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牛舞是在广东地区广为流行的传统民间舞蹈之一。从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考察，此舞与古代的“出土牛”、“立春仪”、“鞭春牛”等仪式与习俗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关考察，也提供了一个由古代仪式向传统艺术发展、转变的实例。

　　关键词：春牛舞；出土牛；立春仪；仪式；艺术

　　一、春牛舞的基本情况

　　春牛舞广泛流传于广东的信宜、阳山、曲江、连县、新丰、怀集、始兴、梅州、阳春等地，其表演时间多在每年的春节至元宵期间。届时，舞牛队伍敲锣打鼓、舞动春牛，先在村里比较宽阔的地坪集中表演一翻，然后到各家各户拜年贺岁。一般情况下，舞蹈者共有五人牛郎一人，牛女二人，舞假牛者二人均男性。舞蹈表演过程则分为四段，大致如下所述：

　　1．贺年。鼓乐声中，牛郎、牛女与春牛载歌载舞，向乡亲们庆贺新年，恭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人平安。

　　2．开耕。牛郎在《春耕曲》中架上牛轭，驭牛犁田、耙田。耙田毕，牛郎卸下牛轭休息，春牛在一边吃草，牛女表演播种、插秧，再现春耕劳动的过程。

　　3．戏牛。春牛脱缰狂跳乱跑，牛郎赶上欲穿牛绳，被牛角抵弹跌倒，束手无策。牛女在《爱牛曲》中爱抚春牛，牛驯服地到河边自由地戏水、搔痒，牛郎顺势抱住牛头，穿上牛绳，牵牛到一边休息。

　　4．丰收。在《丰收曲》中，牛郎、牛女喜洋洋地收割、打谷，挑起金谷与牛共舞，欢庆丰收。

　　舞蹈所用的道具主要有春牛一头牛头用竹篾扎制，外裱黑布牛颈后缝接七尺黑布，是为牛衣，由两个男性舞者钻进牛衣内举牛头而舞。另有赶牛鞭一根，是长约二尺、梢上带有竹叶的细竹枝这根赶牛鞭由牛郎挥舞，保存着春牛舞起源的一些重要信息（详后所述）。至于牛女，则是“执扇挥巾”的造型。

　　从艺术特点方面看，春牛舞表演的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动作比较简单，多为平时生活及牛动态习性的模拟。基本的舞蹈步法有“跪蹲、后点步、后吸腿、前点步、旁弓步、十字步、圆场步”等基本的舞蹈动作有“参拜、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摸牛头、牛浸水、牛搔痒”等。而最能表现这种舞蹈特点的则是它那纯真、深情的唱词。牵牛的演员把牛牵到场中，便开始唱道：

　　我条牛仔好耕田，生得头大角又尖，耙田唔使用鞭打，犁田唔使用索牵。

　　然后充满爱怜地抚摸耕牛，从牛头摸到牛尾，一边摸，一边唱：

　　摸摸牛头摸牛尾，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茨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耳，发展生产走富裕摸摸牛头摸头嘴，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肚，生活改善有出路摸摸牛头摸牛脚，唔愁吃来唔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爱牛如同爱父母，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

　　唱词内容朴实，感情真挚。由于这些唱词长期在民间传唱，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从粤北的乐昌、南雄、连县、连山，到粤东的新丰、龙门，粤西的阳春等县市，基本上都是这个调。除舞春牛的时候演唱外，平时也作为一种山歌调传唱。此外，比较固定的唱词还有［十二月花］、［十二月长工歌］之类。解放后，不少地方还把舞春牛和扭秧歌、唱山歌等结合在一起，表演气氛更加热烈。

　　至于春牛舞的伴奏，主要由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有唢呐、笛子、二胡、秦琴、锣、鼓、钹、大木鱼、小木鱼等。乐曲分别有《春牛锣鼓》、《开场曲》、《舞牛曲》、《贺年曲》、《春耕曲》、《爱牛曲》、《丰收曲》等。

　　二、春牛舞的历史渊源

　　以上对广东春牛舞表演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了简介，接下来拟对其起源作进一步的考察，这是过往学界较少作出专门研究的，可补之阙尚多。据传，春牛起初是用泥塑的，名曰“土牛”，并不能舞后来人们根据《大字通书》中的“春牛图”仿制模型，像舞狮、舞龙那样舞起牛来，边歌唱、边舞蹈，于是就有了春牛舞的诞生。

　　笔者认为，这种传说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只不过形成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究其原委，春牛舞乃是起源于古代“立春仪”中的“迎春牛”、“鞭土牛”等仪式，而“土牛”这个东西早在上古大傩仪已经被使用了。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

　　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率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鬼。’此之谓也。旁磔犬羊于四方以攘，其毕冬之气也。出土牛，令之乡县，得立春节，出劝耕土牛于东门外是也。”）

　　《吕氏春秋》在秦人未统一六国时已经编成，故书中所载大致可视为先秦时期的古礼。“出土牛”这种古代礼俗与大傩仪一起施行，至后世仍有此例，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皀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百官官府各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可见，在东汉时期“立土牛”仍然紧接着禁中大傩仪之后施行，其目的为了“送大寒”，也与傩仪的目标相一致。但另一方面，此时的出土牛仪式已开始和立春仪结合在一起，并且有脱离傩仪的趋势。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否。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从这则史料看，“施土牛”开始有脱离傩仪而在立春日独立施行的倾向。此外，后汉人王充在其《论衡》的《乱龙篇》中又提到：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

　　由此可证，立春日“立土牛”、“施土牛”在东汉时期开始成为一种常见礼仪，而且已经逐渐摆脱了和傩仪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出土牛”这种礼仪不断流行和变化，其中又出现了鞭土牛、打春牛的习俗，有史料为证：

　　《魏书·甄琛传》：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

　　《隋书·礼仪志二》：后齐五郊迎气。……立春前五日，于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于东郊，竖青幡于青牛之傍焉。

　　唐人卢肇《谪连州书春牛榜子》：诗阳和未解逐民忧，雪满群山对白头。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春牛。

　　上引史料证明，南北朝以至隋唐，立春施土牛仍然是很通行的官方礼仪。更为重要的是，“打春牛”、“鞭土牛”的做法开始出现在仪式之中而在东汉及其以前，并没有这一类的记载。前文曾提到，牛鞭是春牛舞中最主要的道具之一，这正好可以从《魏书》等史料中找到其根源。至于上引卢肇诗中提到连州地区有“打春牛”的习俗，其与岭南春牛舞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辽、宋、金以后，立春迎土牛、鞭土牛的礼俗就更加流行了，而且礼仪中的花式也更多样，更具有娱乐色彩，这有诸多史料为证：

　　《辽史·礼志六》：立春仪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再拜。可矮墩以上入殿，赐坐。……教坊动乐，侍仪使跪进彩仗。皇帝鞭土牛，可矮墩以上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跪左膝，受彩仗，直起，再拜。赞各祗候。司辰报春至，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上殿，撒谷豆，击土牛。撒谷豆，许众夺之。臣僚依位坐，酒两行，春盘入。酒三行毕，行茶。皆起，礼毕。

　　《金史·海陵本纪》：天德三年正月癸未，立春，观击土牛。

　　《东京梦华录》：卷六“立春”条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

　　《梦粱录》：卷一“立春”条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早，郡守率僚佐以彩仗鞭春，如方州仪。太史局例于禁中殿陛下，奏律管吹灰，应阳春之象。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

　　《武林旧事》：卷二“立春”条前一日，临安府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庭。及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御药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药，余属直阁婆掌管。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巨珰各随以金银钱彩段为酬。……临安府亦鞭春开宴，而邸第馈遗，则多效内庭焉。

　　自上引不难看出，无论辽金抑或两宋都盛行立春鞭春牛的礼仪习俗，而且行礼时往往由“教坊动乐”《梦华录》中提到的“小春牛”还与“百戏人物”并列在一起。因此，在这样一种活泼的礼仪气氛下产生舞春牛的艺术样式似乎已不困难。辽宋金这种活泼的礼俗还沿续到明清时代的岭南地区，据明弘治十二年重修《连州志》记载：

　　立春先一日，官府迎春于先农坛。盛列百戏，前陈鼓吹，以导芒土牛。老幼填集街巷，谓之“看春”，乡落之人，遇土牛用五谷掷之。

　　土牛与乐舞、百戏结合得也相当紧密。此外，岭南地区不少县志也记载了类似的情况，略举数例如次：

　　清光绪十六年刻本《花县志》：正月，迎春，装扮杂剧，迎土牛、芒神于东郊。所经之处，男女簇观，以芒神为太岁，争撒菽粟，谓“祈丰年”、“散痘疫”。是日皆以素粉拦生菜啖之，以迓生意。

　　清宣统元年刻本《从化县新志》：正月，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土牛于东郊，里市饰百戏及狮象之类，儿童竞以米豆撒土牛，谓之“散疹”。有司设春宴于公堂，文武之属咸在。人家啖细生菜及春饼，游人觞咏郊外。次晨，有司祭句芒、土牛，谓之“鞭春”。礼毕，以鼓吹导送土牛于同官及荐绅家。

　　清光绪元年刻本《曲江县志》：正月，立春先一日，县尹随郡守盛列仪仗往东郊迎句芒神及土牛，乡民扮狮舞贺春。士女竞观，以米、麻、豆撒土牛，曰驱厉迎祥。农人验牛赤黑以防旱涝。次日，以立春时刻执花棒鞭土牛，曰“鞭春”。

　　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博罗县志》：正月，迎春，先一日各里社戏剧、鼓吹以迎土牛，村氓视牛色辨雨旸，以麻、豆、赤米掷牛，云散瘟疫。城中啖春饼、生菜。

　　清道光二十三年增补道光二年续修刻本《阳江县志》：正月，立春先一日，预置土牛、芒神，装点春色杂剧，有司迎春于东郊。俗谓幼者以豆撒牛可以稀痘。亲朋招饮，啖春饼、生菜。

　　自上所引诸例可见，立春迎土牛、鞭春牛的仪式在辽、宋、金以后变得日益活泼，娱乐色彩甚为浓厚。特别是明清以降，珠三角地区乃至岭南的大多数地区依然流行着这种礼俗，且多与百戏、歌舞、鼓吹等娱乐形式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春牛从“土牛”转变为人饰的“活牛”，“鞭春牛”转变为“舞春牛”，应当是大有可能的。

　　三、从仪式到艺术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出土牛、立春仪、鞭春牛等毕竟仍是一种仪式，而舞春牛却是一种艺术，从仪式向艺术转化，须要一定的原因。那么这种原因是什么呢？窃以为，这和古人的某些传统观念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据《全闽诗话》卷七《戴大宾》记载：

　　弘治改元，莆田迎春。戴大宾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谓守曰“神童也。”守以“龙飞”二字令属对，戴见春牛，对曰“牛舞。”守不然之。戴曰“百兽率舞，牛宁不舞乎”守称善。

　　戴见“春牛”而曰“牛舞”，可见在古人眼中，春牛并非不可以舞蹈。古人何以会有这种观念呢？在此要对所谓“百兽率舞”稍作解释，先看以下的史料：

　　《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列子·黄帝》：尧使夔典乐，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以上几条材料经常被上古史研究、戏剧史研究、乐舞史研究所引用，从中不难看出，“百兽率舞”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是一种“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群后德让、庶尹允谐”的美好状态。所以当神童戴大宾以“牛舞”属对“龙飞”的时候，太守也大为“称善”。

　　当然，从《全闽诗话》的记载看，当时的土牛尚不能舞，所以太守开始亦“不然之”，但通过这个故事却不难推导出传统农耕社会中民众的这样一种心理如果作为土塑的春牛也能够跳起舞来，不就更加美好、吉祥了吗？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于百戏、鼓吹杂陈的鞭春仪式中是完全有可能诞生出舞春牛这种艺术样式的。因此笔者认为，此舞的出现与传统观念有关。

　　另外，春牛舞的产生和前人对鞭春仪式的重视以及相关的艺术积累似乎也有联系。前人对于鞭春仪式的重视从其历代流行的程度已可窥见端倪，备见前文所述，无须再赘。至于相关的艺术积累，可以宋人孟向所撰的《土牛经》为例：

　　释春牛颜色第一：常以岁干为头色。……支为身色。……纳音为腹，从金、木、水、火、土为纳音。

　　释策牛人衣服第二：以立春日干为衣色，支为勒帛色，纳音为衬服色。假令戊子日立春，戊为干，当用黄衣，子为支，当用黑为勒帛，纳音是火，当用赤为衬服。其策牛人，头、屦、鞭、策各随时候之宜是也，用红、紫头须之类。

　　释策牛人前后第三：凡春在岁前，则人在牛后若春在岁后，则人在牛前春与岁齐，则人牛并立。……阳岁，人居左阴岁，人居右。

　　释笼头韁索第四：孟年以麻为之，寅申巳亥为孟年仲年以草为之，子午卯酉为仲年季年以丝为之，辰戌丑未为季年。凡韁索长七尺二寸，像七十二候。凡秦者，乃牛鼻中环木也，亦名曰拘，拘秦者，牛鼻中木也，以桑柘木为之，即以每年正月中宫色为之。

　　从《土牛经》所述看，古人对于土牛、策牛人的“服饰”、“扮相”，甚至各种相关道具都十分讲究。这些艺术雕塑积累对于后世春牛舞的装扮形式和道具使用显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此外，历代文人所撰的鞭春《祝文》也值得注意，如北宋黄庶《伐檀集》中的《春牛祝文》云：

　　祭于勾芒之神，惟神职此木行，生物之佐，乃今申辰，是为立春。陈根可拔，田事其始。乃出土牛，示民以时。国有常祀，吏敢弗懈农无灾害，惟此之祈。不腆之具，神食其意。尚飨！

　　在类似的鞭春《祝文》中，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古人的某种美好愿望，这和前文提到的“春牛调”所表达的愿望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说《春牛祝文》实可视为后世春牛舞歌辞的前身。事实上，古代傩仪中的傩辞也被视作后世傩戏中唱词的前身，这和《春牛祝文》与“春牛调”的关系有点相似。

　　除上述而外，从古代农业祭祀中产生出歌舞、戏剧等艺术样式更有其他不少例子可循，比如先秦时期的蜡祭和两汉时期的祠灵星，就曾分别诞生出假面戏剧和灵星舞，不妨再看以下史料：

　　《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以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天子树瓜华，不敛藏之种也。”

　　《后汉书·祭祀志》：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蜡祭和灵星祠都是古代著名的农业祭祀仪式。如所周知，在蜡祭中产生了假面戏剧，所以宋人苏轼说“蜡”是“三代之戏礼”。而在灵星祠中则形成了《灵星舞》，所以明代的乐学家朱载堉专门为《灵星舞》重新编订过舞谱。因此，这两个例子似可作为旁证，以说明从立春一类仪式中产生春牛舞一类艺术样式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之，从历史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迎土牛、鞭春牛的礼仪习俗原本是从古代傩仪中产生的。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农耕社会，而自汉代开始，牛耕的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于是立春“迎土牛”逐渐脱离傩仪而独立，并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礼仪。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独立的立春仪往往与乐舞、百戏、杂剧相结合，加之“百兽率舞”以示吉祥这种观念的影响，遂于民间逐渐诞生出春牛舞这一艺术样式。其发展过程略如以下所示：

　　傩仪出土牛→立春施土牛、立耕人→鞭土牛、打春牛→鞭春与百戏鼓吹杂陈→春牛舞

　　通过春牛舞这一个案，我们还获得了古代乐舞和古代戏剧诞生、形成的若干启示。因为这一案提供了古代仪式向传统艺术发展、转变的一个实例。其实，中国自古就有礼乐相须为用的特点，礼乐本是不可分割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或某些特殊原因的影响和驱动下，乐从礼中独立出来，于是有了新乐舞艺术的产生，春牛舞的诞生就是如此。另外，春牛舞中有人物的扮演，有一定的情节，它虽然还是一种舞蹈艺术，但与代言体的戏剧也只是一纸之隔，它完全有可能再进一步蜕变成为戏剧。如果这种情况实现的话，“礼仪→乐舞→戏剧”这样一个发生程序就基本可以完成了。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2年第1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黎国韬(1973－)，男，广东广州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出站，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邱洁娴(1989－)，女，安徽桐城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