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华:新世纪王华小说的底层叙述|论文 发布日期:2018-05-14   作者:张羽华   点击数:1956  

 

  作为一个在西南地区持续写作小说的仡佬族作家,王华从不为自己的创作担忧,也不为自己的创作没有被学术界广泛关注而灰心丧气。近十年来,王华创作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一部小说集。大多在《当代》、《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山花》、《小说选刊》、《山东文学》、《新华文摘》上刊发、转载。王华小说创作具有一种强悍的艺术生命力,她祛除了把玩乡村民俗风情的感受,注重对底层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心态的发现和审视,把时代环境与人的生存处境有机结合起来,挖掘出一种内在的叙事张力。她并不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娱方式去建构那并不属于她的生活世界,也不是依照知识分子的想象方式和艺术表达形成完成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照,相反,王华是以一种亲临者的身份切身体验生活,着力展现黔北地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用心灵关注社会底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命运,体现出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

  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频繁出现底层话语,他们把眼光逐渐聚焦在“文学是否应该为底层写作”转向“文学如何为底层写作”的话题上。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品味出描写底层的很多文学作品存在着一种矫饰造作的嫌疑,一些自称底层的写作者以知识分子自居,封闭在自我的狭小空间,凭借想象的无拘束性和艺术的任意夸大化,把底层生活现象、底层人物拼凑成故事情节,虚化底层生存本相,“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已然进入到底层人物内心深处并完整地体会到底层的真实状态,他们的言说也始终仅仅是为作为‘他者’的底层代言”。真正的底层叙述,应该在于叙述者具备丰赡的底层生活经验,切身深入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中去,较为完满地对底层境况作出艺术感知,用心灵去捕捉那些活灵活现的个体命运的生存艰难,作家的艺术感染力才会从灵魂里迸发出来。王华作为长期居住在黔北山区的无名作家,她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中抒写乡村生活形态和底层人的生存样态,自足地追寻一种自我的写作方式。王华的小说绝大多数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是个体内在心灵的自觉性使然,这不仅得力于她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和生存体验,更在于她有一份自觉的底层艺术感知力和发现问题的独特慧眼。她善于把隐蔽在大山深处底层人们的生存景观用炙热滚烫的文字表述出来,不仅为他人立言,也为自己立言,以便在底层的生活环境中寻求一份安静与自足,在血泪绞痛的心灵震荡中诗意地生活,诗意地言说,这也是王华生活的目的,也是她创作的根源和驱动力。

  王华的小说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乡村为背景,揭示人们物质上的贫瘠和精神上的“贫血”,进而发掘乡村社会底层卑微人生的个体日常生活。第二类主要表现乡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给人带来的灾难和悲苦人生。最后则是写从乡村进城的“求生者”在家园与城市的奔波中心灵的焦虑和孤独,城市给这些寻找改变命运机会的人带来心灵的苦难。当他们渴求进入城市的愿望满足后,心灵并没有被城市人接纳,相反,还遭受到歧视和侮辱。在第一类小说中,不论是写基层教育,还是普通人的悲剧人生,作者给予了他们切实的关怀同情。在王华写作之前本身就有代课老师的身份和经历,她切身体验了乡村代课老师的艰难与心灵的痛楚。《老师彭人初》写一个知识欠缺、不能胜任教学的残障小学代课老师彭人初在工作生活中心里的痛苦和善良的人格表现,进而把彭人初的人生苦难历程活脱脱地呈现出来,彰显了作家的情感价值取向。《旗》写偏僻的木耳村一个民办教师爱墨在两间土房里从教46年后的孤独、焦虑心态。旗既是爱墨老师的学校存在的标志,也是他精神内在的动力源泉和人生价值的体现。作者试图揭示的是偏僻乡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呼吁相关部门对偏僻乡村留守儿童及基础教育的关注,更希望对像爱墨老师这样敬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给予支持和关爱。

  王华的小说创作并非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为身处底层的他者代言,相反,她自始至终追求一种存在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尽管这种底层的自我表述难以纳入批评界的公共话语空间,并在公共平台上体现出文学创作的价值走向。《傩赐》是王华目前写得最见功底的长篇小说。王华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了傩赐庄白太阳下一个美丽而忧伤的乡村故事。尽管中国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极端偏僻和贫困的傩赐庄却还仍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外村跛脚姑娘秋秋,在不知情、无奈的情况下迷糊地嫁给了兄弟三人,轮流和秋秋同房。他们拼命劳作挣钱就是为了换取秋秋,过上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然而低廉的理想化生活也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小说的叙述中,王华的叙述是有穿透力的,这得力于王华充足的生活体验和忠实于乡村生活的真诚态度。秋秋的命运是不幸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中,她也只能顺从命运的安排,母性的善良在她心中萌发。作者真诚地表现出了迫于生活无奈的底层女性的人情美。

  同样是写乡村底层人的生活,表达对底层人生活的理解和感慨,相对于王华来说,她的笔墨显得格外沉重,似乎从中找不到任何写作快感,但在对生命体验的艺术本能驱使下,目睹发生在身边的图景又不自觉地从笔端爆发出来,进而对这些人的生存命运做出最好的注解。《天上没有云朵》写一个女性凄苦的人生命运。叙述者“我”只有七岁,一家四口人靠母亲吃饭。母亲为和邻村争夺水源,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压力,给五个男人轮奸,换取了放一次水的机会。虽然水流进了村庄的农田,但是村庄的一些人并没有感谢母亲。在村庄人的侮辱和残疾父亲的毒打中,母亲选择了自杀,“我”和父亲抱着两捆稻草烧掉了和母亲有不正当关系的村长家,最后“我”也成了孤儿。作者把一个传统乡村女性放在抢水的故事中,虽然违背传统道德,却是被现实生活逼上绝境的必然结果。《人本善良》讲述本来善良的之生从广东打工回来听从谣言,最后寻死。故事情节虽简单,但是把乡村普通人的生存命运和精神状态很好地展露了出来。《静静的夜晚》主人公阿朵“我”照顾别人的脑瘫孩子朝朝,当朝朝的父母扔掉他后,“我”毅然把他带回家中,到县城做洗头妹,替王格式生小孩。作者在小说中通过流畅的语言和精巧的细节描写,把各种人生形态生动地表现出来,体现了王华的艺术表现力。

  王华亲眼目睹了乡村逐渐遭受现代工业污染和破坏,意识到原始的乡村正在面临现代化气息的浸淫。生态环境的破坏,势必对乡村人的生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恐惧。长篇小说《雪豆》写出一个村庄深受厂矿污染之苦后村民的悲剧命运。桥溪厂表面上给闭塞的山民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现代资讯,实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的创伤。自从有了桥溪厂,桥溪庄就没有下雪。桥溪庄遭受新建厂矿的严重污染,不仅直接损害了村民身体的健康,而且更严重的是厂矿污染给桥溪庄雪豆辈年轻人带来生理缺陷的痛苦和绝望。王华以敏锐的艺术触角直抵乡村社会的一隅,准确地把握、理解渴望脱贫的农民现实的生存状态,在平静的叙述中,她以独特的眼光对这一群人的不幸命运作了独到的发掘和表现,处处体现出作者对贫困地区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

  《福子》中,福子看似傻子,实则不傻,他不顾生命危险为即将变成荒漠的山漠固执地植树,尽管遭受白眼,忍受饥饿和痛苦,但维护生态平衡的决心却成了他的动力。长篇小说《家园》讲诉两个村庄———安沙庄和黑沙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反思现代文明。黑沙庄是一个充满强烈时代气息的社会,而安沙庄则是另一种充满人间理想的生活模式,安沙庄的人有自己的语言、民族信仰和日常生活方式,没有权利和等级关系,死对他们来说是美好的,这里寄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但是这美好的宁静生活被庄外的现代社会打乱,因修建水库而强求村庄整体搬迁。安沙庄人被美妙的文明生活所诱惑后搬到黑沙庄,丧失家园的心灵阵痛让他们难以找到家的感觉,安沙人失落的精神家园仿佛成了《变形记》的寓言。在对两个村庄的叙述中,作者饱蘸情感地描摹了一群底层人的生存艰难与困苦的图像,生活的逼迫使另一些人丧失了人善良的一面去强取豪夺。

  底层叙述面临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些写作者经验的贫乏和思想的欠缺,只是显露一些简单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完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没有切身的底层体验,更没有揣摩透底层人的精神心态。邵燕君在谈到底层文学创作时,深有体会地指出,“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普遍缺乏深切的‘底层’经验,更缺乏有效的思想资源来穿透这些经验,使其获得有力的表达”,但这句话用在王华的身上显然不合适。王华不仅有着深切的乡村底层经验,同时也具有丰赡的底层思想。她的大多数作品都颇具特色,题材各异,文字细腻,思想丰富,充满着浓郁的底层生活气息。《母亲》写得很成功,作者没有正面写打工的苦难和艰难,而是写年老的母亲在家种地和几个孙子的关系。几个儿子外出务工,母与子之间精神空间不断拉大,母亲没有怨天尤人,默默地承受一切。留守儿童和孤独老人成为摆在现实生活面前的重要问题,母亲的坚强不仅叫人心酸惆怅,也值得我们反思。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即是生存的根本,又是束缚他们发展的因素。”《回家》中管粮夫妇因金融危机被迫回家,但还没有挣足钱买回镇上因开发被占领的土地。买回土地是父亲的唯一愿望,也就自然成为儿子管粮的心病。当回到家向政府赎回土地时,却演绎了一场悲剧。我们不禁会问,回家了又能怎么样?《歌者回回》中回回初中毕业外出打工,父亲病逝,母亲病残,她凭借着天生一副好嗓子,在本县殡仪馆给人唱离歌,挣钱为母亲治病。职业的性质使回回恋爱上受到了歧视和挫折,但回回低微的身份和职业并没有掩盖她善良的本质。《像雪花一样飞舞》中脸上有胎记的田灵焕作为一个进城的打工者,是城市生活中最底层的一员,但是他善良、质朴、勤劳。当他给多次客户送水时,和一个瞎子女客户好上,于是他拥有了美满的婚姻,体现了弱者心灵的相互倾爱。

  王华的底层叙述,并不是把所有的人都置于底层的苦难生活中,而是在叙述底层人卑微的生活时,注重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挖掘和反思。《在天上种玉米》写贵州一个偏僻山村的村民们到北京打工。虽然他们的身体移居到了城市,但是心却停滞在乡村,于是他们在城市一切按照乡村的规矩办事,把北京的善各庄改为家乡的三桥庄,修建村牌坊,无地就在房子顶楼上铺上泥土,种下玉米,企图拯救乡村传统民族文化的记忆,但这样朴素的理想却遭遇城镇人的反对。《女人花》中的王冰作为贤妻良母,同样忍受着孤独和寂寞,承担了两地分居的精神压力。当她来到高原铁路工地后,丈夫天航并没有给她带来一丝温情和爱意,反而疏远和冷淡她,使她选择了以自我精神压抑的方式离开。王冰的性格无疑有着作者善意的人格价值取向,当面对具体的生活处境后,一切都似乎可以理解和冰释。最后,我们反过来从总体上反思王华的小说创作,不难看出,王华并不是一味地写底层人的苦难生活,而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深切思考,把她笔下的那一群人放在适当的位置来描述,在透视他们物质生活贫乏的同时,更注重挖掘他们精神生活世界的内在空间和心理动向,这也许就是王华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

  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9期,注释已略

  张羽华,男,土家族,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