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重建； 多民族 ；文学史 ；交流融通

由于多年以来, 中国的文学史观约等于是汉文学史观 ,换句话说, 我们写的中国文学史 ,其实更像是写汉族文学史, 它几乎不包括其他多民族的文学史。比如, 学术界有好几次关于中国有没有史诗的大论争 ,最后的结论是 :中国没有史诗。有人一定要找出来中国的史诗 ,最后找到周民族史诗, 就是我们《诗经》中的《商颂》和《大雅》 ,其中有不少记述商族与周族开国诗篇的祖先祭歌与英雄颂歌, 所以就被他们称为中国的史诗 。其实这个说法很勉强 ,因为众所周知 ,史诗应该具有很长的篇幅,而《诗经》中的雅颂篇幅极其简短。以西方的史诗观来看 ,“中国”好像确实没有史诗 。非也,中国有史诗 。我国西藏地区流传着藏族的《格萨尔王传》 ,该史诗早在 10 世纪, 即唐五代时期 , 就已经相当盛行。据调查, 在宋元时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格萨尔王传》 ,而且《格萨尔王传》的篇幅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 。从历史上看 , 元明清以来, 整个藏族地区都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藏族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 ,说中国没有史诗, 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众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史诗呢?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史观是汉文学为主导的史观 。除了《格萨尔王传》以外, 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史诗 ,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 、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其他的还有彝族的《梅葛》 、《查姆》 、《阿细的先基》和《勒俄特依》 ,纳西族的《创世纪》, 白族的《创世纪》 , 哈尼族的《十二奴局》 、《奥色密色》等创世史诗 ,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 、《雅尼雅嘎赞嘎》 ,拉祜族的《根古》等迁徙史诗, 以及纳西族的《黑白之战》 、傣族的《兰嘎西贺》 、《粘响》 、《厘俸》等英雄史诗。所以说, 中国没有史诗的结论是错误的 ,完全是受汉文学史观念的影响而得出, 是陈旧的文学史观所导致的 ,因此我们要重新建立文学史观。如果我们建立了多民族文学史观, 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将更为壮观 。

要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 ,就应该恢复史实。恢复什么史实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们有“二十五史” ,“二十五史”是中国的正史 、是中国的官修史 。二十五史中有多部史书不是汉族史 , 比如魏书 、北齐书 、北周书 、辽史 、金史等都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 , 但它的确是我们的正史 , 是我们的官修史 。换句话说 ,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多民族的历史 ,这是我们官方认可的 ,这是我们全民族认可的事实 。但是我们的文学史还不如我们的古代官史 , 我们的文学史全部修成了汉族文学史 。这种观念难道不应该改吗 ? 它不符合我们的史实 ,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 ,并显示了特有的艺术魅力 ,是中国文学园地里绚丽的花朵 。所以首先应该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观 ,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生” 的观念 ,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观 ? 就是多民族文学史观 , 多民族文学是一个史实 , 我们今天只是恢复史实 , 并不是没有根据地突发其想 。

到底怎样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呢 ? 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多民族文学史就是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合在一起的文学史 ,如藏族文学史 、维吾尔文学史 、朝鲜族文学史 、蒙古族文学史等族别文学史凑起来就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该改一改 ,它不是最佳思路 。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思路出发 ,进行我们的文学史撰写工作 :

第一 ,我们应该从源头上看 , 中华民族本就具有多元文化共生的源头 。炎帝 、黄帝 、蚩尤 、三苗那个时候的民族融合 , 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 。炎帝 、黄帝 、蚩尤 、三苗以及多个民族部落 、氏族的融合 , 才形成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明 ,所以中华文化的早期源头就应该是一个多民族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炎黄就是汉族人 ,然后再把藏族 、彝族 、蒙族凑过来 , 而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多元共生的特质 , 从它起源就是一个多民族史观 。

第二 ,中华文学从来就有所谓南方“楚骚”传统 。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就讲《诗经》的现实主义和屈原的浪漫主义 ,其实我们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西方话语并不一定正确 ,但它毕竟指出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两个不同的源头 :一个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学 , 一个是以屈原 、以楚骚为代表的南方文学 。事实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南方文学就是和北方的《诗经》不同的民族文学 。关于这一点 ,看过民族史的人都知道 ,我们南方楚国的“蛮夷之邦”有很多东西 ,他们的基本传统和北方以《诗经》为代表的不一样 。《文心雕龙》前五篇叫文之枢纽 , 其中有一篇叫《辨骚》 ,将《辨骚》纳入文之枢纽 ,意义非常重大 ,原道 、宗经 、徵圣 、正纬 、辨骚等五篇为文之枢纽 , 实际上是接触到了南北文化多元共生的问题 。但是某些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完全不理解《文心》之用意 , 居然认为刘勰搞错了 。他们认为《辨骚》不应该放在文之枢纽 , 骚只是一种文体 , 应该和《明诗》篇一起放在文体部分中论述 。写这个文章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中国文学传统 。之所以说他不懂中国文学传统 , 是因为刘勰有眼光看到我们不同的文学传统 , 由此才把《辨骚》纳入文之枢纽 。钟嵘的《诗品》也同样把《诗经》和《离骚》作为中国文学的两个不同源头 。后来的刘师培 、王国维等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了南北文学不同这一点 。而南北文学不同论正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命题 。

第三 、汉民族文学的繁荣兴盛是在与中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 、文化的不断碰撞 、冲突 、交流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 。例如 :从西晋灭亡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内部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 ,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交融的时代之一 。到魏晋南北朝以后 , 中国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和南方以汉族为主体政权的建立 ,两相对峙更加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状况 。北方的鲜卑 、氐 、羌诸民族长期占领中原 , 建朝立国 。它与南方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不断发生冲突 ,经历了祖狄北伐 ,中流击楫 ;淝水之战 ,草木皆兵 ;侯景之乱 , 满目疮痍 ……由于当时的少数民族是以鲜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 所以当时的很多文学都是用鲜卑文写成 , 比如我们今天熟识的一首《敕勒歌》 。这首诗原本就是用鲜卑文写成而被翻译过来的 。整个中国文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状况 , 正如宗白华所说 :“南北朝是中国最混乱的时代 ,但却是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呢 ? 因为那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时代 ,包括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南北文化交流 。东西文化交流就是佛教的传入和中国文化的融合 ,产生了声律 ,产生了“永明声病”论 ;南北文化的结合表现在 :北方的风骨和南方的清绮结合 ,南北文学的结合和东西文化的交融 ,造就了声律 、风骨始备的唐代的文学黄金时代 。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时代才成就了文学上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 。上文提到的魏书 、北齐书 、北周书 、辽史 、金史等历史 , 这些也都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 。辽金与宋代的对峙 ,正如我们所知 , 是不同民族政权的对立 。元代蒙古族文学 、清代满族文学以后 , 我们整个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多民族融合中产生发展 ,而文学也如此 。总之 , 中国文学史就是多民族文学史 ,这是个事实 。

在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中 , 除了史诗这个客观现象外 ,交流和融通的研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多民族文学的研究并不是把各民族所拥有的资源放在一起 , 去衡量各自的所属关系 。而是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 ,注重多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通 。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通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 关于这一点的研究尤其重要 。其中可以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

第一 、汉文学史的多民族文化因子 。我们汉文学史是一个大头 ,汉文学中有很多其他民族的因子 。北朝乐府和南朝乐府现在都被认为是汉族的 ,其实这是不对的 。在南北朝时期 ,北方长期由非汉族统治 ,而南方本土就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居民 。南北乐府民歌因南北各民族的迥异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 。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 、人民疾苦以及质朴的游牧生活 、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 ;而南方乐府多为绮丽的情歌艳曲 。北方的乐府多刚健 、雄浑 ;南方乐府则多娇柔 、清秀 。

汉族文学中这种多民族因子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 ? 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话题 。屈原的作品是南北交融的问题 , “庾信文章老更成”中的庾信同样也是一个南北交融的问题 。庾信原本在南朝 ,后来迁到北朝 , 在鲜卑政权下做个文人 。庾信在南朝时 , 文风绮丽 , 并不是很出名 ,但是到了北朝以后 ,他的文章在温婉 、清丽的基础上 ,又添加上了北方的刚健与雄奇 ,便逐渐成了那个时代文坛上的顶级文学大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 原因在于他的作品中融进了北方民族的文化因子 。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 , 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南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丰硕果实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 ,非常具有新意 。另外 , 还有我们的一些范畴 , 比如说“风骨” , 边塞诗等 ,与少数民族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着力点 。

第二 、民族文学交往的变异学 。我们最近提出了关于比较文学变异学问题 , 主要是讲比较文学中的变异问题 , 但也同样适用于多民族文化交流 。原来的影响研究是实证研究 , 但是我们的文学交往中不仅仅是实证性的 ,还有许多美学因素 、心理学因素和语言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难以确定的因素的作用下 ,被传播和接受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 。①实证性并不能完全概括跨文化 、跨语际文学之间的实际影响状态 ,所以我们提出变异学 ,以此弥补法国学派的一个重大缺憾 。所有的文学交往中都会发生变异的现象 , 而我们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

第一 、跨语际的变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的时候 ,既能够使用本民族的母语写作 ,同时又可以运用汉语进行创作 。在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和用汉语写作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变异现象 。比如 , 藏族作家阿来曾说过 :“用母语写作和用汉语写作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同样 ,把文学文本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 ,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异 。如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曾谈到 :“在把自己的彝语诗歌翻译成汉语的时候 , 其中的很多本民族的宗教术语就不能够完全在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 。于是同一文本的彝语诗歌和汉语诗歌在这种语际的跨越中便发生了变异 。总之 ,跨语际的变异 ,母语和汉语 、汉语和英语 ,少数民族语言和英语等 ,它们之间文本的相互转换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这些不同语种之间的变异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 、值得研究的课题 。

第二 、跨文化的变异 , 即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 。人类文化从产生 、发展到今天 , 一方面保持了每一种文化的民族特征 ,另一方面在哲学思想 、科学 、宗教 、文化艺术方面形成并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特征与价值追求 。五颜六色的民族特征使世界文化处于不断冲突的状态中 , 但也正是由于不同民族的民族特征才有了今天的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而哲学 、科学 、宗教 、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人类共同性使得民族冲突逐渐走向交融 , 从而民族特征在交融中走向变异 , 走向新生 。中国的多民族文化结构使各民族常常遭遇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这种冲突与融合的结晶 ,就是多民族文化各自的不断变异 , 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 。换句话说 , “由于各民族的历史 、地理 、环境及政治 、经济等因素的作用 , 其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 ,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由少到多 、由浅入深 、从低级走向高级外 ,还要靠历史上与外部文化交流中冲撞 、交融 、对话 、吸收 、补充营养以增强自己的文化力 ,最终发展成独立的体系 。” ②比如 , 在历史上繁荣的吐蕃文化 , 就是在大量融汇了其所在的青海境内的西羌文化 、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基础上 ,发生了巨大的变异而形成的民族文化 , 后来它成了当时的强势文化 。这种文化的变异势必影响到作家对文学文本的创作 , 阿来的《尘埃落定》和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演绎的就是这种文化碰撞冲突 、交流 、融合和变异的过程 , 以及由此带来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和人生际遇 。

第三 、民族文学的相互阐发与变异 。民族文学之间的碰撞 、冲突和交流必然带来它们的相互阐发与变异 ,这种相互阐发与变异对文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前面说过 ,中国文学在 10 至 14 世纪阶段 ,由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碰撞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 从北宋早期典丽的西昆体 ,到元代朴素的胡音戏曲和平话伎艺 。中国文学在多民族文学的相互阐发与变异中 ,不断解构和逾越固有的文学风格和文体类别 , 建构新的文学风貌 。从贵族走向民间 、从都市走向旷野 。可以说 ,这段时期的文学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多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文化碰撞融合中 , 重构自己的生命形式和生命内涵 。新时期 ,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相互阐发带来了各自文学词汇的丰富以及文学风格的变异 , 同时也促使中国小说艺术世界格局的变异 。或许 , 少数民族史诗群的发现可以为中国当代小说注入更强劲的生命力量 。民族文学的相互阐发与变异曾经成就了历史上中国文学的辉煌与鼎盛 ,那么 ,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变和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 ,是否将有助于再度恢复与提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绚烂原貌与多元格局呢 ?

注释 :
① 曹顺庆 :《比较文学教程》 , 第 97 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
② 伊克巴尔·吐尔逊 :《 文化相对主义与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问题》 ,《新疆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