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进文: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裕固族母语文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8-03-27 作者：钟进文 点击数：2001
摘要：裕固族曾经拥有重要的碑铭文献和佛经文学。数百年来口头文学在传承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裕固族作家文学虽然用汉语书写，但仍有口头传统印记，有“转译”和“改写”口头文本的特点。
关键词：裕固族；母语文学；书面文学；发展与特点
引言
裕固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据２０００年人口统计资料，裕固族人口有１３７１９人，其中约有３０００人居住在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接壤的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及酒泉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有数百人从甘肃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迁徙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泉湾乡疙瘩井村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定居。
从文化传承而言，在古代突厥人时代，裕固族的先祖就有了突厥文、回鹘文，而且拥有了像鄂尔浑叶尼塞碑铭那样的史诗性书面文学作品和敦煌出土的颇具规模的佛经文学作品，但是，裕固族长期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使书面文学未能广为传播，但是留下了大量的口传母语文学，而且对后世的汉语书面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古代母语文学
虽然裕固族文字在明末清初逐渐失传，但是裕固族祖先在历史上用回鹘文创造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般认为，回鹘文是公元8-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的一种文字。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敦煌、甘州成为裕固族先民——回鹘人的佛教中心。这期间他们用回鹘文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典翻译工作。
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湮灭。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始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问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献约占整个（包括新疆）出土的回鹘文献的三分之一，这些回鹘文献是裕固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裕固族早期的书面文学。
回鹘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是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甘肃酒泉文殊沟（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辖区境内）所得，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外两叶为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于1927——1935年间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纸质粗厚，呈黄褐色，保存良好。字体为回鹘文楷书体，几近于刻本体，清晰易读，语言古朴流畅。此经译自唐义净的十卷汉文本。译者为10世纪回鹘著名学者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本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抄经地点是敦煌。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所以此抄写本就显得特别重要。法国学者沙畹认为《金光明经》是裕固族先民“萨利回鹘的遗物”；中国学者认为这部佛经虽然是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译自汉文，但是抄写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疆的维吾尔族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所以它的抄写者不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很可能是裕固族佛教徒，这份文献说明裕固族直到清朝初期至少在宗教界还使用回鹘文。
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甘肃省酒泉市博物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此碑立于元顺帝至元21年（1361年），立碑人为唐兀（西夏）族人善居。此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后，到元朝末年150年间六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世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活动和回鹘语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据学者研究，此碑的汉文为释教禅师所书，回鹘文撰写者是肃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人。此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作品还有如下几种：
回鹘文叙事诗《帝啼和法上的故事》。
回鹘文秘宗文献《吉祥轮律议》。
回鹘文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
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残卷。
回鹘文《俱舍论颂注》残卷
回鹘文佛教诗歌集。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
回鹘文《阿昆达磨顺正理论》节本残卷。
上述回鹘文文献都出自敦煌千佛洞，但它们和敦煌藏经洞的汉文典籍一样，几乎全部流落到国外，目前它们分别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只有很少几件残文保留在我国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兰州博物馆。
二、口传文学
裕固族现在使用两种本民族语言，一种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过去被称为“撒里畏兀儿语”或“尧乎尔语”等；另一种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过去被称为“西喇玉固语”或“恩格尔语”。二者以汉语为共同交际语，使用汉语文。
漫长岁月中裕固族依靠两种语言传承了形势多样，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等。尤其民歌独具风格，曲调朴实优美，有学者认为裕固族民歌格律，分别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突厥语民歌、蒙古族民歌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还保留着一些与《突厥语词典》中记载的四行一段押尾韵的民歌形式相一致的民歌，同时又吸收了汉族的小调，回族和东乡的“少年”，藏族的山歌、酒曲以及蒙古族的划拳曲等，并且把各种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成为独具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民歌。叙事诗有叙述和歌唱两部分，以唱为主，以叙为辅。在神话、传说中，保留着本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观念等诸方面的原始素材。有些英雄传说故事中还保留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非常古老的母题。在此择要介绍如下：
（一）《萨娜玛》
《萨娜玛》这首叙事作品主要流传在裕固族西部地区，即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族群当中。主要内容如下：
传说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位叫萨娜玛的老奶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只有一个孙子道尔吉和她相依为命。全部的家产只有一顶破帐篷、一峰小骆驼、一只小山羊和一头小牛犊。
有一年，当青稞成熟的时候，萨娜玛老奶奶在地主黑老爷的地里拣了几穗青稞，正好被白鸽子看见了，白鸽子向黑老爷告密。黑老爷就派白胡子和黑胡子把老奶奶抓起来捆绑在大柱子上。萨娜玛恳求把她放了，苦苦哀求道：
白胡子黑胡子别太凶，
原上天保佑你骡马成群，
菩萨保佑你家的羊群象白云。
但是白胡子黑胡子不放过萨娜玛。这时，有个老奶奶在一旁打酥油，于是萨娜玛求老奶奶把她放了。她唱道：
打酥油的老奶奶你快醒醒，
你的酥油早已打成。
……
昏混欲睡的老奶奶，好象根本没有听见萨娜玛的话，不理不睬。萨娜玛悲愤地诅咒那些黑心肠：
凶恶的大胡子你发很，
你把绳索捆的更紧，
让你的骡马全死尽。
白鸽子你帮助黑老爷，
上天会叫你害眼病，
眼睛永远看不清。
打酥油的老奶奶你别醒，
让你的酥油全往袋子外面流，
让锅里的浓茶不见影。
白胡子和黑胡子听到萨娜玛的诅咒，气的发疯。他们用皮鞭毒打萨娜玛。萨娜玛眼看就要被打死了，临死前她悲愤地唱道：
我死后愿头发变成湖滩上的青草，
让穷人们的牲畜吃个饱。
我死后愿双眼变成佛灯，
让世人都来祭祀、崇敬。
我死后愿鲜血变清泉，
让穷苦人的牲畜喝个够。
我死后愿骨头变成鄂博，
化成神仙斗恶魔。
萨娜玛死后，白鸽子果然害了眼病，眼睛变得通红，永远也看不清。黑老爷家的牛羊两年之内全部死光了。
从此以后，草原上长满了茂盛的青草，人们叫他“萨娜玛”草，据说那就是萨娜玛老奶奶的头发变来的；明花草原上的东西海子，据说是她的鲜血变成的。
（二）《黄黛琛》
《黄黛琛》也主要流传在裕固族西部地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族群当中。主要内容如下：
很早以前，裕固族还住在西志哈志的时候，尧呼尔部落有个美丽的姑娘，她叫黄黛琛。黄黛琛不仅长得漂亮，温柔贤惠，品格端庄，而且从小经高人指点弓马娴熟，武艺高强，如果不是部落之间发生战争，部落不东迁，依她的才能，可能会当上尧呼尔人的首领。
战争爆发了，尧呼尔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连夜东迁。尧呼尔人顶着狂风，不畏艰险，赶着牛羊，用骆驼驮着帐篷，离开故乡西志哈志，踏上了漫漫征途。迁徙路上，善于摇唇鼓舌、造谣中伤的加瓦尕对黄黛琛怀恨在心，无中生有，给黄黛琛散布了很多谣言。家瓦尕的流言蜚语，给黄黛琛造成了终身的苦难。由于加瓦尕的谣言，黄黛琛没能当上头人，成了一个普通的牧羊姑娘。
黄黛琛成年后，父亲为了得到彩礼，把她嫁到远方。在婆家黄黛琛受尽了折磨，痛不欲生。她给父亲捎去一封一百八十个字的信，给母亲捎去一百八十颗珠子。信上说“亲爱的哥哥给我捎来一条三丈长的黑毛绳子，好用它每天到40里以外的地方背水”。等她哥哥闻讯赶到时，黄黛琛已经跳井自杀了。
《萨娜玛》和《黄黛琛》是裕固族人民家喻户晓的叙事作品，它采用散韵结合，边说边唱的方法，至今仍在民间传唱。由于她们是口头文学作品，所以产生年代及渊源无从考证。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一百多年前到裕固族地区调查裕固族语言时就记录了这些叙事作品，并在圣彼得堡的相关杂志发表，由此说明，这些叙事作品在裕固族民间流传的历史是悠久的，而且是裕固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沙特》
《沙特》是一首古老的创世神话，主要在裕固族东部地区流传，用东部裕固语诵唱。主要内容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没有形成，后来大海中形成了天地，最初天地在一个金蛙身上，金蛙降临宇宙，天地共有三十三层，三十层已经稳定，还有三层没有稳定，天地间一片浑浊。八十八根金柱子的须弥山，形成十三层，八十四根稳定了，四根还没有稳定。请教了罗尔格特勒旦巴神和拉义绒毛加布龙汗。拉义俄绒毛加布龙汗的天空上，晴天看不见云彩飘荡，大地得不到雨水滋润。请教了鲁布桑汗。鲁布桑汗的大地上一片荒凉，没有牧草树木和群山。请教了具增加恩白汗，说是天和地需要结亲。
两家怎样才能结亲？要去印度请来高深经典。可汗的四个使者去了印度，请来了高深的经典，从此以后各事顺利。后来，又为拉义俄绒毛加布龙汗的太子和鲁布桑汗的哈敦准备婚宴，索要的嫁妆和礼品非常多。又去请教拉义俄绒毛加布龙汗。他说可汗要和诺彦结亲，诺彦要和百姓结亲，这样又降低了彩礼的标准。
……请来了太阳的夫人，带来了金色阳光；请来了月亮的夫人，带来了银色月光；请来了八万宾客、八千侍者，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说沙特是这样唱的，两亲家像白色山峰一样永恒地和睦相处，像白狮子的青鬃一样茁壮成长，像白云一样旺盛壮大。
《沙特》是学者们近几十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一首裕固族珍贵的创世诗。“沙特”一词的含义目前说法不一：一是“传说”、“历史”之意；二是“公平”、“平衡”、“公道话”的意思；第三种意见认为可能是一种记载传说或规定的书的名字。《沙特》主要叙述人类、万物和婚姻起始产生的顺序和关于彩礼数量、请客数量和酒的数量在谈判中不断递减的内容。这些内容和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在婚礼当中举行“冠戴新郎”时的颂词有相似之处。《沙特》主要在婚礼上演说，据老人介绍，过去《沙特》内容非常庞大，朗诵全部内容需要2-3个小时，现在失传和遗漏很多，只能朗诵半小时左右。《沙特》通篇诵说，音节长短不一，结尾压韵，语调优美，顿挫有致，语言精炼，概括力强，诗意浓厚。其内容对于研究裕固族族源、历史、宗教、哲学、语言及风俗习惯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裕固族口头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2014年初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编纂的《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一书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选编了包括史诗、颂词、谚语、谜语、口述历史、民间故事和民歌等在内的80篇（首）作品，采用裕固语国际音标撰写与汉语文对照翻译的编写方法，既较好地保持了裕固族口头传统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又大幅度提升了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价值，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文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的基本资料。
三、口传文学的叙事方式
裕固族有两种传统的叙事方式，一种是散体叙事，另一种是韵体叙事，但是藏族史诗《格萨尔》传入裕固族地区后形成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散韵相间的说唱叙事方式，即出现双重或多重文本情节相互阐释的情景，其中散、韵分别由藏语和本民族语言组成，这种叙事方式主要在操东部裕固语地区。
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艺人说唱的《格萨尔》，主要是根据藏族《格萨尔》的手抄本，又按照裕固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口头改编。其中的《霍岭大战》缩写本(仅有藏文原著的四分之一)则是懂藏文的裕固族知识分子按照裕固族艺人自己的说唱内容和形式而用藏文编写成的。这个本子对研究藏族《格萨尔》史诗如何演变成裕固族艺人用双语(东部裕固族、藏语)说唱《格萨尔》的特殊传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其表述形式是韵散结合，即叙述是散文，吟唱是韵文，叙述时用东部裕固语，吟唱时用藏语。叙述和吟唱虽然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但在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艺人口中是合谐统一的，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叙事形式。
说唱中用东部裕固语解释藏语吟唱的韵文部分，这种叙述性的解释，从史诗脉络的总体看，它虽不是唱词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唱的重复，但从解释的具体层次看，它将隐寓于诗行中的画意诗情进而明朗化、情节化，起到连缀故事的作用。衔接两个叙述部分(即原有的裕固语叙述部分和用裕固语解释藏语吟唱韵文的叙述部分)，使其成为一种完整的散文式史诗故事。也正是在这个解释性的叙述中，用东部裕固语说唱《格萨尔》的裕固族艺人充分发挥和显示了他们改编、移植藏族《格萨尔》的聪慧才智，也就是说他们在进行消化吸收，并在不断融进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过程中，将藏族《格萨尔》史诗裕固化，使其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的叙事方式也出现在土族《格萨尔》中。海希西在评价施罗德记录的土族《格萨尔故事》时就指出：土族地区流传的混合语言的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说对于今天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中亚史诗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史诗题材的移植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族《格萨尔纳木塔尔》的说唱形式是先唱后说,先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韵律与行序都没有限制，然后用土族语进行解释。但是这并不是对藏语唱词的简单解释，而是在解释藏语唱词的同时，添加许多具有土族古老文化特质的新内容。同时这种解释还起到承上启下、连接故事情节的作用。土族《格萨尔》在漫长的传唱过程中，藏语唱词保留的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唱词中的藏语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土族语的影响。但在古音古词方面仍然保留着原来最古的发音，只是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越来越接近土族语的发音。土族格萨尔中还有来自土族群众中流传的谚语，又有土族艺人在演唱过程中创造的新词术语，这些语言又逐渐流传到群众中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极大地丰富了土族语言，是土族《格萨尔》具备了特有的语言特征。
四、当代文学的书写特点
裕固族汉语书面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1954年开始的。最初的书面文学，主要是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在这一阶段定型，如《黄黛琛》、《西至哈志》、《莫拉》等，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学爱好者。这些民间文学作品较完整地保留了裕固族的文化特质，作品风格沉郁、忧伤，充满对故乡的怀念。挖掘、整理民间文学，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及风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民间文学的书面化整理和翻译，使外界得以了解裕固族民间文学的特点，而且也发现了裕固族民间故事和民歌与远在欧洲多瑙河畔的匈牙利民间叙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之后是民歌的改写及文学创作的初步形成阶段，大约在1976—1984年间。如《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等新民歌的形成等。总体特征是由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牧民诗人贺继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是裕固族中最早放下羊鞭拿起笔的牧民诗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创作。他用质朴的语言，真切的笔调描写草原、牧人及他的所见、所感，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民族的新生活。创作出许多民歌体诗歌。这是对裕固族民间叙事形式上的继承。例如《可爱的家乡》：
民族政策把千里草原照亮，
我放声把可爱的家乡歌唱，
莲花滩如今变了摸样。
啊，机井水灌溉着万顷牧场，
细毛羊群象白云在飘荡，
电灯如明珠闪烁着银光。
……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裕固族汉语书面文学的正式形成阶段，涌现出一批文学创作者。他们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品中普遍出现一种追溯民族起源、诉说民族迁徙历史、反映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叙事主题或叙事现象，作品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普遍性的家园皈依思潮。这应该是一种对民间叙事内容、观念上的继承和延伸发展现象。
由于口头传统在裕固族中长时间占据主流位置，汉语书面书写开始后的裕固族“新文学”带着浓厚的口头传统印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裕固族书面文学似乎发生了重大转型，其实汉语书面文本的背后隐现的仍然是一种“传统”。当代意义上的一批裕固族作家实际是把经过“转译”和“改写”的口头文本，用汉语“转换”之后推向了文坛，以便使族群之外的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充分的认识。当广大读者以客位的姿态阅读这些“异文化”书写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当代汉语书面文本与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当代汉语书面文本中无论是口头题材的复现即或是民间故事的“改写”，都显示了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延续。
当代文坛上出现的一批能够代表裕固族书面文学成就的作家中，铁穆尔是其代表人物，细读他的汉语书面文本就会发现其中借用口头传统的明显迹象。《白马母亲》是对裕固族创世神话《沙特》及其变体“马头琴故事”的“复述”；《北方女王》中出现了“北方女王”的传说……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黄泥堡草原”系列组诗，在深层结构上叙说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民族迁徙的历程。铁穆尔创作的《裕固民族尧熬尔千年史》更是作家在民间口头文本基础上对民族历史的“重新演绎”和民族精神的“现代阐释”。民间故事成了铁穆尔作品的重要组成“因子”。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所熟悉的就是漫长的繁忙和艰难的生活，就是听人们讲草原上的童话、传说故事、神话、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片断。”也正因为他对这些在民间流行的口头传统的熟悉，在进行书面表达时能够信手拈来，把口头文本“移植”到书面作品中。阅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对口头文本大量的借鉴和运用。
今天当我们谈论裕固族文学时不可忽视这些弥足珍贵的母语口头文本，在裕固族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民歌、故事、叙事诗在一次次重复展演中，传递着族群情感，唤起的是绵绵不断的历史记忆，这也是当代裕固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源泉。
（原文发表于《文化遗产研究》,2015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钟进文,裕固族，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首批高层次优秀人才，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值班编辑：和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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