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1月24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调查与研究项目论证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旨在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调查与研究，促进国内各高校互相联合与交流，为民族文学生活的理论提升与规划提出设想。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主编汤晓青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俐俐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邓佑玲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张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导师汪立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林继富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钟进文主持。本文是会议记录的整理稿。

　　

　　钟进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民族文学生活这个课题，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想法，只是想让学生在寒暑假去各个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看看各个民族地区的文学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依赖文学进行生活的。就拿舞蹈来说吧，很多民族自己传统的舞蹈已经消失了，但少数民族舞蹈生活一点都没有减弱，而且这种舞蹈生活越来越丰富。各个民族的人们都用舞蹈来健身。因而，民族文学生活的范围就扩大了。我原来只是想做一个狭义或纯文学生活方面的调查与研究项目，后来发现各位专家对民族文学生活的认识各异，由此感觉这个项目真正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首先要对它的范围进行界定，这很有必要。其次，如果实施这个项目，需要各个高校之间的联合——可以进行联合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举办民族文学生活年度报告会。今天请来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就是想请你们对民族文学生活这个项目进行论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徐新建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我认为这个话题学界已有了很多新的讨论，比如温儒敏教授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国民文学生活的国家重大项目。他们的研究主要是想解决一个问题，即文学不仅在文本中，也在社会实践中。对此我是这样考虑的：一，要讲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生活。现在的主流话语忽略了民族多样性。我们讲中国，一定要讲少数民族。二，要讨论文学观问题。学界对文学的界定早就扩展了，但是很多传统的研究还局限在小说等文本中。这不利于认清中国的文学现状。少数民族的文学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学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形成对话，形成补充和扩展。

　　做这个课题的意义就是要突破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性。少数民族的文学是随着汉民族文学的发展而发展的，边缘性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要使之与汉民族文学并置，在中国整体的文学上去做。少数民族文学是活态的文学，是同口语、文本、仪式、书写连在一起的。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调查扩展一下多民族文学的文学观？在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变动与原住民文学有关。后殖民文学理论大大地冲击了既有的文学模式。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我们不仅只做简单的、务实的调查，而且要通过调查，反过来改变我们的文学理论。第二，现在的文学分类把传统文化切割了，不利于做整体研究，应该倒过来，重新整合，还原文学的完整性，也就是还原文学的生活性。这就是我们研究文学生活的意义所在。

 

　　邓佑玲教授（北京舞蹈学院）：

　　做民族文学生活这种项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少数民族的舞蹈生活来说，在有些民族中，经典化的舞蹈已经没有了，舞台化的艺术也没有，只是一种生活形态的艺术。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舞台上更多的是人为打造的东西，再创造的东西没有。那种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其实就是说它的艺术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我觉得做这个课题的意义在于：在现在这种主流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真的要留存下来，的确不易。但对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是有责任将他们留存下来。作为一种不同的样态、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有责任把它们完整地记录下来，做这样的选题有价值。

　　第一，从题目的指向来说，中国少数民族是一个目标。范围就是少数民族。范围扩大，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我们不做中心论的，就做中国民族的。

　　第二，文艺生活，这又是一个目标。以前讲文艺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去年，艺术又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如果把这个范围定在文艺这个领域，那这个范围就会很大。艺术门类里面这个量会非常大，音乐、舞蹈、美术、建筑、服饰等等。所以这就有一个范围的选择，是只做我们这个学科文学门类下的内容，还是将两个门类下的都包含进去？或者从艺术这个门类来说，文学也是一种艺术，是否将它们放在这个门类里面，叫作艺术生活调查？这就涉及概念的重新界定；在艺术门类下看文学，还是在原来传统的文学这个门类下看艺术，比较纠结。

　　第三，时间的限制。调查是单线的，在我们调查的课题里要有限定，是一个当下的状态。

　　第四，方法。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艺术人类学的方法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整体的认识。将各方面资料整合起来，分步骤、分阶段、分区域地去做。在做的时候，涉及力量的整合和队伍的建设，如果真的做出来，对中国多民族的文化、学术史和中国文明发展史都具有价值。

　　

　　林继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我多年来主要从事口头传统和民俗生活研究，就民族文学生活这个课题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个研究项目的设定非常有价值。我认为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非常有价值的。理论上是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史，但我觉得终极目的就是理解人的生活。通过这样一个项目来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文学的生活状态。文学是人学，无论从什么角度，通过什么方法来研究，就是人的生活。站在他者的立场更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如何更好地幸福生活，如何留下当代某一个时间段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的“人”的生活，即精神产品。这个研究有两个较为重要的维度。

　　第一，关于文学的维度。文学应该打破先前我们所做的传统的文学观，这一点非常重要，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写作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重写中国文学史的讨论。这个问题一直在提，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包括后来陈思和教授提到从民间的角度来讨论关于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追求，但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怎么去做，除了这个角度，如果从民族成分上说，长期的以汉民族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显然是要被打破的。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并置，不论大小，二者是同等的。如果将它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也许它的人口比较少，但文学是它自己的生活，对于自己的民族来说，同等重要。汉民族文学所具有的意义，同样是在汉民族人民自己的生活中间来讨论的，所以这个格局是要被打破的。长期以来一直把雅文学和俗文学对立，这点非常不好。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讨论过，中国俗文学或民间文学这一块能否在中国文学的这个格局中间占有一席之地。在文学的维度上，就是口头传统这一块，将它们称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有问题。我们在大量讨论整个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时，尤其是那种生活在乡村的文学创作者，他们更多的是和这种民间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文人书写的这种东西和口头所讲述的文学，除了这两者之间所建立的一种比较明显的区别之外，其实在文人的这一块和口头讲述的这一块之间，是有一个共同体的。我认为有三层，这三层我们往往是看到了两极，比如从A极到B极，并没有看到使A和B相结合的这个共同体。所以我们在文学生活调查中，这一块应该加大力度，也就是在“文学中间”，这一块是如何在流动？民间和精英中间如何在流动？这一块在中国整个的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反思，比如现在看到的在民间故事、歌谣，包括叙事诗、史诗中间大量的精英文学，一个不识字的人是如何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这个维度上，应多想些办法。

　　第二，生活的维度。有两点较为重要。第一个理解的层面，把生活放在时间层面上来看。特别应重视当代，这应当是主要的追求。我们如何将当代这种文学的生活状况记录下来，这种记录不是刻板的那种记录，更多的是深入到记录的这种内心世界，把它内心世界的东西挖掘出来。第二个理解的层面，方法论的问题。把生活不仅理解为是一种对象，我们应该从生活的这个层面把它作为方法去进行。那么我所理解的这种生活的方法是整体论。生活是多元的，我们的文学生活，不仅仅是那种建构有形象的，有审美的文学，我们更多的文学是整体性的，包括很多这样的活动。如何把当代的文学生活放在整体论上来进行考量，来进行讨论，也许会突破我们对文学意义的理解。我认为文学意义是在过程中生成的。我们现在的研究更多的重视结果，比如故事，我想一个故事的意义的产生，一定是讲述人和听众之间面对面交流的结果。因为这个故事的意义是对讲故事人的意义，以及他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在这个村落、社区人群中间所具有的意义。那么意义显然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生成的。我们要重视这个文学生活层面，整体论方面重视这个过程。

　　其次，正在做的一个民俗研究项目中的民间故事讲述。在清理整个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从五四以后，民间故事就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比如周作人、刘半农先生，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早就得到重视，如当时的刘万章谈到记述民间故事的几件事，他就谈到我们如何记录这个故事：我们记录这个故事时，一定要将故事流传人的空间明白的写出来。这不但可以把故事的特质表现出来，而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异同。这是刘万章在1929年所写文章的观点。周作人先生也谈到了我们应该在歌谣和民间故事这一类的文学作品中间，保有原来的“设想”的条件。他所说的原来的“设想”是什么？我所理解的可能就是生活，就是文学生活，就是歌谣和故事的一种生活状况。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量的作家到基层去从事这种采集工作。采集的目的是什么？显然40年代的延安文艺时期，主要是为了做一种宣传，以一种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我们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块，有两个时间段没有很好的清理，第一个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联大时期，第二个就是5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识别时期。40年代，在大量的知识分子，包括费孝通，吴文藻等进入了西南地区。著名的有凌纯声和芮逸夫两人所做的苗族调查。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记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还包括马学良先生在彝族地区所做的调查。这个时期主要是精英的知识分子为了解这种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而进行的调查。调查的终极目的，不是去做它的文学生活，而仅仅是了解西南民族的生活状况。在这个过程里面，民间文学也就是口头传统这一块做得很好。到了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4年开展的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语言历史调查，这个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个统计，1989年出了一套丛书叫《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里面有一个叫“故事大系”，一共出了29种。包括这种口头传统里面的散文叙事、神话传说故事2500多篇。我们参与搜集、翻译、整理的人员达到7000余人。当然参加这个工作的，也包括讲述人。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关注这个东西。如果说在早期，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从事的民间口头传统的研究，就是民间文学的这个研究，更多地重视文本这一块。基本上看不到讲述人就是文学生活之人的主体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是三套集成。歌谣和故事的成绩非常大，这个是国家工程，被称为“文化长城”。对整个中国的文学生活有巨大影响的是《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尽管它存在很多毛病，但反过来看这个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无论它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前流传在人们口头中和身体实践中的这些文艺、文学得以保留了下来。这次活动非常明确，具有“三性”，即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科学性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就是把这种讲述人的生活状况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这就是当时在制定手册的时候谈到的“三性”。但在实施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问题。现在我们翻《文艺十大集成》的时候，发现里面的一些信息不是特别的全面。还有就是它的文学生活的主体性并没有突出。如果80年代启动的将近20年的这样一个三套集成活动，是集中对民间故事的采录，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是从整体上来讨论这种文学生活的，比如说，对故事村的重视，就是发现了大量的故事村。故事村就是在这样一个挖掘讲述人、传承人的过程里面，对这样一个讲述传统的重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看到当代的故事，而是看到这个以当代故事为代表的一个传统。现在发现有大量的故事村还没有被研究。

　　今天还有个活动将来会对21世纪中国民间传统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然涉及到所有的民间传统，这个活动在政府的主导下会存在一些问题，但它的功绩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我们评了进入名录的项目1200多项。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对于故事的研究，对故事的国家级的传承人有代表性的一共有11位。最近又公布了一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整个民间的叙事传统里面，在我们反思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唯一不足的是从生活的角度、维度去关心这一类民间讲述人还不够。不仅中国，国外也是如此。这方面日本做得相对较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大量讲述人的文集出来。

　　我们在做文学生活的时候，另外一个并置，就是我们文人的创作，文人文学和口头文学传统应该并置、并重。这样可能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会有一些全新的认识。对中国文学的这种资源，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资源会有全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不仅仅是在文学层面，而且也是在国家的文化层面。我们的研究可以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一些参考。那么我们在对少数民族这种文学生活的调查，对少数民族文学政策的制定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支持。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做的也是钟进文教授“民族文学生活”的子项目，做了一个关于刘德芳的故事讲述研究。通过这样的一个国家级传承人的讲述和对他所在的这样一个村落、社区讲述传统的讨论来回应当代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的一种基本状况。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典型性的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不仅是个人传承，而且讨论的是国家话语层面上如何影响当代的讲述人的这种走向。国家话语一直以多文学的引导为主流。加上今天故事讲述要做的，我觉得比其他的可能更加重要。因为今天没有人讲述，都在看电视，大量的新媒体、传媒进来后，根本就没有人围着火塘在家里面讲故事。这种传统逐渐地瓦解了，或者消失了。另外一个是城镇化，更多的村落被瓦解了。所以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今天不进行记录，十年后大量的城镇化之后，这批传承人去世了，我们再也记录不到。因而我们有一种紧迫感，想把这种年长的传承人的讲述留下来，把他们的文学生活留下来。

 

　　刘俐俐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

　　选取“民族文学生活研究”这个题目非常有智慧。这个题目向下有拓展，向上有提升。所谓向下有拓展就是像这些调查，学生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研究能力、田野调查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向上有提升就是在调查了以后，最后的成果里面有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文学生活里所体现的观念是什么？看看他们的文学观念是什么样的？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文学？这个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必要的呢，还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和他们现在的走向，比如城乡结合或者走向城镇化以及生活境遇的改变有什么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调查，在总结的时候还是会涉及一个观念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观念，以及如何把握它。将这些调查材料整理出来，甚至能够为政府、国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的调查就是为政府制定决策以规划人民未来的文化生活起一个参考的作用。所以我所谓的向上有提升还包括这样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包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变好了或者是变坏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比方说现在手机短信里面的一些段子，包括今天网上传的一些段子，以前我觉得这些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后来慢慢地发现不应该这样看，其实它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其实起了一个“泄”的作用。

　　每个段子所暴露出来的都是一些纪实性的故事，这个老百姓喜欢，说明对故事人们还是喜欢的。所以涉及到这个题目，刚才徐新建教授也说了，少数民族这个可以考虑，但是不是用少数民族，如果单独地用少数民族的话，就显示出与汉族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也许是将自己拔高了，也许自己就有点不仗义了似的。其实这是民族生活，民族的文学生活或者多民族的文学生活。如果单方面照顾少数民族则是贬低了少数民族，不需要照顾少数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也不要压着汉族，要压着汉族，那证明把你看高了。在这个维度上，其实还是可以考量。还有一个就是文学生活，这个文学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和生活是一体的。就是你要调查的这个实际上是渗透在它的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具有文学因素的或者有文学特质的生活。那么，这个文学是指和其他的艺术（比方说舞蹈、歌唱或者是绘画这样的艺术）并置的文学呢？还是以文学为中心，大家都已经渗透在其他的那些艺术样式里面的那个意义上的文学？或者是我们文学理论上讲的那个文艺？文艺包括文学，文艺学就是文学学，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文艺了。所谓文艺，原来的概念是包括各种艺术门类，黑格尔《美学》里面能够覆盖的那种甚至包括建筑、绘画、音乐、舞蹈在内的文艺。越是“草根”这样的地区，其实他的文学和其他的艺术门类越不分，越是浑然一体的。所以你打定了要调查的是更加“草根”的。其实可以对这个重新界定，说文学也行，说文艺也行。如果是文艺，可以突出文学这个维度；如果是文艺，文学可以将它扩展到其他的艺术门类并使之相结合。如果把所有的文艺、文学门类都弄到里面，都要做调查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弊端，就是把它的文学生活给它割裂了，这个是它的舞蹈的、体育的生活，这个是它的绘画的生活，这个是它的文学生活……比方说刚才林继富老师讲的，有的歌舞里面就有故事，那这个故事肯定就在它的口头传统里面也讲，那就是文学，也就是同一个故事母题，在不同的样式里面都有，所以这个地方看来还是一个关键，这也是我这两年思考的范畴，故事的问题。

　　早些年，我做小说艺术特性的研究和小说批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的感觉到，小说之所以能够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读，虽然对后代的读者来说，可能这个作品产生的阅读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是因为小说里的故事。后来我就跟着相关专家去参加了民族文学的学术会议，发现各个民族，尤其是汉族以外的民族，他们的民间口头叙事特别丰富，这样就接触到口头诗学。因为我前面做小说研究的时候接触过叙事学，我发现在叙事学里面，故事研究它发起在西方，路子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故事语法，主要侧重于研究故事的语法；还有一种就是研究叙事话语；第三种是一种整合的状态，就是故事语法和叙事话语都得研究。那么故事语法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民间口头得来的。实际上故事超越了叙事学研究这种书面文学的范畴。他们把民间叙事的语法拿到现在的叙事学里面来说，还堂而皇之，说明了什么？说明民间口头故事那头的语法和书面文学、叙事性的文学这种文体的故事语法是大同小异的，或者它里面有口头的因素。这样在我们的作家文学里面口头的语法和故事语法实际上是有关联的。从人类这个维度上来讲，实际上故事就是从口头一直到作家的书面文学这么过来的。为了验证这个，我仔细查阅了我们的话本——说书体小说，作家模仿说书的那个形式。我发现这个说书体小说里面民间口头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它通过作家这样的一个创新改造，就变成了一个书面的东西了。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我们再去看鲁迅的《故事新编》，里面很多是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是口头的东西，不过后来是人们将它记下来而已。《搜神记》里的材料，那都是民间口头意义上的，就像故事都是民间口头的、志怪的东西，实际上故事是可以研究的。

　　朝金戈翻译的《口头诗学》是介绍性的书，为什么古典学里面的《荷马史诗》能跑到口头诗学里面呢？这说明我们原来已经认定了固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东西，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对的。而在文艺理论里面关于故事这个部分以前没有做过本体性的研究。就是故事的原理一直是个空白。故事这样一个文艺美学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它没有原理。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去做原理，要能够讨论出来这个原理，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怎样理解它才是准确的。在前面我说的维度上它都能够走远，都能够说得通。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值得做的。那么，这个工作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先问这个故事是怎样成为故事的。原来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它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北师大的钟敬文先生他们那儿，民间文学里面的那个故事学已经静态化了，已经完全知识化了。它的那个故事学不是原理层面上的故事学，它只是在民间口头故事部分的故事学。所以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既能够覆盖作家文学，又能够覆盖民间文学里面的故事，超越了任何叙事性的问题，什么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超越戏剧的什么，超越了民间口头故事的这样一个故事学。这个工作是由文艺理论工作的人来做的，那么做这样一个工作，应该有什么样的视野？首先故事问题的提出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理念。肯定是要建立一套知识体系的，这套知识体系我认为应该把它放在文艺美学下面。那么有哪些始源性的问题呢？这个始源性的问题，越往根上探寻，可能对于个别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讨论就会越有用。比如说，故事和语言是什么关系？故事本身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性的行为——讲和说。所以西里斯·米勒就说，为什么人类总是需要故事，甚至是需要同一个故事？为什么人类需要这样一个故事，又需要那样的一个故事？他还问了一个问题，故事是发现的呢，还是创造的？如果是发现的，那就说明原来有一个意义放在那里，那我看见了，我揭示出来，就是我发现的。如果是创造的呢，就是我讲这个故事我就做了一件事，我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意义。在我讲以前，人类不知道。我同意“创造”这个概念。为什么我会同意这样一个概念？这可能我受到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的影响。他认为实际上人类都有一个终极语汇。看民间的那个草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汇。故事是有类型的，它是要流传的，但是它一定有每一个人的终极语汇。所以人类才能不断地讲故事，老有故事讲。包括我们现在看的各种段子，其实都是老百姓在微博上的参与，他的终极语汇在那儿起作用。所以研究故事，就往那个根上去提问题：故事是创造的呢？还是发现的？故事和语言是什么样的关系？人类需要故事的最初原因是什么？人类需要故事，需要安慰，其实故事最主要的功能是安慰。这样就和这个文学生活联系起来了，它实际上是人需要安慰。我们生活中碰到挫折了，甚至受到伤害了，为什么需要家人、老师、朋友不断地讲？小孩子也一样，在不断的讲述中，这样才能慢慢地培养他们的叙事能力。在这个角度上，故事其实也就等于人类的本能，叙事的这种本能。但是人类进入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进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个本能它随身带着，所以就变成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社会生活状况下的那个故事。因为故事这个问题，它正好是在这样的枢纽上，从口头到书面，从中心性的这种民俗到少数民族，谁都知道这是一个联通各个方面的一个范畴。这种范畴，我们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我早年在兰州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受到哲学老师刘文英的影响，他早年研究梦与中国思维的源头，他的著作《梦与中国文化》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研究梦与中国的医药，梦与中国的绘画，梦与中国的文学，研究梦这个范畴。后来我一想，梦就是人类有点像故事这样的本能，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不同的人实际上做着不同的梦。我们现在做的绝不是什么《南柯太守传》这样的梦，它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样一种范畴性的研究，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汤晓青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民族文学生活这个话题，其实是多年来我们做调查、做研究的过程中不断遇到且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会议的讨论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刚才徐新建老师讲到不同的调查，民族文学的研究更强调现场的调查，因为每次调查看到的文本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学的整体观的关照之下，我们要把少数民族文学提出来，注意它的特殊性，是因为它的文学、文学生活与现时段的中原地区汉族文学生态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重视并了解，需要去做调查。

　　从教育现状看，我们现在的学生，他们的文学世界基本上是语文课本或者文学著作所提供的知识，是通过阅读或者观看影视作品获得的，大多人对其他民族的文学不了解。我们提倡做这样一个调查，就是让他们重新回到文学的生活状态，认识和体会不同民族的文学的魅力。我们有些同学只是具有某个民族这样的一个身份，但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尤其在农村，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很多民族地区，村里的学校都被撤销了，集中到乡上和镇上去，这些孩子与他们的文学传统基本上是割裂的。我们现在去这些地区做调查，需要了解这些孩子读什么书，他们听什么故事，他们看什么电视，而且还需要了解他们是否进网吧，在网络上玩什么游戏。网络游戏对于成长中的孩子的影响太大了，看看他们在玩什么游戏，那个游戏的叙事结构是什么模式。游戏的开发也会借用神话，或者从民族传统的英雄史诗中获取灵感，采用神话的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只是游戏者往往并不了解。

　　我们在做文学生活调查时，要掌握多方面的信息资料。只采用传统文字记录的方式显然是有局限的。比如像《亚鲁王》这样带有神歌性质的苗族英雄史诗，或者像汪丽珍老师做的北方民族的叙事诗，大多是和仪式连在一起的，调查者要去了解它们背后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所讲的多民族文学的文学形态，涉及的“文学”的概念肯定是个大文学的概念，我们不止关注作家创作的、经典的文学，更加大量关注的是口头文学、活态的文学演述，关注文本产生的语境。温如敏教授他们做的文学生活的研究，重点在文学的阅读、文学的传播等方面，比方说对文学阅读内容或方式的调查，关于农民工和大学生的阅读等，研究媒介的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其实最后它还是要落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上。我们国家这么多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传统，如何传承？我们讲文学的神圣性，除了它在仪式上的那种神圣性，更多的是对人的精神的塑造。而我们对这个层面的研究很不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很好的传统，现在到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传统保存得很好，他们家庭很重视养成教育，他们从长辈那儿受到的教育对于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东西不能写是有内在规范的，这些规矩已经植根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的创作，就是受到传统的、伦理的内在标准规约的。这是需要我们在实地调查中才能掌握的。

　　文学社会学的调查重视定量分析，我们在做问卷调查、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更需要做细致的个案调查，这样才能对调查数据做出合理的解读。个案调查我们选什么样的点？民族语言肯定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还要考虑到文学体裁或者说是类型的特殊性。比如像新疆的许多民族，他们的诗歌的传统与汉语文学的诗歌传统不一样，调查时要选择重点的、有代表性的样式，关注有代表性的传承人。这样的调查还是比较好做的。巴金先生曾经写他的50年文学生活，其实就是在写他是如何创作的；冰心讲她的文学生活，就是讲她怎样阅读，她怎么听故事。我们原来更多地关注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现在多民族的文学研究，侧重点在于口头传统的当代传承。当然口头传统这一块，我同意林继富老师的观点，它其实有书写的影响在里头。做几个个案，问题就可以提出来了。培养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是有区别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方法是不同的。建议可以由学生自己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题目，然后再统一协调调查计划或方案。调查的时候，对资料的规定性做得强一些，要有规范的、立体的资料，包括调查问卷、笔记、音视频文件、图像资料等。把这些资料拿回来看，可能在交流过程中老师就会发现问题，这样操作起来就会容易点。

　　文学其实就是少数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主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人有信仰和没信仰是不一样的。每个民族都有别的民族没有的东西，而且是现在的理论范畴无法概括的、无法表述的这样一种东西。如果我们在做这样的调查的时候能把这些信息完整地记录下来，特别强调民族语言的记录，既有书面的，又有口语的记录，包括他们自己的解释。将这些东西搞清楚，那么我们会获得极为丰富的文学知识。这些不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文学研究范畴能解决的。这样的文学生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与本民族的母语的使用、传承和创造紧紧联系在一起。

 

　　汪丽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对于民族文学生活这个课题，在这些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当中，我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民间文学，还有作家文学的阅读、网络文学。下面来谈一下我个人认为的在民间文学中，这种存在形态有哪几种。

　　首先，是仪式生活中的民歌、舞蹈，还有神话。比如说东北的赫哲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满族这几个民族中，现在都有萨满教仪式，萨满教仪式在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中现在还有一种复兴的趋势。他们或者家庭遇到困难，或者举行结婚仪式的时候都要请萨满来进行展演。在这个展演的仪式当中，萨满要唱神歌，其实这就是民间文学、民间叙事。你说它是神歌也好。说它是在讲一些叙事诗也好，所以史诗或者叙事诗不单纯是艺术的，它可能是一种宗教的、治疗的仪式，而恰恰这种仪式在东北这几个民族中现在都可能存在。我们对它们做了大量的录像和录音，研究这种仪式生活中的民间文学现在的存在状态。

　　其次，就是在少数民族的节日仪式中，比如赫哲族的乌日贡、鄂温克的瑟宾节、满族的颁金节等。在这些节日上，这些少数民族都有大量的文学活动。比如在乌日贡节日里面，要唱那个伊玛堪。怎样去唱？我也在关注。伊玛堪当下的表演形式，已经不是凌纯声先生那时候的了。这种伊玛堪是为了表演而表演，甚至有很大的功利性，每次表演完就给一定的钱；表演一次后，就可以当上ＸＸ级传承人，得到多少经费。另外像鄂温克的瑟宾节，已经成了一种制度，每年在村落里面，都会有不同年龄段的懂鄂温克语的人分成老年组、中年组、少年组讲故事，唱神歌，唱民歌，已仪式化、制度化，这是一种节日中的民间文学的生活化的形式。

　　第三，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文化当中体现出的民族文学的状态。比如像赫哲族地区有个伊玛堪风情园，在吉林长春地区有个满族的风情园，鄂温克地区也有好多风情园，在风情园中展示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神偶、少数民族的服装，而且在服装当中都有很多神话的解释。最重要的是，在这些风情园当中还有一个民族的萨满教仪式表演，以及萨满的神歌表演。如赫哲族风情园中给客人唱一段伊玛堪，在鄂温克小小的风情园中也有几个人在给客人做解释。

　　第四，这种叫做村落的或者族群的家庭生活中的文学样态。过去东北的少数民族，冬天大家都没事干了，坐在热炕头上，坐在蒙古包中讲故事、唱神歌，现在随着这种村落的城镇化，在这些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要去请人唱一段神歌，首先是要到他家里，然后把他请到饭店，吃完饭后再开始。也就是说，现在神歌、故事讲述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那种家庭的聚会、民间艺人的传唱，在酒桌上形成了一个新语境。在这个语境下，会自然而然地唱民歌，然后讲故事、讲神话等。这种语境完全发生变化，而且讲述者和受众之间的这种审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另外就是说要做的话，可能还要跟踪家庭。像我们这几年做的，叫作少数民族的家庭口述史。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族史，选择一个民族中有典型意义的来做。我做的是传承人的家庭，讲述他的家族的变化，每段家庭史都有民间文学在里面。通过对家庭的这种个案的关注，体现这个民族的文学生活。通过刚才简单的几个介绍，其实在做文学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可以按照少数民族来做，做族群的文学生活，村落的文学生活，一个家庭的文学生活或者说再做个人的文学生活？然后在这些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其实我一直在想刘俐俐老师的问题，我们下去调查，其实也涉及文学观念的问题。要做什么？当时我的观念就是我们原生态的，20世纪50~60年代调查下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比如伊玛堪等是什么样；我们都完全做了阅读和解析，然后我们再到民间去的时候，看看现在是什么样。但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完全变了，文学当下的传承观念完全改变了，它是功利性的；同时民间生活中没有目的性的，完全是自娱自乐的，就像刚才说的，安慰性、治疗性的等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钟老师这个课题很有意义。按照我个人的这种调查与经历来讲，尤其是对东北几个少数民族非常熟悉的情况下，是不是按照不同的民族来做？从当中选取一个典型的村落，然后以这个村落中典型的传承人为个案，深入细致地调查，然后形成整体的、全国性的、宏观的报告。

 

　　张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民族文学生活这个题目对我们从事文体生活研究是很有帮助和启发的。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以一个地区，如某个少数民族地区为个案来做文体生活现状的一个调研。将政府行为规范的文体生活举办的频度，参与人数的广泛性作为一个调研点，比如说当地的体育局、工会、学校、社区，他们每年举办多少这样的文体生活，如篮球赛等等，或者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举办。我们可以做数据的采集和统计，将这些东西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还有就是说社区的、自发性的，比如当地的社区，就像广场上的这种健身舞，群体参与的这样一种频度。还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来划分，比如说这一地区老年人、中青年、青少年对文体生活的参与度，以及在项目上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或者以民族来划分，如在出生地，比较熟悉的当地的汉民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他们日常的文体生活都是什么样的。把这几个研究点分门别类地做一个统计，就会得出一些比较具体的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我想从我们这个学科的特点上来讲，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做可能更容易些。这样就能够得出一些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的统计结果来反映当地群众的或者少数民族的这种生活观念。

　　通过数据来说明文体生活的频度或者是倾向性。在深度调研上，比如在举办体育活动的时候，是通过一些常规性的体育项目——如篮球和排球赛等进行的。其实就拿常规性的体育项目来说，少数民族学生的参与度也是很高的。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数据统计，对民族传统体育这样的一些文化生活，都有数据上的一些统计。在我们这个体育学科里面，它有这样的优势，如在本科生的必修课里面就有一门课叫作体育统计学，我们可以利用学科的优势，用自然科学的统计方法来做社会科学这样的调研。在民族学、人类学专业里面，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这样的统计学的介入。当时的统计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面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小家庭人口的统计结果：村里头共有200户人家，其中5户是5人户家庭，七八户是4人家庭，其他的80%以上是3人户家庭，还有几户是和尚，就是很简单地用一个三线表呈现出一个统计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很早就已经有这种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我们希望用这种比较熟悉的方法得出一些数据，最后可以用这些数据结果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做比较，得出一个结果。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它的这种文体生活也就是群众自发性的文体生活要比经济发达地区的文体生活开展得好一些。这种比对结果对文化建设会更有意义。

　

　　钟进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民族文学生活高层论坛座谈会的举办，对开展民族文学生活的调研帮助极大，各高校应该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对民族文学生活进行调查和研究。各高校轮流对学生进行培训，让学生更多地去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平时学生更多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物化的东西，例如经济发展、旅游开发、非遗保护等，对少数民族自身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关注较少，对本民族常态化的东西反而忽略了。其实这更是一个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重要课题，应该高度关注。

　　原文发表于《文化遗产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钟进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汤晓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原主编。

刘俐俐，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