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全面启动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新视野推动了学术发展，初起之时“非遗运动”的喧闹渐趋转入理性的学理分析与思考。民俗节庆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新的非遗语境中其研究面向超越了单向度与片面化。文章以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为个案关照，阐释了她在广西田阳这一古老地域兴起时在政府与学者的共同构划中选取了壮族文化发祥地和精神家园这一新路向；在布洛陀人文始祖信仰核心的支撑下，通过政府的文化展示以及民俗精英对“地方性知识”的新建构，将这一新型民俗节庆嵌入“三月三”时间点，逐渐构筑了进入当地民众生活的民俗节庆。但是这一节庆是否能伴随历史的车轮存续在民众生活中，在未来的世界能否沉淀下来进入传统节日系统，还要看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应该警惕新型民俗节庆“脱域”现象。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庆；布洛陀文化；人文始祖；文化展示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2006年全面开启，至今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在学界搭起了一个新的平台，民俗学、文学、戏曲学、艺术学、人类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在这一学术话语统领下交融共筑，形成了学术新视域。其中，民俗学研究者积极参与，非遗成为带动民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与推手，在民俗学中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尽管“非遗是块唐僧肉”，但不同领域在“吃法”上理路不同。民俗学因为关注非遗，逐渐将“民”“俗”“民间”转入国家话语空间，其对非遗的研究涉及：保护内容、保护原则、保护方法、保护伦理等，这一过程呈现了民俗学者在非遗研究中渐趋深入的学术思想。而对于学术问题的探究，亦经历了“本真性”“原生态”“文化保护区”以及关注非遗不同层面（政府、学者、文化承载者）的问题、传承人（传承主体）等，上述问题的演化恰恰反应了非遗的学术史历程以及理论的内在变迁，同时也呈现了非遗研究的发展路径。随着非遗研究理论渐趋深入与成熟，初起之时“非遗运动”的喧闹渐趋转入理性的学理分析与思考。民俗节庆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从1994年至2017年篇名中有“民俗节庆”一词的共计97篇，主要集中于2010-2014年，而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度一致。2016年二十四节气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俗节庆在社会中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传统社会的民俗节庆大多是农耕社会产物，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它们何去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改变了民俗节庆的传统样态，它对民俗节庆的未来发展有何意义，等等。学者的关注点有节庆与公园文化、节庆与旅游、节庆的对外传播，用“传统的发明”“嵌入理论”“脱域与回归”等视野予以关照。这些对于节庆研究而言，都超越了传统的单向度与平面化视野，但对于非遗语境中民俗节庆有哪些新的生长点？他们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契合新的趋势？“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时期，充满不确定因素。自古以来，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动员起来并充满热情地保护过去的遗产，特别是在不同社会间大范围接触和对资源进行以消费为导向的过度开发的背景下。这种遗产保护意识的产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地方性的生产’（«productiondelalocalité»,Appadurai1996）及其模式与机制的转变；同时还造成了一个代价，即在周围一切或几乎一切遗产都消失的时候，感到惊恐的人们才去寻找坐标（repères）和里程碑（bornes），以维系他们陷入剧变中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遗产的生产，不论是遗址、文物、实践或理念；这种遗产的生产能够恰如其分地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发明’。”[1]55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即是其中之一，她算是一种新兴民俗节庆模式，其依托于壮族古老的布洛陀文化，在新的文化场域（广西田阳敢壮山）建构了壮族文化“新节庆”。

一、源起：古老地域的文化新路向

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从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至今已经举办14届，现在她已经发展成为“广西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民俗节庆品牌”。对于这一从21世纪初兴起的民俗节庆活动，众说纷纭，有认为其属于新节庆的“发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意”，也有对其从文化遗产角度的分析，亦有对这一节庆进行条分缕析、层层剥离探索其兴起过程与本质，等等。[2]但是无论研究者如何阐述，这一民俗节庆活动都进入了广西百色，尤其是田阳民众的生活。这一新的节庆兴起之源是田阳的“春晓岩”（敢壮山），其相关事件则是壮族著名作家古笛在田阳看到“敢壮山”，他认为“敢壮”就是“布洛陀故居”之意。之后这一消息在《右江日报》《南宁日报》《人民日报》等地方和中央的官媒相继报道。“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逐渐在电视、网络大规模报道。这一话题掀起了对于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关注。首先在源起地田阳召开了“田阳县敢壮（春晓岩）布洛陀遗址研讨会”，这次会议上就发起了“打响布洛陀文化品牌”的动议。这一时间节点是2002年，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只是初露端倪。国家尚未关注，田阳政府能有此决策，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走在前列，当然政府所秉持的更多的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

田阳历史久远，古属百越之地。早在3000多年前，这一带生活的壮族先民就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他们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花山岩画、骆越铜鼓和《越人歌》可谓壮族先民超凡想象力与艺术力的代表。花山岩画通过图像表达了壮族先民社会的灵魂体系，这一体系与《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的灵魂表述体系直接相关，它“与《麽经》中的灵魂叙事存在着宏观对应关系。”他们共同为壮族先民建构了宇宙发展的秩序。铜鼓既是壮族工艺智慧的体现，也是其审美文化的结晶。他们在远古社会象征着权力，同时“又是造型之美与声乐之美的文化源泉”[3]73。《越人歌》则是壮族先民诗性文化的文字存证，它最早见于刘向《说苑·善说》，“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4]366-367无论花山岩画还是铜鼓文化，抑或是《越人歌》，我们都能看到在远古时期，壮族先民发达的文化以及他们的艺术才能。而田阳被认为是壮族的发源地之一。她在战国时归属于楚国，秦国建立中央统一王朝后，她隶属于象郡，属于较早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边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她行政隶属会有变动，但文化则沿着历史的河床奔涌向前。到了现代中国，她为红军和新中国的缔造做出了新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其文化优势渐趋被经济发展所挤压，以农业为主的田阳不再具有优势地位，21世纪初“布洛陀文化遗址的发现”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新契机。政府联合学者，期冀在古老大地开掘文化新路向。第一次座谈会后，政府确定了“布洛陀文化品牌”的基调后，紧接着田阳政府邀请百色地区旅游局、宣传部长、政协领导等对春晓岩、布洛陀文化进行考察，积极争取上一级政府以及文化领域的各方领导的支持。2002年9月，田阳政府除邀请本地的壮学、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者外，还邀请了国家层面的学者代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壮学与民族学研究者，经过实地考察与学术研讨，在会议结束后媒体的报道中，其结论为“专家考察团经实地考察并查阅相关资料后一致认为，从那贯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文物资料，敢壮歌圩的规模，周边群众的信仰，布洛陀始祖庙及众多的民间传说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可以确定，那贯山是壮族文化的发祥地和精神家园”。[5]“壮族文化发祥地”与“精神家园”就成了田阳打造布洛陀文化的“新路向”。这一过程从当时民众的反应与参与亦可得知。在布洛陀文化遗址发现与新的文化构建过程中，民众对其也极为关注。有民众在田阳贴吧发帖子讲述了自己在春晓岩所见情况：“南天门”字样被铲掉，“春晓岩”介绍的碑文亦被除去，他预测这有可能会换成“敢壮山”或“布洛陀遗址”等；另外就是神龛和牌位进行了更换，在各个岩洞换上了“布洛陀守护神位”、“母勒甲姆娘神位”、“布洛陀（公甫）祖神位”。[6]74这些既折射了田阳政府建构布洛陀文化的过程，同时也反应了其所依托的“信仰核心”——布洛陀人文始祖。恰是这一“信仰核心”为布洛陀民俗文化节的“建构”奠定了共识的前提，这一节庆是新的“发明”，但是布洛陀信仰却是壮民族由来已久的。

二、人文始祖：节庆的信仰依托

“布洛陀”是状语读音的汉字写法，也曾写作“保洛陀”“保罗陀”“布洛朵”“布罗陀”等，它被视为壮族民间最高的神祇，是壮族的创世神、祖先神、智慧神、道德神等。

布洛陀神话叙事在壮族民间依然留存，其传承与存续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再一个就是由民间布麽将布洛陀神话编成的经诗唱本，也就是《麽经布洛陀》”。而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一般布洛陀神话的讲述者都是从麽公诵经时听来的。民间口耳相传的布洛陀神话叙事，其内容主要围绕布洛陀在壮族文化中的“发明创造”、“秩序规定”、“伦理规范”展开，具体而言则有不同的母题。如“大灾难后人类再生”，《布洛朵》[7]中“娘侄通婚”，“雨从东方来，雨从西方出。雨颗有大有小，小的落高山，大的降低凹。小雨颗像罐子，大雨颗像坛子。雨下了五天，雨落了七夜。水碓窝冒洪水，水碓尾有洪水冲。大地浪连天。水淹七年那么久，水淹八年那么长。天下只剩娘侄俩没被淹死，只有一个大葫芦还漂着，娘侄俩躲人葫芦里。风吹往西，葫芦漂往西，风吹往东，葫芦载娘侄俩往东。”后来，布洛朵出现了，他让娘侄两传人烟，他们不能接受，后经过穿针、和磨盘、合烟等，结合后生了个肉墩，按照布洛朵的教导，将肉墩切碎，撒向四方。落大坝水头的变布汉、布侬；落高山深箐的变布苗、布孟；落箐头林间的变布瑶、布泰。其他如“开天辟地”、“制造万物”等发明创造更是比比皆是，如流传在巴马县《布洛陀》《布洛陀取火》等。此外还有“定两性”、“分雌雄”等性别秩序的规范，如流传在云南西畴的《布洛陀》中“称万物”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宇宙秩序，如《壮族神话叙事史诗——布洛陀的传说》中“画上一只肥壮的雄鸡/让它五更起床/面向北方报晓/提醒北方以北村庄的人早起/南方以南地广人多，村庄密集/但大多都目不识丁/你又在那座山上/画上一位圣人/圣人手持一卷厚厚的圣书/面朝南方。”

《麽经》中也有“造天地”“造日月星辰”等万物山川，如：“那时还没有人类，天与地混合在一起；不分白天黑夜，不分高和低。还未造出大地，还未造出月亮和太阳，布洛陀在上方看一切，仙人在上边来作主，做成印把来传令，派来了盘古王，从此天分两半，从此天变两方。”《麽经》中有关灵魂的叙事，包纳了世界万物，具体而言涉及人类、动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界万物如火、铜鼓等，在灵魂叙事中，更多体现了远古壮族先民的宇宙秩序观。

从经籍文本到民众的口传叙事都可看到始祖神“布洛陀”在壮族的重要位置，同时布洛陀文化也是我国壮侗语族以及东南亚台语同源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

在田阳发现“布洛陀文化遗址”，田阳政府积极参与遗址的论证，经过政府与学者的共同努力，布洛陀作为“人文始祖”成为此“民俗节庆”之核心。正如首届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的相关报道中所强调的，“中国广西在壮民族祭祀祖先布洛陀的地方——百色市田阳县敢壮山举办首届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人文始祖是各民族在远古时代都存在过的“文化英雄”，“他们被认为对古代的特殊生活方式具有教化之功”，“在古代文明创建的过程中有杰出贡献者，即神话传说中的发明创造者。他们集中体现了上古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推动了人类文化的进程，代表人类文明的曙光，因此被大家纪念和歌颂。”[8]92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英雄”，他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一新的节庆在时间节点上嵌入了“三月三”这一壮族民众的“时间观”。[9]这一新的节庆与“布洛陀”信仰结合，以“三月三”为时间嵌入点，从内在理念恰如哈马贝斯所说：“与古人相比，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10]13尤其是2006年，《布洛陀》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布洛陀文化与相关信仰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笔者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进行统计，1983-2016年以“布洛陀”为关键词的文章共计643篇，其分布（见图1），从数据显示，2008年、201年是布洛陀文化研究的峰值。可见，布洛陀民俗文化节虽然是从2004年新出现的民俗节庆，但是由于其根基布洛陀信仰，每年的民俗文化节都举行盛大的布洛陀祭祀庆典，使得这一新的民俗节庆并不是“脱域”而生，也不是“脱域”发展。虽然这一节庆不是壮族历来就有的，但她与把某一民俗节庆与民俗文化语境脱离不同，如云南新平花腰傣花街节，这一节庆有坚实的文化信仰基础，信仰推动了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的发展前行，成为其铸造新的节庆之必要条件。同时从图二作者分布分析来看，作者群主要在广西及各大科研机构的壮族学者。

图1 布洛陀文献数据图

图2  布洛陀文献的作者分布（来自“中国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

以此而言壮族布洛陀文化节庆首先在壮族学者群中迅速扩展。但是对于民俗节庆，最重要的应是民众接受，并进入民众的节日序列。新的节庆出现，在古今中外都比比皆是，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今天，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旅游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经济的发展不能忽略文化，同样文化的发展也与经济紧密相连。在这一文化语境中，新的节庆出现倒不意外，只是她如何能熨帖地进入民众的生活才是关键。

三、文化展示：节庆进入日常生活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民俗节庆属于第三类，即“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而对于何为遗产，学者众说纷纭，有学者提出了遗产只是建构出来的，文化遗产瞬间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等。相较而言杰姆斯·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他认为“遗产本身是一种传统意识。”艾哈迈德·斯昆惕（AhmedSkounti）进一步对其进行了阐释，即“遗产涉及诸多利害关系。首先是对遗产进行干预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创办企业和创造就业岗位、投资、旅游业和外汇收入等。其次是政治上的后果。因为广义上的遗产被用于选举，会激起群体和个人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这种权力的争夺和分配建立在与群体和个人相互之间真实的或假设的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基础上。再者，对社会的后果体现在这些同样的群体和个人同时对社会声誉、对‘显著化’（notabilisation）和象征性资本的追求上。最后，在文化上的后果体现在对遗产的干预确定了一种强烈的认同。这种同质化的、永恒不变的认同有时会被当作动员民众的工具。”[1]56

为使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规范化，政府从行政规范到法律条文都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政策、措施与法律都是为了规范非遗保护，但它需要在全国行政各个层级贯彻落实。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将非遗视为“文化展示”的契机，同时也是“有利可图的资源”[11]126。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是田阳市政府将文化作为政府保护文化传统的“政绩展示”，同时也将其视为田阳“经济提升”的契机。在政府所展示的文化中，民众的参与度以及如何转换进入民众的“传统节庆观”与“时间观”，这恐怕才是这一节庆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洛陀史诗》能够存续之根本。“三月三”这一时间节点是民众接受“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的契合处，同时由于2014年起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广西民众的假日系统，这就更加为此提供了良好机缘。因为对于文化的传承，其根本在于“传承主体”[12]。民众恰是这一节庆的主体，当然对于民众的“文化身份”而言[13]46，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文化承载也不是均质化的。

民众中，民俗精英的文化身份以及他们的文化主动性与普通民众不同。在田阳布洛陀文化遗址发现以及推广过程中，民俗精英作用极大，他们在向外来知识人（学者）推广布洛陀文化就是其文化选择的结果，他们推介什么以及如何推介极大影响了外来调查者。而对于当地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原初对于布洛陀文化并不知晓，据时国轻当时考察，田阳春晓岩一带的神话传说中并未出现“布洛陀”，他们也没有布洛陀与姆六甲的信仰。布洛陀文化旅游节所推广的“布洛陀文化”，其作为被重构的“地方性知识”，不仅要向外来者推广，同时也要向内推介。当地民众也从最初的“不知晓”渐渐融入其中，每年的布洛陀祭祀大典、歌圩参与者众多，这一大型祭祀与文化娱乐引导了民众的文化认知，他们由“文化他者”转向“文化承载者”与“文化传承主体”，积极向外来者展示“布洛陀文化”，并将其转换为“我者”文化的标志。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也逐渐从“无人知晓”成为了田阳的“文化标志”，再加上每年度的壮学论坛有关布洛陀的文化研讨，从学术上更进一步提升了这一“新兴节庆”与“文化品牌”。

总之，在政府组织的文化展示中，民俗精英积极重构新的“地方性知识”，学者则从文化理念探寻其文化特性，并在一定意义上导引其发展。在民俗节庆繁多，新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哪些节日能伴随历史的车轮存续在民众生活中，哪些节日在未来的世界能沉淀下来进入传统节日系统？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有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还是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国内的如端午民俗节庆的嘉兴模式，香港如何将民俗节庆与旅游结合等。国外诸如日本韩国的民俗节庆新理念、新模式都可以作为经验借鉴。但最根本之处就是结合田阳的文化特色，在未来的布洛陀民俗旅游节中进一步强化文化核心与信仰支撑，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能契合这一主题最好。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兴起之时的定位极好，希冀其能成为国内民俗节庆的新模式之一，并在未来发展中一定要警惕节庆“脱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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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删减，原文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毛巧晖，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