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文学价值角度论证了百年回族文学在诠释民族精神、求索艺术创新.表达政治诉求、追求超越之美、汲纳多种资源、广借各种传媒、面向广阔未来等七个方面的作用或启示，借以表达对回族文学百年历程的敬意与未来建设的期待。

　　关键词：回族文学；文学价值;文化

　　20世纪伊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西学浪潮的挺进，华宇内外革新解放呼声此起彼伏，“回族的仁人志士，循浩浩荡荡之政治文化演进的大潮，与时俱进，在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斗争中，在政治文化改革中，在新文学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906年第一份回族报纸《正宗爱国报》、1908年第一份回族刊物《醒回篇》诞生，以振兴回族“宗教与教育为之起点”，寻求“社会由是开明，国家由是强盛，天下由是刈安”的回族新文化运动拉开大幕。办教育、创刊物、译介经典、改革宗教，一时轰轰烈烈，渗透着“启蒙、救亡”全新现代意识的回族文学"适时而生。教务现状、民众生活、精神困惑等诸多话题以时政散文、白话短篇、新诗等形式陆续出现在报刊中。这些创作虽稚嫩、单薄，却传达着风云动荡中一个少数族群的心声，强烈的经国济世情怀渗透其间，就此开辟了现代回族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道路。随后的战争年代、新时期、后新时期，回族文学与其他众民族文学同声唱和、吟咏时代主题。特定的、共有的中华政治文化背景使其表现出与主流文学一定的“交叉”、“重复”。不容忽视的是，百余年来，该民族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进程以及博大深邃、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孕育了回族文学丰富多元的价值诉求，催生了它的发展创新，进而不断提升着它在中华文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交叉”、“重复”投注了很多关注，而缺乏对它多维价值意义的追问。在众多版本的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内容当然也包括回族文学）整体缺失、抑或只是“中国文学史”的补充、点缀。这显然不利于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新;不利于凝聚“多时段、多地域、多民族、多文体”131的文化智慧，不利于増强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竞争力。

　　一、诠释民族精神

　　对于民族精神世界的开掘是民族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一幅幅充满异质色彩的生活图画，往往渗透、携带着巨大的“他者”文化气息，冲击、挑战着惯常形成的审美思维、价值理念，进而带给人们深远的艺术魅力与文化震撼。《边城》、《四世同堂》、《尘埃落定》、《心灵史》的成功都堪为典范。

　　百年回族文学于此也有积极的探索。我们知道，回族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其核心是伊斯兰宗教文化，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意识形态，沉淀在人们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处;而儒家文化则作为回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融合。千百年来，它们不断磨合、熔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精神世界。这势必会影响回族文学内在文化诉求、价值理念的建构；反之亦然，蕴藉着迥异于其他民族文学、文化特质的回族文学对中华文学的艺术品质、中华文化的精神含量也将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我们择其两点加以阐释：

　　第一，兼顾两世，敬畏生命的人生观。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并重，既要积极投入现世生活，又要努力多干善功，谋求后世幸福。这一教义指导着回族在此岸世界，珍视生命，积极进取，同时为了拥有彼岸世界生命的全新开始，又要在现世生活中有所禁忌，以信仰约束过度膨胀的世俗欲望，去除人性芜杂，提升道德境界。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样的人生观，在百年回族文学中产生了多层面的影响:首先，形成了关注回族物质生活变迁的创作视域。20世纪回族文学缘起于回族宗教衰颓的严重现实。据时人示羊撰写的《沧县回民概况》一文，当时该地回民人丁不旺，“约计三千余户，人口合计四万口弱。教门不甚发达……经济状况多系中下户，鲜有上富…穷者流离失所，农村破产，至今日己极矣。”这种情况吸引了许多创作者对民族物质生活的关注。如当时登载在报刊上的短篇小说《五十年后之回教》《不回来了》:前者借马志成阿訇的回顾，展现了近代回族先进分子振兴经济的奋斗历程一开工厂、筹资金、办银行以及解决教友经济困窘、教务开支难以为继等现实问题;后者描绘了一个普通回族家庭贫穷生活的处境及其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再度成为文学热点:从投身农村建设的夏桂（《夏桂》)、金子(《金子》)、海文（《穆斯林的儿女》)到以商谋生的蓝生祥父子（《西域回回》）、纳万财（《“业余社员”轶事》)、尔利（《遍地毒蝎》）从乡村里依旧贫困不堪的嘎细目（《青霜冻》）、易卜拉欣（《宰牛》)到城市里挣了钱的米绍隶（《回族人家》）、杨静（《师娘》）这些人物的发展变化从宏观上反映了近百年回族物质生活的变迁，传递出现代物质文明建设的诸多信息。其次，敬畏生命的人生观激发了作家对宗教文化影响下回族潜在精神世界的开掘。回族文学在反映物质生活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或抛弃对人灵魂深处的描摹。如《西海固的事情》、《黄泥小屋》、《朝觐者》、《朝觐的日子》、《斋月》等借回族对两世生活的忙碌，让我们看到了在艰难的生存面前，他们沉默坚韧、善良知命的精神特质；《清水里的刀子》、《穆斯林的儿女》、《疙瘩山》等又让我们目睹了在残酷的死亡面前，回族人怀揣憧憬、“复命归真”的生命归宿。

　　生的艰辛与死的恐惧，是人类巨大的困扰。回族文学聚焦于此，从中彰示出积极向生、坦然就死的精神姿态，消解了生与死的紧张对立，而代之以一种温暖的气息，简单质朴、安宁纯净，给予人持久的审美冲击和心灵启迪。

　　第二，崇尚清洁，直面人生的道德观。清洁之于回族，有多个层面的含义：饮食起居的洁净、信仰的纯洁、人性的高贵美好。百年回族文学对这三个层面都有所展现。在现代回族文学中，常借阿訇形象的塑造强调“清洁”之美:从其外在仪容到内在修养。进入当代文学，这一精神诉求不断得以全面、深入地挖掘。其中尤以张承志的阐释最为深刻有力。他从哲合忍耶“信仰者的汹涌血液”中提炼出为信仰、为理想、为一切美好而披荆斩棘、求索不息的“清洁”精神，以对抗充斥于现代社会的“不义、庸俗和无耻”，给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精神资源。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度诠释与积极彰显。

　　两世并重、追求清洁，这些朴素珍贵的价值观化解、回答了人类经常遭遇的许多难题，如物质的与精神的、生理的与心理的、理想的与现实的等等。于此回族文学获得了更广泛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拥有了更丰富的精神含量。早在数十年前，回族文学的先驱马宗融先生就呼吁，“打破回汉门户，冶民族文化于一炉，发扬光大”。今天众多的学者面对精神生态、文化生态中的诸多危机，强调要汲纳多种文化营养，借鉴属于整个中华文明的积极的价值观念。

　　二、求索艺术创新

　　《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福乐智慧》这些杰出的少数民族史诗，补充、成就了中国史诗的辉煌。近百年来，回族文学在艺术上也不断求索创新。相较于主流文学，它开创、引进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人物系列、主题寄寓、意象世界、语言风格等。

　　首先，回族文学以小说为载体塑造了一系列阿訇形象。阿訇，是波斯文Akh〇nd的音译，是对中国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的通称，他们在回族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百年回族文学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类人物的生动画像。从世纪初旨在振兴宗教的启蒙知识分子（魏阿訇《一位觉悟的阿訇》)到新时期爱国爱教的国家民族意识代言人（哈穆清《朝觐者》)、后新时期个体民族精神的彰显者（圣徒《心灵史》）直至新世纪以来，又出现了在圣俗之间的徘徊者、坚守者（尤索夫（《那夜无雨》、兰阿訇《一个人和他的精神世界》)等。这个群体表现出独有的精神特质、文化风貌，是农民、知识分子、革命者、小市民等主体文学形象之外一个全新的类型，它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学的人物塑造。而且，由于这一群体与回族生活的密切联系，使这一形象产生了史料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意义。

　　其次，文学主题有所拓展。除了与主流文学共有的启蒙、救亡、建设等主题外，百年回族文学还挖掘出追寻主题。从20世纪前半叶的《诱惑》、《迷途》(小说）、《我的祈祷》(诗歌）等作品中对伊斯兰信仰的向往、追随，到新时期以来《朝觐者》、《朝觐的日子》、《斋月〉等许多小说对追寻圣地情节的铺叙，再到新世纪石舒清等人描绘的一个个从容、静穆面对无常生命的普通穆斯林。这些创作生动传达着人类灵魂深处对生命本真、对自我价值的探求，提升、扩充着文学的精神含量。

　　总之，艺术创新扩充了民族的审美理念和诗学理论。阿来如是说，“这种异质文化的东西，日积月累，也就成为汉语的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被传播。这样，悄无声息之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从文化上来看，这些艺术价值的收获得益于伊斯兰传统“创制”精神的弘扬。我们知道，“创制”精神与回族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惟其“创制”，回族先民远拓东方贸易市场，播下民族的种子;惟其“创制”，他们变更语言、拓展经济形式、融合伊、儒文化、凝聚民族个性，最终实现了异质民族在中华大地的开花结果。回族文学在艺术上的求索创新正是“创制”精神的具体实践和生动彰显，对文学的融合创新、对文化的扩充丰富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表达政治诉求

　　在回族文学的价值建构中，代言民族政治诉求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以下几方面促成:其一，与文学所具有的认识、宣传功能有关。曾经一度有人主张文学是纯粹的、无功利性的，只承认文学的审美价值。实践证明，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是虚妄的、不存在的。以审美价值为核心，集认识、宣传、教育、娱乐等多重价值于一体的文学价值体认才是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回族文学也是这样，代言民族政治文化诉求是它诸多价值之一。其二，我们认为以文学寄寓政治，与回族历史上政治话语权一度被剥夺的惨痛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回族在历史上一度惨遭封建势力迫害，被杀戮、被驱逐，甚至濒临种族灭亡。这种境遇导致族教衰颓，政治、经济、文化全线滑坡。因此，重建民族话语权，成为一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共识。20世纪创办回族报刊的几度热潮就是很好的明证。就文学而言，也体现着这一思想。其三，受时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是一个充满政治风云的时代，启蒙、救亡、革命，此起彼伏，席卷了社会文化的许多领域回族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艺术魅力，然而却也反映出一个少数族裔政治成长的历程。

　　具体到文学创作中，这种政治诉求集中表现为爱国、爱教精神的反复阐述。百年回族文学作品无论是聚焦残酷的革命斗争，还是描绘社会主义新生活，抑或追问新中国遭遇的一次次政治劫难，其内在一以贯之的是对国家民族、对新生政党的忠贞不渝的热爱、信任。《呐喊》、《微笑》、〈敏死者》、饿们的路〉〉等新诗，《驿运》、《在民主广场上》、《朋友》、《南山阿訇》等小说，以及穆青创作的大量报告文学，沙叶新的一些戏剧都是如此。主人公不论处于哪种境遇，都没有弃现实于不顾、走向决绝，而是始终憧憬着国家、民族的新生。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以反思、伤痕为主题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朋友》中的白胡子乡老，在文革结束后，既代表穆民积极要求重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允许过“圣纪”，又主动提出“圣纪”活动从简，以便及时完成收割任务。南山阿訇马占川（《南山阿訇》）在文革恶劣环境中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和平重新到来时，面对教派械斗，以身劝阻，“我们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我们首先是个中国人……我们是一个井巷里爬出来的矿工”，在这样的呼声中传达出渴望团结共荣的心声。哈穆清阿訇（《朝觐者》)虽30多年备受坎坷，仍满腔赤子情怀，怀揣祖国热土，无论“走到那里都觉得我和祖国永远在一起”。在他们身上，爱国与爱教并存互现，相与共生。诚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回族身上“爱国爱教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相互统一，不可分割，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的阐释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凝聚、稳定，是回族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

　　四、追求超越之美

　　回族文学的“超越之美”，其第一个内涵是指在认同“民族性”的基础上又超越“民族性”的束缚。百年回族文学虽然历经各种时事风云、文化思潮的冲击，但潜在的涌动不息、一以贯之的是对民族性的追寻与构建。描绘民族生活、诠释民族精神、革新民族艺术形式，逐步创造出一个具有多维艺术魅力的文学世界。同时，令人欣慰的是，对“民族性”的诉求并没有使回族文学涂染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进而造成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意识的削弱与消解相反获得了个体民族的“民族性”与国家民族意识的相融共生。在中华民族现代进程的乐章中，百年回族文学既有声情并茂的“独奏”，亦有整齐嘹亮的“合唱”。

　　“超越之美”于回族文学的第二个内涵是指充分挖掘宗教文化精神赋予文学的灵性、生机，寻找具有人类精神共通性、普适性的命题，创造文学抚慰心灵、传达共鸣、滋养人生的根本价值。学者夏志清说：现代中国人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推崇理性，所以写出来的小说也显得浅显而不能抓住人类道德问题的微妙之处了。”于此回族文化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野一宗教的视野一一个与超验世界对话的平台，许多直指文学与文化建设终极目的的命题，如对理想人性的求索、对自由人道的追慕、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询问等都蕴含其中，百年回族文学对此都有所观照，但是如果比照一下基督教文化于西方文学的影响，就会感到伊斯兰文化作为世界三大宗教文化之一，其对回族文学的推动、提升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亟待进一步挖掘。

　　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创作者、评论家到读者群及相关管理部门对回族文学应秉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宽容、信任的心态。同时要力戒狭隘民族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化倾向。既不以民族情感遮蔽理性思辨:对某些创作，过度褒奖或随意贬斥，或使学术论争沦为人身攻击，并对异族文化、文学资源，一味拒斥，沉溺于画地为牢般地自说自话;又不以怀疑心态拒绝承认民族性的存在与变化:执拗于旧有认识层面，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些都不利于开掘回族文化、回族文学的多重价值意蕴，进而也影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文化局面的开创。

　　五、汲纳多种资源

　　百年回族文学诸多价值的创造离不开它对各种文学、文化资源的借鉴学习。

　　第一，五四新文学运动直接推动了回族文学建构自我的现代步伐。新文学的诸多成就都被回族文学加以创造性继承弘扬。如它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就直接影响到回族文学的创作视域儿童教育、女性地位、婚姻爱情等话题同样也成为现代回族文学中的热点。这里仅以儿童文学为例，《月华》曾在经费困窘的情况下，推出儿童专刊（卷28期）介绍儿童教育理论、儿童文学作品；沙蕾、沙叶新、胡奇、张承志、白冰、保冬妮等一代代回族作家都涉猎了儿童文学创作。又如回族文学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弘扬就直接承继了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一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大命题，时至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百年回族文学植根于回族现实社会，洞幽察微，对此积极回应。20世纪前半叶，它聚焦国弱族微、传统失范等现状，寻根究底以引起疗救注意，〈〈六子不哭》、《难言之隐》、《主麻》等都是代表性创作。新中国建立以来，许多回族作家依旧坚守这一命题，专注于揭示民族在长期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精神积弊，《三代人》、《夜，漫天的星》、《西海固的事情》对回族中普遍存在的小商意识、保守意识、目光短浅、

　　教育滞后等问题作出批判。近些年来，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回族社会又滋生出许多新问题，如信仰衰颓、传统道德遭遇挑战等，《桃花盛开》、《那夜无雨》等文学创作再次积极予以反映。

　　第二，对异质文化资源的汲纳。许多回族作家在创作中大胆涉猎了异族生活、异教文化。如胡奇以藏族儿童为中心创作的小说《录色的远方》、《五彩路》等，尽现藏地山川风貌、藏人生活变迁;张承志、兰草则对蒙古草原情有独钟，《黑骏马》、《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阴山木兰》渗透着践行自由、尚信守义、淳朴大器的草原文化精神。

　　当然，百年回族文学对各种文化、文学资源的汲纳远不止于此，这里只是拈之一二，难以一一言尽。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这种注重学习、开放兼容的传统在百年回族文学多元价值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回族文学研究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杨继国先生曾形象地将其喻为小溪与大河的关系。他指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元素、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如小溪一样最终汇聚成回族文学这条大河，跃动多姿、活力四射，这才是回族文学本来的、真实的面貌。

　　新中国建立伊始，首任文化部长茅盾就号召“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1101在全球化席卷的今天，更需要倡导这种广集博纳、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借以増强民族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百年回族文学于此无疑是很好的典范。

　　六、广借各种传媒

　　我们知道，文学价值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经历创作者的培育，还要进入大众的视域中加以检验。于此，百年回族文学也表现出一种积极开拓、扩展的意识。它加强与各种媒介的联系，从口耳相传、报刊杂志，到广播影视、网络，创建出一个广阔的传播空间，进而推动了回族文学认识、教育、审美等多重价值的实现。

　　“口耳相传”是早期回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宗教教义、阿拉伯故事、回族歌谣等等，携带着特有的文化因子、丰富的文学内涵，在清真寺的聚礼中、在回族日常家庭生活中，口耳相传，沉淀在一代代回族人心中。进入20世纪，纸质媒介一度成为回族言说自我的有力武器。“据不完全统计，从清末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可以找到的回族报刊共有130余种，除极个别省外，包括台湾省在内，全国己有31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有回族报刊。”现代意义上的回族文学借此开始蹒跚步入大众视野。新中国建立

　　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这种纸质媒介形式得到进一步利用。《民族文学》、《回族文学》、《六盘山》、《朔方》等许多登载回族文学作品的期刊出现;加之相关文学史、作品选的出版、理论刊物（《民族文学研究》、《回族研究》)的支持，回族文学的创作、研究不断深入。许多回族作家借此东风步入文坛。如宁夏的李进祥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自己对《回族文学》的感激之情，该刊“珍视作品、爱惜作者”以及一路扶持的可贵姿态使其铭记终身。

　　除了这些报纸、期刊外，广播、影视、网络等视听媒介也参与了回族文学的传播。冯福宽编创的广播剧《兰花花》、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经中央广播电台、各地广播电台播出后，反响强烈；《回民支队》、《大刀王五》、《郑和下西洋》、《马永贞》、《喊叫水》、《马本斋》这些影视作品带给人们全新的视觉感观和强烈的精神震撼；中国伊斯兰在线、新月网、伊光园公益网、伊斯兰之声等网站积极登载、评介回族作家作品。它们所拥有的多样化的信息内容、互动式的传受关系、新鲜独特的传播风格吸引着更多的人关注回族文学。

　　总之，多种媒介形成了回族文学传播、拓展的重要空间，共同促进了回族文学的现代性征程。其民族性审美特质的建构、作家队伍的形成、作家民族身份的认同、阅读群体的培养等都有赖于此。当然，目前它们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传播链条，仍存在许多不足，亟待不断完善、改进。

　　七、面向广阔未来

　　所谓“面向未来”，指回族文学蕴含着得以深入发展的可能与潜质。从事物发展历程来看，我们认为回族文学目前并没有进入到一个成熟稳定的阶段，仍有极大的扩展延伸空间。虽然百年来它涌现出大量作家作品，其中亦不乏卓越者，如张承志、白先勇等，但从宏观上来看，该民族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土壤及历史遗产，在文学表现上仍欠深度。回族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核心，于华夏文明中汲其所需，创造了一个包括“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庞大的文化综合体”、“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以此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顽强生存千余年。这在民族史、文化史上都不啻为一个奇迹，它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一个异质民族如何在华夏大地上开花结果;一个凝聚人类多种文明元素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一种风采;一种“比考据更真实、比诗篇更动情、比黄土更朴实、比权威更深刻的人生”内涵着什么样的魅力，等等，这些都可借助文学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因此，未来回族文学任重道远。值得庆幸的是，时代为回族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化浪潮的涌动，多元文化理念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民族文化丰厚的承载与潜在的能量。今后回族文学势必会有更大的作为。当然，客观条件的具备只是一个方面，文学艺术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其主观条件的成熟尤其重要。诚如陈晓明所言：很难说宽松的或压制的环境才能产生大作品。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直接建构起来的，它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创造性，个人对时代诸多因素的领悟转化成内在经验才与时代相关。”张承志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期待着未来回族文学出现更多的张承志，也期待着内蕴着多元文化土壤、多维价值追求的回族文学在未来岁月中迈出更雄健有力的步伐，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原文刊发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