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思中国当代历史曲折是阿来小说创作的重要指归。以藏族的少数民族乡村生活为视域，再现“大跃进”、“文革”等当代历史节点的非常态生活情景，展示特定时期外来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势挤压，展示与历史曲折相伴而生的人性迷失，体现了阿来反思小说穿透历史与现代性追问的独特维度与厚重力度。而以守护少数民族文化、重建和谐生态环境与人性救赎为轴心，阿来做出了重建历史理性的努力，也诠释了顽强的生活信念与文学的理想。

　　关键词：阿来；小说；少数民族视域；当代历史反思

　　就著名藏族作家阿来来说，他的小说创作题材广泛，思想厚重，先锋意识凸显，富于寓言意味。无论长篇小说《空山》，还是《旧年的血迹》、《永远的嘎洛》、《孽缘》、《遥远的温泉》、《少年诗篇》、《已经消失的森林》等系列化中、短篇小说，都是以着力反思中国当代历史为指归的。不过，较之汉族作家的反思小说，阿来反思小说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反思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这便是以少数民族即藏族乡村生活为载体，通过对藏族历史命运与文化命运的观照，寻求与把握中国当代历史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走向，审视现代性诉求的偏颇，因而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反思历史的独特维度。

　　一、少数民族视域下的历史曲折

　　阿来反思小说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依托对阿坝地区藏族乡村生活的描写，展示中国当代历史的曲折，揭示“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与政治决策失误给藏族造成的灾难、损失与冲击，并反思与拷问改革开放年代藏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偏差，从而警示人们对深刻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阿来反思小说以沉痛的笔墨描绘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与“文革”等政治运动与政治决策失误给藏族地区造成的人为的社会灾难，亦即“人祸”。这种“人祸”的典型形式，便是饥荒与因饥荒导致的死亡。1958年“大跃进”运动与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大挫折，并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性影响，导致了人为的大饥荒与死亡，并势不可挡地荡及了阿坝藏族少数民族地区，使藏族群众深受其苦。对此，阿来曾痛心地说：“人民公社时，刚刚放开肚子在食堂里吃了几天，就要以饿死许多人命作为抵偿。”［1］他的《空山》、《旧年的血迹》、《磨菇圈》等对这些灾难给予生动、形象的再现，让人重温了那段令人心酸的难忘岁月。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来这些反思小说与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中较为典型的灾难叙事与饥饿叙事。《空山》着力还原了阿坝藏族地区的“大跃进”场面：上级提出了亩产三万斤、每人积肥六十万斤的政治口号与任务，报纸上还发表了某地亩产过十万斤的新闻，机村的汉族村支书林驼子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以政治强迫的方式带领藏族群众在全村大搞积肥运动，结果因为肥力过度造成小麦等庄稼全部被烧死，粮食绝收。机村人由此陷入饥荒，不得不远赴祖先留下的古王国遗址——觉尔朗峡谷开荒救命，而随后几十年的饥荒岁月也拉开了序幕。《磨菇圈》则展示了类似的“大跃进”场景：上级工作组进驻机村，一方面提出“人定胜天，这是新思想”，强调“思想是最有力的武器”，一方面提出粮食产量翻番的目标，号召大积肥，结果小麦疯长，不肯熟黄，粮食绝收，但公粮依旧不减，机村家家户户由此断粮，挣扎在死亡线上，社长“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上吊自杀，斯炯等普通藏民被迫以蘑菇等野菜度日与救命。《旧年的血迹》中的雍宗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年饥饿难耐，只好选择以烟抗饿。其子阿来常常“饿得两眼昏花”。

        阿来反思小说以无奈的口吻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前三十年间藏族乡村日常生活被严重扭曲的场景，展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各族民众带来的政治恐惧与伤害。《旧年的血迹》中的雍宗尽管参加过志愿军，当过班长之类的职务，在剿匪中立过功，但因为是旧时代藏族若巴头人的后代，不仅丢掉了乡文书的工作，而且成为大队的“管制”对象，失去了参加社队开会、学习等政治活动的资格，剩下的便是变相的劳役处罚——进山砍柴为生产队晚上召开的会议供暖。而生产大队密集而无休止的政治会议，不是高喊“假大空”式的虚妄政治口号，便是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雍宗的儿子阿来因为当兵被大队长嘎洛的儿子挤兑产生心理失落，晚上偷偷砸了集体仓库中本来是自家财产的铜锅，便被嘎洛视为“阶级报复”与“破坏人民公社”的行为，上报公安机关。《空山》中对于“文革”中的机村生活有着这样的描绘：当机村发生“天火”之后，上级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大搞政治挂帅，成天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领袖著作，召开斗争大会，揪斗所谓革命内部的阶级敌人，连已经死去的藏族巫师多吉也不放过斗争，把灭火本身置诸脑后，结果耽误了灭火时机，造成了生态破坏、人员伤亡的惨重代价。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文革”造反派司令在组织扑灭村里的“天火”时，坚称不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火还会发生，于是虽然有些经济问题但政治清白的代销店汉族老板刘世清被当成阶级敌人被批斗。《磨菇圈》中的汉族人吴芝圃民国年间逃难流落到机村，后在茶马古道开起了旅店，当上了掌柜。“大跃进”时期，已经还乡的吴芝圃再次逃荒逃到了机村，结果却因为过去的掌柜身份等，被政法机关以“剥削阶级，仇视社会主义”等罪名予以拘捕，饿得奄奄一息的吴芝圃深知已无生路，便在羁押途中选择跳崖自杀。

　　阿来反思小说还从生态角度反思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严重曲折，这便是生态环境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大破坏及其给国家、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严重恶果。阿来故乡所在的阿坝地区处于四川省西北部，是大渡河、岷江、嘉陵江的上游地区，更是历史上森林覆盖的山区与林区，称得上长江等祖国母亲河的水源地。这里的良好生态环境不仅为本地藏族提供了理想的栖居之地，也为长江中、下游流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与可靠的生态保证。然而，当历史进入当代之后，这里曾经的理想生存之地与良好的生态环境却陷入了人为的劫难，原始的森林变成了光秃的山头，野生动物被猎杀殆尽，各种生态灾难接踵而至，后果之惨重无法预估。对此，阿来不仅感同身受与深表痛惜，而且运用自己的作品表达深切的忧虑，并带着读者一起去追踪生态破坏的历史印迹，感受生态破坏造成的无穷后果。在《蘑菇圈》中，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思想的洗脑，人们把“满山的树木不予砍伐，用去构建社会主义大厦”当成“一种无心的罪过”。结果，“机村的原始森林在十几年间几乎被森林工业局建立的一个个伐木场砍伐殆尽……”［2］《空山》更是以详尽的篇幅展示了机村原始森林被国家伐木场砍伐殆尽的具体过程，并进一步描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机村森林再次遭受的人为灭顶之灾，展示了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泥石流频发、家园毁坏、人员伤亡等严重恶果。比如，伴随着公路的修通，伐木场也进驻了机村，机村原始森林被成片伐倒，最至砍伐殆尽。复员军人达戈无休止地猎杀森林中的动物，尤其是猴子，猴群、熊与其他动物濒临灭绝。泥石流灾害冲毁了机村的房屋、田土，夺去了机村许多藏民与伐木场工人的生命。“文革”中，工作组在实施森林灭火过程中盲目地炸穿了色嫫措湖。改革开放伊始，汉族人李老板、藏族高中生拉加泽里、更秋家兄弟——许许多多的机村人，都加入到盗伐林木的行列，机村残存的森林随之消失。县政府则为了增加税收而兴修双江口水电站，却故意回避生态评估，机村藏民需要移民，也最终失去了生存的家园。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阿来这样描写故乡生态破坏的衰景：“村子四周的山峦几乎完全光秃秃了。山坡上裸露出灰黄的泥土与灰白的岩石，四处是泥石流冲刷过的痕迹。那里，记忆中的森林，以及众多的溪流都消失了，故乡童话般的气氛歌谣般的色彩已经消失。”他还忧心忡忡地补充说，正因为这样的生态破坏，长江开始成为第二条黄河。在《遥远的温泉》中，那些过去带有神话、神奇与梦幻色彩、令人神往与具有祛病怡心功能的美好温泉，在旅游开发中成为污浊不堪的臭水池。

　　二、新启蒙语境中的现代性追问

　　阿来反思小说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另一个维度，是对中国当代历史所展开的现代性追问，而这种现代性追问又是以新时期传承“五四”启蒙精神的新启蒙精神为思想坐标的。在阿来看来，中国当代历史的推进无疑是实现现代化、追求现代性为目的的，而中国当代历史的曲折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性追求产生偏斜的表征与结果。正如他指出：“虽然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承担一些必需的代价，虽然历史的进步必定要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我还是强烈认为：不是所有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如果我们承担了，那承担的代价至少不应该被忽略不计。”［3］而实际的问题是，许多历史的代价与苦难并非是历史的进步即现代性诉求中必然发生的，相反却更是人为制造的灾难，是历史理性缺席、人性迷失的结果。

　　从阿来反思小说中不难看出，中国当代历史曲折、历史的代价与苦难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理性缺席的伴生物。阿来指出：“新的东西的产生需要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化都是缓慢的，同时也是自然的。但是，今天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迫切、急风暴雨、非此即彼、强加于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然，你就成为前进道路上一颗罪恶的拦路石，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予以清除。特别是上个世纪，特别是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情况更是这样。而且，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形成共识：那个时代的许多事情至少是太操之过急了。结果是消灭了旧的，而未能建立新的。”［4］根据阿来的理解，历史的进步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它基于人的觉悟，需要客观的条件，历史理性就是尊重历史演进的规律，而不能割断历史与强行推进历史。中国当代历史的教训正在于此。这段话也是针对长篇小说《空山》历史叙述的一个说明，而《空山》所着力质疑的正是中国当代历史中历史理性的缺席。从《空山》以及《磨菇圈》等作品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发现，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所有历史曲折，所有历史代价，无疑都是历史理性缺席的必然后果。当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性的一面，但却曾经以简单的方式的强力推进，结果自然是欲速则不达，并付出惨重代价。“大跃进”时期的所谓“人定胜天”，不过是盲目蛮干，或曰政治盲动主义。“文革”中的所谓政治挂帅，乃是一种政治虚妄。而改革开放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偏差，如少数民族地方政府为了抓经济效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等等，虽然也存在迫不得已的一些客观因素，但无疑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同样与历史理性背道而驰，甚至不自觉地重蹈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覆辙。

 

　　在自己的反思小说中，阿来以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敏锐眼光与切身感受，发现了民族文化断裂与中国当代历史曲折的表里关系，揭示了现代性诉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强大历史冲击。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人们往往简单地以时间划分界线，不自觉地把过去与现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把传统文化视为腐朽、落后与阻碍现代性步伐的东西，因而加以拒斥与打击。正如法国思想家贡巴尼翁在分析现代性的悖论时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将‘传统的’和‘现代的’对立起来，更不用说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了：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凡‘传统的’便是对‘现代的’拒斥。”［5］缘于这种思维逻辑，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断裂在所难免。对这一现象，阿来同样深有体会。正如他所说：“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多数都可以归结为文化传统被强行断裂。汉文化如此，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与感受，我的小说中自然关注了文化（一些特别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消失，记录了这种消失。并在描述这种消失的时候，用了一种悲悯的笔调。”［6］在阿来反思小说中，与中国当代历史曲折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外来强势文化以文化霸权的形式对作为弱势文化的藏族少数民族文化形成的强力挤压，与现代代进程中藏族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消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历史疼痛感。藏族少数民族文化的断裂，很大程度上表征了现代性的错位与悖论。在《磨菇圈》的描述中，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工作组进村开始，机村便有了新、旧两种东西的区分：“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7］。这便意味着，凡是过去时代的东西被认为是旧的与应该消灭或替代的，凡是新时代出现的东西，不管正确与否，哪怕是极其虚妄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新事物、新思想，它们将取代旧的东西。藏族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包括苯教与藏传佛教在内的宗教文化被当成旧的、与新时代、新文化对立的、落后或反动的文化被打倒，受到消缔。小说中斯炯的哥哥法海被迫从寺庙还俗，并受到关押，后来破戒与妇女同居。在《空山》、《孽缘》、《少年诗篇》等作品的描述中，藏族宗教被主流文化粗暴地定性为“迷信”的代名词，毁佛灭教，毁寺拆庙，强迫喇嘛还俗与放弃清规戒律，乃至娶妻生子，在机村成为一种所谓的新的生活时尚，机村藏民的宗教活动完全被禁止。但也正因为如此，失去了信仰的藏民思想上陡然变得无所适从，有的开始不再敬畏神灵，心灵受到不良品行的污染。《空山》中的少年格拉的死亡就是这种文化断裂造成的恶果。还有，《空山》中作为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烧荒，由于其带有原始宗教或巫术的色彩，在新社会尤其是“文革”时期被当成封建迷信与反动文化遭受抛弃。正因为如此，以烧荒和为民造福为神圣使命的巫师多吉被政法机关当成反革命纵火犯予以逮捕与判刑，多吉也在逃跑中遭受重伤、死于非命。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族文化则遭遇了商品化潮流的严峻挑战。比如，《蘑菇圈》中恢复重建后的寺庙却无法避免权力与金钱的左右，纯净的宗教文化受到了污浊世俗生活的强烈冲击。

　　阿来反思小说在反思中国当代历史曲折时还特别聚焦了人性的迷失，并审慎地审视了中国当代历史曲折与人性迷失之间的交互关系。阿来指出：“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所有人，不论身处哪种文明，哪个国度，都有爱与恨，都有生和死，都有对金钱，对权力的接近与背离。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8］对他来说，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表现人性。当运用小说反思当代中国历史曲折之时，他自然无法回避对人性的透视。阿来发现，中国当代历史曲折与人性迷失之间实际上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历史的曲折导致了人性的迷失，而人性的迷失反过来助长了历史的曲折。长篇小说《空山》向读者演示了机村村民普遍人性迷失的景象，表明人性迷失与历史曲折的同构。在机村，人性的迷失千姿百态，形形色色，广泛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或金钱、事业、爱情等方面。人性迷失的原因也很复杂，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有政治的狂热与盲从，也有片面的生活追求与偏执，但最根本的莫过于人的私欲，或者说类似于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比如，“土改”与“大跃进”时期，支书林驼子迫于政治压力，或出于自我政治保护等等，对有恩于他的头人采取冷酷绝情的斗争措施，致使其家破人亡，对协拉顿珠等说实话的藏民进行政治高压与人身攻击及人格侮辱，对上级的“左”倾盲目主义不敢予以有效抵制，乃至直接或间接地沦为历史的“同谋”。“文革”中，作为民兵排长的索波由于年轻愚昧、思想疯狂与一度“野心勃勃”，紧跟政治形势，如同着了“魔”一般，不仅敢于向大队长格桑旺堆公开叫板，当众指责格桑旺堆保护巫师多吉、抵制极“左”路线是犯政治过错，而且忤逆地与自己的父亲公然作对，喝斥父亲愚昧、落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父亲进行政治威胁，做出了种种背离世道人心的事情，因而迷失于政治的风潮。达戈迷失于对爱情的追求，奉行爱情至上，不仅因此背叛了军人的身份，也背离了正常的人性，以致成为血腥屠杀动物的屠夫，成为动物灭绝的罪魁祸首，也在人生道路上走向不归之路。色嫫则为了实现个人当歌唱家的梦想而不惜出卖肉体，执迷于不切实际的人生追求。李老板、拉加泽里、更秋家兄弟等等，在疯狂政治年代结束、改革开放年代开始之后陡然滑入金钱主义的泥潭，置天理、国法于不顾，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原始森林。尤其是拉加泽里刚进入社会就步入人生的歧途。面对家庭的贫穷、嫂子的责难，拉加泽里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改变家庭的经济处境无可厚非，然而最初却铤而走险，不惜放弃高中学业与恋人分手，以违法犯罪的形式以求一夜暴富，以“恶”的形式对抗社会的不公，肆意走私木材，走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罪恶深渊。而就《旧年的血迹》与《永远的嘎洛》中的嘎洛而言，其人性迷失与《空山》中的林驼子简直是惊人的相似。

　　三、重建历史理性的现实路径

　　必须承认，阿来反思小说中透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与执着的现实批判精神。但无论是反思还是批判都只是阿来切入历史与现实的起点，而并非终点。重建历史理性、走出历史曲折是阿来和他的反思小说的落脚点与文化归宿。所谓历史理性，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把握历史走向，促使偏斜的历史回归正常的状态。正如阿来所说：“当作家表达了一种现实，即便其中充满了遗憾与抗议，也是希望这种现状得到改善。但作家无法亲自去改善这些现实，只是诉诸人们的良知，唤醒人们昏睡中的正常的情感，以期某些恶化的症候得到舒缓，病变的部分被关注，被清除。文学是让人正常，然后让正常的人去建设一个正常的社会。”［9］正因为如此，阿来反思小说并不局限于停留在咀嚼历史苦难上面，而是面向未来，做出了重建历史理性的努力。

　　在阿来反思小说中，重建历史理性的第一条现实路径是守护民族文化。阿来曾经指出：“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人们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他们因为蒙昧，因为弄不清清楚尘世生活如此艰难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命运无条件托付给神祇已经上千年了。”［10］对藏族文化，阿来的态度十分鲜明，这种态度便是祛魅，即运用理性的精神审视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接受现代化浪潮的考验，消除民族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中的宿命论等的影响。虽然如此，阿来却对现代性语境中藏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寄予了厚望。在他的心中，守护民族文化，重铸民族精神，是藏族历史复兴的重要保证。这正如他在小说《已经消失的森林》中借人物的口吻说：“我唯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11］《空山》中的乡村知识分子达瑟可谓一个较为典型的藏族文化的当代守护者。当“文革”中举国知识被毁弃、书籍被烧毁的时候，他从焚书场偷偷抢救书籍，又不畏长途跋涉偷偷运回机村，在树上构筑藏书屋，离群索居，学习百科、自然、伦理等知识，偷偷地传承着知识的薪火，心忧天下，苦守清贫，力劝尊敬他的好友达戈不要残杀林中的动物，通过写诗歌颂与发扬民族古老的文化精神。而作品中描写的机村藏族祖先留下的古王国遗址——觉尔朗峡谷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隐喻。那里一直水草丰茂、森林密布，充满鸟语花香，是动植物的天堂，也是人类的理想栖居之地。在“大跃进”引发人为的荒年之后，觉尔朗峡谷成为了机村藏民的救命之地——这也暗喻了健全的传统文化对缺失的现代文化的疗救功能。《旧年的血迹》中的雍宗也称得上藏族文化的坚定守护者。作为若巴头人的后代，他始终保持着某种高贵的精神品质。当时代变迁，他沦为人民公社的管制对象并面临饥荒的严重侵袭之时，却并不精神萎顿，不放弃人的尊严，教育妻子、子女不吃大队宰牲节“施舍”的类似过去头人施舍给贱民的东西（如牲口下水），自己坚持看报学习，并与妻子辛勤地把子女养大成人，特别是教育年幼的儿子阿来好好读书、志存高远与不做失去人格之事。当有机会恢复公职或让子女顶职与改变贫穷的处境时，他决然地选择了放弃，因为他不愿去行贿干部，不愿失去做人的原则。作品中的彩芹老师也教育未谙世事的小后生阿来：“不要成为一个嫉恨的人。不要看着世界上人人相互嫉恨，就去嫉恨别人。”她的身上，寄寓了阿来超越世俗功利与人世纷扰的少数民族文化理想。

　　重建和谐的生态环境是阿来反思小说重建历史理性的第二条现实路径。在阿来看来，既然严重的生态危机昭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严重曲折，那么，恢复生态环境，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便构成了重建当代历史理性的应有之义。《空山》在描写到机村世纪转折时期的发展出路时，恢复生态环境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比如，李老板、拉加泽里乃至更秋家老五等等，纷纷迷途知返，回头是岸，由曾经疯狂走私与盗伐木材转为植树造林，恢复植被。特别是拉加泽里出狱后，利用李老板留下的巨资成立的绿化公司，招摹人员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机村植被的恢复展现了良好的前景。在《三只虫草》中，政府部门在阿坝藏区开始实施退牧还草计划，这也意味着新时期藏区生态保护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阿来异常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建设新时期藏区生态保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深深地感受到藏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突出矛盾。比如，《空山》中的县政府之所以有意置环境评估于不顾，盲目上马双江口水电站建设，除了急功近利的片面发展思想之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便是县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三只虫草》中的藏民由于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在虫草季挖虫草成为了他们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而藏民对虫草的过度收获又在加重生态破坏。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藏区改革开放之后，“人人都想发财致富，在这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深山之中，树木就是唯一的财富了。”木材成为国家、集体与个人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不仅地方政府的收入靠木材，而且老百姓的收入也靠木材，藏民因生活所迫而盗伐与走私木材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对这种违法犯罪事件的处理显得十分尴尬，总是处在情与理矛盾的夹缝之中。这些，无疑显示了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重建和谐生态环境的任重道远。

　　人性的救赎是阿来反思小说重建历史理性的第三条现实路径。阿来指出：“小说应该提供一个价值观，而且是积极的价值观。价值观消极的小说不会是好的小说。”［12］对他来说，人性的救赎是小说建构积极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修复历史残缺的有效途径。他注意到，人性的迷失在历史行进中难以避免，但并不可怕与没有希望，因为人性同样有修复与救赎的可能，这也为历史的转折与回归正常轨道提供了可能。对《空山》中的索波、拉加泽里等人来说，迷失不仅是成长的代价，也是生活的熔炉与人生的砥石。索波从“大跃进”的饥饿中清楚了政治盲从的代价，从“文革”村民的人心向背中找回了自我，更从城乡差异的鸿沟中察觉出自己作为农民阶层遭受社会歧视的可怜生存处境，从而慢慢冷却了狂热的政治头脑，从紧跟政治形势变成了与政治形势的疏离，渐渐变相地抗拒“左”倾路线，放弃了对权力的私欲，回归了朴实、正直、善良农民的本分，重新得到了父老乡亲的情感接纳。李老板从癌症的折磨中重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拿出巨款让拉加泽里成立绿化公司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也洗涤了金钱的原罪。拉加泽里从监狱的铁窗中幡然悔悟，灵魂上经历了罪与罚的洗礼，于是脱胎换骨，化身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用实际行动为过去犯下的罪孽赎罪。顽劣不化的更秋家老五从拉加泽里弃恶从善的感化中，与拉加泽里冰释了前嫌，放弃了千百年来藏族的文化陋俗——宗族复仇，加入到拉加泽里恢复生态环境的伟业之中。

 

　　注释：

　　［1］［4］［6］阿来：《<空山>三记——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见《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199-200、200页。

　　［2］［7］阿来：《蘑菇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3］阿来：《不同的现实，共同的将来——<空山·达瑟与达戈>获<芳草>“女评委”大奖答谢词》，《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5］［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务馆2005年版，第1页。

　　［8］阿来：《月光下的银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9］阿来：《善的简单与恶的复杂——病中读书记二》，《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10］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词》，《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1］阿来：《少年诗篇》，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

　　［12］於可训：《小说家档案》，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页。

 

 

　　（原载《江汉论坛》2018年第1期）

　　本文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以来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及其对民族文化建设的贡献”（项目编号：12BZW129）

　　作者简介

　　吴道毅，苗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有的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当代湖北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时代·民族·地域——多维视域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等专著四部。主持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专著《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论文《新时期湖北民族文学巡礼》收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值班编辑：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