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拥有一百多年发展历史的布依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表演剧目。文章围绕题材、内容、人物等维度对布依戏剧目的审美蕴涵予以深入诠解,指出布依戏剧目均紧紧围绕布依族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而敷演,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人性复归”的审美理念。

　　关键词：布依戏;剧目内容;审美蕴涵

　　布依戏是流行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南盘江沿岸布依族中的戏曲剧种,旧称“土戏”,布依语称“谷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依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表演剧目,我们可将其类分为民族剧目与移植剧目两种,其中,根据民族剧目产生时间的不同,又可将其分为传统剧目与现代剧目两种。这些剧目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以及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都是紧紧围绕布依族人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而敷演,书写布依族人开拓生存空间的七情六欲、探索布依族人真实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包括隐藏得很深的内心隐秘,这其实体现出了一种“以人为本”、“人性复归”的审美理念。这一点,在布依戏民族剧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题材审美———生命存在的尊重与思考

　　“题材是审美感受积聚升华的产物,是体现作家深层思维成果和鲜明情感倾向的生活材料,与审美反映过程中初级状态的审美意识有了质的差异。”〔1〕因此,探讨布依戏剧目上的艺术审美,从题材上进行审视,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点。当然,探讨戏曲文本的审美价值与题材的关系,远不如认识意义、教育意义与题材的关系那么密切。但是,从本质上讲,美与真、善相通,与社会历史价值紧扣相联。从这一角度来看,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戏曲文本,总是会与作品题材本身的特性有一定联系的。再者,布依戏是布依族人民对生活进行审美反映的积极成果,是艺术美的一种形态。因此,我们对布依戏题材价值的估量,势必会把审美因素置于突出的位置。

　　纵观布依戏民族剧目,其题材可谓丰富多彩,富于广度地再现了布依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概而述之,这些题材可大体分为三类:即民族战争题材、爱情婚姻题材以及伦理道德题材。下面,分别加以论析。

　　(一)民族战争题材

　　在阶级社会里,布依族人民曾遭受过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从唐宋时期的反抗斗争开始,①英勇的布依族人民反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在布依族叙事诗和民间故事中多有比较生动的反映,如布依族民间故事《杨元保》等。布依戏由于出现较晚(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因而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剧目并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六月六》。该剧为布依戏传统剧目,曾在1956年安龙县民族民间文艺汇演中获奖。它主要反映了清代安龙龙广区布依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清朝同治九年(1853)六月,龙广财主勾结官府,派兵进驻龙广,野蛮而残酷地屠杀布依族人民,激起了广大布依族群众的强烈反抗。布依族将领贺连级在与官兵的厮杀搏斗中,冲出重围,搬请来民族英雄杨元帅,于六月初六杀退了官兵,取得了胜利。这个剧目反映了当时激烈尖锐的阶级矛盾,塑造了布依族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布依族人民的美好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六月初六这一天也是布依族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六月六”。这一节日极富布依族特色,几乎每个布依族地区都过,其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故有的地区称为“过小年”。然而,布依戏剧目《六月六》所展现的却并非是节日盛况以及民俗风情,而是再现了一场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历史战争,着力刻画了布依族人民的顽强反抗精神,以及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强烈愿望。剧中极力渲染了贺连级、杨元帅等英雄人物形象,他们有勇有谋,不怕牺牲、不畏强暴,带领英勇的布依族人民同残酷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应该说,这样的题材是富于历史厚度的,也是具有思想深刻性的,它会在布依族人心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感。此剧能够在各布依戏班至今常演不衰,并且深受布依族群众的喜爱,除了艺术形态方面的文武兼备,以武见长,打法别致独特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弘扬了布依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布依族人民的尊严。再者,“六月六”又是布依族的传统节日,每年这天都要隆重集会,举行庆祝活动。活动之中必演出这个传统剧目,让布依族人民在欢庆佳节之时,也不忘追忆那段追求自由、顽强抗争的历史,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此剧在黔西南布依族地区传播极广,已成为布依戏中的经典剧目之一。

　　虽然由于布依戏诞生的历史不长,以致表现民族战争题材的剧目并不多,但像《六月六》这样的剧目能够在众多布依戏剧目中脱颖而出,流传至今,且常演不衰,必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究。当我们对这一剧目的题材本身进行艺术审美时,就会发现:它与布依族审美心理趋向相契合,体现了布依族的审美气质。而布依族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审美心理、审美气质,还要从他们的民族历史中去找原因。我们知道,布依族自古即生活在南北盘江、红水河两岸,这一地带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生活困苦,加之,在阶级社会以及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布依族人民曾遭受统治者、地主、军阀官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给布依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痛的灾难。但英勇的布依族人民却从未屈服,一直同压迫者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因而,这种富于反抗、勇敢斗争、不畏艰险的精神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深刻影响着布依族人的生活。而民族戏剧就是以展现本民族的生活面貌,映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为己任的一门舞台综合艺术,因此,《六月六》这样题材的剧目在布依戏中虽然比较少,但却具有典型性,它正好彰显了布依族的民族精神与气质,契合了民族审美心理,所以,该剧目能够深受布依族群众的喜爱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爱情婚姻题材

　　这一类题材剧目在布依戏中所占比例较大,如《罗细杏》、《罗赫信》、《红康金》、《金竹情》、《胡喜与南祥》、《逃婚记》、《弄假成真》、《自由婚姻多幸福》等等剧目,皆属此类。布依戏中的爱情婚姻题材剧目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特点:即它并非着意展现浪漫、甜美的爱情故事,而是极力渲染追求爱情的艰辛。一方面是布依族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生活的执著追求、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则是封建礼教的横加干涉、无情践踏,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此,二者激烈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从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人们的深入反思,进而探究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

　　布依族传统婚姻缔结,一般要经过青年男女“浪哨”的社交活动,待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后,进而发展到互相恋爱。但是,此种自由恋爱往往会遭到封建礼教的粗暴阻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一条束缚布依族青年男女婚姻的无情枷锁,使他们纯真的爱情遭到扼杀。在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布依族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大胆起来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抗议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对他们的迫害。不难看出,此类题材的巨大艺术魅力就在于它的反抗性、斗争性,在于青年男女们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而义无反顾的精神,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像布依戏《红康金》中,妹勤、妹快、妹花三姊妹为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三人相约来到红康金河边,将头发捆在一起,跳入滚滚浪涛之中,就是这种决绝态度的最佳演绎。这样的精神当然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强调了生命个体的存在,捍卫了生命个体的尊严,这也正是它能够在布依族群众中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类题材中的许多剧目已成为布依戏中的经典剧目,在各布依戏班常演不衰。其中,传统剧目《罗细杏》就曾在1981年册亨布依族自治县十五周年县庆“民间文艺汇演”中荣获一等奖;1984年11月,又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录相演出”,荣获国家文化部“优秀剧目”奖。曲六乙先生曾在《贵州日报》撰文“贵州民族戏剧的腾飞”来评论《罗细杏》。除了此剧本身艺术成就方面的原因外,其题材本身所彰显的对生命个体存在的充分尊重与深入思考,也是其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伦理道德题材

　　布依戏中的伦理道德题材剧目,多改编自本民族的民间故事(以机智人物故事为主),以及民间传说等艺术形式。它着重反映了布依族的思想愿望、道德观念,呈示了布依族的性格特征和审美心理趋向。其中,惩恶扬善、同情弱者,是此类题材剧目的主旨所在,这其实深深寄托了善良的布依族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这方面题材的剧目比较多,主要有:《人财两空》、《金猫宝瓢》、《三聘春姑》、《穷姑爷》(又名《三老姨》)、《一女嫁多夫》(又名《看山穿》)、《王玉莲》等等。

　　《人财两空》是根据布依族民间故事《况甲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戏中主角况甲(“甲”在布依语中是孤儿的意思)自幼丧失父母沦为孤儿,由邻里周济长大。况甲备受欺凌,饱受了人间冷暖辛酸,但人间事态炎凉却磨炼了况甲多思善谋敢于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不屈精神,且爱憎分明、机敏能干而又富于幽默感。后来,他成了财主家的长工。当他看到财主骆黑规(外号叫骆黑鬼)借收租为名到江边亭企图强占民女二妹时,便设计说,如果财主立下字据,免除江边亭百姓所欠租债,二妹便与他成亲。财主急于寻欢,答应立契。这时,况甲又急忙把财主要强占民女之事报告财主的老婆数他。正当财主强迫二妹成婚时,数他赶到。数他又哭又闹,财主搞得个人财两空。这个戏幽默风趣,对况甲这个善良正直而又机智的长工给予了热情的赞颂,对贪心好色的财主则给予了无情鞭挞和揭露。

　　再如《金猫宝瓢》这出戏源于布依族民间传说。主要讲述了布依寨卜苏(土司)家养有一只黄猫,至邻居农家觅食,将葫芦水瓢翻落地下摔破,农家愤而将猫打死。卜苏不依,告至官府,声称这个猫是个金猫,值银五万五,要农家赔偿。聪明的农家则说他的葫芦瓢是宝瓢,用它舀水盛饭,一日不会减少。而猫好吃懒做,只会捉老鼠,不及瓢的宝贵。猫既值银五万五,宝瓢应值银六万六,请县官明断。县官无言以对,加之对卜苏打官司未先纳“贡”银而十分不满,就判他补银一万一作农家宝瓢损失费。剧中,农家的聪明风趣与卜苏的刁蛮愚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布依族人民强烈的情感倾向,因而受到了布依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此类题材剧目在布依戏中之所以比较多,且流传较广,主要原因就是它所表达的道德观念直接,易于抒发布依族群众心中的爱憎情感。其实,惩恶扬善、同情弱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各族人民共通的情感。因此,此类题材在汉族戏曲以及其他民族戏曲中也多有反映,只不过,布依戏的表达方式独具布依族特色罢了。

　　二、内容审美———完美生活的强烈诉求

　　布依戏的剧目内容可以用精巧生动来形容,一般来说,布依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比较短小精炼的。整个一台戏,无非是告诉给观众一个简短的故事,连唱带白带表演,大抵也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且,整个剧本的结构大多是“一人一事”贯串到底,“主干”清晰,情节流畅,人物集中,时间集中,冲突集中。而这一点又恰恰与惯于果断办事的布依族性格特征相吻合,同时,这也是与缺乏演出场所,演出条件较差的布依族地区的客观情况相适应。但是,简短并不等于简单,这些剧本的情节大多极具典型性,综合反映了布依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情况,表达了布依族人民对完美生活的强烈诉求。

　　我们首先来看汉族移植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名《梁祝姻缘》、《况山伯·娘英台》)。据有关史料记载,“梁祝传说”产生于东晋。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可见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2〕这一凄美的爱情故事,历经千年的流传,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在中国各个戏曲剧种、民间曲艺中,均有关于此故事的敷演,据统计,其剧本大约有三十多种。布依戏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深受布依族群众的喜爱,被作为珍品世代相传。但是,这一经典的汉族故事,在成为布依戏剧目的过程中,并非只是简单的照搬、移植,而是根据布依族的审美情趣、审美心理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地方化”(即“黔西南化”)、“布依化”过程,这样,布依戏移植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具有了布依族的审美气质。在戏中,不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生活环境、求学环境具有了黔西南一带的地域特色,而且戏剧本身的情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化蝶”一场。在汉族剧目中,祝英台抗婚不成,悲恸而死,梁山伯知道后也因此而殉情。最后,二人双双化为彩蝶,比翼双飞。但在布依戏中就被改编成了下面这样的情况,即祝英台抗婚不成,因悲恸而死,梁山伯知道后也因此而殉情。他们双双死后,并没有化蝶成双,而是化成两块彩石叠放在一起。并将自己爱情的不幸遭遇告到了玉皇大帝那里,玉皇大帝为他们真挚的爱情所感动,让梁、祝死而复生,结拜为夫妻,而且,立即令五雷神将逼婚的马文才公子劈死。从此,梁山伯与祝英台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从表层来看,此一改,大大强化了该剧的神话色彩与喜剧效果。然而,此种情节改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样值得我们深究。

　　在我看来,此种情节的改变,正好彰显了布依族的审美心理取向以及独特的审美气质。我们知道,在汉族剧目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由于人们并不满足于此种结局的凄凉、伤感,于是,就刻意安排一个“化蝶”的情节,让他们二人还能够在死后相伴相随,这实际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美好祝愿与寄托。但是,在布依族人心中,“化蝶”情节依然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心理预期,依然不能满足他们的“经验期待视野”,于是,就有了让梁祝二人又重新复活,并结拜为夫妻,同时又将逼婚的马文才劈死等情节。应该说,这是一种更为大胆、更加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它充分表达了布依族人民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一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审美心理结构。这种对生活完美的、强烈的,甚至有些苛刻的追求,将会带给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圆满”中获得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我们知道,追求“完美”、“圆满”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审美心理,因此,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部分都有着“善恶有报”的团圆结局。而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艺术结构模式,是有着深刻的民族、历史原因的。概括而言,主要关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长于作整体思维的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起于冲突,终于和谐,否极泰来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中国传统美学着眼于内心情感的抒发,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便成了作者和观众抒发主观情感的载体。再次,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3〕但是,布依族人民却将此种审美心理在布依戏中表现得如此直接、如此“苛刻”,这在其他民族戏曲中并不多见,因此它比较充分地彰显了布依族的审美气质。下面我们以与布依戏渊源甚密的壮戏为例,即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与布依戏一样,汉族移植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成为壮戏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番“地方化”、“壮化”的过程。其大意是:才气出众的村姑喃英台,与去求学的梁山伯在一个水井边相遇,山伯为人热情、谆厚,替之提水。交谈中山伯告诉英台即将去桂林求学之事。英台听后,便起一起求学和爱慕之心。回家后,即女扮男装与山伯一同赴桂林上学。二人同窗三载,英台更加爱慕山伯。后来,英台接到家书催她还乡,便留言与山伯。山伯得言,大悟,追赶而去。一路上问毛角雀:能否赶上英台?雀答:能。于是山伯即赏之以红冠,故今天毛角雀有红冠;后山伯又遇到圹角鱼,问能否赶上英台?鱼答:赶不上了。山伯甚为恼怒,便将鱼踩扁,故今圹角鱼形扁。英台返家后,因忠于山伯,拒不成婚,悲恸而死,山伯亦殉情,二人化作了天上的星星。由此可见,壮戏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用化作星星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是比较含蓄、朦胧的,而不像布依戏那样直接、强烈。

　　民族剧目《金竹情》是根据布依族同名叙事长诗改编而成的。剧中塑造了两个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布依族青年形象———聪明、美丽、勤劳、坚强的郎秀和机智勇敢的凡龙。为了反抗绍宋父子残暴专横的婚姻掠夺,维护坚贞纯洁的爱情,夫妻俩作了一场坚贞不屈而又十分机智勇敢的斗争。然而,在恶势力还十分强大的历史条件下,斗争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悲剧色彩。在无法得到郎秀的情况下,凶恶、残忍的绍宋将郎秀杀害,并叫嚣“凡龙呀凡龙,今天我和郎秀成不了婚,你也别想得到她!”在艺术处理上,剧中对郎秀遭受不幸部分的描绘比较简略,郎秀被杀害也只是几句台词即带过,但是由于前面几场戏将郎秀与凡龙爱情的甜美渲染得极其充分,这样,爱与美的毁灭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4〕鲁迅曾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被毁灭的东西价值越高,被毁灭的悲剧效果才越强。郎秀和凡龙的幸福被毁灭,真、善、美被蹂躏,必然使心灵相通的布依族群众产生对绍宋父子的憎恨之情。出于对完美生活的强烈诉求,他们根本无法接受郎秀、凡龙的生离死别,于是,又安排了下面的情节:凡龙将凶恶的绍宋杀死,并取出他和郎秀定情的两块金竹片,还原于大金竹上,金竹闪闪发光,一股青烟腾起,郎秀如梦初醒。在凡龙忠贞爱情的感召下,郎秀复活了,他们一起顺着金竹的光芒,向往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金竹情》这一剧目在布依族群众中曾广受欢迎,引起过较大反响。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除在省、州和布依村寨巡回演出外,仅在贞丰县城,就演了十一场,观众达一万多人。②该剧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功,在我看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情节安排、设计,特别符合布依族人民的审美心理取向。尤其是剧中极力渲染了郎秀与凡龙爱情生活的美好、甜蜜,这是与布依族人民的审美心理预期相契合的;后来二人虽历经生死劫难,却最终获得完满、幸福的生活,又一次印证了布依族人民追求完美生活的强烈诉求。

　　总而言之,布依戏剧目内容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完美生活的强烈诉求,其实渗透着布依族人民的一种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的最终指向在于“对自由的表态,对自由的确认”,它将导引着布依族人民“从有限世界的黑暗与不可解中”〔5〕得到解放,并最终获得一种生命的本质力量,从而“去拜访个人意义上的天堂”。〔6〕这种由审美理想所激发出来的生命本质力量,是布依族人民面对残酷的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能够进行勇敢斗争的动力与源泉,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人物审美———女性意识的体认与高扬

　　在布依戏的众多剧目中,女性人物形象往往具有光彩照人的艺术魅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谦恭、柔顺的布依族女性的传统美德,更因为这种温顺背后所迸发出的强烈反抗精神,让人振聋发聩。而这种反抗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自觉体认与高扬。关于这一点,在爱情婚姻题材的布依戏剧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这一题材剧目中的女性人物,通过对纯真爱情与幸福婚姻的强烈追求,以及面对世俗权威的现实逼迫时所表现出的自觉、清醒、自为与自尊,完成了其作为一个女性生命主体理所应当具有的女性意识的自觉体认与高扬,通过其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尊重与思考,体现了新的时代内涵与美学追求。

　　《罗细杏》是布依戏传统剧目,深受布依族群众喜爱,自从1984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录相演出”,荣获“优秀奖”后,已被公认是布依戏历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此剧原系根据清代光绪年间发生在黔西南册亨县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布依族少女罗细杏由于父母包办她的婚姻,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情人,同一个陌生人结婚。婚后,罗细杏虽然任劳任怨,勤于耕织,努力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却常常遭到公婆的虐待和丈夫的毒打。罗细杏终于忍无可忍,勇敢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向财主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同自己心爱的情人划着一只木船渡过波浪滔滔的南盘江,逃到广西去建立了幸福的家庭。③与原民间故事相比,布依戏《罗细杏》对主要情节做了较大改动,除保留令人振奋的结局外,删去了罗细杏忍痛割爱、委曲求全的情节,而代之以从始至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爱情,从而强化了剧本的战斗性。

　　戏中女主人公罗细杏可谓是布依族女性形象的一个代表。布依族女性自古就有“朝出耕以资仰侍父母,暮入息聚议场圃桑麻”④的传统美德。《安顺府志》载:“以垦荒种棉为第一,昼则陇亩,夜则纺纱织布,非特可供家人服饰,且有条布出售于市场,故妇女较男子尤勤俭也。”〔7〕正是这些长期积淀起来的布依族女性道德观、荣辱观、伦理观才塑造了罗细杏勤劳、善良、温柔、谦恭的性格特点。如唱词“哥挥银锄走在前,妹撒棉籽连成线。杏妹跟哥脚印走,深情厚意记心田。”“今后哥妹同流汗,秋后双双共纺棉。”即表现了她与情人———孤苦伶仃的陆阿品———共同劳动时的幸福与温柔。对待自己的爱情,罗细杏既坚贞、执著,又清醒、自觉,她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里,并愿意勇敢追求,义无反顾。她对情人阿品唱道:

　　有心上山不怕高,

　　有心下河不怕深;

　　有心连哥不怕刀,

　　今生今世不离分。

　　妹是鱼,郎是水,

　　妹是藤,郎是根,

　　火烧心不死,

　　雷劈不离分。

　　生在阳间共把伞,

　　死到阴间共所坟。

　　从此种坚定而执著的“爱情宣言”中,我们看到了罗细杏刚烈而坚毅的性格特点。当卜苏(土司)打伤她的母亲,打死她的父亲,而且步步紧逼,要污辱她时,她毅然拿出阿品送给她的信物———剪刀,对准自己,并喊出了:

　　品哥啊———

　　妹的心思你知晓,

　　跟哥哪怕下油锅。

　　铁链拿当手镯戴,

　　钢刀当作板凳坐。

　　有哥衣裳伴妹去,

　　妹到黄泉双眼合。

　　从而表明了“血溅虎狼巢,以示我清白”的决心。这种凛然的正气,震慑了土司,使他惊慌失措,发出了“啊?!刀……剪刀”的号叫。最后戏剧的结尾是:在棍师、阿发等朋友的帮助下,细杏终于冲出了牢笼,和阿品、慈母一道,乘上木筏,漂流他乡。整个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戏剧结尾写道:

　　“嗨哟,嗨哟!

　　盘江水,流不断,

　　冲出峡谷绕过山。

　　木筏闯滩去远方,

　　何时才能把家还?

　　嗨哟,嗨哟!

　　何时才能把家还?

　　这样的结尾不免有些渺远沧桑之感,从“何时才能把家还”的两次询问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细杏心中的辛酸与无奈。可就是此种带着丝丝悲壮的沧桑感,才更加突出了罗细杏作为一个女性人物形象的高大,更加彰显了她对女性意识的坚守,如此,她的决绝行动就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引发人们去进行深入的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思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依戏《罗细杏》之所以能够引起外界的诸多关注,并深受布依族群众的喜爱,绝非仅仅是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更多地还是罗细杏这一女性人物形象的巨大艺术魅力。面对强大、凶恶的封建势力代表者———土司,罗细杏所表现出的勇敢、无畏,以及巨大的反抗精神,让人震慑;面对自己的爱情,她又是如此的坚决、执著,同样使人体味到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而罗细杏所表现出的执著、勇敢,都是其女性意识的一种深刻体认与坚守,是对女性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以及对女性自身自由、幸福的一种自主、自我把握。无可否认,这样的思想意蕴是具有深刻审美内涵的。

　　布依戏《红康金》⑤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前不久镇宁县扁担山区星拱乡洼子寨发生的一个真实悲剧改编的。剧情主要讲述了:布依族姑娘妹勤、妹快、妹花三姊妹,因父母包办婚姻,不能与自己选中的意中人相恋,深感痛苦。为了表示他们决不屈从的态度,三人相约来到红康金河边,将头发捆在一起,毅然跳入滚滚波涛之中。

　　布依族的包办婚姻具体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它一定是在汉族封建婚姻礼制的影响下才产生的,而且影响极深。剧中妹勤的母亲及整个家庭就是这种封建婚姻制度的缩影,他们以各种手段威逼妹勤、妹快、妹花三姊妹服从他们的包办婚姻,甚至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妹勤有这样一段唱词:

　　“今晚转到家,

　　今晚回到屋,

　　父和母由上门来堵,

　　兄和弟由下门来拦,

　　他们硬提棍子来打,

　　他们硬拿火棒来捶。”

　　面对如此强大的、残酷的包办婚姻制度,三姊妹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自己的幸福自己做主,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决不屈从于任何强大势力的安排,就是这种女性自主意识的深刻写照。

　　“这辈子不去就不去,

　　哪个说要去他家就等于去鬼家,

　　谁进了他家就是进野人家。

　　……

　　叫我同他做家,

　　那不如同鬼共屋,

　　不如同鬼共处。

　　要活就同情人做家,

　　要死就同情人共坟。”

　　然而,面对世俗强大的封建势力,生命个体的反抗力量毕竟是极其微弱的,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毅然用死完成了主体意识的坚守,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对罪恶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血泪控诉。相对于罗细杏的与情人远走他乡,妹勤、妹快、妹花三姊妹的不幸遭遇更加富于悲剧性。然而,此种悲剧性却远逊于其教育性。由于受到汉族封建伦理的影响,多少布依族女性在世俗伦理与自主意识的矛盾中挣扎,在道德冲突的两难选择中屈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妹勤、妹快、妹花三姊妹用年轻生命换来的女性意识坚守的真正审美价值就在于:它引发了人们思考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唤起了人们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尊重。

　　综上,如果从艺术审美的价值尺度而论,“精神(理性)无限性的价值意图决定了艺术审美的价值前景,艺术审美的本质正维系在这种精神(理性)自身的超越本质上。所以,所谓艺术审美的价值问题,实际上就成了精神(理性)自身的价值问题”。〔8〕进而言之,“艺术的要义并不在于`美化'人生,而是在于直观地呈现人的生存状态;并且,艺术所提供的不是现实世界的某些断片,而是关于人的生存情况的整体形象;不是单纯的直观,而是在完满的感性创造中显示出对理性和理想的肯定和求。”〔9〕由此我们说,虽然上述的布依戏女性人物形象,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出来的,但是,人物形象本身所深蕴的对女性意识的自觉体认与坚守的精神却是具有超越性的,不但在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具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当下布依族社会中,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以及巨大的审美价值。

　　〔注释〕

　　①唐元和七年(812),黔、巫、等地曾经爆发过蛮僚武装起义,史

　　载所谓“蛮僚扰盗弄库兵,威胁守帅”,意即“蛮僚”群众举行武装起

　　义,打开官府武库,威胁守帅统治的历史事实。见《布依族简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②王文信、叶集贤:《金手浇灌〈金竹情〉》,载贵州省文化出版厅、贵州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贵州省少数民族戏剧资料汇编》,内部

　　印刷,1984年编印,第124—126页。

　　③贵州省民研会编:《民间文学资料》(第二十集),内部印刷,1959年

　　编印。

　　④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编:《黔西南布依族清代乡规

　　民约碑文选》,内部印刷,编印时间不详。

　　⑤贵州省民研会编:《民间文学资料》(第二十集),内部印刷,1959年

　　编印。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53.

　　〔2〕[唐]张读.宣室志〔O〕.明刻稗海本.

　　〔3〕宋成斌,王志勇.我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J〕.沈

　　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4〕庹修明.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M〕.贵阳:贵州民族出

　　版社,1987:183—192.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52.

　　〔6〕[美]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93.

　　〔7〕安顺市地方志编委会.安顺府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8〕张晶.美学前沿(第2卷)〔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0-71.

　　〔9〕赵丕杰,程孟辉.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第1辑)〔M〕.北京:首都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3:107.

　　On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Buyi Opera Repertoire

　　GONG De-quan1,2

　　(1.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2.Zhongshan University,Gue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Buyi opera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has accumulated rich performing repertoire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s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Buyi opera for the theme,

　　content,characters and other dimensions,and pointsout that the Buyi opera repertoire are impulsively rou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life value to the Buyi people.It reflects the aesthetic idea to“people-oriented”and“hu-

　　manity reversion”.

　　Key Words:Buyi opera;repertoire;aesthetic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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