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和开创的七下西洋、和平往来事业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成果，在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中，开掘弘扬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意义深远。文章力图以史为鉴、旨归当下，梳理呈现了民国回族报刊中郑和阐释的主要方面:立足基础性史料的宏观历史研究、聚焦现实需求的精神意义倡导、浸润民族情感的现代文学书写，于此说明当时回族社会对其的认知与研究尚处于自发阶段，有一定局限性。但正是由于对回族报刊这一具有独特编创群、读者群平台的紧密依托，郑和史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

　　关键词：郑和阐释;民国回族报刊;自发阶段

　　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中国回族杰出的历史人物郑和及其所开创的七下西洋、和平往来事业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成果，在政治外交、经贸往来、民族沟通、文化建设等诸多层面，都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使命的践行中，郑和文化精神的阐释弘扬尤为重要且迫切。它不仅有利于中国回族社会的发展创新，也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根本上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基于此，本文拟就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的郑和阐释做一梳理，总结既往旨归当下。民国时期是回族重要转型期，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革新革命浪潮与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共同推动下，回族宗教、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都有所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回族闭塞边缘的社会地位和族教濒危的现实困境，并使其逐步步入一个与主流积极对话、谋求共同发展的全新历史时期。回族报刊作为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传播媒介，以丰富的形式与内容记录阐释了这一历史巨变。梳理以此为载体的郑和阐释文本，可以看到民国时代回族社会对其的认知范畴与研究程度，从而以史为鉴更好地珍视运用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对郑和的阐释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回族史学研究者依托明史以及1930年以来陆续被发现的碑文、家谱等实证资料，逐步考证丰富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事迹。这基本与主流学界一致，但相比而言存在宏观概括阐述多、微观深入研究少的不足。其二，回族时政精英们在当时面向域内外的演讲文论中常述及郑和，旨在扩大其在族裔内外的影响，增强回族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进而促动族教振兴、抗战救亡的时代使命的践行。这种阐释视角赋予了研究对象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逐渐成为中国回族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评价指标。其三，在回族报刊所刊发的散文、游记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回族文学作品中也有一定郑和史迹的呈现。这一方面受限于现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国时代回族社会对郑和关注的有限，可能存在于民间的相关口传史料并未得到应有关注。

　　一

　　郑和下西洋是民国时期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内容之一，族裔内外学者们都有所关注。回族史学研究者的相关文论多刊载于20世纪30年代的回族报刊中，如希伦哈丁的《回民在中国历史上之隆盛时代》、张景苏的《中华史乘上的回教名人》、水子立的《中国回教史实之一斑》《中国历史回教名贤事略汇编》(下)、薛文波的《明代与回民之关系》等①。这些研究对郑和的阐释多是在回族自身历史沿革的大框架中进行，所涉篇幅非常有限，且多为宏观概述。《中国回教史实之一斑》在论述明代回族时，以百余字简述郑和，包括籍贯、赐姓、马哈只墓志碑、下西洋事迹等，指出“诚以中国数千年能以冒险开地于海洋万里外之伟人，如郑和者，诚绝无而仅有矣”［1］。《中国史乘上的回教名人》将回教名人分为七类，航海家郑和列为其中一类，以近80字概括其生平事迹。《明代与回民之关系》将郑和定位为“国际上知名之人物”“中国唯一之大探险家”［2］，详细援引《明史·郑和传》等史料，突出其对明王朝的历史贡献。从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视角来看，上述文论主要包括族属、生平事迹、历史评价三方面，但缺乏对所论内容的深入具体阐述。

　　与非回族报刊中刊登的相关研究相比较，这一不足更明显。后者关注此论题的时间早、传播面较广，而且大多超出中国史叙述范畴，出现专题性研究。早在1903年《大陆报》刊发《支那航海家郑和传》、1904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后，郑和研究就逐渐展开。有学者依据《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做出统计②，20世纪上半叶海内外发表的郑和研究论文有110多篇。笔者2016年3月初以“郑和”为关键词对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显示，当时《禹贡》《中美周报》《国立四川大学周刊》《星洲日报》(半月刊)等许多报刊都有相关文章发表，而且不少文章在史料阐释上也比较具体深入。如发轫之作《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就表现出开阔的史家意识，将郑和放在世界航海文化的大背景下，从多方面加以阐释(“支那民族十五世纪之航海家”“略传”“当时的航海术”“各国的形势”“所至各地”“结论”)，纲目清晰，覆盖面广［3］。《郑和对于福建文化的影响》一文则在地域文化视域下挖掘了其在精神、经济、政治、学术等方面的影响［4］。《郑和非华人血统之研究》更是一别其他文章，以一个南洋人的视角(文中多次出现“我等居在回教盛行之南洋”的表述)对马哈只墓志铭进行细致考证，并援引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提出郑和属于第一代混血儿等观点［5］。更为不可忽视的是《禹贡》对这一论题的持续关注。早在1934年，它就陆续发表了冯承钧先生的《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瀛涯胜览校注〉序》、夏璧先生的《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等文③，这些研究扩充了相关材料的来源，查遗补缺考订详尽。随后在1936—1937年期间，围绕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吴晗、童书业、许道龄等诸位先生又撰写了《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等文，展开辩驳［6］。作为一个拥有众多知名学者和一定学术地位的主流刊物，《禹贡》的努力无疑促进了郑和研究的推进。

　　同样是《禹贡》，却也从另一方面投射出当时回族史学界对郑和研究关注的不足。1936年至1937年，顾颉刚特约白寿彝给《禹贡》编辑了“回教与回族专号”(第五卷十一期)、“回教专号”(第七卷第四期)两期，前者“内容甚为丰富”，后者“内容视前次专号更为优胜”，在当时“关于回教的学术研究空气这样暗淡的情形下，实在不能不说是不容易”［7］。两期专号共刊登了40多篇文章，广涉回族与回教、回汉关系、回族文化教育、回族历史人物、现实状貌、回族商贸等重要问题。这些成果学术质量高，不少在今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并未有涉及郑和的论题。

　　总之，民国时期回族报刊所刊载的郑和研究性文论多出现较晚(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相关碑刻家谱等实物资料出现后，如回族学者李士厚的《郑和家谱考释》)，且数量有限、视域相对集中(聚焦于回族史范围内)、论述较简扼。但在观点评价方面，则有所突破，既与主流学界保持了一致，承认既往对郑和及其事业在中国史、世界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又在回族社会发展的宏大时空下强调凸显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二

　　有学者指出“每当社会发展到关键时刻或转折时期，郑和研究都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文化价值”［8］。诚然，世纪初梁氏正是在世界航海业逐兴、“全球比邻”的大背景下，发出“我族久为人下”“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9］的慨叹，遂详细阐释其伟绩，意在唤醒国民意识，振兴中国海权，这契合了当时正在勃兴的国民思潮的需求。1930年以来中华民族危机加重，“强邻逼处，海疆岌岌可危，和可以自长乐发帆，以绥异族，以振国威，吾人岂皆不能为和之所为乎?”［10］可以说，郑和精神的现实烛照成为核心关注点。于此回族社会的郑和阐释也走出单一学术层面，许多回族时政精英开始在演讲文论中述及郑和。他们自觉将其放置在中华文明建构的大背景下，强调他忠勇为国、不辱使命、和睦友邻、弘扬文化的宝贵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意在促进族教振兴、抗战救亡。

　　早在1932年，中国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马松亭阿訇就应邀在埃及正道会作了题为《中国回教的现状》的演讲，该文随后刊登于《月华》。文章开篇即指出，回族在中华文明建构中“对于社会、国家、文化、道德均有极大的贡献，深得朝野上下的同情”，随后列举论证，郑和作为“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伟大的事绩”的回族代表［11］成为重要论据之一。1937年，在时子周、王静斋等回族著名人士倡导下，全国性的穆斯林抗日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开始酝酿成立，后来白崇禧将其接管并借助国民政府力量使它逐步壮大为一个覆盖面广、组织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全国性社团。抗战期间，该社团利用办刊发文、演讲集会、国民外交等多种形式助力抗战，贡献卓越。郑和在这一语境中获得了新阐释，成为比照现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服务抗战的精神资源。1937年3月，马天英在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邵阳县支会成立庆典上致辞，盛赞郑和勇敢进取、积极作为的精神，强调“这种精神，我们要继续光大起来，才对得住我们的祖先，才不愧做一个回民”，而不能像现在“对于做事……设法卸责”，进而号召“秉着祖先创造的精神，一致奋进”“抵抗敌人”［12］。1939年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派出马天英一行组成南洋访问团，赴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据时文所载，马天英在清真寺、茶会、学校多种场合进行了关于“中国回教”的演讲，阐述了“中国抗战的理由及抗战的精神”。“(他)史料占先”“由宋元朝说起直到明朝郑和下南洋为止”，其中“最注意的是三宝太监郑和下南洋的事，他要使人人知道郑和是回教人，郑和对于本地人的皈依回教有过贡献，同时郑和是开发南洋的大伟人。马氏要拿这一点来唤醒马来人同情中国，要拿这一点来使华侨明白马来人，彼此更进一步的亲密”。他“描说中国之抗战，把中国兵那种英勇行为形容逼真……最末要求在座人特别同情中国，以精神物质来助中国”。这一演讲唤起了强烈共鸣，“演讲完，听众轰的一下子把这三个远客包围了。每一个人全要向他们握手表示亲近……中外新闻记者拍了很多的像”。“星洲报纸共有四家……这些个报全是每天十七八页的大报……这些个报的记者自访问团到达此地后无不争先来采取材料。”［13］这些演讲获得了有效的宣传效应，中国抗战“博得中外人士的极大支持与同情，共募集到捐款35．2万元，同时还募捐到大批医药用品，特别是得到华侨大量无私捐助”［14］。

　　1942年，白崇禧撰写了《中国回教与世界回教》一文，援引郑和事迹，盛赞他忠诚无畏的国家意识，倡导“值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回汉两族应该精诚团结，多争取胜利”［15］。

　　总之，本时期郑和的穆斯林族属身份和大明王朝使臣身份成为聚焦点，以此凸显出他宝贵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从而凝聚力量，助力抗战。这种观照逐渐成为郑和研究、中国回族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评价指标。

　　三

　　“钩稽群书，疏通证明”是民国时期著名中外交通史家冯承钧先生力倡的研究方法，在《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一文中，除正史、野史资料外，冯先生还特别运用了小说《西洋记》(罗懋登)作以佐证，并明确指出“郑和之遗事可作两面观，一面是历史的郑和，一面是故事民话的郑和”［16］。这拓展了郑和研究的史料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郑和文学阐释的重要性。

　　就此而言，回族报刊的作为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相较于“《古兰经》故事”、《一千零一夜》等经典文学作品的广泛刊载评介，《奉天命三宝太监下西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等以郑和为题材的传统文学作品鲜有呈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现的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回族报刊文学创作中，郑和及其史迹则被叙述。所谓具有现代意义的回族文学作品，是指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不同于传统的民族性匮乏、“迁汉之风”严重的全新的回族文学创作。它以“回教题材”为主，是“一大块艺术的新园地”［17］，蕴含着独特民族性审美特质、精神内涵和文化品性，在回族文学史、中华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就郑和叙写而言，堪为典范的是当时刊登于《突崛》的散文《郑和》。它以概括介绍人物背景、详细叙述人物事迹、对人物做出总结评价的一般性思路结构全文。但相较其他郑和题材创作，它也有独特之处，即民族性视角。开篇第一部分即以“穆斯林才是世界航海界的老前辈”作为标题，在简单介绍郑和家世后，就明确指出“郑先生成大航海家是与他的祖父和父亲的朝觐很有关系。他的父亲身体魁梧，性情爽直，这种优良的品质和健康的体格，也传给郑先生了，郑先生能成历史上的巨人，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结尾部分在肯定郑和弘扬国威、开发南洋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强调指出“郑先生假若不是伊斯兰的信徒，意志不会那样坚定，做事不会那样勇敢，对国家不一定有这样伟大的贡献，同时不见得他会成历史的巨人……他辛苦了终身，成就了自己，造福了民族，我们每个穆斯林应该好好的效法”④。这些浸润着强烈民族感情的评述论断，可能存在有失严谨之嫌，但从文学视角看，却赋予了人物极具民族性的个性特征，增强了文章内容的生动性和时效性。这是目前笔者搜集到的仅有的一篇比较详细地叙写郑和的报刊文学作品，其他呈现多是在游记散文中对相关历史遗迹的简略述及。如《西安羁旅散记》《西北之行》中对小学习巷清真寺碑记、大学习巷清真寺等的介绍⑤。

　　民国时期以《月华》为代表的许多回族报刊曾对各地回族情况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刊载了许多宝贵资料，涉及到回族人口、分布、经济、教育等方面。但遗憾的是，这次行动对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史料缺乏应有关注，相较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于此的诸多收获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总之

　　回族报刊文学中的郑和叙写内容非常有限、文质也较为单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它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它为现代回族文学创作引入了新的题材内容，为现代回族文学民族性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启示，是萌芽期现代回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回族社会的郑和阐释处于一个自发、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立足基础性史料的宏观历史研究、聚焦现实需求的精神意义倡导、浸润民族情感的现代文学书写几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它对回族报刊这一拥有进步知识分子、宗教人士、青年学生等更广泛的创作群和阅读群的媒介平台的紧密依托，也使郑和史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总结历史旨归现实，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浪潮中，如何更好地弘扬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思。

　　注释:

　　①希伦哈丁的《回民在中国历史上之隆盛时代》，载《月华》1931年8月第3卷第23期;张景苏的《中华史乘上的回教名人》，载《月华》1936年10月第8卷第30期;水子立的《中国回教史实之一斑》，载《回民言论》1939年5月第1卷第10期;《中国历史回教名贤事略汇编》(下)，载《回教论坛》半月刊1940年第3卷第12期;薛文波的《明代与回民之关系》，载《回教文化》1941年第1卷第1期。

　　②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编《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③冯承钧的《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载《禹贡》1934年第2卷第1期;《〈瀛涯胜览校注〉序》，载《禹贡》1934年第2卷第6期;夏璧的《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载《禹贡》1934年第2卷第8期。

　　④汪沛的《郑和》(上、下)分别见于《突崛》1940年第6卷第9－10、12期。

　　⑤赵德贵的《西安羁旅散记》，载《回教论坛》(重庆版)1941年第5卷第4期;马毓贵的《西北之行》，载《月华》1933至1934年第5卷第3期至第6卷第1期。

　　⑥王道、马绍云、马瑞麟曾对云南回族民间文学进行搜集，在其编写的《云南回族文学概况》中，以“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为题全面介绍了云南回族民间文学概况，其中涉及到郑和的就有10多个。

　　

 

       参考文献:

　　［1］水子立．中国回教史实之一斑［J］．回民言论，1939，1(10)．

　　［2］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J］．回教文化，1941，1(1)．

　　［3］支那航海家郑和传［N］．大陆报，1903(11)．

　　［4］萨士武．郑和对于福建文化的影响［J］．福建文化，1937，创作卷(5)．

　　［5］韩槐准．郑和非华人血统之研究［J］．星洲日报，1939(16)．

　　［6］李习文，张玉海．《禹贡》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述略［J］．回族研究，2001(2)．

　　［7］安叔雍．介绍禹贡“回教专号”［J］．月华，1937，9(12)．

　　［8］时平．论百年郑和研究的发展［J］．社会观察，2005(7)．

　　［9］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N］．新民丛报，1904(21)．

　　［10］王伯秋．郑和之遗迹［J］．福建文化，1937(5)．

　　［11］马松亭．中国回教的现状［J］．月华，1933，5(16)．

　　［12］马天英．发扬回教精神开展救国工作［J］．回民言论，1939，1(7)．

　　［13］填膺．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星嘉坡［J］．月华，1940，12(13－18)．

　　［14］丁明俊．白崇禧与回教救国协会［J］．回族研究，2015(3)．

　　［15］白崇禧．中国回教与世界回教［J］．月华，1942，14(11－12)．

　　［16］冯承钧．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J］．禹贡，1933，2(1)．

　　［17］李存光，李树江．马宗融专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93．

　　［18］王继霞．论回族报刊文学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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