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族当代文学研究大致划分为1980年代初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第二个时期开始从文学主体论、审美论角度评论藏族当代文学。第三个时期引入原型批评、生态批评、文化批评、比较研究等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从藏族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藏族双语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等角度关注藏族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藏族当代文学；民族性；藏族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藏族文坛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戏剧、曲艺、电影电视脚本等，推动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在全国和省区级文学评奖中，不乏藏族作家的身影。1995年，阿来的《尘埃落定》斩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藏族当代文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随着藏族当代文学的繁荣，对它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研究队伍呈现高学历、专业化趋势，由从事藏族文学创作的作家或入藏知识分子扩展为高校教师、博、硕士研究生。这些研究者引入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使得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趋于多样化，显示出较高的理论水平。视野从单一的思想内容扩展到对文学形式、文学价值的研究，研究层次从社会历史批评深入到对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文明冲突的思考。研究水平的提高使得藏族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1世纪以来，道吉任钦的《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王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杨柳的《双语背景下当代藏族作家创作研究》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发表论文的阵地也扩展到《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等综合性学术期刊。

藏族当代文学研究可大致分为1980年代初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时期。1980年代初期，藏族当代小说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降边嘉措)、《幸存的人》(益希单增)和中篇小说《清晨》(益西卓玛)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大多反映藏族同胞在党的领导下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生活的斗争。因此，其文学批评也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时期活跃于批评界的多是早期人藏军人，如汪承栋、于乃昌、张晓明等。《当代藏族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喜读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汪承栋，《新文学论丛》1981／3)，迈出了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的第一步。接着出现了《藏族当代文学的一朵葩——试论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的民族特色》(张晓明，《西藏文艺》1981／4)《漫谈(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于乃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2)《西藏人民的心愿民族团结的颂歌——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高正、饶元厚，《西藏研究》1983／1)等。这4篇文章采用社会历史批评，围绕内容、人物等方面肯定了作品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积极作用。《爱的花瓣，开放在边卡哨所—— 读饶阶巴桑的诗》(杨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1)，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评论。随后，《来自大自然的诗人——访藏族诗人饶阶巴桑》(陈建群，《诗刊》1982／9)《一位卓有才华的藏族诗人——读伊丹才让的(雪山集)》(何联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4)等文章肯定了诗人对党和国家的讴歌。1982年第6期《西藏文艺》推出的“藏族评论作者专辑”刊发了藏族评论者勒敖汪堆、莫福山、泽绒降初等的文学评论。藏族学者丹珠昂奔的《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浅析新时期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及其作品》、拉巴群培的《再论藏族文学史分期》(克珠群培译)等入选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理论批评卷》(中国作家协会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1980年代初期的藏族文学批评有如下特点：从批评形态上看微观批评多、宏观批评少，批评视角相对狭窄，批评方法较为单一。多数批评集中在单个作家或单篇作品上。批评方法大多属于社会历史批评，焦点多集中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民族特色上。评论者大多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角度来分析评价作家作品。社会历史批评突出地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政治倾向上，作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批评的重要内容，一些批评者还把文学批评作为思考当代藏族社会现实的手段。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专门从事藏族文学研究的耿予方和李佳俊将藏族当代文学批评推向一个新阶段。耿予方先后发表《(格萨尔)和藏族当代文学》(《格萨尔研究》1985年创刊号)《藏族当代文学的春天》(《民族文学)1985／8月号)《再论藏族当代文学创作(《西藏研究》1986／1—2)《当代藏族文学巡礼》(《藏学研究文集》，1986)《藏族当代文学面面观》(《安多研究》，1993年创刊号)《情铸诗魂一饶阶巴阶和他的诗》(《雪域当代学人》，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论文，从宏观和全局的视角总结当代藏族文学发展概况以及形成原因。李佳俊则在1989年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民族两形象》，为研究西藏文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90年代藏族当代文学研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以专著的形式将藏族当代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版图。1994年耿予方的《藏族当代文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专著都全面梳理了藏族当代文学的概貌。

21世纪以来，藏族文学批评呈现系统化、专业化趋势。研究队伍由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及作家扩展为高校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使得研究呈现理论化、专业化趋势。一批研究西藏当代文学的专著也陆续出版。耿予方2001年出版的《西藏50年——文学卷》梳理了1951至2001年西藏文学发展脉络，介绍了新时期的西藏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曲艺，拓展了藏族文学的研究视野0(92012年王泉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在考察西藏书写的时代嬗变的同时又全面扫描每一时期西藏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等。同期对藏族文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当首推“藏族文学研究系列丛书”，该丛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文学研究中心的重要项目之一，是继《藏族文学史》之后针对藏族文学设立专项、全面研究的重大举措。其中的《苯教神话研究》《藏族现代诗学》《加布青德卓研究》三部论著2013年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小说研究：20世纪50至60年代，藏族文坛是诗歌的百花园。1980年代，藏族文坛长篇小说创作崛起，1980年至1985年共有七部长篇小说出版，掀起藏族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小说批评也从此拉开了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序幕。1980年代末，扎西达娃、马原、色波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小说，在主题开拓的深度和广度、作品的整体结构、语言的造诣等方面都已相当成熟，进入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之列。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藏族文学批评扭转了1980年代初社会历史批评大一统的局面，开始从文学主体性、审美性等方面研究藏族当代文学。如周吉本从民族历史责任感和悲剧感、艺术风格的民族化、虚实混杂的创作手法将扎西达娃与马尔克斯进行比较。正如陈墨评价多杰才旦的《早晨》时所说：“政治主题再也不能成为囊括这部书的纲领，它超越了狭隘的、封闭的、单层次的和概念的社会政治学的图释，而走向文学本身。”

21世纪以来，藏族当代小说研究主要围绕阿来、扎西达娃、卓玛、央珍等作家展开。更多汉族研究者开始关注阿来，越来越多的博、硕士论文以阿来小说为选题。研究队伍规模化的同时研究内容也日益多元化，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叙事学、文化研究等角度研究阿来小说，从表层的内容、主题、人物分析深入到对文化底蕴、人类命运、民族心理、人性本真的思考。如《(尘埃落定)的空间化书写研究》(杨霞博士学位论文)《阿来及其(尘埃落定)与藏族口传文学》(马烈硕士学位论文)《阿来文学作品与苯教关系研究》(黄慧硕士学位论文)《阿来小说与川西藏族文化》(刘琴硕士学位论文)、《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李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2)等论文从民族史诗、民族寓言、宗教信仰、神话传说、图腾崇拜等角度深入挖掘阿来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进而探讨藏族作家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民族身份认同。这些研究不仅视角新颖，而且方法多样。如刘涛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围绕“魔幻”分析扎西达娃和阿来如何在多种文化的交织之中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书写。丹珍草把“空间转向”引入当代藏族汉语文学批评中，从空间背景、空间记忆与文化表征、作家文化身份界定评价阿来的空间写作。 王雪萍的硕士论文《生态批评视野下阿来的文化观》采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角度阐释阿来的生态文化观。吴道毅的《阿来关于藏族的叙事与生存》用新历史主义批评阐释阿来如何通过重述历史赋予作品文化、人性的内涵。这些研究都从文化的角度深入发掘了阿来小说的民族性。研究者在方法上也实现了由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的转变，不仅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也采用了文本研究的方法。如《阿来小说的叙事艺术》(胡立新、沈嘉达，《黄岗师范学院学~)2oo3／2)《(尘埃落定>文本构成分析及其它》(郝巍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运用叙事分析阿来的小说创作，从学理的高度总结藏族作家的汉语书写经验。杨霞的博士论文《(尘埃落定)的空间化书写研究》不仅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阿来小说的语言特色，还以复调、狂欢等理论解读阿来小说，提出阿来的叙事方式是不同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或巴赫金的狂欢的汉语表述与藏族思维的结合体，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内部的多元性。研究者不是将阿来小说当作某种理论的注脚本，而是通过理论分析总结阿来小说的特质，为“跨语言写作”“跨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撑，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对阿来小说的研究使得藏族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为研究汉藏民族精神、建构民族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扎西达娃是另一个研究热点。评论者主要围绕扎西达娃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和藏族传统文化资源两方面展开，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如周唯一运用形式主义批评分析扎西达娃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揭示了扎西达娃小说的语言特色。李燕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扎西达娃对拉美“魔幻”手法的借鉴与创新。胡泽藩采用“原型”批评理论指出扎西达娃小说《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寻找香巴拉”这一模式是一个出自佛典且具有“原型”特征的故事，“寻找”母题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杨柳提出扎西达娃的创作是民族文化认同自我觉醒的开始，《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以象征性的形象来阐释现代文明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凹胡泽藩从民族心理的层次分析了扎西达娃小说的文化因子，杨柳认为扎西达娃的创作在努力寻找藏民族的精神内核的同时又在消解、质疑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研究界注意到藏族作家并非一味强化民族精神、表现民族认同，而是在反思民族传统，以及在现代社会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

诗歌研究：诗歌一直是时代的强音、高原的心声。《仓央嘉措的情歌》是藏族古典文学一颗璀璨的明珠，汪承栋的诗歌是民主改革的赞歌。1980年代饶阶巴桑、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的诗集相继出版。1990年代，藏族诗坛不断发展，1997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藏族诗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选集，收录38位藏族诗人的189首诗歌。诗歌研究成为当代藏族文学批评的另一个中心。1980年代的研究者大多关注诗人的个人经历和诗歌的思想内容，如《谈谈饶阶巴桑的诗歌创作》(毕坚)《藏族诗人饶阶巴桑》(华坚)《论格桑多杰诗作的民族特色》(杨恩洪)。1990年代的研究者则从内容、形式两方面阐释藏族当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如黄波《伊丹才让诗歌写作的哲理表述形式》提出伊丹才让的诗歌通过艺术形式和章法结构实现了深刻的哲理表述，“七行诗体”就是其哲理表述的具体形式。文学史也开始关注藏族当代诗人，如耿予方的《西藏50年》、马丽华的《雪域文化和西藏文学》、王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都介绍了藏族当代诗歌。出于“史”的规定性，论者大多采取梳理方式介绍作家作品。2011年高亚斌的博士论文《藏族当代汉语诗歌——本土经验的现代表达》较为全面地剖析了藏族当代诗歌的特征，从民族心理、宗教文化、汉语诗歌、农牧文化以及乡土情结等方面分析了藏族当代诗歌，偏重从文化内外因揭示藏族当代诗歌特点，但缺少对诗歌语言的分析。

散文研究：散文是藏族文坛的轻骑兵，多角度、多侧面反映青藏高原的历史文化和发展现状。对藏族当代散文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藏族当代文学或西部散文研究中。如耿予方的《藏族当代文坛巡礼》、朱霞的《2O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刘万庆的《新时期藏族文学述评》、郭茂全的博士论文《新时期西部散文研究》。同时，也有藏族散文专论，如李佳俊的《天然、灵气、困惑——浅析白玛娜珍的散文创作》，意娜的《意西泽仁散文：守望高原深处的记忆》。藏族当代散文成就最高的马丽华自然成为研究热点，不仅有大量期刊论文，还出现了硕士论文如王小花《马丽华的散文创作研究》、周涵维《马丽华散文研究》，从地域文化特征、民族心理等方面分析马丽华散文的特色。除论文外，一些相关著作也涉及藏族当代散文，如耿予方的《西藏5O年》、王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藏书写》、马丽华的《雪域文化和西藏文学》。

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女性作家是当代藏族文坛的重要力量，其中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有梅卓、格央、白玛娜珍等，用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有白拉、德吉卓玛、华毛、次仁杨尖等。她们用文字将“沉默”的藏族女性从被描述和被表达的角色转换成描述者和表达者的身份。研究者多将藏族当代女性文学作为藏族当代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分，对推进藏族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田泥用女性主义批评分析央珍《无性别的神》中的女性意识”。马燕把藏族女性文学创作纳入“西部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文学创作”之中来探讨藏族女性文学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

21世纪以来，藏族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围绕藏族当代文学概貌以及藏族当代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宗教文化、民间文化、汉语文学等的关系。对藏族当代文学的概述研究有：1．界定藏族当代文学。学界一致认为藏族当代文学是指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藏族文学。然而，对具体篇目的确定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将反映藏族社会生活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归入藏族当代文学，也有学者坚持只有采取藏文写作的文学才属于藏族文学。道吉任钦从文学主题、人物塑造、作家队伍、读者群体、语言应用模式等方面概括了藏族当代文学的特征。 2．划分藏族当代文学的界限。拉先在《刍议藏族当代文学的界定及各阶段的发展状况》中划分了藏族当代文学的三个阶段。3．描述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藏族文学的现状与展望》(刘万庆)《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朱霞)《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浅析新时期藏族作家不同群体的审美个性》(李佳俊)等文章梳理了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新时期以来，藏族当代文学与民族传统、传统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研究视野从表层的风俗习惯和人文景观延伸到深层的民族心理、精神传承。1980年代，研究界主要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分析藏族当代文学的民族特色。如索朗认为藏族文学的民族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反映藏族民族特色的内容，二是要采用藏语作为文学形式。固21世纪以来，研究界对民族特色的探讨拓展至对民间文学、佛教文学、古典文学等文学传统的研究，采用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藏族当代文学继承和发展文学传统的民族特性。如《论当代藏族文学中的藏族传统文化资源》(胡泽藩)《藏族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及其特性》(道吉任钦)宏观描述了藏族传统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论藏族作家长篇小说中歌谣的艺术魅力》(徐美恒)和《古典名著(莲苑歌舞)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启示》(德吉草)分析了传统歌谣、寓言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影响。《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及表现形式片论》(胡泽藩)进一步挖掘了静观、顿悟等民族心理作为民族特性在当代藏族诗歌中的体现。胡沛萍则采用形式主义批评和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了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传统文体——歌谣和叙事伦理。藏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心是藏族当代文学与汉语文学及多元文化的关系。双语背景下的藏族创作群体成为新时期藏族文学批评的关注重点，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危机分析作家的创作。如《成长·焦虑·建构——论双语背景下当代藏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杨柳)《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朱霞)《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探路者—— 当代藏族作家的探路意识》(胡盎)等文章以阿来、扎西达娃等作家为例，分析他们如何摆脱“他者”文化的影响，获得“跨语际写作”和“跨文化写作”的优势，谋求人类的普遍性认同，在沟通交流中获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感。二是从现代性诉求多元文化交融的角度分析藏族当代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如于宏从藏族社会的现代化诉求角度，将藏族社会的发展纳入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整体轨道，探讨藏族当代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性以及思考本民族的现代性。三是把藏族当代文学纳人中华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家族中，既强调藏族汉语文学的个陛也强调藏族文学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如德吉草从多元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将藏族当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版图，认为置身于全球化、多元化的藏族当代文学既要在文化交流中吸纳异质文化，也要保持自身的民族性。鼬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理性层面反思高原文明给藏族人民带来的福祉和影响，站在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高度看待藏族人民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革。

当前的藏族当代文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对象主要围绕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曲艺、影视研究相对薄弱。二是从批评形态上看，研究藏族当代文学的专著较之单篇论文略为逊色。三是从批评队伍来看，批评者由藏族评论家和入藏知识分子扩展为学院型的批评者，大多为高校教师或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层次基本在25—45岁。他们研究的理论性和学院化较为明显，但对西藏当代文学缺乏整体、长期的关注，尚不具备强势的可持续能力。多数研究者缺乏藏语基础和藏地经验，更多是将藏族当代文学作为西方后现代理论的阐释对象，使得藏族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本土经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