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北朝奉敕撰文的撰者选择具有随机性，大多是选择能文的近臣，是临时差遣性的，没有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也看不出有相关制度或具有约束力的机制。贞观三年（629）以后，虽然著作郎官可能承担了部分奉敕撰文的职责，但大部分奉敕撰文仍承袭南北朝惯例。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立翰林学士院，随着翰林学士院各项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奉敕撰文也日益趋向制度化，而在这个制度化的进程中，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走在了前列。大约到唐代宗大历年间，这类墓志的制度化已经基本完成。制度化后，亲属参与撰作过程的通道被堵塞，因写作素材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往往显得空泛、僵化。就志主及其亲属而言，奉敕撰文象征着身份、地位甚至荣耀，但就施行者而言，撰文更多是职责，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职责，规范化、制度化是其必然趋势。空泛、僵化的文风正是制度化的必然结果。这反映出当时看重的可能并非今日所谓的“文学性”。

关键词：唐代墓志；奉敕撰写；翰林学士；制度化；空泛僵化；文学性

制度化撰文是指通过建立制度或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使撰文成为部分官员的职责所在，其标志是固定的撰文机构、稳定的撰文人员、较为系统的撰文程序。纵观唐代奉敕撰写的墓志文，从临时差遣到制度化的变迁痕迹明显，本文拟梳理出这一变迁过程，并试图分析制度化对奉敕撰写墓志过程及文风的影响。

一、制度化前的奉敕撰文

唐前的奉敕撰文就撰者的选择而言，无太多规律可循。如梁天监元年（502）十一月的《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署“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1]；普通元年（520）十一月的《故侍中司空永阳昭王墓志铭》，署“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臣徐勉奉敕撰”[2]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的《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文中征引皇上手诏后曰：“乃命史臣作铭志之”，据此可断定为奉敕撰文。署“征虏将军中散大夫领中书舍人常景文”[3]，任昉，《梁书》本传云：“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4]徐勉，本传亦云：“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5]常景，《魏书》本传云：“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尤其擅长碑铭写作[6]。三者职官不同，隶属机构也不尽相同，共同点仅在于“善属文”、“雅好文章”。奉敕撰文代表着朝廷，撰者是皇上亲定的人选，自然是近臣、重臣。至此，可以推断，南北朝奉敕撰文的撰者选择具有随机性，大多是选择能文的近臣，是临时差遣性的，没有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也看不出有相关制度或具有约束力的机制。

唐代的情况略为复杂。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创史馆，改变了秘书省著作郎官修史的传统。《旧唐书·职官志》云：“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7]罢去史职的著作郎、佐郎职掌发生变化。《唐六典》“著作局”条云：“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8]《旧唐书》亦云：“著作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也。”[9]可见，贞观三年后，撰写碑志成为著作郎官的本职工作。但据出土墓志观察，著作郎官代表官方撰文仅限于某些群体。如归顺的颉利突可汗之曾孙阿史那毗伽特勒，其墓志由“朝散大夫著作佐郎东海徐峻”撰文[10]，据撰者与志主关系及行文推测，此当属于官方行为；天宝三载（744）的《故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赠右领军卫大将军墓志文》，志主乃“西北蕃突厥渠帅之子也”，“解其左袵，万里入臣”。其葬是“鸿胪护葬，庶事官给；著作司铭，遗芬是记”[11]。明言著作郎官撰文；新发现的《故回鹘葛啜王子守左领军卫将军墓志并序》，埋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署“给事郎守秘书省著作郎赐绯鱼袋崔述撰”，文曰：“诏所司备仪焉，礼无其阙。”[12]应为官方撰文无疑。据此，来归且葬于中国的番邦贵胄，可看做是著作郎官代表的官方撰文服务的第一个群体。

部分皇室成员，是著作郎官官方撰文服务的第二个群体。至德二年（757）的《大唐寿王故第六女赠清源县主墓志铭并序》，志主为寿王第六女，署“朝散大夫守著作郎秦立信撰”，“寿王书”。据“有诏所司法葬，礼褒恒崇”一句和程式化的行文，可断为官方撰文[13]；龙朔二年（662）的《大唐故彭国太妃王氏墓志铭并序》，文曰：“皇情矜悼，赗赠有加。仍遣司宗少卿监护丧事，爰命所司，乃为铭曰。”[14]“爰命所司”其实质在于诏令下达给了机构而非个人。机构撰文想必会有相应的制度或具有约束力的机制存在，可视为制度撰文了。根据史书记载的著作郎官职掌和彭国太妃的身份，这个“所司”只能是秘书省著作局，撰文者相应也应该是著作郎官。据彭国太妃墓志等推测，唐前期，著作郎官可能承担了部分奉敕撰文的职责，撰文过程应是制度化了的。

但据出土墓志观察，唐玄宗天宝以前的大部分奉敕撰文并未制度化，仍属于临时差遣性的。如总章三年（670）的《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序》，志主乃唐开国功臣李勣，“朝散郎守司文郎崇贤馆直学士臣刘祎之奉敕撰”[15]；神龙二年（706）的《大唐永泰公主志石文》，志主为唐中宗李显第七女，“太常少卿兼修国史臣徐彦伯奉敕撰”[16]；景龙二年（708）的《大唐赠卫尉卿并州大都督淮阳郡王京兆韦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乃中宗韦皇后之弟，“大中大夫守秘书监修国史修文馆学士上柱国臣刘宪奉敕撰”[17]开元廿四年（736）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志主乃“睿宗大圣真皇帝之女，今上第八妹也”，“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臣徐峤奉敕撰”[18]以上撰者来自不同机构，职掌也有很大差异，但“司文郎”、“崇贤馆学士”、“修国史”、“修文馆学士”、“集贤院学士”等信息都表明这些作者能文的特征。这点从史传中也可获得求证。刘祎之，《旧唐书》本传云：“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19]徐彦伯，“少以文章擅名……对策擢第，累转蒲州司兵参军。时司户韦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于翰札，而彦伯以文辞雅美，时人谓之‘河中三绝’。”[20]刘宪曾为“凤阁舍人”神龙初入为太仆少卿，监修国史，加修文馆学士，有集三十卷[21]。徐峤为徐齐聃之孙，徐坚之子，“开元中为驾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迁中书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县公。父子相次为学士，自祖及孙，三世为中书舍人。”[22]“修国史”、“修文馆学士”、“集贤院学士”等同时表明他们为近臣。据此可以证明，贞观三年以后，虽然著作郎官可能承担了部分奉敕撰文的职责，但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前的大部分奉敕撰文仍承袭南北朝惯例：选择能文的近臣承担，具有随机性，无相关制度或具有约束力的机制。

既然有著作郎官专司碑志，为什么还要别敕撰文呢？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奉敕撰文的志主均身份高贵，或朝廷重臣，或皇亲国戚，而著作郎、著作佐郎仅为从五品上和从六品上的小官[23]，身份不相匹配；二、别置史馆为寻找撰文者提供了方便。《新唐书》卷四十七云：“贞观三年，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馆称，以宰相涖修撰。”[24]《旧唐书》卷四十三云：“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25]以他官兼领的史官，职责在于专事修撰，因此选任以才学为重[26]。位于禁中的史馆，有才学的史官，为寻找奉敕的撰者提供了方便和条件。这可能正是奉敕撰文者往往多史官的原因所在；三、北门学士、翰林待诏等也分担了奉敕撰文的部分职责。《新唐书·百官志》云：“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雍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27]“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很容易被命撰写碑志。上文的《皇第五孙女墓志铭并序》撰者张渐以中书舍人翰林待制身份撰文即是明证；四、才学不富，影响了著作郎官的声誉。著作郎官罢史职，地位明显下降，再加上才学之士多被选入史馆、待诏之所，这都会影响著作郎官的整体水平。《大唐新语》卷八“聪敏第十七”载：“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瀎破，付左寺丞。”[28])据此并不能证明富少颖不善碑志，但才学不富肯定会影响著作郎官的整体声誉，并进而影响其奉敕撰文的机会。

总之，开元二十六年以前的奉敕撰文多选择能文的近臣为作者，无制度保障，属于临时差遣性质的官方撰文。贞观三年著作郎官罢史职，为奉敕撰文的制度化提供了契机，但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著作郎官制度化撰文仅在来归的番邦贵族这个群体内得以实施，在皇族成员墓志文的撰写上并未得到广泛深入。奉敕撰文的制度化要到开元二十六年以后。

二、翰林学士院建立与皇族墓志撰写的制度化

《新唐书·百官一》载：“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29]《旧唐书·职官二》“翰林院”条云：“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30]翰林学士院的设置是为了应对日益繁杂的政务，是对现有行政体系的一种补充，同时也为了减少中间环节，以便更好地贯彻皇帝的旨意。它的设立和唐初召入禁中驱使的文词待诏有直接渊源关系[31]。

随着翰林学士院的设立，奉敕撰文的职责逐渐归向翰林学士。天宝十一载（752）的《大唐赠南川县主墓志铭并序》，“县主皇帝之孙，故棣王之第五女也”，“太子侍读兼侍文章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赵楚宾奉敕撰”[32]；天宝十三载（754）的《皇第五孙女墓志铭并序》，文曰：“乃命小臣，志于幽壤。”署“中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院待制上柱国臣张渐撰”[33]。赵楚宾史书无征，撰文时非翰林学士无疑。张渐，两《唐书》无传，傅璇琮据《旧唐书·董晋传》等考证，“唐代玄、肃两朝，亦即翰林学士前期，翰林学士也可称翰林待制。”[34]既署“翰林院待制”，则撰此文时，当在翰林学士任上。天宝年间撰文未尽归翰林，这可能和翰林学士院初建有关，但奉敕撰文渐归翰林学士的趋势已初露端倪。

天宝以后，翰林学士奉敕撰文明显增多。如肃宗宝应二年（763）四月的《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杨州大都督高公墓志铭并序》，志主高力士，署“尚书驾部员外郎知制诰潘炎奉敕撰”[35]。据傅璇琮考证，潘炎约肃宗乾元二年（759）入翰林院，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以中书舍人出院[36]。据此，撰文时当在翰林学士任上。广德元年（763）的《华州刺史李公墓志》，文曰：“史臣奉诏，谨而志之”。奉敕撰文无疑[37]；同年十二月的《赠婕妤董氏墓志》，文曰：“乃命侍臣，纪于贞石。”当为奉敕撰文[38]。二文撰者均为常衮。据傅璇琮考证，常衮宝应元年（762）四月后入为翰林学士，于永泰元年（765）下半年出院[39]。则撰此二文时在翰林学士任上。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的《信王第七子赠太常卿邺国公墓志铭》，亦是常衮撰文，文曰：“爰命侍臣，碑刊贞石。”[40]。常衮永泰元年下半年出院，五月当仍在翰林。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八月的《唐故宜都公主墓志铭并序》，署“正议大夫行中书舍人翰林学上柱国东海县开国男（下残）敕撰”，“敕”应为“奉敕”[41]。宪宗元和五年十二月的《唐故会王墓志铭并序》，署“翰林学士将仕郎守京兆府户曹参军臣白居易奉敕撰”[42]。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翰林学士撰文的志主并不确定，有著名内侍高力士、华州刺史李怀让等名宦，也有婕妤董氏、信王七子、宜都公主、会王等皇族。据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观察，天宝以后，翰林学士确实成为了奉敕撰文的主体。

从志主身份来看，天宝以后的奉敕撰文虽以翰林学士为作者主体，但还是有些差别：若志主是皇族，则绝大多数诏遣翰林；若志主是异性大臣，则还可能诏遣他人。大历九年（774）十一月，唐玄宗子瑝去世，常衮奉敕撰《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太傅信王墓志铭》，文末曰：“故事，藩王墓铭，别诏论撰，微臣惶恐，谨而志之。”[43]《旧唐书·代宗本纪》云：（大历九年）“十二月庚寅，以中书舍人杨炎、秘书少监韦肇并为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常衮为礼部侍郎。”[44]据此，十一月常衮在中书舍人任。以中书舍人身份言“别诏”，此“别”只能是翰林学士；撰文言“故事”、“惶恐”，则可推知此时翰林学士奉敕为藩王等皇族撰文已成惯例。实例也证明了这一点，现所见宝应至元和（762-820）年间承诏撰写的皇室墓志，除这方《信王墓志》外，其余都是由翰林学士奉敕撰文[45]。若志主非皇族，除翰林学士外，还可能诏遣他人。穆宗长庆元年（821）正月，元稹《写准朱书撰田弘正碑文状》云：“右，臣伏奉今月二十四日敕，令臣撰前件碑文者。……陛下所宜外诏台席，内委翰林，妙选雄文，式扬丕绩，岂谓天光曲照，御札特书，猥付微臣，实非常例。”[46]元稹撰此文时任祠部郎中知制诰。台席即宰相之职位。“所宜外诏台席，内委翰林”点出了其时奉敕撰文的“分工”情形。据实例，中唐宰相奉敕撰写墓志并不多见，仅有大历十二年（777）的《大唐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兼泾原颍郑等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墓志铭并序》[47]、元和五年的《故幽州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48]等少数几例。但元稹的状文和少数的几例亦足以证明志主非皇族时，除翰林学士外，撰文还可能诏遣他人的推断。

制度化撰文的标志是有固定的撰文机构、稳定的撰文人员、较为固定系统的撰文程序。从这个角度讲，大约在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奉诏撰写的皇族墓志应该已经制度化了。判断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故事，藩王墓铭，别诏论撰”，说明此时已经有了稳定的撰文人员。元和五年（810）十二月白居易在《唐故会王墓志铭并序》中亦云：“是日，又诏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之铭志，故事也。”[49]也证明为部分皇族成员撰写墓志已经成为翰林学士的职掌之一；二、从相关史料来看，皇帝下诏遣翰林学士撰写墓志，诏书是下给翰林学士院的，而非具体的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实行宿直制度，值班人数多寡和值班时间长短均随人之众寡、事之劳逸及入院前官职而变动，分单人值和双人值[50]。值班者名姓皇帝似乎并不清楚。《明皇杂录》载：“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待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左右知，迨夜将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廷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名授嵩，令草制书。”[51]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苏颋拜相在开元四年（716）十二月，萧嵩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开元初任中书舍人。此处的“外廷”实指与皇帝寝殿隔了一道宫墙且中间有阁门相通的中书内省[52]。开元四年尚未“别置”翰林学士院，但这种临时召入个别朝臣进入禁中直接驱使的方式却和后来驱使翰林学士并无二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无暇也不需知道每日当值者究竟是谁，他只消传命给相应的机构即可。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八月的《大唐故安王墓志铭并序》，署“翰林学士朝议郎守尚书库部郎中知制诰上柱国臣李褒奉敕撰”，文曰：“上遣奚官局令邬重亮传诏于词臣，俾志诸墓。臣褒适更值禁中，谨执笔而叙曰……”[53]“适更值禁中”更是直接证明了诏书是下达给翰林学士院的，而非翰林学士个人，只是谁当值谁负责撰文而已。懿宗咸通六年（865）七月的《故楚国夫人赠贵妃杨氏墓志铭并序》，翰林学士朝议郎守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赐紫金鱼袋刘允章奉敕撰，文曰：“遂诏侍从之臣，受以彤管之史。臣实当御，承命直书。”[54]“臣实当御，承命直书”也证明诏书不是下给翰林学士个人的。诏书下给翰林学士院，说明撰文是有固定机构的；三、从撰文程序来看，有专人传诏，奚官局令邬重亮即是明证，诏传翰林学士院，谁当值谁负责撰文，这些都是撰文程序固定化、系统化的体现。

总之，“翰林学士是由最初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使职，因而设置伊始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55]正是伴随着翰林学士院各项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奉敕撰写墓志文也日益趋向制度化，而在这个制度化的进程中，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走在了前列。大约到唐代宗大历年间，这类墓志的制度化已经基本完成。

三、制度化对撰文过程及文章风格的影响

奉敕撰写的非皇族大臣墓志，一般篇幅长，格局大，气势宏伟，确实能体现皇家气度、彰显撰者文采。如由刘祎之奉敕撰写的《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序》，以“惟天为大，丽七衡而构象；惟地称厚，镇八柱以开基”开篇，引出“郁为良辅，其在太尉英国公乎”。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确实一副皇家气象。其后详写平定四方、开拓疆土的功劳及所受宠遇，最后从忠于国而爱于君、孝于家而显于亲、睦于天伦、严于庭训、义于交、廉于财、威于边七个方面加以总结，洋洋洒洒三千言，着实写出了一个独秀千龄、功宣辅帝的元老功臣[56]。与此相比，大多数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则逊色许多。如徐彦伯奉敕撰写的《大唐永泰公主志石文》，开头以“臣闻绛河南澳，天女悬于景纬；湘岩北渚，帝子结于芳云”起篇，手法也是以人应天，和李勣墓志相同，但篇幅却要小得多[57]。如果说永泰公主是女性且仅享寿十七，篇幅小可能是因乏事可陈的话，那么翰林学士李珏奉敕撰写的《大唐故郯王墓志铭并序》则无法讲通。郯王李经，顺宗皇帝第二子，大和八年（834）七月薨于京师，享年五十七，墓志篇幅比永泰公主还小。言其德行，仅用“好古乐善，□信行己，造次不忘于礼法，优游自适于典坟”概括，显得简略而空洞[58]。当然，郯王虽贵为藩王，一生却没有李勣光辉壮烈，墓志写得简略些也是情理中事，但也不至于泛泛若此，简略若此。这其中或许另有原因。

一篇墓志文质量高低，除撰者写作水平外，写作素材也是极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志主的生平履历是基础，有着轰轰烈烈的人生，自然可提供的素材就相对丰实，反之，则亏虚。但把这些素材通过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传递给不熟识的撰文者也至关重要，畅通则文优，窒塞或文劣。奉敕撰文者皆当朝文臣，写作水平当无问题；奉敕撰文的志主非当朝重臣即皇亲国戚，即使一生无甚建树，但和一般人相比，也应不乏写作素材。但为什么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却大多简略虚泛、局促仄陋呢？笔者以为这和获得写作素材的方式、途径有关。据观察，非皇族的大臣墓志，其撰作素材来自议谥的行状。如上揭李勣墓志，文尾曰：“有司考行，谥曰贞武公。”“有司”指太常寺。《唐六典·太常寺》“太常博士”条云：“太常博士四人，从七品上……凡王公已上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其下注议谥曰：“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佐史录其行状，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拟谥迄，申省议定奏闻。”[59]此处“行状“既然可录，则指品行和事迹，而非行状文体。但录其品行、事迹的文章当是行状文了。李勣行状未见传世，墓志也未直接言明借行状以撰文，但据同类墓志推测，行状当为奉敕撰文提供了素材。武周垂拱元年（685）的《大唐故中书令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书汾阴男赠光禄大夫使持节都督秦成武谓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薛公墓志铭并序》，志主讳震，字元超，光宅元年（684）十二月薨于洛阳，春秋六十二[60]。墓志文由崔融纂，篇幅宏大，结构和李勣墓志相同，均是族出、履历后从几个方面加以总结。行状由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撰写，得以传世。从对墓志与行状文的对读来看，许多细节、语句都相同，墓志文明显脱胎于行状[61]。李勣墓志的撰作过程当和薛震墓志相类，撰文者都是通过行状获得写作素材的。

而纵观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除志主一生较为平庸外，似乎也没有畅通的素材来源通道。僖宗乾符四年（877）的《唐故康王墓志铭并序》，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柱国赐紫金鱼袋萧遘奉敕撰文，文曰：“皇帝命内署司文之臣臣遘为之铭，曰刻于墓。臣谨按史官……”，可见素材来自史官。文尾又曰：“侍从之臣，执笔之史，虽不得备闻道德，替述风猷，观圣泽之弘深，本鸿私之痛念，由是褥礼，德行可知。”[62]不能备闻道德，替述风猷，只能从圣泽之弘深，推测康王德行，文章很简略，可见所获素材极少。乾符六年（878）八月的《唐故凉王墓志铭并序》，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柱国赐紫金鱼袋裴澈奉敕撰，文曰：“而宫禁相视不宣之欢，加之以懿范清浊，微臣不得一一预闻，奉诏铭叙，庶无愧词。”[63]直言“不得一一预闻”，文章很短，可见无有效的素材来源通道。撰者与志主不熟识，只是因职责撰文，中间没有提供素材的有效途径，再加上志主一生平庸，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的面貌。而奉敕撰写的大臣墓志，之所以篇幅宏大、气势劲健、细节详实，除志主一生可书之事较丰富外，行状等作为提供写作素材的有效途径在其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翰林学士院设立后，奉敕撰写皇族墓志的任务多归翰林学士，撰文逐渐制度化。制度化的程序以及翰林学士院的位置、翰林学士的特性等，使得奉敕撰写皇族墓志的素材来源通道更加狭窄。

前期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中，偶尔还能看到亲属的身影。如前揭开元二十四年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署徐峤撰，“玉真公主书”。金仙公主与玉真公主均为睿宗女，且皆入道[64]。作为书者，也算参与了墓志的制作过程。天宝九载（750）的《大唐荣王故第八女墓志铭并序》，太子侍读兼侍文章朝散大夫守太子谕德上柱国赵楚宾奉敕撰，文末曰：“荣王悲深季札，痛甚安仁。泪不断而泣洙，掌顿空而碎玉。亦犹凤巢于阁，忽殒朝阳之雏；鹤鸣于皋，倏坠在阴之子。”[65]天宝十一载（752）的《大唐赠南川县主墓志铭并序》，奉敕撰文者亦是赵楚宾，文尾曰：“太妃韦氏，爱钟于下，痛贯乎中，凤殒朝阳之雏，鹤失在阴之子。”[66]文中特别提到荣王、太妃韦氏的悲伤之情，这可能与两人参与墓志撰作过程有关。

中唐后，翰林学士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中，亲属（皇帝除外）的身影就极为罕见了。据对《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新中国出土墓志》的检索，还未曾见到。亲属身影的消失首先与奉敕撰文的制度化有关。在撰文人选择具有较大随机性时，即制度化尚未完整形成时，书丹人的选择也较随机，亲属可以以书丹人身份参与墓志制作过程，如玉真公主为金仙长公主墓志书丹即是显例。随着奉敕撰写制度化的加深，不但撰文人单归翰林学士，即使是书丹人和篆盖人也由翰林待诏承担了。这样亲属作为书丹人参与墓志撰作过程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了。书丹人、篆盖人由专门的机构承担，这也是制度化的表现之一。其次翰林学士院的位置和翰林学士的属性也阻碍了亲属的参与。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载，翰林院列于宫中。据现代考古，翰林院是一个55米宽、400米长的封闭院落，仅有一道小门与大明宫内部相通[67]，在翰林院供职者，从兴安门经过夹城，经右银台直接进入内朝；翰林学士属于内署司文之臣，入居翰林者以直宿制度为主要工作方式，基本不参与南衙朝官的活动[68]，正所谓“非大朝会，不得与外廷通”[69]。宫禁严密，翰林院封闭的格局及翰林学士的工作属性，都使得外人无法接触到当值的翰林学士。亲属无法接触到撰文人，当然就很难影响墓志的写作了。

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由于受缺少素材来源通道等因素的影响，行文都比较简略，但仔细比对，有无亲属参与，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如《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在言明公主讳无上道，太宗曾孙、高宗之孙、睿宗之女、今上第八妹之后，有比较具体的履历叙写：“先帝昔居藩邸时，封西城县主，及登极，进册为金仙公主。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若夫金印紫绶，县主之荣也；绲带青圭，公主之贵也。固将脱落容服，傲睨徽章，薄瑶卉而不顾，想琪林之可掇，皆公主之志也、节也，先帝亦许之、成之。”[70]这里把册封公主时间、入道时间及睿宗对其入道的态度等都进行了记述，就具体性而言，这在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中是不多见的。《大唐荣王故第八女墓志铭》中，族出部分云：“我高祖皇天眷命，六五帝而延休。我皇帝先天弗违，四三皇而光宗。我荣王圣人之子，克光维翰也。”[71]对藩王进行夸赞，是这方墓志不同于其它奉敕撰写的皇孙墓志的地方。《大唐荣王故第八女墓志铭》和《大唐赠南川县主墓志铭并序》中抒发荣王、太妃韦氏的悲伤之情，也是这两方墓志的特殊之处。以上特点的出现应与亲属的参与密切相关。而随着翰林学士院的设立逐渐制度化了的墓志，就显得空泛、僵化。如文宗大和二年（828）五月《大唐故文安公主墓志铭并序》，由翰林学士朝议郎守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宋申锡奉敕撰，先叙公主卒日、寿年（三十有六）、葬日、葬地，再叙“公主讳代宗儿，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九代之孙，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第十七之女，今上之老姑也。母曰陈氏”，其后的行治、履历就很空泛：“霄极孕灵，瑶源濬气，幼植柔惠之性，长资幽闲之德。公宫彝训，既禀于生知；疏邑联华，遂荣其徽数。内有所至，外不自彰。是加封鲁之恩，不及配陈之礼。”[72]同为公主，年寿亦相仿，金仙公主墓志就具体详细许多。懿宗咸通八年（867）六月的《唐故朗宁公主墓志铭并序》，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骘奉敕撰，朗宁公主为文宗皇帝第四女，叙其德行云：“行成天性，德备人伦。柔闲自著于宫闱，婉丽日彰于仪范。然而芝英发彩，空耀斋房；玉苗散芳，终深悬圃。上升方期于感凤，下嫁未及于乘龙。俄闻月惨秦楼，风凄鲁馆。烟霄无路，难追碧落之踪；桃李秾华，永谢青春之色。”[73]也一如文安公主墓志空泛。由翰林学士奉敕撰写的《大唐故郯王墓志铭并序》（大和八年）、《大唐故安王墓志铭并序》（开成五年）、《唐故广王墓志铭并序》（乾符四年）、《唐故凉王墓志铭并序》（乾符五年）等都如此。空泛之余，尚给人僵化之感。

总之，同样是奉敕撰写的皇族墓志，制度化前由于亲属尚有机会参与墓志的撰作过程，因而部分墓志履历书写就相对具体详细些；而制度化后，亲属参与撰作过程的通道被堵塞，因写作素材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其履历书写就显得更空泛、僵化了。

结语

就志主及其亲属而言，奉敕撰文象征着身份、地位甚至荣耀，但就施行者而言，撰文更多是职责，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职责，规范化、制度化是其必然趋势。而制度化撰文的撰者多与志主不熟，再加上程序化的撰写过程相对减弱了志主亲戚、朋友的参与度，因此制度化撰文与亲属撰文、请托朋友撰文相比，就显得缺少凄婉的悲情、真实的细节，从而给人泛化、僵化之感。这应该说是制度化的必然后果。但具有意味的不是这个后果，而是以能文闻名的翰林学士奉敕为尊贵的皇族撰写墓志，写得如此简单空泛，却还能为时人所接受。这反映出当时看重的可能并非今日所谓的“文学性”。奉敕撰文提醒我们，对于古代墓志的研究不能仅仅以今日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依照当日价值体系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墓志的世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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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杨向奎，1977-，河南兰考人，文学博士，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诗文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出版学术专著二部，参编古藉整理著作两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