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无史到有史的历程，是从口传叙事史到文字书写史的一个跨越过程。而历来口传史均以诗体为载体得以传播，由此演变而成的史诗，是比较晚起的叙史文本。从史学角度对口传历史或史诗进行研究的成果至今不多，亟须深入挖掘和研究。

中国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他们的历史与世界上其他无文字民族一样，靠口传方式叙述和传播自己的历史。口头传唱是其主要的传播和存在形式，也是他们叙述历史和传播文化的最先方式，而此种方式在整个历史书写过程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传播中的口传现象很早就被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敏锐地注意到，章氏比较了上古三代 与后世历史知识的不同传播方式。在 《文 史通义·诗教上》指出：“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 书也。”章氏又在《文史通义·诗教下》阐述：“后世 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 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章氏认为，“文字著 述”取代“口耳相传”的原因为“官守师传之道废”。

此论虽有其偏颇之处，但３００ 多年前的章氏就能够意识到中国上古社会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这一看法有其独到之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注重口传历史的研究，是我们今天研究口传史诗必然要回顾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口传史诗研究走向从历史视域研究口传史诗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口传史诗的嬗变以及史学价值应该得到及时的反映。

一、从灵魂寻踪嬗变至史诗

流行的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出现比文字符号应该更早。因此，口耳相传的知识传播方式也理所当然地比用文字记述历史事件更早。“但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口耳相传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 后来有了文字，人类历史就出现了转折，成就了文字史的书写和记述，因此，口传的历史叙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会把它当作历史的“叙事”书写方式来看待的，因为在历史学家看来，有文字的历史才是可靠的史实，口传的历史可能是传说或者是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历史的真实叙述，即“后世竹帛之功， 胜于口耳”。自从口传的内容被看作文学样式后， 逐渐被一些诗学家、文学家以及民俗学家等命名为“史诗（Ｅｐｉｃ）”，遂而渐被史学家们作为文字史 研究的特殊资料抬上神坛，口传的历史叙述才从“闺房”中被认定为研究历史的一份珍贵材料。但口传的历史演进的叙事材料最初仅仅作为祭师指引死人的阴魂回到祖先故地的祭辞，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奉为圭臬。

祭辞是不能随便被一般老百姓传唱的，只有祭师、歌师或专职人员才可以唱诵，而且在特定的场合唱诵，尤其是长篇的史诗类口传诗歌更为如此。因为，“口传史诗（ＯｒａｌＥｐｉｃ），常指描述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讲述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内容包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害，抵御外侮等”。如此庄严、神圣的史歌是不能随便唱起的，更何况一个民族的命运史更不能随便任意唱述。尽管如此，但歌师、祭师们却不 知道他们唱诵的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叙事史 诗，而仅仅认为是指引亡灵回归故地的“指路经” 而已。在他们朴素的世界观里，没有历史这个概 念，他们能做的就是给死去的亡灵指一条回归故里的路，让亡灵寻着他们口中念出来的迁徙路线回去，回到祖先们最早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歌师、祭师们所能做的，而不是想让后人记住什么历史。他们心中没有历史叙事的心迹和动机，有时候他 们也可能告诉后人或者子孙，他们所叙述的是祖 先的艰辛迁徙路和苦难史。虽他们在葬礼上唱诵的功能是“指路经”，要从祖先一直唱到死者的生平，引导逝者回归祖源祖地，但在他们的朴素世界观和人生观里，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叙述的就是一个民族或者民族的一个支系的真实历史，或者是 民族历史的一个个缩影。久而久之，这些口传的 祭辞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在专职人员中流 传、继承，尤其在歌师、祭师中传播与留承，而且在 他们的加工和完善中得到充实巩固，更为详尽地记述了祖先的艰难历程和迁徙史迹，随着人们 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文化意识的提高，也逐渐认 识到歌师、祭师们口传的祭辞具有历史叙事的价值和史料意义，尤其是引起学界关注后，学者的研 究和意识反哺给歌师、祭师们以及当地民众，这些 知识和信息让他们认识到“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 字”的功效，认识到口传的历史叙事就是祖先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的浓缩，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和心史。

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是一个典型的口传史诗范例。《亚鲁王》史诗的传播者———歌师、祭师们，对这部史诗的传承和流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史诗能够流传至今的关键，更是发扬和繁荣苗族史诗的重要人物；这部“史诗的演述者（传播者）在史诗的传承和延续中 担当了最核心的角色，作为麻山苗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世代传承和演述着经久不衰的史诗，使史诗成为麻山地区苗族的精神食粮； 他们传播着麻山地区的苗族历史及苗族文化知 识，使亚鲁王后裔能够读到、聆听到苗族历史的蹄声在历史长河中传扬，支撑麻山地区苗族不屈不挠地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孕育和繁衍着亚鲁王 一代代的后裔。

长期跟踪调查与研究史诗《亚鲁王》的吴正彪对史诗阐述历史记忆有一个代表性的观点：“从苗 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所叙述的内容以及在仪式中的表演里我们看到，四大寨苗族的丧葬活动仪式及其用来说明这些仪式的神话故事实际上就是苗族远古历史社会记忆的一种描述。对于一个只有 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神话传说和口承记 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重构自己悠久历史和寻求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在不同民族的史诗均有体现和反映，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许可以归为一种历史记忆的“共性”，也就是中国民族史诗的一种口传的历史叙事的特性。

苗族史诗《亚鲁王》篇幅宏大，内容庞杂，历史 久远，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媲美。可与蒙 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藏 族史诗《格萨尔》齐名。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主体 内容是叙述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如蝴蝶找来 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造乐器，造铜鼓）、造地造山、造日造月、公雷涨洪水等神话传说，到以亚鲁王为 首领的古代苗族一个支系所经历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再到开辟疆土、立国创业、迁徙鏖战、发展 经济、开辟市场（如以十二生肖建构起来的商贸关系）、姻亲家族（史诗写了亚鲁的１２个儿子及其后代，以及他们的父子连名制）等农耕文明的种种业绩和文化符号，以及以亚鲁这个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兄弟部落和亚鲁部落的家族谱系。“总体看来，《亚鲁王》应是一部关于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歌 颂部落 （民 族）英 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内容、篇制、跨时、被唱诵的形式，具备史诗的特征。至于属于哪种史诗，有不同 的观点。朱伟华这样看，“我愿意将《亚鲁王》称之 为‘苗族的苦难史诗’而非‘苗族的英雄史诗’，这 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胜利都是用‘血’和‘火’写 成的，‘史诗’作为人类‘童年期’的一种文体，往往 表现出一种对强悍、进攻、占有的歌颂，推崇强者 生存的‘丛林法则’，这在人类发展早期屡见不鲜， 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觉得更应该将《亚鲁王》称之为‘农耕民族的苦难史诗’，体现与土地、万物 的亲密关系及农耕民族的特性，是这部史诗最独特的价值和对突出的贡献所在。”至于《亚鲁王》归于哪类史诗，或者属于什么形式的史诗，这都已 经不是重要的论题，最重要的是苗族史诗《亚鲁 王》告知后人：苗族的迁徙史和苦难史正如史诗所唱所叙那样———隐忍、坚贞、不屈不挠。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 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 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缩影，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研究民族史诗，应该引起我们学界的 重视。

作为引路的祭辞，经过歌师或祭师的唱述与加工“完善”，历经“陌生化”和经典化，使原本仅存于口头的口传文学样式的叙事史诗通过祭仪的符号化功能展演，成就了口传叙事的史诗演进与嬗变，让史诗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叙事的口头史料文本，使史诗的历史意义呈现于诗体的表述或叙事中。“历史叙事的语言不是透明的中介，而是有着所有诗性语言所共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即便在表述事实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超出事 实之外的蕴涵。此种语言有着人们，包括职业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传达’（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功能之外，还有着往往为人所忽视但却对于历史叙事话语而言至关紧要的表情和达意（Ｃｏｎａｔｉｖｅ）的功能。”

口传的历史叙事一般是以口头叙述为主，原来是自然口语的故事讲述，以人们日常生活的交 际为传承方式，所叙述的内容就是先人的经历，所 用的叙述语言就是日常生活的口语。但历经久远 年月后，渐渐地，这些日常生活的交流内容却变成了后人不熟悉的“古语”，甚至于仅仅是祭师或歌 师口里的“密语”，平常百姓再也无法解读这些“古 语”的真实含义。因此，口传的历史叙事或故事， 慢慢就演变成为一种神圣而神秘的“经典”。这些 经典也就成为民族历史或记忆的唯一“史料”，能 够“读懂”的人也越来越少，这就需要有必要的解 读或阐释，才得以让普通人了解和掌握民族的历史和渊源，认识和掌握民族的文化与知识。

由于口传史诗传播方式的限制，口传的历史叙事也就逐渐演绎成为一种特殊的祭仪。重大的 祭祀或丧葬时，歌师或祭师才能唱诵，并以神圣的 仪式演绎史诗式的历史叙述，目的是祭奠祖先，或 者让亡灵能够知晓“回乡”的路途，因为祭师唱诵 的内容就是祖先历经艰险，排除万难，一路辛劳， 最后达到今天的栖息地。今天的亡灵要叶落归 根，回到祖先的故土寻找已逝的亲人。由此祭师 或歌师必须具备超凡的记忆力口诵达万余行的历史进程———纪实的史诗，让灵魂寻踪逆行回归故地，并运用一种特别的诗体语言或韵文来加以表达和叙述。

“口头程式理论”的创始人帕里认为：“一个不会书写的诗人，在口头表演中是必定会采用‘常备的片语’（ＳｔｏｃｋＰｈｒａｓｅｓ）和‘习用的场景’（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ｅｎｅｓ）来调遣词语创编他的诗作。既然当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理当如此的书写技术， 表演者就需要掌握一种预制的诗歌语言（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Ｐｏｅｔ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以支撑在表演中进行创编的压力，方能在即兴演唱中成功地架构长篇叙事诗歌。”祭师或歌师不一定一字不差倒背如流地唱诵，有时候靠自己的创造能力，予以编排和加叙，或者是“完善”一些情节，使曾经的“历史”更加完整和合理。于是，被文字录入或记写成为纸质版本的“史诗”。这就是祭师或歌师创造并予以完善的完整版史诗，已然成为诗体语言的现世经典。美国著名口头文学学者阿尔伯特·洛德早就认识到：“叙事歌的艺术远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很成熟了。”这特殊的“艺术”指的就是歌师的口头创作，甚至于他们对史诗的编唱和演诵，为了能够得到祖先的认可和接纳，必须“真实”地唱述祖先曾经的历程，因此形成了今天的史诗叙事。

在任何史诗唱述的场合或特殊的祭仪中，歌师或祭师往往通过自己的特别能力完成常人无法完成的唱诵任务，把史诗或古歌从头至尾唱诵完毕。在演唱史诗时，歌手运用自己特别的语言表述能力和表演能力，沿寻史诗脉络讲述故事，展现 惊天动地、血雨腥风的战场搏杀，塑造各式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时揭示出人物的独白和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场的听众或参与祭祀的人群在聆听、欣 赏歌师或祭师表演和唱诵史诗的同时，不断地用 话语或一些简单动作鼓励歌手，甚至用呐喊和掌 声参与到史诗的创作与演绎当中①。如此壮烈和庄严的氛围，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深受感动，甚至 于随着歌师们哼唱，声泪俱下，热泪盈眶。紫云戈 岜寨演唱《亚鲁王》的歌师梁老四曾说：“来听的人 很多，有寨上姓吴的、姓梁的，还有其他姓的人，大 家都想听自己家族的来源或者了解亡人家族的来源…… 有个部分唱到亚鲁以前开辟过哪些场坝， 都分布在哪里，都卖些什么。然后唱到亡人以前 去过哪些场坝，平时都喜欢买些什么。唱到有些 环节，孝女就会不自觉地哭起来，在场的亲戚都会流泪。”史诗一旦被唱起，历史被再次叙述，后人为之动容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也因此而充实与 饱满。

史诗在口传的程式上有一定的语言特性，这一方面马学良先生曾经做过这样概括：“诗歌句式 短，格律性强，比较定型，变异性小。而据歌手讲， 在教唱史诗时，民间习惯的教法是只教‘骨’，不教花’。也就是说，‘骨’是比较定型的，是歌的基本部分，即设问和解答的叙述部分；‘花’虽然也是传统的东西，但多数是些即兴之作，或为赞美对歌的人，或为个人谦词，或为挑战性的，往往与诗歌本身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显而易见，不是那种特定的对歌环境，就很难迸放出那样的‘花’来。”史诗的主线或历史情节是不易改动的，也即史诗故事梗概及主线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其歌骨是比较固定的。但叙述史诗的语言或韵律，歌师或祭师是可以随着唱诵的场合或祭仪随机应变给予变动或完善，以致增删，甚至于临时改动诗句的韵律和用词都是可以的。

因为是口头的唱诵，每部史诗都具有口头传唱的特点，即祭师或歌师唱述的诗句具有口语的语言特征。中国北方的三大史诗也好，外国的史 诗也好，都属于口传范畴的史诗，紫云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更是如此。“这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 一般只在苗族送灵仪式上唱诵，且仅靠口头流传， 没有文字记录。”“《亚鲁王》为苗族所传，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 口口相传。由于记忆各异，或传唱中各自的发挥， 致使流传‘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 史诗一般是口传的，活态的，存于苗族民间的口头传承方式的经典；而口 传的特征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最脆弱的、最容 易被侵蚀的一大弱点。这也是我们急于挖掘和搜集的关键，因此其历史意义和价值非同一般。

尽管不同的歌师所唱述的口头程式有差异， 但每个歌师所唱的史诗主线———歌骨是一致的，是不容更改的，他们所唱述的也即他们祖先的历史再述。《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苗族人创世 与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族人首领亚鲁王， 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了西 部苗族人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 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曲折融合的见证”。从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口传叙述的史诗应该成 为民族历史的史料见证。由此看来，在判断口传 史诗的性质上，可以通过跨学科、跨视野来进行考察。吴正彪等认为：“探讨《亚鲁王》中所叙述的各 种‘史事’是否属于‘历史真实’时，如果我们结合 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对具体的叙事内容、仪式场景、文 化象征构图以及‘文化在场’的不同身份人物的展演来说明远古时代苗族社会历史所发生的某些‘史事’，同时还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一些叙事缺失与书写者在身份视角上的表述偏误。”结合不同学科、交叉相异视角加以考察《亚鲁王》等史诗的历史价值，应该得到更深的启示和反思。

通过《亚鲁王》史诗主线及历史叙事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口传史诗的范式作用及价值：“它承 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透 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或听到一个民族的情感、经 历、历史事件、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荣与辱、喜怒和哀乐。”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史诗尽管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承并发扬久远，其所叙述的“历 史”确实是一个民族的部分历史事实，而不是虚构 或者胡编乱造的，尽管有加工和编创的痕迹，但都 是沿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加以创作的，也因此， 口传史诗成就了其历史叙事的“史述”功效。

口传史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被挖掘和重视的程度须待提高，相比史诗的文学价值来说，更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不能有任何的偏见和误读。余秋雨曾说：“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标准，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价值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有着很多盲目性。”在今天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氛围中，我们应该撇开旧有的俗套和定势，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和考察维度，突破历史囿限，勇于创新探索，不盲从旧有观念和习惯视野。叶舒宪也认为：“套用现代人熟悉的‘史诗’一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便和习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有超越现代名称的符号遮蔽而透视仪式讲唱真实语境的自觉意识和洞察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前人对史诗在文学方面的研究贡献：口传史诗的叙事文采，在文学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国内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的口传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诗歌的发展。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呈现给世人可观的成果。但本文认为，史诗应该立足于更为重要的口传史料方面，史诗是众多民族对无史时代的历史记忆与再述，对我们研究无文字民族历史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这方面的探讨和分析应该成为史诗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

再者，口传史诗目前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大势兴起，得到发展与保护，这是值 得欣慰的事情，可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展开。因为口传史诗往往被视为某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历史文化的集成经典，涵盖了该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事件叙事的载体与储存库。白兴发对抢救和保护深有感触：“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抢救和保护，应扎扎实实 去调查、搜集，尤其是一旦消失就再也难以挽回的口传文化。”我们不仅把口传史诗当做民族文化来研究和挖掘，更要视其为民族历史的叙事史料，以此作为研究视域来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才 会带给我们目前的研究有更广阔、更深入的学术 收益。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 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 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 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标志。”龙迪勇从叙事学的角度思考，有独到的见解。史诗的叙事通过诗化语言的展述，无文字 史在寓于诗化的口语里找到了历史叙事的最佳 表达。

以上对《亚鲁王》史诗的口传范式进行粗浅分析，考察其从祭词嬗变为史诗的过程。此个案的剖析让我们了解到：“这部史诗叙述和歌颂亚鲁王国第１７代国王兼军事统领在频繁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中创世、立国、创业、发展的艰难历程的史诗，不仅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为苗族的古代史提供了不朽的民族记忆，传递了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而且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史诗所叙述苗族迁徙、征战的艰辛、惨烈，读者无不动容、感同身 受，历史的悲痛、迁徙的艰险，历历在目：“在它舒 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 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 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是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 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 止 的 见 证，故 其 意 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亚鲁王》不仅反映苗族迁徙的历史，见证苗族历史的曲折与艰辛，也折射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进程；而且史诗在史学研究等领域具有极广的价值。“从这部长诗的价值看，无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其价值的凸显，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以此为参考可以拓展学术研究的视野。

与此相关，如《亚鲁王》这部史诗，承载着苗族太多太浓的民族情感，承载着苗族苦难的历史记忆，通过研究它、解读它，让后人、读者可以看到或听到苗族的情感、经历、历史事件，在历史的足迹中回响，可以倾听和体悟史诗中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荣与辱、喜怒和哀乐。《亚鲁王》史诗的口头与文字传承，与史诗相关的遗迹和纪念物，以及围绕史诗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知识体系中最珍贵的财富。因此，冯骥才概括：“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史诗呈现出的价值表现在不同的领域里，凸显在不同的学科中，而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学 科。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发掘和研究，也证实了 此观点：“《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苗族人民创 世、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族首领亚鲁王是 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了西部 苗族人民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 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曲折融合的见证，其历史学、民族学、文 化人类学 和 文 学研究价值无 可 估量。”但我们从前人对口传史诗的分析与研究中发现，其史学方面呈现出来的价值似乎被忽略， 甚至于不被提起。而我们今天在审视史诗的历史学及史学价值时，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我们的视角，史诗所展演的叙事就是一种历史的口头叙事，而不仅仅是口头文学的价值。我们还看到，“史诗的经典地位分别映衬着各个民族历史车轮的颠簸”。开启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研究，寻找每个民族的口传或无文字史源，为中华的多民族源流启开无文字史的史料寻源，也为中华民族的多元注入新的历史元素。口传史诗得以保存的珍贵史料有赖于歌师们的过人记忆与强烈的民族精神，才让史诗存活于物欲横流的今天，才得以幸免于一统媒介的侵蚀的大浪潮中而历久弥新，绽放着久远而又现青春的活力，这就是史诗的真正历史地位，也是我们研究和重新审视口传史诗的意义所在。

口传史诗作为民族的族群记忆和口传历史的叙事方式，世世代代存活于人民的口头传承中，成就了民族史的民间传承和教化的重要作用，比任何教科书的存在价值都大。

以韵文形式的口传诗律的史诗是民族历史叙事的重要传播方式，在其嬗变为民族历史和民族记忆过程中，再现了无文字史的“事实”，也再次重申史诗不管是书面抑或是口传，其是在其民族的生存生活中创造的，并以之作为民族的记忆从而区别于他者，尽管叙述方式不免有夸张和赞美自己的民族，建立民族记忆中的英雄，铸就民族历史的伟大与显赫，但其历史价值已被叙事的范式和历史再现彰显。

口传史诗作为民族的“不可信”记忆史，以往常被忽略或遗弃而不视为“历史”进行研究和重视，检视口传史诗的研究历程，考察口传史诗的叙事嬗变，尤其是重拾“历史记忆”的视角，口传史诗应该是研究史前或无文字史的重要材料或“口传文献”。

因此，突破旧有的研究范式，利用前沿的学术视野和创新的研究视角来检视我们已有的俗套和定式角度，应以最新的方法论对史诗做出一些新的尝试与探讨。我们通过对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嬗变进行梳理，探索口传史诗的史学价值，尝试解读与阐释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的不同范式，从人类发展历程中比较无字史与文字史的演进来重新认识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价值，重新思考口传史诗在新时期、新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怎样突显史诗的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及理论价值，对于口传史诗的深入和广泛研究提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