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彬：从自然流露到自觉追求——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意识表达|论文

　　摘要: 通过分析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从注重表现少数民族风情到自觉追求少数民族意识的发展变化，总结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超越性特征，探讨这种变化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具有独立品格文学类型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民族风情；民族文化；民族意识

　　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处于承先启后的时期。所谓承先，就是继承新中国成立头二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的传统，将地理空间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品主人公是少数民族身份，并采用风俗风情的展现显示少数民族特色。所谓启后，是在以上基础上有所发展和超越。具体表现为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以及小说题材的丰富，视野的开阔，创作方法的多元化等。本文仅就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意识从自然流露到自觉追求的表达变化，进行如下分析。

　　一、少数民族意识的自然流露

　　在1980年代拨乱反正、破除个人迷信的浪潮中，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发表了小说《活佛的故事》，这部作品描写“我”少年的伙伴变成活佛、后来又由活佛变成“人”的故事。这部作品虽没有全面深入描写蒙古族宗教意识，但这部作品已经自然流露出蒙古族独特的宗教意识并具有象征意味。玛拉沁夫用一个蒙古族活佛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个人崇拜以及宗教信仰的理解。《活佛的故事》已不同于他在1950年代写《茫茫的草原》等小说，寻找活佛转世灵童的描写已不是某个主题的外在背景了，而是主人公玛拉哈的生活主体，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民族意识自然流露出来。

　　进入新时期后，藏族作家的小说得到很大的发展。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描写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从怒江到拉萨进军途中解放藏族同胞的故事，小说重点不是描写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而是描写藏族同胞获得解放的过程。通过主人公边巴和娜珍的生活改变反映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新中国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格桑梅朵”是草原上的幸福花，是边巴和娜珍爱情的见证，也是藏族人民向往吉祥幸福生活的象征。这部小说和彝族作家李乔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题材、结构类似，都是描写一支小分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的故事。但是，这部小说和《欢笑的金沙江》相比，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置、风景描写等方面，已有所超越，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展示。

　　二、少数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

　　新时期之初，少数民族作家随着新时期文学思潮一同前进，创作一批伤痕小说和改革小说。代表作品有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土家族作家李传峰的《退役军犬》等。《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描写在“文革”中，讨好上级的县委书记将努尔曼老汉相依为命的猎犬巴力斯抢走，但猎犬巴力斯却千里迢迢地回到老汉身边。和当时其他的作品不同的是，这个小说展示出哈萨克族与自然动物的亲密关系。虽然作品主题是批判极左思潮，但是用猎犬作为小说的主角之一，这是哈萨克族的自然意识表达。《退役军犬》也是写犬，从主题上看，《退役军犬》和《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都是通过一只犬和主人的遭遇批判极左路线。《退役军犬》的独特性在于充盈着对天地间生灵万物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是土家族视动物为朋友的情怀。因此，李传峰运用动物的视角，描写山林、动物与土家人相依相生的和谐。1989年李传峰发表了《最后一只白虎》，表达对现代化过程中，山林毁坏、人和动物和谐关系被破坏时的焦虑心情和忧患意识。作者选择用白虎作为小说的主角，是因为白虎是土家族的图腾，是土家族文化的象征。

　　瑶族作家蓝怀昌的《波努河》是瑶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瑶族姑娘玉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走出古老的瑶家山寨，到大城市从商开办公司并取得成功的故事。作品描写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民族意识、神话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碰撞。玉梅是瑶族女神文化在瑶族作家笔下的现代描绘。瑶族的创世史诗《密洛陀》是描写女神密洛陀开天辟地、创造瑶族人和万事万物的瑶族史诗。《波努河》中玉梅的形象塑造，是深受《密洛陀》影响的，蓝怀昌说:“史诗中的神母形象，几乎在波努人中间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很大程度上，神母的力量可以超过任何文化作家运用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的渗透力。”女神意识塑造新时代的女神玉梅的形象。玉梅和《密洛陀》女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女神具有创造精神，玉梅则在改革开放中，勇敢地走出瑶族山寨，大胆地从事瑶族从未有过的事业，为改变瑶族人的贫困状态敢作敢为。再比如女神具有的勤劳善良、正直勇敢、聪明诚实等等，玉梅也具有这些优秀品德。这是内在的民族意识在人物塑造中的表现，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也是民族意识在作家心灵中的投射。

　　在《波努河》中，作者运用瑶族特有的神话思维推进小说的情节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女神的敬畏以及对亵渎女神后果的恐惧上。比如玉梅及玉竹几次不慎违背了密洛陀禁忌，最终受到了禁忌中所说的惩罚。波努人的禁忌是，绝对不能到波努温泉去洗澡，不然“种的玉米会枯死，种的柑桔结出的果是酸的，养的牛羊会得瘟疫”。玉梅胆大妄为，带着妹妹玉竹偷偷跑到波努温泉洗澡，果然玉梅和玉竹的婚姻和生活都出现了灾难，玉梅丈夫病逝，成为寡妇;玉竹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先是失去意中人，后又被骗失身，第二次结婚后不久新郎就发疯，导致玉竹守活寡等等。蓝怀昌描写这些违背禁忌的后果并不是宣传迷信，而是对瑶族禁忌表达一种敬畏。

　　三、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

　　到了19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作家明白，作为本民族的作家要为自己民族立言，负有传承传播本民族文化的责任。不能只是在主流文学思潮中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而是要在创作中自觉地描写少数民族意识、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揭示新时期少数民族生活变化内涵。

　　1.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最先开始不以靠近汉族文学为追求目标而是自觉地描写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本民族意识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原是一个狩猎民族，但随着森林砍伐以及现代化的冲击，鄂温克族被迫迁徙到山下，失去了原来自己生存的家园。这种巨大的忧伤被乌热尔图用小说表现出来。他采取的是用鄂温克族视角看待万事万物的方法，对鄂温克族生活进行深入描写，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鄂温克独特的文化思维。乌热尔图说:“我力求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的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脉搏里流动的血珠，分辨出那与绝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特异的血质。”

　　1980年代初，乌热尔图的创作进入到自觉表现鄂温克族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阶段。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奠定了乌热尔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此，乌热尔图的小说以鄂温克族的文化心理、民族意识为主旨创作小说，不再只是跟随汉族文学思潮和汉族主流意识，而是沉浸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中，表达真正的鄂温克族意识，成为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超越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的代表作品。《七岔犄角的公鹿》中鄂温克少年“我”和一头有着七岔犄角的公鹿之间演绎着只有鄂温克人和动物才会具有的纠葛，“我”在猎鹿过程中，发现这头有七岔犄角的公鹿太棒了，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因此，在和狼的搏斗中，“我”帮助公鹿打败狼，并从这头神奇的公鹿身上获得神奇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的鄂伦春男子汉。这部作品不再是少数民族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叙事模式，也不是少数民族的伤痕小说或者是少数民族的改革小说，而是只有鄂温克族才有的人和动物的故事。这种动物和人和谐相处、共同守护家园以及动物是人的朋友的文化心理，是鄂温克这个居住在森林中、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民族特有文化意识的积淀。因此，这个作品，不需要专门贴上鄂温克族标签，也不用刻意描写鄂温克族物象和风俗，读者一看就能够感受浓郁的鄂温克气息。这是乌热尔图的突出贡献，真正以本民族的思维和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作为民族小说的灵魂，从而创作出从内核到外表都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

　　2.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根文学思潮出现在1985年前后。这个文学思潮目的是寻找中华文化之根，以此抵御现代化过程中过于崇洋媚外的弊端。这个思潮的发起者是汉族作家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在这个文学思潮中，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加入，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寻根小说。

　　满族青年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通过一位满族大学生寻找满族民间古歌“德布达理”的故事，表现作者对满族历史文化之根的追寻。作品写女大学生为了找到满族地道的古歌“德布达理”，前往东北最北部的多林霍洛，想找到能完整唱完“德布达理”的传人。在寻找“德布达理”的过程中，她经过了神秘的森林、古老的河床以及在满族古老村子里生活的人们，终于到达了多林霍洛，但那位会唱“德布达理”的老人却去世了。但是，她一路寻来，已经听了多种版本的“德布达理”，而且有很多人也能传唱出来，可见“德布达理”已经传承到人们中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德布达理”，这种民歌传唱的多元性，正是少数民族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不息源泉。这部作品用寻根方式，表达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特点。

　　1989年，著名的军旅作家朱春雨创作了长篇小说《血菩提》，这是满族的血脉牵引着朱春雨走向母族的寻根之旅。《血菩提》详细地描写了巴拉人的原始信仰萨满教，用无比尊敬的情感描写了萨满教的庄严神秘，具有鲜明的民俗学意义。朱春雨自觉地追求满族的民族意识，表达一种族性的自觉。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寻找藏族文化之根，他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小说，亦真亦幻，神秘性与现实性相互呈现，具有藏族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西藏，隐秘岁月》是扎西达娃有意识寻找藏族文化之根的小说。作品描写一个藏族村庄中，达郎家族和四个名叫次仁吉姆的女子的命运纠葛。作者在魔幻的氛围中描写藏族的历史变迁和人世沧桑。用藏族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将神话和幻想、意识和幻觉交融到一起，呈现藏人在西藏高原那苦寒之地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用精神、用信仰对付现实苦难的思维。尤其是藏传佛教和藏族原始苯教的神秘性导致藏族人独特的神性思维，即藏族原始自然崇拜和藏传佛教的追求来世幸福相结合，使得藏族人民用“神的眼”看世界，用“神的心”度人生，追求理想彼岸，祈求心神的安宁与灵魂的净化。扎西达娃在作品中用宗教的神性与思维去感受与思考人生，用藏族人的心灵和思维感受世界，也用藏族人的民族思维和宗教思维创作小说。

　　3.正面表达宗教意识。在新时期以前，宗教意识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呈现出两种状态:第一，宗教是欺骗人民的鸦片，所以宗教是反动的。第二，只涉及民族意识，不涉及宗教意识。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世世代代信仰宗教，宗教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状态。进入新时期后，少数民族作家对宗教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不再回避宗教问题，而是站在文化的高度认识宗教、描写宗教。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审美追求、民族意识等方面考察和描写宗教信仰。比如回族的张承志、霍达，藏族的扎西达娃等，他们在作品中，将宗教写入小说，让读者了解一种以往不了解或者误解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并用审美的、正面的、文化的角度描写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从而丰富了少数民族小说的文化内涵。

　　降边嘉措在小说《格桑梅朵》中，描写宗教的态度和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描写宗教风俗的很少，即使有，也是将宗教作为反动派欺骗少数民族人民的工具进行描写，充满对宗教作为压迫阶级的帮凶、作为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奴役工具的愤怒。但是，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对宗教的描写有所超越。作品中有一段描写藏族老阿妈朝圣的描写，这位老阿妈磕着等身长头，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寺庙，拿出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三块大洋和一些藏币，献给活佛，当活佛用缎带在她头上轻轻拂拭一下后，老阿妈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激动，她的生命就在这幸福和激动中迸发出最后的光芒，然后倒地死去。在这里，作者写出藏族人民对宗教的虔诚，写出藏族人民信仰的力量。超越了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只有民族特色而宗教意识不强的缺陷，为以后少数民族小说描写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做了有益的尝试。扎西达娃的小说中，宗教意识描写趋于自觉，《西藏，隐秘岁月》里的次仁吉姆是一位只有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影响下才会出现的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物，作品用神的意识描写人物，用神的心灵感悟万事万物，就是对藏族人民宗教意识的正面表达。

　　1989年，回族作家霍达发表了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品描写回族的民族特色、宗教意识以及玉器匠人的生活习俗。回族是主体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描写回族的生活，不可避免要描写伊斯兰信仰。第一，霍达对回族人民的信仰采用审美的姿态进行描写，歌颂回族人民追求清洁、追求美好、不怕困难、积极上进的美好品德。第二，作家将回族的民族信仰和热爱中华民族结合起来，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整体，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成员，回族的宗教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家不回避自己民族的缺点和问题，在作品中既描写宗教信仰束缚下人性的扭曲，也描写在当今时代中民族融合的趋势。作者对梁君璧的描写大有深意，既描写了她身上的一些问题，又写出了她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民族融合的一分子。《穆斯林的葬礼》和以往对宗教意识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不同，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开始了以尊敬的、审美的、正面的态度进行描写。

　　回族文化和珠玉文化使得霍达找到描写回族生活的最好方法。回族对信仰的虔诚和玉器匠人品德的高洁，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作者用“玉”和“月”交相辉映，可见作者对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崇敬。对于大部分回族人来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婚丧嫁娶的习俗，尤其是丧葬制度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教特点。霍达在作品中全面地展示回族的宗教文化，让读者从中了解回族与汉族迥然不同的婚丧嫁娶、饮食起居和独特的宗教信仰，作品取名为《穆斯林的葬礼》，是因为作品重点描写了两次回族穆斯林葬礼过程，以穆斯林主体的视角，描写回族丧葬文化的神圣和洁净。

　　《穆斯林的葬礼》超越了以往文学作品一味地否定、批判宗教的成规，构成少数民族小说关于宗教意识的多向度描写。霍达的作品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特点。在玉文化的展示中，将中华民族的玉文化和回族的玉文化融为一体，回族对玉文化的贡献，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由此推广，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所有的文化贡献，都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反过来说，回族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和谐共处、繁荣发展。从此，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便采用展示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来呈现民族文学的丰富性，用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来表现本民族的特质。这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所追求的特色，也是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张扬少数民族意识的重要策略。《穆斯林的葬礼》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典范。

　　综上所述，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意识表达，由自然流露到自觉追求，将少数民族小说从学习汉族文学、靠近汉族文学的模式中脱离出来，开始追求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品质。其特点是将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由背景变成文化主体，并且从表层深入到内里、从罗列到审美化。因此，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实现了质的飞跃。这种追求直接开启了19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张扬民族意识、认同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思维等独立品德。这种主体性的追求，使得少数民族小说成为不可替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品格和价值的文学类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ZW095

　　原文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篇幅有限已删去注释

　　作者简介：杨彬，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三级教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全委委员，湖北文学奖、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审专家，中南民族大学教学名师。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