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岗龙 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问题|论文

　　内容提要:哈斯宝是红学旧评点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哈斯宝节译的四十回《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问题，自哈斯宝节译的四十回《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问题，自哈斯宝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本文认为只有通过《新译红楼梦》和《红楼梦》原著不同版本之间的跨语言的文字比较，才能彻底解决哈斯宝翻译底本的问题。通过《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之间逐字逐句地文字比较的结论认为，哈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的翻译刻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或本衙藏板本，而不是王希廉评本。这个结论对确定哈斯宝何时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时间问题具有关键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翻译底本

　　蒙古族著名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哈斯宝根据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节译成四十回的蒙古文《新译红楼梦》，在我国《红楼梦》传播史和研究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内蒙古大学的巴·格日勒图教授发现《新译红楼梦》及其译者哈斯宝以来，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在哈斯宝和《新译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发表和出版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哈斯宝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年代问题和翻译依据的《红楼梦》底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学界公认的哈斯宝研究中的两个未决悬案。笔者在回译《新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对这两个问题尤其是翻译底本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在认真梳理和批评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了以往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并通过《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之间的跨语言的文字比较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翻译底本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相关研究观点的梳理与评论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所依据底本的讨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哈斯宝和整理出版《新译红楼梦》不久就开始了。发现哈斯宝并整理出版《新译红楼梦》的巴·格日勒图教授、翻译《新译红楼梦回批》的亦邻真先生、研究尹湛纳希和蒙汉文学关系的著名学者扎拉嘎先生以及阿尔丁夫先生等学者前后结合《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的讨论，对哈斯宝依据翻译的《红楼梦》底本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下面，我们梳理一下前辈学者们的观点和提出观点的研究路数及重要依据。

　　(一)巴·格日勒图教授的观点

　　在哈斯宝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时间问题和翻译底本问题的讨论方面，巴·格日勒图教授的观点有重要影响。作为哈斯宝的发现者和《新译红楼梦》的整理者，巴·格日勒图教授不仅第一个提出《新译红楼梦》的底本问题，而且后来根据蒙古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新译红楼梦》手抄本的信息，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修正和进一步论证。巴·格日勒图教授在《关于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及其它》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对哈斯宝译文翻译底本的看法:

　　首先，从他的译文所根据的版本来看，经我们就译文和原著比较研究，译文基本上是与现行人民文学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一致的，略有出入的地方也大致不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所做《校记》的范围。例如汉文第二回的“两个儿子”、“十来岁”、“也有一子，名叫贾琏”、“四、五年”等语，在蒙古译文第二回中同藤、王、戚本，作“四个儿子”、“七八岁”、“也有二子，次名贾琏”、“二年”等。在汉文九十七回中(蒙文三十一回)“还有坐帐等事”、“本府旧例”、“亲自过来招呼着”等语，译文作“还有坐床撤帐等事”、“金陵旧例”、“亲自扶他上床”等，和“藤花榭”本、“王希廉评刻本”同。但在汉文一百零七回中的“看得尤二姐”及“尤三姐之母”，在译文中都是“尤三姐”，与王本不一样了。有的地方译文又同程甲本和藤本，如一百零五回登记物件的报单中的物品名和数量。所以到底哈斯宝在翻译时依据的是哪一个本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后来，巴·格日勒图教授在《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进一步细化了原来的观点，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

　　❶1979年亦邻真教授提出“哈斯宝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的观点。巴·格日勒图教授认为，哈斯宝的译文如果不是以程甲本为底本，那么“藤花榭”版本的可能性大，不会是王希廉评本。因为王本晚于《新译〈红楼梦〉》译出的年代。嘉庆年间问世的藤本在时间上则与之吻合。

　　❷"巴·格日勒图教授认为，哈斯宝所译底本可能与程伟元辛亥活字本有关，而同乾隆壬子刻本歧异颇多。与之不同的地方恰好是与程甲本、“藤花榭”本、王希廉评本相同。

　　❸关于《红楼梦》及其人物，哈斯宝的观点同王希廉有明显的对立。《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在评点派中颇有影响，哈斯宝如果见到它却不发一句褒贬之语，那是不可想像的。

　　除了以上两篇论文，巴·格日勒图教授还在他的蒙古族文论著作中用蒙古文阐述了关于《新译红楼梦》翻译底本的观点。《蒙古文论史研究》中的阐述内容基本上与《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中的相同。

　　巴·格日勒图教授关于版本观点的另一个呼应观点就是哈斯宝1819年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的观点。这是发现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新译红楼梦》手抄本之后修正的观点。同时，这个观点也支持了巴·格日勒图教授反对王希廉评本为《新译红楼梦》底本的观点。因为，1819年哈斯宝已经翻译完成《新译红楼梦》，而王希廉评本还没有问世。《蒙古文论集录》中，巴·格日勒图教授写道:“哈斯宝1819年翻译了《新译红楼梦》”。

　　巴·格日勒图、宝音和西格等先生当时整理校勘《新译红楼梦》和亦邻真先生翻译《新译红楼梦回批》时参考的《红楼梦》版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排版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其底本是程伟元乾隆壬子(1792年)活字本即程乙本，参考校注的其他一百二十回本主要是王希廉评本、“金玉缘”本、“藤花榭”本、“本衙藏板”本和程伟元乾隆辛亥(1791年)活字本即程甲本。巴·格日勒图教授的《道光二十七年〈新译红楼梦〉同汉文一百二十回本内容对照表》就是《新译红楼梦》和程乙本的对照表，因此最初得出“译文基本上与程乙本《红楼梦》一致，略有出入的地方也大致不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所做《校记》的范围”的结论。而从《校记》范围中巴·格日勒图教授又把版本范围缩小到藤花榭本、王希廉评本和程甲本。而到了《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巴·格日勒图教授进一步指出:“哈斯宝所译底本可能与程伟元辛亥活字本有关，而同乾隆壬子刻本歧异颇多”，把版本范围再次确定为程甲本、藤花榭本和王希廉评本，并且根据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新译红楼梦》抄本的年代判断和哈斯宝与王希廉观点明显对立，否定了哈斯宝依据王希廉评本翻译《新译红楼梦》的可能性。于是，巴·格日勒图教授对哈斯宝翻译《新译红楼梦》依据的汉文底本就锁定在程甲本和藤花榭本，并且更倾向于藤花榭本。不过，巴·格日勒图教授并没有排除其他版本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反复提到蒙古王府本，但是一直没有亲眼目睹。

　　(二)亦邻真先生的观点

　　亦邻真先生在《新译红楼梦回批》书前写的《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和他的译著》一文中提出:“从哈斯宝节译本的内容来看，蒙译所依据的是嘉道年间流行的程伟元乾隆辛亥(1791年)刻本(程甲本)的某一种翻刻本。”亦邻真先生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道:

　　对曹雪芹原作篡改最多的程伟元乾隆壬子(1792年)刻本(程乙本)当时在内地也没有多少市场，更不要说塞外了。按文字异同看，哈斯宝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说哈斯宝应当见过1832年出的王希廉评本，这大概不会错。王评本《总评》中说“《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哈斯宝回批中也说“全四十回的大纲便是真假二字”。王希廉评第一回，说“分三小段”，哈斯宝第一回回批开头就说应分七段，两家都从分段说起。王评本评第二回，说“冷子兴者，喻宁荣二府极热闹后归冷落也。”哈斯宝回批则说“由冷而兴”，“由冷到热”。……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是哈斯宝的基本观点却是同王希廉对立的。也许哈斯宝正因为不满意王希廉的评论，便立志重评《红楼梦》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哈斯宝译书的时间最早也要在道光壬辰(1832年)之后了。

　　亦邻真先生在翻译《新译红楼梦回批》的过程中也对照过《新译红楼梦》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并把译本和原著的对照结果放在回批前，以便读者查阅。亦邻真先生的对照与巴·格日勒图教授的对照表有区别，巴·格日勒图教授是对照到1959年版《红楼梦》的页数和行数，而亦邻真先生则是对照到叙事情节的衔接处和翻译段落的字数。正因为亦邻真先生也逐字逐句对照过《新译红楼梦》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所以他判断出“按文字异同看，哈斯宝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是有充分说服力的。亦邻真先生在把哈斯宝翻译底本基本圈定在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的基础上，又通过王希廉回批和哈斯宝回批之间评论的相似性推断出哈斯宝应当见过1832年王希廉评本的结论。正如前文论述过的，巴·格日勒图教授对亦邻真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不是王希廉评本。

　　(三)阿尔丁夫先生的观点

　　阿尔丁夫先生在《关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成书年代考———兼谈依据的“底本问题”》一文中对巴·格日勒图和亦邻真等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依据。

　　❶虽然“藤花榭本”与《新译红楼梦》开始翻译的时间“大体吻合”甚至“吻合”，但是从“始译”到“译出”，哈斯宝开初是全译，后来才改为节译，中间所历过程更长，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完成。阿尔丁夫先生分析说:“当他(哈斯宝)决定节译之后，首先得摘编，即将百二十回中的有关内容摘编成四十回，有的回目中的内容要拆开，有的回目中的内容需合并原书六七回内容而成，这中间要缀以己语，还要做到前后照应，首尾一贯，这本身就是煞费苦心而不能不费时日的问题;其次是将摘编好的四十回内容译为蒙文。对蒙汉兼通的哈斯宝来说，翻译同摘编相比，不消说，是较为容易的。但不管怎么容易，四十回将近四十万字，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译毕的。考虑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从始译的时间来说，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根本不可能是嘉庆戊寅(1818)年前后刊出的‘藤花榭本’。”

　　❷阿尔丁夫先生认为，哈斯宝译本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他分析说:“《红楼梦》原来只有八十回，且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读过这部书的人无不以未睹‘全璧’而感到遗憾。待‘程甲本’第一次以‘完璧’的面目问世之后，恐怕很快就销售一空。翻刻本相继出现的事实表明，‘程甲本’在内地也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大可能流传到‘塞外’呢?!”

　　❸阿尔丁夫先生认为，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当是程甲本的某一翻刻本，如果不是“东观阁”翻刻本，就是“抱青阁”翻刻本，要么就是依据这两种刻本重刊的某一翻刻本，只有这些本子在始译的时间上才与或大体与哈斯宝全译《红楼梦》或《新译》本相吻合。

　　阿尔丁夫先生的观点中，有三点值得商榷。首先，阿尔丁夫先生的结论是以哈斯宝先全译《红楼梦》再节译成四十回的假设为前提提出来的。阿尔丁夫先生坚定地说:“哈斯宝曾经全译《红楼梦》，这是事实。”阿尔丁夫先生还写道:“大约每译完一回或一部分，就为‘同道者’拿去阅读。”笔者核实了《新译红楼梦》，只有第十九回回批中哈斯宝提到自己的弟弟对《红楼梦》的不同看法，并没有见到哈斯宝翻译完一回或者一部分内容后送去同道者阅读批评的任何文字。据我观察，目前的抄本中有很多不统一的地方，这说明哈斯宝可能不是先全文翻译出《红楼梦》，然后再编辑统稿成四十回的《新译红楼梦》。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新译”就完全相信哈斯宝做过两次翻译。譬如说，《新译红楼梦》中对义门、腰门等常见词汇都有意译和音译两种不同的翻译，而且意译也不尽相同;说“栊翠庵的槛外人妙玉”时把“槛外人”直译成“qayab cˇi yin gadanaqi kümün”(门槛外面的人)，而后来把“槛内人”按照蒙古文化的传统意译成“cˇidür-ün doturaqi kümün”(三腿马绊中的人)。这说明目前我们所读到的《新译红楼梦》是尚未全面统稿的译本。可见，这些提法都是阿尔丁夫先生杜撰的。而且至今，我们没有见到除哈斯宝翻译的《新译红楼梦》之外的其他《红楼梦》蒙古文古代译本，因此我们无法认同阿尔丁夫先生提出的“哈斯宝曾经全译《红楼梦》的事实”。《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红楼梦》底本的问题，只有通过蒙汉不同版本之间的文本比较和考证才能说明清楚，而用“哈斯宝先全文翻译，再节译成四十回，所以花费更长的时间”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主观假设为前提推断出来的结论是很难站住脚的。其次，阿尔丁夫先生也是以哈斯宝“始译”和“译出”时间为标准来判断依据底本的刊刻年代是否与《新译红楼梦》相符。而哈斯宝翻译《新译红楼梦》的时间是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一致结论的问题，绝对不能当作判断底本的依据。用一个并没有最终确定的时间假设来衡量实实在在的翻译底本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逻辑错误的。再次，阿尔丁夫先生提出的“程甲本在内地供不应求，没有多大可能流传到塞外”的观点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据笔者对一些古代中国文学蒙古文译本的研究，一些在内地已经失传的作品却在蒙古地区保存了下来。譬如，南戏《葵花记》在国家图书馆只存两个残本，却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着题名为《娜仁格日勒的故事》的蒙古文译本;日本发现的《佛说目连救母经》在中国大陆没有留存，反而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其译本。这充分说明了汉文典籍在蒙古地区流传的可能性，而且自古以来塞外也不是内地书籍无法到达的文化荒漠。

　　(四)扎拉嘎先生的观点

　　扎拉嘎先生并没有专门讨论过哈斯宝译文的底本问题。不过，他根据《新译红楼梦》回批，与1832年刊行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批语之间，在内容上的关联，认为《新译红楼梦》始于1847年秋，完稿于1848年冬。扎拉嘎先生对哈斯宝翻译《新译红楼梦》的观点也贯穿到他为《蒙古族文学史》第三卷写的“第一章哈斯宝的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中:“1847年，哈斯宝开始节译《红楼梦》和撰写《新译红楼梦》批语。”杜志军在《近四十年来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漫议》中说:“扎拉嘎没有特别论及哈斯宝所依底本问题，但他专门比较了《新译红楼梦》回批与1832年刊行的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批语之间内容上的关联，应该说是倾向于程甲本系列的(尤其是王希廉本)。”

　　(五)底本问题与哈斯宝翻译《新译红楼梦》年代问题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学者们在哈斯宝翻译完《新译红楼梦》并撰写回批及序言的时间主要是根据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几部手抄本的不同落款识年的不同理解上。而这几个不同的时间，与《新译红楼梦》翻译底本的关系，说有关系就有关系，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对持哈斯宝1847年左右翻译完成并撰写回批的观点来说，依据程甲本(1791年)、藤花榭本(1818年)和王希廉评本(1832年)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持1819年哈斯宝翻译完成并撰写回批的观点来说，王希廉评本(1832年)成为哈斯宝翻译底本就不可能了。同时，哈斯宝是1819年还是1847年翻译批评《红楼梦》还涉及到哈斯宝的生平问题向前推几十年还是向后延几十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可能直接影响一些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的哈斯宝与蒙古族大文豪尹湛纳希家族之间的联系和各种猜测。过去学者们在讨论哈斯宝翻译批评《红楼梦》的时间问题和翻译底本问题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先讨论《新译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再讨论翻译底本问题，其中哈斯宝翻译批评《红楼梦》的时间成为判断翻译底本选择的一个标准。而我们如果先确定哈斯宝译文的翻译底本，再用底本的时间来推断哈斯宝翻译批评《红楼梦》的创作年代，结果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花费艰巨的学术劳动，对《新译红楼梦》蒙古文各版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各版本之间进行逐字逐句的跨语言的文字比较和文献考证来彻底确定哈斯宝翻译的底本那么这个结论无疑对确定哈斯宝翻译批评《红楼梦》的年代具有决定性的参考价值。因为，整部作品的逐字逐句比较考证得出的结论绝对比根据几行落款年代记录做出的推论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六)对相关观点及其提出依据的批评

　　杜志军在《近四十年来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漫议》中也委婉地批评了学者们在哈斯宝译文底本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而言，要彻底解决《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及哈斯宝对百二十回《红楼梦》进行‘缩译’时所依据的底本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苛责有关的研究者———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这两个‘悬案’才在不断的争鸣与辩驳中有了走向澄清的可能，但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在这两个问题的考证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过多的主观随意性，或假设过于大胆而求证不够小心，或囿于成见陷入循环论证的连环套，或过分迷信新材料的魔力武断地匆忙地下结论，或有意无意地忽略有关材料的多义性而作出有倾向性的选择，等等，这些偏向在有关哈斯宝生平事迹的考订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在《新译红楼梦》成书年代及所依底本的研究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杜志军先生也具体谈到了阿尔丁夫先生考证与推论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与笔者的批评异曲同工。下面，对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做一批评性概括，而这一理论梳理正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出发点。

　　首先，哈斯宝译文底本的考证，必须建立在《新译红楼梦》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各版本之间的具体文字内容的跨语言的比较基础上。巴·格日勒图、亦邻真先生在这方面都做过文字异同的比较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们对相关版本的初步圈定是有说服力的。他们通过蒙汉文字异同的比较，初步确定了哈斯宝翻译底本的范围为程甲本系统的刻本，虽然对藤花榭本和王希廉评本有意见分歧，但是对今后的进一步缩小范围和确定特定底本奠定了基础。笔者的考证也是主要在他们的前期工作基础上进行的。

　　其次，亦邻真先生和扎拉嘎先生都通过哈斯宝的回批和王希廉的评点之间的比较来讨论和确立哈斯宝应当见过王希廉评本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比较虽然对哈斯宝评论思想和王希廉之间的联系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思想参考价值，但是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结构性的比较和推测不及文献学的对勘和考证有说服力。而“哈斯宝的基本观点却是同王希廉对立的。也许哈斯宝正因为不满意王希廉的评论，便立志重评《红楼梦》的”这样的推测就未免有些主观了。

　　再次，正如杜志军所批评的，哈斯宝的生平、翻译编撰《新译红楼梦》及其回批的时间和翻译底本的研究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是在文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主观假设和循环论证，其结果只能是从假设到假设，并不能真正解决版本关系的文献学问题。

　　总结上述，笔者认为彻底解决哈斯宝翻译底本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新译红楼梦》蒙古文抄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诸版本之间进行跨语言的逐字逐句的版本学意义上的比较和考证，用具体可靠的证据和数据来确定哈斯宝所依据的《红楼梦》版本。另外，我们还必须强调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巴·格日勒图教授校勘整理《新译红楼梦》和亦邻真先生翻译《新译红楼梦回批》的时候，《红楼梦》各种版本还没有全部发现和出版，资料的匮乏、时代的局限影响了他们当年的比较和考证，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今天，几乎所有国内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被发现且多数重要版本影印出版，版本比较的条件已经是今非昔比。笔者认为，通过认真的版本比较，彻底解决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翻译底本的时代已经来临。

　　二、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类型及其与版本依据的关系

　　哈斯宝翻译的《新译红楼梦》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诸版本之间进行版本学的比较，首先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否则这种跨语言的文字比较就无法落实。那就是哈斯宝的蒙古文翻译有多种类型，不同性质的翻译文字与汉文《红楼梦》原文的对应在版本学上有不同情况。因此，我们在进行蒙汉不同文字版本比较之前必须对《新译红楼梦》的具体内容的翻译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要清醒地认识到哪些翻译文字可以直接和《红楼梦》原文对应，并且有版本学依据;哪些翻译文字是不能直接与《红楼梦》原文对应。

　　近四十年来，一些学者对哈斯宝把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节译成四十回《新译红楼梦》的方法和翻译技巧做了探讨。巴·格日勒图教授把哈斯宝的翻译方法总结成四种:(一)将部分回目的内容全部翻译;(二)对部分回目的内容加以节译;(三)将部分回目的内容合并翻译;(四)对部分回目的内容进行删除。

　　阿尔丁夫先生也总结为四种:(一)原作中的某人物情节被节略掉了，因而后边再出现该人物名字时不能不做相应的改动，如将“尤三姐”改为“金钏儿”;(二)原作写两件事，节译时只保留一宗，将另一宗略去了，如略去“字帖儿”，而保留“两盆白海棠花”;略去“解闷”，而保留过“消寒会”;(三)根据经验加以更动的，如将“三角”改为“两角”;(四)根据白己的愿望故意做了改变，如将巧姐嫁与刘老老外孙王天合为媳。

　　青年学者鲍红梅的硕士学位论文《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技巧研究》中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哈斯宝《新译红楼梦》中出现的增译、改译、并译、倒译、摘译、缩译、拆译、概译等八种变译技巧做了具体分析。

　　上述学者们对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总结是宏观上的总结和认识，对了解哈斯宝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技巧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但是，从版本比较的角度讲，笔者认为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的具体翻译还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而不同类型的翻译对应原文的版本情况是有差异的。

　　(一)全文不翻译的回目、段落和句子

　　哈斯宝并没有逐字逐句全译《红楼梦》，而是以宝黛之事为主线节译成四十回，其中有整回不翻译的，数回合译成一回时对叙事顺序做了重新调整的，有些内容故意不翻译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如果认真分析，都会发现哈斯宝有自己的充分理由。在《新译红楼梦》中，原著《红楼梦》的二十八回内容哈斯宝完全没有翻译，还有一些具体段落哈斯宝也采取了不翻译的策略。据笔者的考察，这种全文不翻译的情况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❶与宝黛爱情故事主线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哈斯宝大部分没有翻译。

　　❷蒙古族读者不熟悉的一些内容，哈斯宝没有完全译出来，如一些诗词内容。在《新译红楼梦》第十五回中，哈斯宝翻译了海棠诗和螃蟹咏，而没有翻译菊花诗，主要是因为哈斯宝用海棠诗隐喻林黛玉，用螃蟹咏隐喻宝钗，从而没有翻译菊花诗。在《新译红楼梦》中，这种二元结构最常见。另外，宝钗说香菱作诗一段内容中“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等内容哈斯宝都没有翻译。

　　❸哈斯宝主观上故意不翻译，这与他对《红楼梦》的认识和对小说人物形象的把握有直接关系。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五回，哈斯宝没有翻译宝玉欲与神交，想梦见黛玉的一段内容和后来的宝玉与五儿鬼混的一段。实际上，宝玉并没有梦见黛玉，因为这段内容否定了宝玉而肯定了宝钗，所以对宝玉的形象是不利的。哈斯宝没有翻译的原因可能在此。

　　但是，这种做法有时候可能会效果不佳。譬如，也是《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五回，妙玉来探看贾母，哈斯宝省略了妙玉和邢岫烟的一段对话，直接过渡到妙玉和贾母的对话。而从叙事学的角度讲，原著中妙玉和邢岫烟的对话是从外面把大观园热闹到冷清的评论逐渐引申到贾母生病的原因上来。而哈斯宝省略了这个过渡，就显得唐突了。从《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原著版本比较的角度讲，哈斯宝没有全文翻译的原著二十八回内容及相关的一些段落就可以排除在比较和考证的范围之外。正如《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圈定在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又排除程乙本后锁定在程甲本翻刻本系统之内一样，《新译红楼梦》和原著诸版本的文字比较和考证也缩小到排除没有翻译的二十八回的其余内容。而这些哈斯宝没有翻译的内容的确定和排除具体来讲也并非易事。整回内容全文没有翻译倒是能够直接看出来，而一些小段落甚至一些具体的句子在《新译红楼梦》中被省略，是哈斯宝故意没有翻译还是哈斯宝依据的翻译底本原来就没有的判断则复杂得多，需要精心甄别。《新译红楼梦》中对应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内容中空缺的内容，我们不仅要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诸版本对照，而且还要和脂砚斋等八十回本《石头记》诸版本对照，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被省略或者空缺的内容确属哈斯宝主观上故意没有翻译还是原著中本来就是没有。

　　(二)改译和改写

　　哈斯宝的译文是绝对优秀的对等的文学翻译。但是，哈斯宝也做了不少改译，并增加了自己的评论和创作文字，其中对宝玉哭黛玉、对潇湘馆凄凉的描述等一些著名的例子，前人已经举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谈几个微观的例子来讨论哈斯宝具体翻译过程中的思想感情倾向，这些在版本比较中是需要注意的。《新译红楼梦》的结尾，空空道人说的话，哈斯宝翻译成:“原来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译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哈斯宝在译文中多加了一个“orcˇigulugsad medeküügei”(译者不知)，实际上这一句的增加，就把包括哈斯宝在内的翻译《红楼梦》的译者也纳入进来了，是对《红楼梦》文本理解范畴的拓展。在哈斯宝之前，作者和抄者之外，还没有谁注意到译者，这一点是要特别关注的。

　　在《红楼梦》原著中只有八十九回有鹦鹉学人叫“姑娘回来了”，而《新译红楼梦》中有两次以上鹦鹉叫“宝二爷来了”。在原著中，“宝二爷来了”是由林黛玉园内的小丫头子叫的。而哈斯宝改译成鹦鹉说话，并且在批注中就此事做了一番评论。哈斯宝叫鹦鹉说“宝二爷来了”，更加衬托出宝黛之间的凄美爱情。《新译红楼梦》第五回，宝玉去上学，袭人对宝玉说了一段话，哈斯宝翻译成:“ülemji cˇegejileküinükedüi sayin bolbacˇu qarin cˇoken-i sayin bolbasuragulqui-dur kürküügei．”(虽说多记好，却不及少而熟练。)而原著中这句话是:“虽说是奋志要强，那功课宁可少些……”原著中，袭人作为一个丫鬟，只能说到功课宁可少也要保重身体。而哈斯宝译成“多记不如多练”，实际上灌输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样，宝玉上学前见贾政，贾政说的一段话，哈斯宝改为:“读书人这时才起来?且别站脏了我这块地靠脏了我这门。”

　　《新译红楼梦》第十九回，哈斯宝对平儿丢手镯的内容做了改动。原著中是平儿“退去手上的镯子”，而哈斯宝翻译成“Ping er gar-un baguu-ban degegsi sigugad”(平儿把手镯向上推了推)，并没有把手镯从手上取下来，因此译文中就没有了平儿找手镯的情节了。可见，哈斯宝的翻译是独具匠心的。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哈斯宝把袭人给宝玉扇套打结的情节改成袭人给宝玉绣装槟榔的荷包。据相关资料，《红楼梦》的时代是有嚼槟榔的习俗的，而且槟榔装在荷包中。《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哈斯宝对宝玉知道黛玉之死的情节顺序做了调整，把宝钗说宝玉的一段内容移到黛玉死后。在原著各版本中都是“宝钗恰好同了莺儿过来也听见了便说”，而哈斯宝翻译成“Bou Cˇai yingeri dagagulun kürcˇüireged tegün-ükelegsenüge-yi cˇüm sonuscˇu cˇirai-yicˇige bolgaju ogülerün”(宝钗领了莺儿过来听见了他的话便脸放正色道)。原著并没有宝钗变严肃的描写，明显是哈斯宝增加的。而且，原著中宝钗讲完之后宝玉说了一句:“说这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宝钗听了这话便又说道”。而哈斯宝翻译成“Bou Cˇai-yin cˇirai genedte ulaisqiju darui ogülerün”(突然宝钗脸上飞红便说道)。在译文中，宝钗脸放正色说宝玉到被宝玉说中之后脸上飞红(心怀鬼胎)，惟妙惟肖，充分体现了哈斯宝对宝钗人物形象的深刻把握。《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贾母说探春远嫁的一句话，哈斯宝翻译成“gagcˇa san yateünigente ecˇigsen-dügurba dorben jil-ün dotur-a qariju iren cˇidaqu baülücˇidaqu-yimedeküügei．”(三丫头已经去了不知三四年内能不能回家。)而《红楼梦》所有版本都作“三丫头这一去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在还没有找到其他版本依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判断这“三四年”是哈斯宝改的。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说藩王的时候，哈斯宝翻译成“ene jiyün wangi kelebesümasi erkim nigurtai bui．gajar tagan basa nigen qosigun-u jasag．”(这位郡王极是有体面的，在当地是一个旗的札萨克。)《红楼梦》原著都作“这位郡王极是有体面的。”明显，“在当地是一个旗的札萨克”一句是哈斯宝加的。

　　《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刘姥姥叫板儿进城打听，板儿见到贾琏从外面骑马回来，便知道是贾琏了。而在哈斯宝的译文中是刘姥姥叫一个懂事的孩子进城打听，这个孩子问别人才知道原来是琏二爷回来了。哈斯宝还把原著中“内中有个极富的人家姓周家财巨万良田千顷有一子生的文雅清秀年纪十四岁他父母延师读书新近科试中了秀才”改成刘姥姥家境和王天厚新近科试中秀才。这些都是哈斯宝的改动。

　　从上述例子看，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的翻译中改译和改写等都有自己的充分考虑，这些改动都体现了哈斯宝在作品翻译中投入的思想和情感。我们在《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的文字比较中要鉴别这种哈斯宝主观改动的文字。

　　(三)哈斯宝译文的蒙古化

　　哈斯宝是蒙古人，因此在他翻译的《新译红楼梦》中必然地吸收了蒙古族文化的各种因素。这在从翻译词汇的选择到具体描述的内容中都有体现，尤其特别要指出的是哈斯宝用蒙古语言和文学的传统改编了原著的一些具体内容，使之相关内容完全“蒙古化”。

　　《新译红楼梦》第十五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藕香榭再写螃蟹咏”，哈斯宝的蒙古语诗歌翻译才华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回中，哈斯宝把“门”字韵十三元改成蒙古语“门”(egüde)的第一音节“e”的头韵，把“盆、魂、痕、昏”四个字改成蒙古语的“泪、魂”(nilbusun，sünesün)两个词(这正是哈斯宝对宝黛之事的体会)，而且哈斯宝用押“e”头韵的蒙古语传统格律诗形式，绝妙地翻译出了所有人的海棠诗，并且每一首都包括“nilbusun，sünesün”两个词，哈斯宝的翻译可谓空前绝后。

　　同样，《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宝玉失通灵宝玉之后测字的一段内容，哈斯宝把“赏”字改成蒙古语的“dangqai toiqulba”两个词，并通过分析两个词的结构，演绎了原著中所说的去当铺中寻找通灵宝玉的说法。除了完整内容的蒙古化，哈斯宝还在具体词汇翻译中使用了蒙古人熟悉的民俗词汇，便于蒙古族读者的理解和阅读习惯。具体例子:

　　除了一些民俗词汇，哈斯宝在翻译过程中用一些特殊的词汇来表达他的观点。《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哈斯宝把宝钗对宝玉说的一段话“让你把姐姐妹妹们都邀了来守着你”翻译成:“ein-kükelelcˇebesübi oi güniyang lug-a ober-e nigen tesi ecˇiged cˇimabar egecˇi degüünari cˇüm quriyalgaju sagubasu yambar?”这里，哈斯宝用了“quriyalgaju”一词，实际上强化了宝钗说话狠毒。“quriyalgaju”是“收”的使动态，蒙古族游牧生活中这个词一般用于公马、公骆驼等收马群和驼群时候用。宝钗用“quriyalgaju”来说宝玉，明显是对宝玉的恶毒比喻。

　　哈斯宝在翻译迎春之死时也做了改动:“erkim ger-ün jogelen uralaqu okin jil ilegüügasigun jobalangi amsagad sün obugtu-yin cˇinw-a yin juljagan dur künügegdebei．”(一年多来大家闺秀吃了各种苦，被孙家狼崽害死了。)而《红楼梦》原著中是:“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结婚年余不料被孙家揉搓以致身亡。”蒙古人把最恶毒的人比喻为“cˇinw-a yin juljagan”(狼崽)，可见译文强烈表达了哈斯宝的极度愤怒。总结上述，我们对《新译红楼梦》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做跨语言的文字比较和考证的时候，首先要鉴别与汉文原著文字对应的蒙古文译文的翻译性质，充分考虑蒙汉文字的对比之间的可行性。要经过认真甄别筛选后才能确定具有充分版本依据的对应文字，再根据对应文字的详细比较，考证出翻译底本的依据。

　　❶哈斯宝按照自己对《红楼梦》全书的故事主线的把握和叙事情节的剪裁需要，没有全文翻译的原著二十八回内容和部分段落及句子，我们不考虑在考证的范围之内。

　　❷哈斯宝根据蒙古语的语言特征和蒙古文的文字结构改动的内容，我们根据蒙古语言文学常识一眼就能判断出来，这种改动就没有版本依据，我们也不考虑在考证的范围之内。同样，哈斯宝根据蒙古族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改动的微小内容和词汇，我们也根据蒙古文化常识做出判断，也不考虑在考证范围内。

　　❸哈斯宝根据故事细节裁剪和衔接的需要，或者对人物形象的把握和表达感情的需要而改动的文字，我们要谨慎甄别，小心求证。实际上，这部分被改动的文字最能体现哈斯宝对《红楼梦》的叙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具体体会和认识以及在自己的《小红楼梦》里的实际处理，但是从版本比较的角度来讲，这部分文字也是我们必须要甄别和排除在外的。这种鉴别工作仍然要花费工夫，要在《红楼梦》所有版本的比较中确定哈斯宝改动的内容和文字。

　　从大的结构到小的句子、词汇，我们认真鉴别以上三种翻译情况以后最后才能确定《新译红楼梦》译文与《红楼梦》原著诸版本之间做比较和考证的对应文字，才能在文字层面上进行版本学的比较和考据。

　　三、《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的文字比较

　　在反思以往哈斯宝译文底本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只有《新译红楼梦》和《红楼梦》原著诸版本之间的文字层面上的跨语言的比较和考证才能彻底解决哈斯宝所依据的翻译底本的问题。在全面考察和认识哈斯宝翻译文字的特征和不同情况之后，笔者将版本比较的文字范围确定在哈斯宝逐字逐句忠实翻译(硬译)《红楼梦》原著的内容。在基本原则确定之后，笔者对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王希廉评本和程乙本以及蒙古王府本、乾隆抄本百廿回本(梦稿本)和脂砚斋系统的八十回本与《新译红楼梦》之间做了详细的比较瑏瑩，特别是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藤花榭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本衙藏板本和《新译红楼梦》之间做了更加细致入微的具体对照。

　　(一)《新译红楼梦》底本与程甲本、程乙本的关系

　　巴·格日勒图教授、亦邻真先生、阿尔丁夫教授等学者都曾经说过哈斯宝依据翻译的底本不是程乙本，而是程甲本或者程甲本的翻刻本。不过，哈斯宝是否见过程乙本的问题还需要通过版本比较来探讨一下。

　　《新译红楼梦》第二回，哈斯宝译文作“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庚辰本、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评本、王府本和梦稿本都作“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只有程乙本作“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可见，宁公生两个儿子的提法是从程乙本开始改的。而哈斯宝译本作“宁公生两个儿子”，我们可以推断哈斯宝可能也读到了程乙本系统的修改。《新译红楼梦》第二回，提到宝玉时哈斯宝译道:“不料，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公子”，说王熙凤时翻译成“亲上做亲娶的是政爷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在所有本子中，只有程乙本作“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个公子”和“亲上做亲娶的是政爷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四五年”。可见哈斯宝的译文与程甲本及其翻刻本是相一致的。

　　《新译红楼梦》第五回，说到宝钗，哈斯宝的译文为:“basa cˇu Bou Cˇai-yin yabudalüjel aguudam talbigu qubi ban saqiju cˇagi dagamui．Dai yiüi-yin adali oberi erkilen gag cˇagar mederkejünidün-dükümünügei adali busu tula dooraqi kümün-üsedkili gün-e oljuqui．”(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傲自许，目下无人，因此深得下人之心。)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评本均作“而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傲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程乙本、梦稿本和庚辰本、己卯本同，作“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傲自许，目下无尘，故大得下人之心”。在哈斯宝的译文中，黛玉是“目下无人”，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和笔者本人的比对，只有王府本作黛玉“目下无人”。但是，王府本是“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而哈斯宝译文中是“深得下人之心”，而且少了“比黛玉”。由此可以推断出哈斯宝此句翻译的依据底本是程甲本系统的刻本无疑。

　　《新译红楼梦》第五回有描写林黛玉的一句话，哈斯宝翻译成:“Lin Dai Yiüi naqilun nuqilugsagar ireged”(林黛玉摇摇摆摆地来了)。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王希廉评本、藤花榭本都作“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来了”，程乙本作“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而庚辰本作“林黛玉已摇摇地进来了”，己卯本最初抄的时候“摇摇”二字，而且夹批写“二字画出身”，后又红笔补上“摆摆”，眉批“无摆摆二字”。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己卯本、甲戌本、舒序本、列藏本等都和庚辰本一致，梦稿本和甲辰本已经增加了“摆摆”，蒙古王府本删去“摇摇”二字，而改动最多的则是程甲本。对于“摇摇摆摆”和“摇摇”形容林黛玉的行走，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摇摇”二字画出林黛玉的病弱出身，而“摇摇摆摆”则贬损了林黛玉，是“画蛇添足”，因此认为庚辰本系统保持了曹雪芹的精髓，而程甲本开始改坏了。不过，最近又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哈斯宝的译文与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王希廉评本和藤花榭本相对应，而程乙本等其他版本的“进来了”，在哈斯宝的译文中没有翻译出来，因此我们断定哈斯宝翻译的这一句的依据版本属于程甲本系统而不是程乙本系统。另外，哈斯宝翻译的“naqilun nuqilugsagar”是“摇摇摆摆”的完全对应的正确翻译;而“摇摇”在蒙古语中对应的是“naiguqu”，在蒙古语中形容弱不禁风的女人就用这个“naiguqu”，并且有谚语“narin ebesün-dünaiguju büdügün ebesün-dübüdürikü”。可见，哈斯宝是忠实翻译了依据底本的文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就这一句而言，哈斯宝依据的版本是程甲本系统的刻本，而不是程乙本系统的本子，更不是脂砚斋系统的八十回本。

　　《新译红楼梦》第五回宝玉对林黛玉说的一句话，哈斯宝翻译成:“sain okin degüücˇiüje，bitegei qudal kele．ene gurbanüsüg-ün ali anu saiqan．”(好妹妹你看，别撒谎，这三个字哪一个好看。)这一句话，原来在脂砚斋系统的八十回本中是正确的“好妹妹”，从程甲本开始改成“好姐姐”，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程乙本都承袭下来，而桐花凤阁批校本改为“妹妹”。在一百二十回本抄本中，王府本和梦稿本都是正确的“好妹妹”。看来，“好姐姐”是从刻本开始改的。由此可以推断，《新译红楼梦》译文中的这句话的底本已经排除了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程乙本，底本范围可以缩小到王希廉评本、藤花榭本和梦稿本。蒙古王府本少一个“三”字，而哈斯宝的译文中“三”已经译出来了。而程甲本系统中，藤花榭本改为“好姐妹”，实际上也说得上是准确的。

　　《新译红楼梦》第六回，宝玉撞见茗烟和万儿偷欢，在哈斯宝的译文中，茗烟也没有解释卍儿名字的来由，宝玉只问了万儿的名字，也没有说“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更没有拿茗烟和万儿开玩笑。程甲本简单交代了万儿名字的来历和宝玉说“将来有造化”，但没有戏说茗烟。本衙藏板本中，“五色富贵不断头的万字花样”，“万”没有刻成“卍”，宝玉也是沉思一会。东观阁本中把“卍”字刻成“屯”，变成“屯字花样”。程乙本和梦稿本中把“说着沉思一会”改成“我明儿说给你作媳妇好不好茗烟也笑了”。哈斯宝的译文依据的不是程乙本和梦稿本。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谈迎春的不幸婚姻一段，哈斯宝翻译道:“gagcˇa tegü-ükürgen-üegüride jobagaqu anu cˇikin-ecˇe qagacˇaquügei．ulam ulam odo budag-a cˇu ogcˇüidegülküügei kememüi．”(只是时常听见他被女婿打闹，甚至于不给饭吃。)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评本、王府本都作“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偏时常听见他被女婿打闹，甚至于不给饭吃”。程乙本、梦稿本作“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偏时常听见他和女婿打闹，甚至于不给饭吃”。桐花凤阁批校本中，“和”被改成“被”，“于”被删除，作“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偏时常听见他被女婿打闹，甚至不给饭吃。”可见，哈斯宝这一句译文的底本是程甲本系统的刻本。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出现的散花菩萨及其相关描述，哈斯宝翻译成:“ene San quwa Pusa-yin ucˇirijagur güyükenügei，obadis erdemütele busu，baragun tngri-yin yeke modutu ulustur torüjüküi．ecˇige eke inütüliy-e qadaju amiduraqu ajugu．tere Bosisungi mendülegsen-dür terigün dür…nigurtur dorben nidübui，bey-e yin ondür inügurbancˇi，qoyar gar gajartur kürümüi．”(这个散花菩萨来历根基不浅，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树国中，父母打柴为生，养下菩萨来，头长三角，眼横四目，身长三尺，两手拖地。)“身长三尺”，《红楼梦》诸本都做“三尺”，只有程乙本和梦稿本作“身长八尺”。这再一次证明了哈斯宝依据的翻译底本不是程乙本和梦稿本。

　　《新译红楼梦》中，宝钗将雪雁配了一个小厮。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评本都作“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宝钗见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贾母王夫人，将他配了一个小厮，各自过活去了。”而程乙本作“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宝玉见他心地不甚明了，便回了贾母王夫人，将他配了一个小厮，各自过活去了”。哈斯宝译本中宝钗把雪雁配人是跟了程甲本、本衙藏板本、藤花榭本或王希廉评本，而且从哈斯宝的理解角度看，更倾向于宝钗把雪雁打发走了。因为雪雁是林黛玉的人，留在宝玉身边对宝钗不利。而当时宝玉病还没有好，找贾母王夫人去办雪雁配人的事有点唐突。

　　通过上面的文字比较，笔者认为哈斯宝翻译的底本不是程乙本，这一方面也说明了哈斯宝翻译的底本虽然是刻本系统的本子，但还不是程、高二人大加修改的本子。

　　(二)《新译红楼梦》与王希廉评本不同的文字

　　哈斯宝译文的底本是不是王希廉评本，是从《新译红楼梦》被发现就开始的争论，至今没有定论。因此，认真做文字比较，确定《新译红楼梦》与王希廉评本的关系是版本考证中的重点。

　　《新译红楼梦》第三回，贾母给林黛玉的侍女，哈斯宝翻译道:“ober-ün bey-e-yin oiraqi ded jerge-yin nigenkin ner-e Ying Ge kemegcˇi-yi Dai Yiüi-dür ogcˇü”(贾母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的与了黛玉。)据孙玉明先生的研究，在王希廉评本之前的所有本子都没有改动“贾母给林黛玉的丫鬟本是鹦哥，后来又突然冒出来一个紫鹃的矛盾”，王希廉将其改为“(贾母)将自己身边两个丫头名唤紫鹃鹦哥的与了黛玉。”哈斯宝依据的版本还没有改过来，可见哈斯宝译文的底本是王希廉评本的可能性就少了。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宝玉想起“青灯古佛”诗句，哈斯宝翻译道:“Bou yiüi debter-ün degereki Si Cˇüni bicˇigsen baraganjula qagucˇin burqan-u emün-e kemeküüsüg-üdisanagaljagd”(宝玉想起册子上写惜春的“青灯古佛前”的文字)。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程乙本、王府本作“宝玉想青灯古佛前的诗句不仅连叹几声”。而王希廉本作“青灯古佛旁”。另一个证据是藤花榭本中的诗句里有“独卧青灯古佛旁”，与其他版本同，但是哈斯宝把该诗句翻译成“gomudal-ügei baragan jula burqan-u emün-e kebtemüi．”(无缘卧在青灯(古)佛前。)明显，哈斯宝是随了前面的“青灯古佛前”的说法。

　　《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有“忽见莺儿端了一盘瓜果进来，说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这是老太太的克什。”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王府本都作“这是老太太的克什”。唯独王希廉评本作“这是老太太的冥供。”哈斯宝把这一句翻译成“ene lou taitai-dur talbigsan adis．”(这是上供给老太太的福分。)“克什”是满语和蒙古语通用词汇，是福分的意思，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克什克腾旗的名称与“克什”就是同源词的关系。而哈斯宝用的“adis”也具有与“克什”和“福分”同样的意思。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七回，王大夫给黛玉写的药方，哈斯宝的翻译可以说是绝妙传神。其中，有一句翻译道:“modun-u maqabud delgeren güyüjücˇidaquügei tula kücˇün lab tegün-düdeligüü-yin siroi-du qoorlamui．”(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而这“脾土”在原著各版本中并不统一。程甲本、程乙本、王府本、梦稿本作“木气不能踈达势必上侵脾土”;东观阁本和藤本作“木气不能踈达势必土侵脾土”，可见二者之间的翻刻关系;王希廉评本作“木气不能踈达势必上侵脾上”。在所有本子中，只有王希廉评本做“脾上”，“上”明显是“土”的刻字错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哈斯宝翻译此句的依据底本不是王希廉评本。另外，我们从哈斯宝译文中看出，哈斯宝对中医的理解很专业，因此也不能排除哈斯宝即使依据的是“脾上”这样的刻本，也有可能根据内容改正过来。

　　《新译红楼梦》二十七回中，王熙凤给贾母提宝玉娶亲建议，贾母问一句，哈斯宝翻译成:“ocˇügedürcˇinügüma iregsen-dürcˇi yagun-du ese duradba?”(昨日你姑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程乙本、梦稿本作“昨日你姑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王希廉评本作“昨日你姑娘在这里你什么么提”;王府本作“昨日姨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王希廉评本把“姑妈”改成“姑娘”就意思模糊了，可能是受到了贾母和邢王二夫人来看生病的巧姐儿，于是就改成了“姑娘”，指的是巧姐儿，王熙凤在巧姐儿面前不好开口。由此可以推断，哈斯宝的翻译是跟着刻本系统走的，而王希廉评本是做了改动，哈斯宝没有随王希廉评本而已。

　　《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的查抄物品清单中，在程甲本系统中只有王希廉评本的“珍珠十二挂”、“酱色羊皮三十张”和本衙藏板本的“镶金象牙筋三把”与其他刻本不同。而哈斯宝的译文与程甲本、东观阁本和藤本相同。从上面的文字比较看，哈斯宝依据王希廉评本翻译《新译红楼梦》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三)《新译红楼梦》与王希廉评本和程乙本共同的文字

　　上面虽然指出了哈斯宝译文与程乙本和王希廉评本之间的文字差异，但是还有个别文字是只有王希廉评本和程乙本与《新译红楼梦》能够对应。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特殊情况。

　　《新译红楼梦》十九回，李纨对湘云和宝玉说的一句话，哈斯宝翻译道“ta qoyagula togükei-yi idesügei kemebesübi tani lou taitai-yin dergete kürgejüidegülüy-e．kedüi nigen amidu gcˇrügesün-üarasu-yi cˇagalun idebesünadur qariy-aügei．”(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哪怕剥一只生鹿的皮吃了不与我相干。)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评本、程乙本、梦稿本作“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哪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王府本和庚辰本一样，作“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哪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而哈斯宝的译文中是有第三个“吃”字的。可见，第三个“吃”字是从刻本开始少了。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有一段林黛玉与宝玉对话古琴的内容，哈斯宝翻译道:“ene yatug-a yicˇibqadasugai kemekücˇagta esgüle qoucˇang debel，esegüle lün jin malag-aerten-ükümün-üdürimi daguriyan gar ugiyan nam sagugad yatug-a i jirüken-ütus siregen deger-e talbiju sayi algur tobiyer gar küdelbesüjoqimui．”(若要弹此琴，或鹤氅，或纶巾，要按照古人的像表，洗了手，静坐，把琴放在对着当心的案上，从容庄严抬手才好。)程甲本、本衙藏板本、王希廉评本、梦稿本作“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放从容抬起，这才身心俱正。”其中“要知古人的像表”是统一的。王府本是从“知”改为“如”。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程乙本作“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放从容抬起，这才身心俱正。”由此可知，哈斯宝译文的依据版本与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程乙本有关系。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宝玉的海棠诗，哈斯宝翻译道:

　　Enggesge-yin Qaitan yambar ucˇirtur julgaran qubaqairagad

　　Ene edür basa yagun-dur badaran delgerebe kemebesü

　　Emünetütengkim-dür nasun oljei ulam nemegdeküiyin tulada Ergiküularil-un nigen arg-a dur urugsi irügel bolgamui kemejüküi．(1347－1348)

　　其中第四诗句，哈斯宝把“旋复”翻译成“ergiküularil”(四季轮回)，而“nigen arg-a”就是“一阳”。由此可知，哈斯宝所译诗句原文是“一阳旋复占先梅”。程甲本和王府本是“一云旋复占先梅”，东观阁本、藤花榭本作“一元旋复占先梅”，“元”字可能由“云”改过来的。本衙藏板本、王希廉评本、程乙本和梦稿本作“一阳旋复占先梅”，哈斯宝的翻译与之相符。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林黛玉知道宝玉宝钗婚姻之事，王熙凤说的一句话，哈斯宝翻译成:“ene yambar kümün jebtergen yabugulugsan bolba?”(这是什么人走漏风声?)程甲本作“这是什么人走了了呢”，藤花榭本作“这是什么人去走了风”(九十七回一A)，王希廉评本也作“这是什么人去走了风呢”，王府本作“这是什么人走了话了”，东观阁本作“这是什么人去走了风”。梦稿本作“这是那个走了风呢”，“呢”字由原来的“了”改过来。

　　(四)《新译红楼梦》与王府本、梦稿本的文字比较

　　我们基本上确定《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是刻本，但是王府本和梦稿本这样的手抄本中有一些文字与哈斯宝译文能够准确对应，而刻本却不能对应。

　　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第一回的“醉余睡醒”“避事消愁”历来都是红学家批评争论的一个重点案例。在《新译红楼梦》中，哈斯宝对相应文字的翻译是“kereg-ecˇe jailan bitegürekü-yi tailquüy-e”正好与“避事消愁”完全对应。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只有王府本是“避世去愁”，而八十回本中也只有甲戌本是“避世去愁”。我们通过比较得知，哈斯宝是跟着《红楼梦》原著走的，其中他应当没有见到蒙古王府本和甲戌本中“避世去愁”的更高境界的说法。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宝玉失通灵宝玉后的一段感想，哈斯宝翻译道:“ene cˇecˇeg basa delgerebesüjoqiqu，ene qas basa gegegdebesüjoqiqu metütula，eyin künigen udag-a jobanin，nigen udag-a bayarlagsagar tabun jing bolugad sayi undabai．”(此花又似应开，此玉又似应丢，如此一悲一喜，到了五更才睡着了。)在所有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版本中，蒙古王府本是少了“如此”二字，本衙藏板本作“此花又似应开此玉又似应出失如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可见“如此一悲一喜”在各刻本中是比较稳定的。由此也可以推论出哈斯宝的译文中“如此”二字是忠实翻译了的。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林黛玉焚诗稿之后几个丫头熬一夜，哈斯宝翻译道:“Zi Jiuwan mengden sengden Siuwai Yani dagudan gargajuDai Yiüi-yi tüsin alguriyar kebtegülüged dotur-a tügsin ayuju kümüni dagudar-a ecˇisügei kemebesütngri basa oruitajuqui．kümün buu dagudasugai kemebesüober-ün bey-e Siuwai Yan lug-a kedüken bicˇiqantai baiqu tula basa nigen cˇagtur yambar kereg bolqu e cˇa emiyemüi．”(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扶着黛玉慢慢躺下，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去叫人，天又晚了，欲不叫人，自己同着雪雁和几个小的，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程甲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评本、程乙本、王府本都作“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叫人时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鹦哥等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而梦稿本中，“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一句是旁边用小字补上去的。可见哈斯宝的译文中少了“鹦哥”是有版本依据的。

　　《红楼梦》原著第一百二十回，薛姨妈建议王夫人要把袭人配人打发出去，有一段话:“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来，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门正经亲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东西，那孩子心肠儿也好，年纪儿又轻，也不枉跟了姐姐会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哈斯宝把其中的一句翻译成:“Bou yiüi yi nigen jerge emseglegseniüdegeregsenügei kemebesübolumui．”(不枉服侍宝玉一场。)相应的原著文字中，藤花榭本作“不枉跟了姐姐会子”。东观阁本作“不枉跟了姐姐会子”，在“会子”旁注“一辈”。王希廉评本作“不枉跟了姐姐这会子”，增加了一个“这”字。可见，各刻本对“会子”的理解不尽相同。哈斯宝的译文把“姐姐”改成“宝玉”，因为袭人就是服侍宝玉的，而不是服侍王夫人的，所以哈斯宝的改动是正确的。蒙古语的“nigen jerge”是“一会”的意思，“一场”在哈斯宝的译文中都写成“nigenüy-e”，由此可以复原推断成“nigen jerge=会子”。而东观阁本的“会子=一辈”显然与哈斯宝的译文不符，王希廉评本的“这会子”又与袭人服侍宝玉的事实和哈斯宝译文中“nigen jerge”不符，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哈斯宝译文中这一句话的依据文本是藤花榭本。

　　《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贾琏带王大夫来给黛玉看病，贾琏称呼紫鹃为“紫鹃姑娘”。而程甲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本、藤本、王希廉本、程乙本、王府本都作“紫鹃姐姐”，梦稿本少了这一句。

　　最后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斯宝译本依据版本为刻本的可能性。《新译红楼梦》第十九回，宝玉从妙玉院中折来的梅花是一尺来高，旁有一枝纵横而出约有二三尺长。而原著所有的版本中宝玉折来的梅花都是“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几来高”。笔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所见所有刻本，发现程甲本的“二”字上面的一横“一”已经不够清晰，几乎模糊了，极容易误读为“一”。可见，哈斯宝当时读的刻本中可能存在这种问题，否则哈斯宝不会把“二尺来高”翻译成“nigen cˇi kiritei ondür”(一尺来高)。

　　四、结语

　　上面，我们对《新译红楼梦》和《红楼梦》原著诸版本之间的相关内容做了逐字逐句的文字比较，进行了考证和分析。下面，我们把具体内容的比较结果制作成对照表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和比较(▲表示哈斯宝的译文与《红楼梦》版本文字相同，△表示译文与原文文字有出入)。当然，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我们目前做完的数据还是远远不够的，与《新译红楼梦》和《红楼梦》原著完全的文字比较还有一定的距离，还不能说是最后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结论。

　　从上面的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出哈斯宝的译文与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的相似度最高，其次是本衙藏板本和程甲本。而这也符合一百二十回本刻本《红楼梦》的实际情况: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最早的翻刻本;藤花榭本底本是东观阁本嘉庆十六年刻本，而不是直接翻刻程甲本;本衙藏板本直接刻程甲本。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哈斯宝翻译底本是程甲本的翻刻本，可以缩小到东观阁本、藤花榭本和本衙藏板本，而且哈斯宝译文和东观阁本、藤花榭本相同之处，正好是东观阁本从程甲本改过来的地方。

　　根据王希廉评本中“鹦哥”、“脾上”“姑妈=姑娘”“要知古人的像表”“古佛旁”和刻本中第一百零五回查抄物品清单数量明显与其他刻本不同等明显证据，我们可以排除哈斯宝依据王希廉评本翻译了《新译红楼梦》。之前巴·格日勒图教授根据哈斯宝的观点与王希廉的观点有明显对立而哈斯宝对王希廉的评点不发一句褒贬之语，推断哈斯宝没有见到王希廉评本。现在我们通过文字比较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程乙本与哈斯宝译文的差距比较大，我们完全断定哈斯宝没有根据程乙本来翻译他的《新译红楼梦》。

　　王府本和梦稿本两部手抄本与哈斯宝译文的差距也比较大，我们断定哈斯宝译文依据的底本不是手抄本，这也和我们之前论述过的哈斯宝依据底本是刻本的结论相吻合。不过，像“吃一只生鹿”这样的个别问题我们也应该不能忽略。而哈斯宝依据的底本是刻本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证据是哈斯宝译文与《红楼梦》诸版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基本上都是单字和单词，而没有完整的句子，这就证明了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刻字造成的。

　　最后要说明一下，虽然我们基本上判断哈斯宝依据翻译的底本是东观阁本、藤花榭本或者本衙藏板本，是程甲本的翻刻本，但是我们的考据工作并没有全部结束，还有不少问题目前尚未彻底解决。譬如，哈斯宝的译文中全书将探春的丫鬟侍书

　　的名字音译成“Dai Sü”(待书)。除了庚辰本作“待书”外，程本系统都作“侍书”。而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哈斯宝是不知道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详情的，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哈斯宝依据翻译的程甲本翻刻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和本衙藏板本中都是“侍书”，哈斯宝为什么却通篇音译成“待书”？

　　（原载于《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哈斯宝与红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5AZW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JJD75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岗龙，民俗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