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少数民族知识、地方性知识与知识等级问题 | 论文 发布日期:2017-12-27   作者:李怡   点击数:23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少数民族文学从概念到学科都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知识/权力关系,这就如同其他的中心/地方的知识金字塔模式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回首近现代中国学术史,就会发现在主导性强势性文化发展、“文化金字塔”巍然屹立的同时,另外一条思想的线索在默默地坚实地延伸成长着,这就是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认同”、“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发现自我,如何通过本土的“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来回应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要求。在现代中国,在文化知识的“金字塔”格局依然耸立的今天,如何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于地方体验与自我意识的思想追求与精神传统,可以说是造就现代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少数民族知识 地方性知识  知识等级

 

 

一、

 

单就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成果而论,目前取得的成绩是毋庸质疑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学经典遗产的收集、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已持续多年,已经出版的文学史及研究专著达数十种之多,但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的学人们一直在为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基础而焦虑,甚至到今天还能够听到关于它作为“新兴学科”如何薄弱的种种说法。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存在由来已久,其中,所谓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事实同样源远流长,这都是学术发展的丰富的资源,但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会出现“薄弱”的现象呢?

沿着这样的困惑追问进去,发现最薄弱之处可能还不在文学研究,中国人有“正名”的传统,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作为学科核心概念的“少数民族”一词可谓是中国的独创,但它首先就不是在文学或文化的学术层面上提出和加以论证的。一般认为,“少数民族”一词于19241月在中国首次出现,源自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该词是在19261 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的一个指示和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的决议中都指出,冯玉祥将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力。从而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此后,在1928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里,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少数民族”概念,这都清晰地表明,从一始,“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主要是现代中国政治的特定历史任务,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它自有其重要价值,但它的确不是为了描述文学和文化自身的复杂存在,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少数”之名乃是针对“多数”而言,这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概念在反映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现实的层面上具有准确性。

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而言,作为政权形态的主体存在于汉族地区,作为政治革命发动者、参与者的主体也是汉族,汉族/非汉族本身就形成了一组二元划分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如何在尊重其他少数族别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获得非汉族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成了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的思维方式,二元式的划分可以将现代中国政治格局的描绘在简略的方式中准确地呈现,有利于现代政治问题的解决。

但是离开特定的政治领域,二元式的划分很可能构成了对其他问题的遮蔽,比如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领域,如何最大程度地呈现民族生存形态的多样与复杂,恰恰是学术的追求,数量的多寡并不决定研究对象的价值,任何的少数本身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众多的少数分别都应该进入视野,一个绝对多数与绝对少数的简单划分不是有利于问题的展开,而恰恰是对无数具体问题的掩盖。

新中国建立后,政治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概念继续使用,文学领域先是“少数民族文学”与“兄弟民族文学”混用,前者似乎可以找到1949年的茅盾,1951年的费孝通、张寿康,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1960年老舍作《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等例证,总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文学界也逐渐取消了其他说法,统一称谓“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了。它一方面是学科走向创立的起点,没有这一概念就没有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问世,但是,继续沿用一个典型的政治革命时代的概念,也继续沿袭了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学科视野,并且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局限而较长时间地影响了学科基础的夯实,以至多年的学术努力之后依然留下“薄弱”的印象。

其实几十年来,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十分勤奋的工作,学科史料与资源可谓充实。“薄弱”的恐怕在于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野已经将学术对象简略化了:二元的另外一方就是作为强势文化的汉族文化,所谓的二元对立式的研究几乎就是用汉民族的审美视野观察、打量非汉民族的“另类”现象,汉民族的文化与审美属于观察的一方,而非汉族的则属于另外一方,而他们更在“少数民族”之名下被“统一”起来,在汉民族好奇的、求新逐异的视野中展现着“文学的异域风情”,因为只有“二元”(而非多元),所以其实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就很容易模糊其各自的身份与界限,构成有别于汉文化“统一的另类”。当如此众多的民族色彩都因为“二元”的简略划分而自我模糊,彼此“统一”,那么看似丰富的民族文学资源其实都不断地“同质化”,一个同质化的艺术世界再庞大也令人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这或许就是“薄弱”之感的由来。

此外,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学科知识分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知识/权力结构也让后起的学科承受格外的压力,许多后起的学科都不得不在相当狭窄的轨道上寻找自我,而且这个过程并不短暂。以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中国文学为例,因为它讲述的是数千年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学现象,所以似乎拥有了某种权威,后来的学科即便同样讲述着中国大地的故事,却很难为这一学科所接纳,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学史》问世之前,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不包括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现象,似乎这些现象不属于“中国”,要描述这些新的文学现象,需要另外一部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且到今天为止,一些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依然坚持他们的学术“正统”地位,对从事“五四”以后文学现象研究的学人多有不屑之言。

同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分化出来的,它同样受到了这一渐成气候的中年学科的压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很少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纳入研究,而从学科逻辑上讲,就如同“中国文学”应该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理所当然应该包括中国现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今天少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也试图加入少数民族文学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根本无法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发生的文化逻辑相互连接,明显属于迫不得已的添加和补充,这都说明,在学术思想的深层(而不是文字的表面)关注中国各民族生存与情感的内在特征,并真正让文学的研究成为广泛沟通彼此的桥梁,让文学的知识不仅仅为单一的视角所固定,为权力的多数所独占,依然没有解决。

   

 

二、

当然,现当代中国的知识/权力问题并不仅仅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发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看,更广泛地显示为普遍存在的中心/边缘的文化知识的等级状态。

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地理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集中特征,而现代中国的区域分布因为政治经济的巨大差异而呈现为明显的中央(中心)/地方(边缘)秩序,少数民族所在区域属于政治经济的地方与边缘,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则往往被归人地方性的知识范畴。像其他的地方性知识一样,它们要么被叙述为中央(中心)知识传播扩散之结果,要么成为国家主导性知识之后的附缀与补充。

中国传统文化承受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体制,也表现为主流文化在区域分布上的文化等级现象,也就是说,不同的区域并没有文化观念上的平等权利,以北京为中心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具有更高的文化支配权与发言权,北京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数量最密集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几乎主宰着中国文化的解释权、主导权。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文化发展的资源开始改变了方向,域外文化成为了新的文化发展的动力,这对传统文化的格局无疑是重大的挑战,不过,域外的资源归根结底也必须通过国内自身的文化基础来加以吸纳、消化和播散,而在中国,这样的“基础”本身却不是平均的,传统等级文化的高端依然占据了最主要的文化资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极少数中心城市依然把握着文化的主导权,只不过它可能己经由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变身而为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当然,唯一的中心也可能产生某些调整,比如由单一的京城如北京这样的城市演变为双中心如增加了最接近西方文明登陆地的上海,不过,这并不足以从总体上改变中国文化中心单一、等级森严的基本状态,广大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创造力和表达力都还被各种力量束缚。

显然,这决非文化发展的健康状态。与全球化这一概念所标示的某种普泛性的指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恰恰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多样化与自主性得到了新的重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并没有如经济形态或者某些生活形态一起“趋同”了,“一体”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在社会生活步向“一体”的时代保留自己的个性,文化的个性不必也不应该没有原则地“与时进”。

回首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就会发现在主导性强势性文化发展、“文化金字塔”巍然屹立的同时,另外一条思想的线索也在默默地坚实地延伸成长着,这就是我们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认同”、“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发现自我?如何通过本土的乡土的“地方性知识”的重新建构来回应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要求?这是一条长期为我们忽略的思想脉络,恰恰是它的存在,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自觉和深远的文化关怀。

百余年前,当全球意义的“世界”知识进入中国知识界的同时,我们就目睹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些所谓的“世界”知识在丰富我们视野的同时也引发自我意识的发展壮大,而就在这时,本土的、地方的知识恰恰也获得了生长的可能。

百余年前的留日中国学生在获得“世界”知识的同时,也升起了强烈的“乡土关怀”。本土经验的挖掘、“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与“世界”知识的引入一样地令人瞩目。他们纷纷创办的反映其新思想的杂志,绝大多数均以各自的家乡命名,《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这些本土的所在,似乎更能承载他们各自思想的运动。在这些以“地方性”命名的思想表达中,在这些收录了各种地域时政报告与故土忧思的杂志上,已经没有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情,当留13中国知识分子纷纷选择这些地域性的名目作为自己的文字空间时,所呈现的分明是一次次的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热情激活它。

出于对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批判立场,克利福德·格尔(Clifford Geertz)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在他的《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有过深刻的表述。“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作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他强调的是那种有别于统一性、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的知识创造与知识批判。虽然没有必要用这样的论述来比附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的萌发,但是,在对西方现代化的物质主义保持批判性立场中讨论中国“问题”,这却是像鲁迅这样知识分子的基本选择,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诸多的地方“问题”之时,他们当然不仅仅为了展示自己的地方“独特性”,而是表达自己所领悟和思考着的一种由特定区域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价值追求。而任何一个不带偏见地阅读了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些价值追求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地方历史的简单堆积,它们属于一种建构的“新型的知识观念”。

在现代中国,在文化知识的“金字塔”格局依然耸立的今天,如何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于地方体验与自我意识的思想追求与精神传统,可以说是造就现代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

 

所幸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为各个地域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机会,也为各族群的自我意识的发掘与发展创造了可能。

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文化则是自我意识创造和追求的结果,就像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重新实现了对社会秩序的平衡一样,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各区域、各族群的发展机会也不断增长着各自的生存体验与文化需要,这是中国区域文化主动生长的新的基础。现代中国的文学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当下的文学自我表述的一种方式,当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将独特人生与独特文化理念推举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那就会自然产生摆脱单一文化的中心话语,寻找自我语汇的强烈愿望,正是这样的愿望首先推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区域个性的出现,它可以抵制文化的绝对中心话语。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整体启蒙”的阶段,而启蒙的基本思想资源还在大洋彼岸的西方,所以那时单一的中心话语依旧支配着文学研究事业的基本格局,北京与上海以自己独特的“双城记”引导着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主潮,其他所有的中国区域几乎都在转述和重复着这两个城市的话题与思路。情况的改变发生在90年代,以后一直持续不断。这自然可以直接追溯到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学的传播,也改变了所有文化信息的来源方式与传播方式,各种传播方式的崛起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空间分割的概念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少数城市再也不可能凭借行政中心的优势绝对拥有传播的权威,更多的平等分享信息的机会和权利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可能,过去那种因为信息来源的有限而形成的知识的神秘性消失了,经营方式的改革让许多地方的出版机构获得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新的发行方式、组稿方式与工作室的新的策划方式让“创意”而不是出版机构的“级别”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令人才的广泛流动变得更加必要和容易,北京与上海都不再是吸引人才的唯一地区,更多的地区包括西部地区也拥有了自己的某些生存“优势”,这有利于重新汇聚人才,汇集文学研究的新的力量,并最终改变知识分子聚集的地区格局。

在新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在重点展示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方法热”之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寻根”,虽然后来对这样的“寻根”还有诸多的不满;90年代以后,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更成为了文学研究的重要走向。竭力倡导“走向世界”的现代学人同样没有忽视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资源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性”、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质疑西方文化霸权的中国影响之前,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地方性”的独特价值,198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苏州年会就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议题之一,在学者看来:“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在当代批评家眼中,引入“地方性”视野既是一种“丰富”,也是一种“尊严”,正如学者樊星所概括的那样:“在谈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我们便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当现代化大潮正在冲刷着传统文化的记忆时,文学却捍卫着记忆的尊严。”地方性”背景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自觉反思“现代化大潮”的参照。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内部,也不断出现了多种声音,长期被视作边疆的知识体系的少数民族知识也摆脱了简单的“文化戍边”的意义,正在不断被挖掘出内在的个性魅力,在文学研究领域,甚至固有的“少数民族”概念也逐渐为“多民族”所取代,形成对问题认识的新的知识视野,自2004年以来,“多民族文学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六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诸多问题如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作家身份与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文学史”的共识。《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开始设立专栏,就“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问题展开讨论,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吸引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等多学科的学人参与,如果这样的局面能够持续下去,不仅将有效地刷新中国传统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格局,而且推动整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全面更新。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002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李怡,19666月生于重庆,文学博士。先后担任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学术丛刊主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多个学术兼职。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鲁迅及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