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鸿：超越传统中的诗性追寻——论重庆当代民族文学创作的言说方式|论文

　　内容提要：可以从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来使用“语言”这个概念,即不仅指文字本身,而且还包括文字按一定的构造法则组合而成的艺术符号———句子、句子群落乃至文本。重庆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语言背景中,一方面他们与自己的母语保持着一种潜在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却始终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中,并且其创作还深受西方文学文本的影响,他们语言符号的呈现方式,直接体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走向成熟的一种文本叙述模式以及对诗性的重新发现与追寻。

　　关键词：重庆民族文学；语言符号；言说方式

　　就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情况而言,重庆市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值得关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全部的形式和技巧最后都得落实在语言上。当作家(诗人)要把内心孕育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来时,首先必须选择相应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构成文学形式的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可以认为,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①“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到当代文学的20世纪`语言革命'之标志,是承认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和`反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被语言创造的东西。”②因此,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诗人)在变革自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同时,必然要创造新的文学语言。对语言符号的艺术处理和创造,直接体现了一种正在走向成熟的文本叙述观念,当语言符号以一种新的规定和新的表达方式出现时,就意味着作家创造了一种新的感知对象。

　　以冉仲景(土家)、张万新(苗)、第代着冬(苗)、苦金(土家)、陈川(土家)、饶昆明(土家)、阿多(土家)、吴加敏(土家)、冉庄(土家)、冉冉(土家、女)、何小竹(苗)、杨见(苗)等为代表的一批重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在语言符号系统的传达艺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们在重视语言对经验世界传达的复制功能时,更重视语言的创造意义,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应该超越他所依赖的物的表象而进入非具象所能涵盖的世界。所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把极大的努力放在寻找一种既适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又能以一种充满表现力的文本感染读者的表述语言上,追寻诗性的重新发现。

　　一、表述语言摆脱传统的工具地位走向了表现与传达的语体自觉

　　语言对于作家(诗人)与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媒介,但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应使读者忘记语言这一媒介的存在,而不是使读者对这一媒介的胜任。以往的文学作品多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注重语言的准确、生动、通顺、形象、精炼以及鲜明,而这种要求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是很不成熟的。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指出“文学的对象,虽然是通过语言本身实现的,却永远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恰恰相反,从本性上它就是一种静默,是一种词的对立物。”③若仔细考察中国近三十多年来文学在叙述文本上前后的变化,便会发现语言经过了由简单的模仿、记录、反映上升到了对作品的内涵所承担的传达作用。

　　作为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的重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诗人,他们无疑也受到了当时那种文本表述语言摆脱其工具地位,走向其表现与传达语体的自觉的影响,并且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这场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诸如冉冉、冉仲景、第代着冬、杨见、何小竹、陈川、吴加敏等人。

　　在“非非”诗派诗人何小竹的诗作里其语言符号的表意,鲜明地体现了“粉碎旧语体,建立新语体,是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新诗的反叛”这样一种认识。④何小竹与笔者曾多次谈到: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的中心退居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其结果表现在艺术家那里,便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动,退化为今日的“无言”。何小竹的诗歌也处于这种“无言”的境界,处于言说与静默的临界线上,处于语言发生的意义上。诗人创作的最高意旨在于追溯语言与人、与宇宙自然的本质关系,进而揭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以及人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并由此反观文明的本质。诗人在他的不少诗作中都背弃了传统的语言格局:“我找不到一种语言/记述那次经历/人类从开始/就装扮成鸟的模样/至今我不能向你展露/那只痛苦已久的眉毛/你每次看我/都缺少表情/就像看见我家谱中的/那幅插图/关键在于图中的那个星象/留有祖母的指纹/至今我没有找到/一种向你解释的语言/……”(何小竹《人头和鸟》)“我不愿在/下午两点说出/这一种语言//是两只/被梦幻击毙的猫头鹰/睡眠的眼睛/预感到一座雪山的死亡//……//我不愿在/天黑以前说出/这一种语言/那时我们都坐在/一扇门前/等待落日/默默地数着黑色的念珠/……”(何小竹《一种语言》)。在这些诗篇中,诗人努力将语言推入非确定化的语境中,他试图使语言获得多值性,乃至无穷值的开放性,赋予语言新的和更丰富的表现力,从而使语言获得一种神奇的魔力和一个新的说话的生命,这是对诗性的重新发现与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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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作家第代着冬同样以一种带有神秘、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以一种具有现代思辨精神和具有悠远深邃的历史穿透力的语言符号,来建构他小说的文本,并以此营造一种幽远、神秘、拙朴、浑然的艺术境界。

　　那天夜里天空繁星点点,稀落的村舍在月光下像水牯一样卧伏着,泛起月华青白色的凄冷。大吉的姆在油灯下为他蒸包谷耙,他的爸爸在灶边抽着叶子烟,让火塘里的红光在他脸上刻出明暗分明的阴影,固执而冷漠。大吉和弟弟打点行李、被卷、斧头、柴刀、短锄、火枪,铝锅、爪钉、盐巴、包谷,作为一个远行的男人应该带上的他都带上了。大吉的爸爸为了让皮绳扣能够像英雄的火枪一样挂在墙上,决定让儿子带着金虎和黑虎去遥远的地方放羊,至于那是个什么地方没人知道。

　　——第代着冬《墙上挂着皮绳扣》

　　作者竭力在古老、拙朴的文化界面上,设置他的语言符号系统,以此表现生命的原生形态,揭示民族性格的秘密,同时进一步展示自己的艺术选择。作者在他的散文《乌江:生命中的物什或一种古典情绪》中曾有这样一些描述:

　　在千里乌江的河谷之上,盘亘的山峦摆着起伏、荒芜的身躯,沿着江流向北蜿蜒。凸立于两侧的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如同两只丰硕的壮乳向无边无际的阔野延展,根植于枯草中的棱骨石因长年受到寒风的侵蚀,变得像古老的寨墙一样灰白。在那些被黄色的坡土完全覆盖的山地中间,成千上万的寨落被种子一样分布在向阳的山沟里,它们用大部分时间抵御寒冷的围困,那时寂寞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仿佛莽莽雪原上唯有时光在慢慢地流泻。

　　的确作者所生活的地域乌江流域,已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了他延续文学幻想的人文地理背景以及构筑文本的语言母体。

　　《文心雕龙》所谓的“隐以复议为工”,若用象征派的观点来描述,则是意象内涵的多义性或不确定性。土家族作家吴加敏小说的文本体现了一种多义的表述和不确定的传达,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他的作品虽不多,但语言却极富表现力,在他的小说《臭水井二题》、《箱子》、《种》、《天堂的门最后开》、《记住一条河》等作品中,作者竭力在古老的文化背景下表现生命的原生形态,并刻意追求一种象征性。作品中那些极富民族性格的性心理揭示以及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物像和情节设置,都成为了他小说文本的载体,成为了他作品叙述语言的一个调节和范导系统,从而使他的小说文本获得了强有力的表达效果和多层的意象空间。

　　二、生命的自然语言被创作主体的精神激活产生了情绪的美

　　任何一个作品的文本,都是体现创作者思想精神的整体。创作主体的精神,支配着具有符号集成性质的作品各个集合部,自然不言而喻地浸透着作为作品艺术世界独立层面的语言情绪。作家(诗人)投射在作品文本中的语言情绪各不相同,这种个别与一般的偏离,源于创作主体的精神之流。“满纸荒唐言”唯有“一把辛酸泪”的掺和,才能释放出“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无生命的自然语言唯有被创作主体的精神激活,才能产生情绪的美感。在这里创作主体的精神投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文艺理论家、诗人瑞恰兹指出:“作为一种情感语言,包括诗歌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学语言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它是文学家对事物的一种情感态度的表现;第二,它又是对读者的一种情感态度的表现;第三,它希望在读者那里引起情感效果。”⑤可以说,没有创作主体的主观介入,也就无所谓语言情绪,这不仅意味着语言情绪经由创作主体传达,更重要的是传达过程中始终流贯着创作者的主体精神,这是对文本诗性特质最本质的能指。

　　对于土家族诗人冉冉而言,她完全是以青年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以她那些清丽、委婉、情感深挚的语言介入,创造了一个个充满美丽的忧伤而又深挚幽远的诗歌意象:“石板街上苍白而又冷寂的月光/如同下午的太阳//从阳光到月光/经历了漫长黑暗的转换/那是午夜的月亮/没有出现之前的黑暗/在那一段时光/每个窗户的灯都红着/蛤蚌一样闭着嘴的人们/支楞起耳朵/听风的啸声划过//月亮出来的时候/户外没有人影/风吹着低矮的峰峦/因为冷寂/煞白的大地/显得空旷//……”(冉冉《白昼与夜晚·月光》)。这些诗的表述语言充满自然、清新、委婉和透明的特征,抒发了一种含蓄的忧郁和一种恬美的酸楚之情,并创造了一个个饱含着浓郁的寂寞和充满无限渴求与希望的艺术世界。

　　诗歌语言是一种建立在记号基础上的情感符号,冉冉几乎是以一种极富情感特征的语言表述方式,来完成她诗歌世界的情感构建,她的语言表述是委婉细腻、清丽而纯净的。

　　种子已经发芽

　　槐树还没有开花

　　去年的姑娘已经长大

　　槐树还没有开花

　　……

　　蒙蒙烟雨

　　她从洼地回来

　　槐树还没有开花

　　还没有开花

　　——冉冉《同样的风中·槐花》

　　诗人以她特有的深情而细腻的语言叙述,传达了她真切而幽远的情感体验。“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是短短的一句,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⑥的确,在冉冉诗作的文本中,那种朦胧的意象和对被表述对象的主体情感之间,往往构成了一个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凭着生活和艺术经验走进这个空间,也可依赖想象去感知诗人的情怀,这也正是冉冉诗作语言情感艺术表现魅力之所在。

　　土家族作家陈川的小说是以一种质朴、自然和凝炼的语言情绪来表达他的爱憎,倾诉他的情怀。土家山寨明丽的山川景物,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的地域风情以及富于民族秉性与气质的人物心理,都在那些带着作者个人情感的语言描述中,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片广袤、沉寂的土地。虽然山上还有山,但起伏不大,斜斜地铺展在阴霾的天空下。芭茅草、灌木丛,还有一笼笼野金银花藤蔓,布置出一个苍黄、芜杂的世界,让人感到一种沉闷,一种荒凉,一阵孤独。间或也有一片林子,绿的,但莫名其妙地显得刺眼。冰凉的山风拂荡着,大地沉重地呼吸,吐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味。

　　——陈川《那里,在远方》

　　不晓得娘还会不会产生新的忧愁,有第二件心事呢?如果有,我一定悄悄地告诉你。不过,你要保守秘密,不然叫我爹听到了风声,又要拧我耳朵,那可痛得很哩!

　　——陈川《心事》

　　这些描述语言平实,在使现实世界向艺术世界的转化中,始终潜藏着情感,在文字的节奏、情绪、氛围中,传达出土家山寨的现实生活、山川景物在作者心境中产生的感受,并由此取代那种对社会生活所作的直接剖析和评判

。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土家族诗人冉景仲的诗作里,则饱含着无比的忧郁、寂寞、浪漫与苍凉。由于诗人大学毕业即到了川西高原工作生活,别离故土,远走他乡,江河不语,大地无言,在孤独与寂寞之中,他渴求一种情感依托,一种精神慰藉,更探寻一种理想与信念。于是在他的诗作文本里,始终充满着一种忧郁而浪漫的情感寻求:“雪原最灿烂的季节/少年怀抱一条河流自弹自唱/他潸潸掉下的泪水/点燃了大野/漫天便呼啸生命的火光//……//等待多么漫长/火光如此短暂/雪原是冷酷的/也是我们柔软的婚床/爱人离家出走/把所有岁月和思想/留给我们承担”(冉仲景《雪原·火光》)。在他的诗作所透露的语言情绪里,染上了深切的哀愁,他的诗行都被孤寂和忧郁所浸透。他的感觉是真挚而深切的,这只有无比执著的情感和无限渴求与希望的灵魂,才会如此的忧郁和深沉。“这是一个失去语法的夜晚/我坐在一张信笺的右边/给远方的朋友写信/这时你来了,带着毫无准备的/词汇/从折多河谷深处来了/鸟儿从天空滑下/无法回归自己的窠巢/我蜷缩在邮编的最后一个方格/里/想不起朋友的名字//没有嗓音,自己就是嗓音本身/你呼啸着穿过折多河谷/与会讲汉语的花朵制造落红/水与树要格言在语意的边缘/摇曳荡漾,坚忍不拔/牦牛在某种称呼上来回走动/成为强劲有力的证词”(冉仲景《折多河谷的风》)。诗人始终在他那充满寂寞与苍凉、寻求与期盼的语境中,唱出发自内心深处忧郁的歌,他的渴求带着悲凉,他的理想拌着忧伤,他情感的波流掺和真挚的低吟浅唱,诗人以他那敏锐而透明、委婉而真切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创造了一个个充满美丽的、忧郁而又深情执著的情感世界。

　　三、寻找一种适合自己又能给接受者以充分艺术感染力的言说方式

　　“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⑦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民族的语言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得以完善、规范,并成为民族化最稳定的要素。但作为重庆市的少数民族却有其特殊性,由于他们很早就融合于汉民族之中,作为母语的本民族语言已经消失。但又由于特定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潜隐着大量的民族语言文化遗传因子,使他们在无意识中流淌着母语的血液,即荣格所谓的“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⑧因此作为自幼接受汉语的重庆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他们对汉语既保持着一种潜在的距离,同时又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们都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个性,又能够给读者以充分的艺术感染力的表述语言上。

　　从低吟的水声里,看天上灰色的薄云。空阔了的是凄惶的诗句。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薄薄的盘古河的黄昏,微风的吹拂和水波的摇荡来得独迟。寨外的山极多的裸露着,阴森森的,似乎藏着无边的幽冷,细语的是摇曳着竹影的水,带着一路碎碎姗姗的脚步,从吊脚楼下飘过,吊脚楼就像一些不知名的老树,依着老坝光光地立着,空悬的回廊下的水如一条美人的臂膀,与水竹们多情地缠着挽着,留下一段不规则的曲线。

　　——第代着冬《水上》

　　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散文是较有特色的,这除了他文中那些浓郁的情感抒发,充满民族风情的景物描绘,形式灵活的结构外,还得益于他那些流畅、清新、优雅、洗练的个性化语言。他散文里语言的节奏、韵律和色彩都给读者以美的愉悦。

　　冉冉诗作的艺术魅力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语言表述的独创性联系在一起,她的诗集《暗处的梨花》、《空隙之地》可以说是靠语言站立起来的。冉冉诗作语言的总体特征是纯净透明、含蓄委婉、朴素流畅而又富于歌唱性。她诗作语言表述的独特魅力源于她丰富敏锐的内心与天性,她的语言多数时候如小溪潺潺流淌,自然天成,闪烁着才气与灵光。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叙述语言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叙述的角度,因为作家要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中展现自己的经验世界,要描写一个人物、叙述一个事件,都需要选择相应的视角。

　　视角的内向性,这是阿多、吴加敏、冉易光小说语言的重要特征,他们的语言叙述视角,不仅仅注意客观地描述外部世界的特征,而且更重视表现外部世界引起人物的内在感受与体验:

　　阿公闷得无聊,就一趟一趟地把空船从一岸拉向另一岸,就这样来回地消磨着体力,也同时打发着难熬的日子。在拉空船时,他会从缆绳的艰涩中领略到大提琴师从琴弦上得到的快感,在这种快感中,灵魂和身体得到满足和慰藉。——阿多《拉拉渡》

　　月亮真圆。地上浮起一层蜃气,老树成了难看的影子。那群乌鸦不知去向,大约在河边的林子里栖息。我没见过乌鸦筑的巢。我娶老婆那晚至少有四百只乌鸦在我的屋顶上空盘旋鸣叫。四百只乌鸦久久不肯离去。这夜我老婆死缠我。我老婆是个丧夫的少妇。

　　——吴加敏《臭水井二题·怪树》

　　作者的这些描述,都是由客观环境转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努力渲染一种特定的氛围,在叙述语言中渗入的情绪和情感的成分,远远地超越了一般的理性评判。其次冉易光和阿多在语言的叙述过程中,都不太注重故事情节,而是着重描述自己的感受、体验,抒发自己的情绪、情感。在冉易光小说的语言中,这种情绪化的倾向表现得尤其明显:

　　二牯爹是一个月前死的,村人都说他爹死得古怪。早晨二牯爹起床后照例把土茶罐煨进火塘,把茶熬得酽了,边趁热啜着茶,边对二牯说:“二牯二牯,我闭了眼你就把我埋在那里。”他把枯枝般的手向门外一指,二牯其时正蹬翻被子做着一个梦;他不知来到一个什么地方,打眼问土人,说叫女儿山。山上遍地是一种透明发润的石头,土人说叫玉石,有几株桃树,偏结的不是桃,是形如长柄葫芦的东西,轻轻一叩,那东西就唱一段曲子来,有点像本地打荞歌,突然桃林中窜出一头怪兽,面如人面,角如羊角,爪如虎爪,从身前一闪而过,留下一道蓝光,许久不散。

　　——冉易光《麒麟》

　　这是作者对二牯爹死前的一段描述,在跳跃性的语言叙述中,不仅表现二牯爹豁达达观的山民秉性,赋予了人物一种神秘色彩,而且宣泄了作者的主观情绪,创造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意象,与整个作品的审美倾向统一在一起。

　　在阿多的作品里,作者叙述的语言主要致力于捕捉一种感觉,营造一种意象,表现一种情绪,创造一种悠远的意境:

　　……毛狗娃蹲在火塘边,昏昏沉沉地打了个盹,又昏昏沉沉地醒来,惺松的眼睛透过火光恰恰看清火塘对面的麻哥爷。麻哥爷的身子像一截古老的松木疙瘩,裹着身子的青色的长衫就是斑斑驳驳的树皮。

　　——阿多《日子》

　　太阳快要落崖了,山就从两会坝那边翻过来,肩膀上是一条翘闪翘闪的岩桑扁担,扁担两头是胀鼓鼓的笋壳围起的盐包包。这时辰,山正站在梅子关坳子上用手板抹汗。抹完汗水再放泡尿才下坡,山的那堵土墙、还有那两个盐包包挡住了梅子关对坡上的夕阳,于是坡下开始打黑影子,腰店子里就点上了那些挂在木屋柱头上的桐油灯。

　　——阿多《看不见木排》

　　这些语言是平和而质朴的,但反映了人物在特定心境控制下,对外界的心理感觉。作者在描述中,强调的是一种氛围,烘托的是一派神秘,拙朴而又清幽的山寨生活图景,这是对文本诗性特质的一种内在注入。

　　的确文学语言不仅要能够描绘出物的外象,重现景观,它还应该有自己纯粹的艺术特征。艺术创作应该超越它所依据的物的外象,进入非具象所能涵盖的表现性世界。传统的文学语言,多用来复述事件、再现场景,语言从属于故事,它只有传达复制功能,没有自存权力,因此,离开故事也就没有了文学。而语言离开情节,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形成自己的意蕴和倾诉形式,这是语言符号系统的更新与突破,这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文本的完善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如需了解原文，请参看《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注释:

　　①孙楚荣、刘德重:《文学概论》,第1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英〕T·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转引自柴焰《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第26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毛崇杰:《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第1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④张清华:《面对“后现代”守住那最后的家园》,《文艺报》1993年5月8日。

　　⑤〔英〕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第21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⑥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李健吾批评文集》,第124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⑧〔瑞士〕荣格:《心理类型》,吴康、丁传林、赵善华译,第502页,台北桂冠图书出版1999年版。

　　作者简介:  涂鸿，男，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日当代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韩国]《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编委，[韩国]韩中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等。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