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儿民歌大致可分为两个流派: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音乐风格不尽相同，前者主要流传在甘肃临夏、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歌唱者以回族、汉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居多;后者主要在甘肃岷县、康乐县等地流行，歌唱者主要有汉族、藏族等。洮岷型花儿具有短小精悍、直抒胸臆的特点，如“天边里的红云彩，这个妹妹好人才，俊得活像牡丹开”［1］(180);再如“郎在高山抬石头，姐在川里摘石榴;姐把石榴揣在怀，爬上高山看郎来”［2］(134)。岷县二郎山花儿属于洮岷型花儿，我国早期民歌研究专家张亚雄在《花儿集》中早有赞誉:“洮岷山歌，洮州以属康乐的莲花山为主流，岷州则以二郎山为极峰”［3］(123)。2002年以来，岷县先后被授予“甘肃省花儿之乡”“联合国民歌考察基地”和“中国花儿之乡”的称号。2006年，甘肃二郎山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和松鸣岩花儿会同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名录;2009年，“花儿”入选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2010年，岷县农民花儿歌手刘郭成被评为甘肃省国家级非遗二郎山花儿会代表性传承人。他作为岷县第一位二郎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其成长经历及其影响力都非常值得总结研究。笔者曾于2005年岷县二郎山传统花儿会期间，应邀参加了该县举办的“民俗文化暨‘花儿’学术研讨会”，就岷县“花儿”及二郎山“花儿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2013年8月，在赴甘肃临夏参加首届中国西部“百益杯”花儿艺术节及花儿研讨会期间，在与会者马春晖(甘肃天水张家川教师)和张润平(岷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干部)的协助下，采访了刘郭成和其弟刘尕文，还有刘郭成的学生郎学会和白绪娥两位花儿女歌手。翌日，在花儿赛场上，又观看了以刘郭成为核心的四位歌手演唱的花儿，从而对刘郭成及其花儿人生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引发了对岷县花儿传承的一些思考。

　　一、刘郭成的花儿人生经历

　　1964年，刘郭成出生于甘肃岷县岷阳镇瓦窑沟村二社的一个汉族农家，父母都是当地农民，家中兄妹5人，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但小妹早年夭折。其弟刘尕文排行老四，小他10岁，后成为当地花儿新秀。其父刘连生和大伯都是当地有名的花儿唱家。童年时期家族成员的影响是刘郭成走上花儿之路的直接要因。当地的传统花儿会、众多的花儿好家及唱家所形成的大环境，是他能够成为优秀花儿歌手的外部因素。正如刘郭成所说:“当时，我们那个生产队里会唱花儿的人多得很呢!全队有120户人家，其中回族100户，汉族20户。回族男的、女的都唱呢。干活乏了，男女就对唱开了花儿，全生产队的人一起唱。有个老汉，可攒劲了!头上戴个羊肚子手巾唱眉户戏。嘿，好听得很呢!不过，现在回族不太唱了，村里阿訇不让唱嘛。不过，他们到花儿会上去唱，阿訇看不见时偷着唱呢。我们汉族只要有花儿会就去唱，像我们这4个人的唱班子，哪里有花儿会，嘿，就撵着撵着去唱呢。”刘郭成从10岁起就开始跟随父亲唱花儿，契机为1974年洮河大桥建成，这是洮河沿岸的第一座水泥大桥，无疑是周边十里八乡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庆祝大桥建成。而此时正是“文革”的尾声，被压抑已久的花儿歌声终于有机会得以爆发和释放，群众歌手们放开喉咙连唱3天。刘郭成的父亲是当地名声赫赫的花儿唱家，当时因砍柴时斧子失手砍伤了腿，伤势不轻。但遇此良机，花儿非唱不成。于是，他顾不得腿疼，随便用破布包扎一下，硬是让10岁的长子刘郭成套上毛驴车，拉他到桥头去唱花儿。当时，农民们吃的是政府救济的红薯面和高粱面。但父亲就算饿着肚子也要去唱，就是图个高兴。每天一直唱到深夜，坐上毛驴车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又来到桥上接着唱。此情此景，让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也真切地体验到了家乡花儿的巨大魅力。从那时起，他也深深地爱上了花儿，开始模仿他的父亲唱花儿，直到今日，已有40多年的花儿歌唱生涯。

　　岷县的花儿自古流传，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文革”时，花儿被绝对禁止。而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刘郭成算是赶上了唱花儿的好时节。1974年，以洮河大桥庆典为契机，被禁唱多年的花儿开唱，是年，他10岁，正是学唱花儿的好年华。翌年起，群众的唱花摊子搬到了二郎山上。此后，每年农历五月十七的传统花儿会，刘郭成都会跟随长辈到二郎山上唱花儿，这位正值求知欲旺盛年龄的花儿少年如鱼得水，从此在民间歌谣的广阔天地里充分汲取养分和灵气。刘郭成对二郎山花儿会如数家珍:“每年二郎山人多的走不上去。嘿，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上山的人都是爱好花儿的好家，就算不会唱，也都是爱听的人。就算不是唱家，一般人上去也都要喊几声呢。二郎山花儿会上，年龄小的连(和)小的唱，老的连(和)老的唱。像我们这么大的人都凑到一起唱，70岁的去70岁的地方唱，50岁的去50岁的地方唱，都分开唱着呢。一般小的和老的不唱，老的也不和小的唱。岷县很多人都把花儿爱得很，好家子也多。最热爱唱花儿的，就是那些还没有娶媳妇的男人、还没有找女婿的女人。男女两个人就对着唱嘛，这种情况特别多。结果唱着、唱着，就唱到了一起。”他的描述，生动地道出了二郎山花儿会的特征，与花儿研究专家张亚雄1936年看到的情景十分相像:“每年旧历5月中旬，开祭神大会。17日是正日子。……男唱家手撑蓝布大伞，三五成群，觅山顶树荫浓密处共坐伞下，引吭高歌，男唱家选定假象对手以后，蹲踞一旁。待曲终，而和声起矣。……唱词大率以求爱者为多。”［3］(123)而他的弟弟刘尕文正是“在花儿会上唱花儿唱来的媳妇”，刘郭成的媳妇尽管不唱花儿，花儿会也一般不去，但她特别支持丈夫唱花儿。

　　刘郭成的父亲过世早，他作为家中长子，需要帮助母亲干活，养家糊口、照顾弟妹，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上学。然而，东边不亮西边亮，聪慧好学的他虽然未能到学校读书，但在民间大课堂里学会了唱花儿，还跟着村里的老人们学会了宣宝卷。岷县地区山大沟深，气候变化多端，人们饱受自然灾害之苦，故佛教信众很多，百姓祈望通过祈祷佛祖的保佑改变命运。正如刘郭成所言:“岷县遍地都是念佛人，庙多、拜佛的也多。过去，很多人都爱念佛，一到晚上，家里的一些老人们就会宣宝卷。”而宝卷的内容很生动，这让他十分入迷，只要哪儿有老人宣宝卷，他就撵到哪儿去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学会了此道，成了宣宝卷的民间高手。现在，村里谁家有人害病，或缺儿、缺女，都会请他到家里去宣宝卷，以求得心灵慰藉。宣宝卷俗称“念佛爷”，是由唐代寺院中的俗讲演变而来的一种汉族传统说唱文学形式，在明清两代大量产生，盛行于全国许多地方。在甘肃的一些农村，宝卷至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宣宝卷作为佛教世俗化的民间说唱艺术，其内容主要有佛经故事、劝事文和民间故事，用以奉劝世人忠孝仁义、抑恶扬善、孝敬父母。岷县宝卷已入选第二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流行较广的有《泰山宝卷》《仙姑宝卷》《菩萨宝卷》《报恩宝卷》等。宝卷语言通俗流畅，唱词有四、五、七、十言之分，每品开头都附有《浪淘沙》《红绣鞋》《挂金锁》等词牌，曲调不一。而刘郭成既是花儿的好唱家，也是宣宝卷的行家里手。他介绍道，宝卷有好多种，宣宝卷时，一般有5个人，他领头唱，其他有敲木鱼的、打锣的、打鼓的，兼和声，诵唱交替。一幅宝卷有24品，每一品一个调子，各不相同。句子有7个字的，也有10个字的。尽管繁缛，但他都谙熟于心。笔者采访时，他还当场演唱了一段，几位花儿弟子也帮腔相和，颇有感染力。

　　作为土生土长的花儿名人，他不仅把花儿唱遍了甘肃省，也唱到了省外。2008年，他在全县花儿大赛荣获一等奖不久，岷县推荐他到浙江卫视展示了原生态的洮岷花儿，为弘扬西北花儿做出了贡献。这是他第一次坐着火车出省去唱花儿，他感到无比喜悦。他所歌唱的花儿内容丰富鲜活。如他所言:“我唱花儿就是眼里看见什么，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现在生活好了，我们就唱好生活。比如:剪子要铰黄裱呢，党对农民太好呢。穷人评成低保了，没有儿子的管老了，没养孩子的当成‘五保’了。”作为国家级花儿传承人，刘郭成尽心竭力。他说:“只要有人想学花儿，我就给他们教。只要上面叫我参加花儿演出活动，不管是在兰州，还是在定西，不管有多远的路，不管家里农活多忙，我都会去参加。”弟弟刘尕文也是他的学生，2005年，他以一曲“二郎山上的林林儿里，你像一朵红花哩;插到洗脸盆盆里，洗脸瞭着魂影儿哩”［4］(420)获得全县花儿大赛一等奖，并于2015年被评为省级二郎山花儿传承人。目前，刘郭成所培养的一批优秀学生，已成长为岷县花儿歌坛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二郎山花儿薪火相传的接班人。

　　二、关于刘郭成及岷县花儿传承的思考

　　刘郭成作为岷县花儿的领军人物和岷县目前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二郎山花儿的传承中功不可没。总结其成长经历，结合岷县花儿的传承，笔者有以下思考。

　　1．前辈歌手的影响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郭成的父亲和大伯都是他花儿人生的好榜样。尤其是其父，可谓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也是他花儿人生的领路人。刘郭成对父亲当年的花儿风采记忆犹新:“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农民们在山上修梯田，父亲在高音喇叭里自编自唱花儿，不用下地干活，生产队每天还给他记工分。还有唱眉户剧的，他们换着唱。”幼年时的他就对父亲能够用花儿为干活的村民鼓劲加油而自豪不已，还有他亲眼目睹父亲不顾腿伤，一连3天在洮河大桥高歌花儿的陶醉情景，都让他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其大伯也是刘郭成的花儿榜样，“大伯过世早，我没见过。但听人说:他的那个声嗓能传好远呢!嘿，一直传到山的那一边。那时，他经常赶上牛车到山沟里去砍柴，他走到快到家的另一面山上时就唱花儿。家里人听到他的那一声长长的花儿歌声，显亮得很呢!我大妈就赶紧给他准备饭菜，等他回到家，饭菜也做好了。”民间相传的关于其大伯声嗓好的佳话也是刘郭成唱好花儿的动力之一。同样，他又是弟弟刘尕文的好榜样。因此，在岷县花儿传承中，充分发挥前辈优秀歌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至关重要，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将为新一代歌手做出好榜样，激发他们唱好花儿的积极性。

　　2．唱花儿需从青少年时期起步。采访中得知，刘郭成是从10岁起跟随父亲唱花儿的，其弟刘尕文也是10岁左右就开始唱花儿的。而且，正如刘郭成所言:“岷县人学花儿比较早，八九岁、十岁。只要上了十三四岁，就不会唱了。”而根据西北其他地方歌手的讲述，大多都在十二三岁开始学唱花儿。岷县地区的人们学花儿的初始年龄比较早，这或许是岷县花儿的学习传统，也是岷县花儿传承中的一个特点。其弟刘尕文之女学唱花儿的事实也是佐证之一。刘尕文的女儿8岁时就被领到县上参赛唱花儿。此后，每年农历五月十七的二郎山花儿会，刘尕文夫妇都会带着女儿上山唱花儿。刘郭成的女弟子郎学会也说:“记得12岁那年，奶奶带上我去浪花儿会。其实，我那时唱得好，比我十七八岁时还唱得好呢。”为此，在岷县花儿传承活动中，应关注这一特点，从娃娃抓起，把握教育时机。遵循教育的自然规律，在小学生学花儿的最佳年龄段，即小学三四年级，及时播下花儿的种子，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及传承效果。

　　3．民间艺术具有相通性。在西北地区，除花儿民歌之外，还有许多民间音乐艺术，如秦腔、眉户、宣宝卷等。而许多民间艺术都是相通的，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刘郭成就是在擅长花儿的同时，具备了宣宝卷的技能。作为非遗的宝卷，其说唱内容同样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其语言朴实无华，与花儿歌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刘郭成所演唱的《十月怀胎报娘恩》:“第一柱神恩，养儿防顾老，临终时机，性命全不顾，好似钢刀割断娘肠肚。”“一个茶碗一朵花，一头坐的是活菩萨。两个茶碗两条龙。”在该唱词中，还提及诸孔明、汉张良、王祥卧冰等。而在早年的花儿歌词中，也有不少以历史人物起兴的。有了这些世代相传的丰富多彩的宝卷唱词的积累，无疑对花儿歌词的创作十分有帮助。相应地，有唱花儿的好声嗓，也有助于唱宝卷。二者都是民间歌唱艺术，相互之间有所关联，相得益彰。调查得知，宁夏等西北各地的花儿传承人之中，有不少人同时也具备唱秦腔、唱信天游，或演奏二胡、口弦、咪咪等民间乐器的才能。为此，我们在传承花儿的同时，应该因势利导，鼓励花儿歌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学习相关的民间艺术，以多元化的手段适应人们的现代审美需求，促进花儿的更好传承，并注重从普通大众的角度思考民间艺术的保护之策。

　　4．花儿传承人的辐射作用。目前，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代表性传承人共有6位(国家级传承人1人:刘郭成;省级传承人5人:满树巧、姜照娃、白绪娥、董明巧、刘尕文)，是西北地区7个国家级传统花儿会代表性传承人总数最多的，已经形成了强有力且初具规模的传承队伍，在花儿传承大业中充分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特别是刘郭成，认真履行国家级传承人的神圣职责，多年来，长期坚守花儿阵地，长年坚持教授花儿弟子，前后教授七八十名花儿新人，很多人进步显著，其中不少人取得了优异成绩，还有几位已经成长为甘肃省省级二郎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等。其辐射作用显而易见，传帮带的突出贡献有口皆碑。通过对刘郭成的个案研究，充分验证了我国近年来所采取的评定各级各类非遗传承人、实行专项传承补助经费政策等举措的卓越成效及其深远意义。岷县现有的二郎山代表性花儿传承人是全县众多花儿歌手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岷县花儿传承的主体。正如学者所云:“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5］(66～68)岷县花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各族人民十分喜爱花儿，一家几代人均为歌手者屡见不鲜。近年来，每逢县上举办花儿大赛，动辄上百名农民歌手竞相参赛，声势浩大。而上述被各级文化部门所认定的国家级及省级花儿传承人，都是众多花儿歌手中的佼佼者，每个人好比是一座灯塔，为周围的花儿歌手照亮前进的道路;每个传承人好比是一个标杆，激励着身边的花儿新人奋勇向前。再因地制宜，通过师傅带徒弟、家庭式传承、花儿传承人进校园的学校教育传承等方式，充分发挥二郎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的重要作用，必将引领更多的新一代花儿后人成长，促使岷县花儿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编．花儿论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雪犁，柯杨，编．西北花儿精选［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4］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5］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7)．

　　原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武宇林(1955－)，女，山西大同人，北方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

     值班编辑：和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