影响。

　　如此一来，从文学史的角度提出“多民族文学”的历史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也就水到渠成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最初出现于《民族文学研究》，该刊自2007年第2期至2009年第3期专设“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先后刊发相关论文39篇，在民族文学研究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当代学界的文学史观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种体现“多民族文学”内涵的文学史观，它反对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二分的既有模式，提倡具有“多元文化”立场的“五十六分”模式（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学“各具一席”）。[7]它的出现与存在本身，都在提醒着中国文学史一元论的不足。

　　三、“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内涵

　　虽然“多民族文学”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一个指向文学，一个指向文学史观，但从凸显各民族文学多元互补的立场和学科突围的文学史视野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多民族文学”观念的更高阶段，故下文所用“多民族文学”都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从被命名的“少数民族文学”，到自命名的“多民族文学”，命名变更的背后蕴含着民族文学研究界突围民族文学“入史”困境的良苦用心，它具体体现于“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内涵。

　　（一）标志着从政治到文化的民族文学身份定位转变

　　“少数民族文学”命名产生于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建构，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一种不同于历史上各民族自然存在形态的政治身份认定，其最初目的是为了落实了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以实现各民族平等参政的政治权力。

　　与此相应，“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种政治命名。“少数民族文学”提法最早出现在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发刊词上，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茅盾在发刊词上提出刊物的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8]作协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规范文学界的一个机构，是共和国“文学体制的集中体现”。[9](80)《人民文学》作为作协的机关刊物，具有引领当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政治风向标作用，则建国初“少数民族文学”在《人民文学》上的出场，无形中说明了“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人民文学》此后经年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持续刊发，与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长篇小说的出版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一道，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此时被建构出的“少数民族文学”与历史上各民族自然的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语言、有聚居区、文化自成体系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典籍，但这些文学典籍是自发生成的，不是在国家规划下被动形成的，其存在状态也是自由自在而非政治统辖下的模式化。一般来说，民族文学总是与各民族的风俗、历史、宗教等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意识建构目的和被建构的方式，都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自然自在的民族文化话语，而更倾向于一种符合政治导向的宣传话语。

　　“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出现使当代文学史写作立场实现了从政治到文学的扭转。与此类似，“多民族文学”观的出现也使“少数民族文学”命名的政治立场开始向文学立场翻转，而因文化是民族文学的精神内核，故其文学立场更倾向于突出文化性。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在文学史视野上。转变首先从拆解政治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命名开始，如前述白崇人的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解构》，就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解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动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也是首先从概念解构开始，如关纪新写的笔谈首篇论文《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就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是“带有局限性的历史范畴”，它实际上只是当时的一种权宜；而在破“少数民族文学”政治命名的同时，树立“多民族文学”的“文化和文学意蕴”立场，才能取得民族文学学科的合理性。[7]主流学界学者李怡对此也有所回应，他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所代表的汉与非汉的二元划分法可能会构成对一些重要问题的遮蔽，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追求应该体现在最大程度地“呈现民族生存形态”之“多样与复杂”[10]。

　　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文化立场的确立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毕竟，“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对话的基点恰恰是民族文化自身”[11](463)。在西方学界，自20世纪50至60年代“文化研究”思潮出现以来，文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甚至发生了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多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也成为如加拿大这样多族群聚居的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学史观。对于中国当下的重写文学史呼声来说，“多元文化”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故“多民族文学”观的文化定位是一种具有学术前瞻性的“入史”立场。

　　（二）表达了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民族文学内涵转变

　　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也表达了民族文学内涵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变。

　　少数民族约定俗成地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少数”是与汉族这个“多数”民族相对的一个称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分，无形中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即少数民族是区别于汉族的另一个整体。这种将各民族视为具有同质性整体的思维，实质上掩盖了各民族作为自成单元的文化个体的异质性。

　　十七年期间，“少数民族文学”命名对各民族文学的同质化处理，造成了对民族文学多样性的遮蔽。这种遮蔽一方面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民族性多停留在异域风情的表层描写上，难以进入各民族具体丰富的文化空间，徒具民族特点的壳子而无其实。另一方面表现在将差异很大的各民族想象为一种落后的、有待拯救的类型化形象，忽视各民族文学多样的“民族性”内涵，导致出现“少数民族文学”缺乏“民族性”根本的尴尬局面。

　　正是出于超越同质性局限的目的，民族文学研究界提出“多民族文学”。“多民族”首先指的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以56个民族各具特性之“多”，替代“少数民族文学”视各民族为有别于汉民族的一个民族整体单位之“少数”，不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共性”掩盖“每个民族文学创作的个性”[5]。进而真正深入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内核，最大程度地表现民族生存形态的“多样与复杂”[12]。可以说，对民族文学异质性内涵的阐释正是“多民族文学”观的宗旨，如关纪新认为在“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与汉族文学形成呼应的不应该只是“少数民族文学”一家，而应该是“总共五十五家的族别文学”[7]。“多民族文学”观对各民族文学异质性内涵的阐释，释放了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是一种让民族文学冲破政治抑制回顾文学性、民族性的有效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各民族文学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得到强调，而民族文化以及文学个性的凸显，正是民族文学突破困境得以“入史”的门票。

　　（三）呼吁着从“一元”到“多元”的中国文学史观转变

　　“多民族文学”观之所以出现，固然有唤醒被“少数民族文学”命名抑制的“民族性”内核，使民族文学回归本源的动机，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突围1990年代后民族文学的“入史”困境。可以说，“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出现，正是呼吁扭转汉民族文学中心的一元文学史观，确立包含多民族文学在内的“多元”文学史观的声音。

　　这就涉及到“多民族文学”的另一层内涵：“多民族文学”之“多”指向各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资源之一是费孝通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多元统一体”[13](3~4)。其中，多元指向各民族的文化多元，一体指向各民族的政治一体。“多元一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凝聚成的一个统一体；第二，56个民族单位各具个性；第三，各民族单位的关系是紧密、不可分割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对于1990年代后在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渐边缘化的民族文学来说，不啻为指路明灯，因而作为对抗将汉民族文学史冠之以“中国文学史”的一元化思维的理论资源，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的多篇论文中出现。如关纪新在《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中明确提出它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坚实的理论基石”。[7]关纪新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的主将，他的观点同时体现了笔谈栏目“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正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汉文化一元中心起源说的翻转一般，民族文学研究界如此重视“多元一体”，也是借助该理论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实现对汉文学中心的一元论文学史观的翻转。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同时隐含着对一元论话语霸权的反抗，这一点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也颇有启发。正是从话语反抗的意义上，民族文学研究界认识到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二分的模式以汉文化为中心，必然导致民族文学被遮蔽的边缘化处境；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赋予民族文学以与汉族文学平等的地位，反抗一元论文学史观对民族文学的“忽略、遮蔽和扭曲”，[14]进而为民族文学突围“入史”困境提供坚定的边缘立场。

　　原发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

　　参考文献：

　　[1]白崇人.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注重“分解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1994(1).

　　[2]关纪新.论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J].社会科学辑刊，1994(6).

　　[3]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4]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5]白崇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解构[J].民族文学研究，2000(2).

　　[6]陈建宪.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多元一体格局鸟瞰[J].民族文学研究，2002(3).

　　[7]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J].民族文学研究，2007(2).

　　[8]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J].人民文学，1949(1).

　　[9]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李怡.少数民族知识、地方性知识与知识等级问题[J].民族文学研究，2010(2).

　　[11]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李怡.“汉语新文学史”中的知识/权力问题[J].理论学刊，2010(6).

　　[1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4]徐新建.表述与被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视野与目标[J].民族文学研究，2011(2).

　　作者简介：

　　马梅萍，女，回族，宁夏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学研究、回族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曾在《民族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回族研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其中CSSCI论文多篇。参加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项目，为子课题“中国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史”负责人；主持并完成2012年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专项基金项目：《黄土中的金子——石舒清文学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