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举善  张鸿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生态价值论|论文

　　摘要：网络技术时代的来临，促发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就现有情势判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日趋繁盛，文体相对集中，研究已臻雏形。据此推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有效实现了拓展文学形态、调节文学格局、反思乡愁意识等文化价值。这表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拥有民族性、现代性、网媒性等价值特征。可以预期，这种新型文学形态将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系统工程中持续担当无可替代的文化职能。

　　关键词：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文化生态；文化共同体；建构价值；现代特征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合规律合目的的发展形态，也是我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毋庸讳言，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还明显处于中国主流文坛的边缘地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直至目前，尚无一本中国文学史正面接纳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这一方面固然受制于“网络文学”晚近兴起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则与主流文学史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双重漠视不无关系。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窦士墉的《历朝文学史》还是20世纪初林传甲、黄人相继问世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正统文学研究的有机视野。鲁迅于1923-1924年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述及“神话与传说”等民间文学形态，但主要研究范围仍限于汉民族文学界域。新中国成立以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下册）、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也未正面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相比而言，张炯等主编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后修订为12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以及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重写文学史”的文化潮流中，开始意识到“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并自觉将少数民族文学正式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有机框架。

　　总体性中国文学史如此，少数民族文学史同样没能有效观照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网络文学新潮。整体上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自觉梳理与系统建构主要启动于1950年代中后期，至今成果显著。无论是单一族别文学史还是少数民族综合性文学史，无论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还是作家文学史，无论是阶段性少数民族文学史还是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通史，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学文体史还是少数民族文学思潮史，都有表现不同、风格各异的著述。”尤其是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毛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马学良等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梁庭望等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力图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必要支撑。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视域依然缺席。不仅如此，放眼当前的众多相关学术论文，也只有马季等极少数学者关注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此等情形表明，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及其文化生态价值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发展概况

　　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新时期以来非汉民族网络原生性文学创作集合体，其起步略晚于居于相对主流地位的汉民族网络文学。一般认为，“1991年4月5日全球第一份中文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创刊号上登载的张郎朗的散文《太阳纵队传说》以及此后分别发表的马奇的小说《奋斗与平等》、诗歌《祝愿——致友人》，才是最早的原生性中文网络文学作品。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将蔡智恒1998年网络发表的以元叙事方式创作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看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文网络小说。相比而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确实被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批评严重边缘化了，以至于人们甚至不认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会成为一个学术话题。”事实上，经过十余年的跟进与聚合，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与汉民族网络文学一道，共同改写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格局，并初步开启了相应的理论批评之旅。

　　具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整体性宏观学科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不应被忽视的实绩。

　　1.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日趋繁盛

　　就目前创作势头来看，相关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青年写手乐于通过网络形式发表自己的原创作品，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群。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藏族的刚杰•索木东、扎西茨仁（心有些乱）、紫夫、阿里狼客、西部藏人、永吉卓玛、次仁顿珠，蒙古族的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韩静慧，维吾尔族的迪尼孜、帕蒂古丽，回族的兰喜喜、老榕、夜有轻寒，满族的金子、公里、劳马、雁九、携爱再漂流，苗族作家血红、虹玲、红娘子、杨昌祥、姚筱琼，壮族作家施定柔、忽然之间，土家族的李缨、当金垭、米米七月、向维军，白族的施怀基、和菜头，朝鲜族的金仁顺，侗族的潘年英，彝族的陈虎，等等。他们创作了题材多样的网络文学作品。如历史穿越作品：《重生于康熙末年》、《梦回大清》等；都市言情作品：《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普兰誓言》、《大漠红颜魅天下》、《闻香识女人》、《谁将流年抛却》、《小城风景》、《心情日记之静脉注射系列》、《小手河》、《情殇》、《市长红颜》、《彩虹的重力》、《结爱•异客逢欢》、《我打不赢爱情》、《丽江，今夜不再说爱情》等；武侠悬疑作品：《人途》、《天元》、《逍行纪》、《邪龙道》、《偷天》、《光明纪元》、《红缎》、《迷神记》、《迷行记》、《迷侠记》等；军事玄幻作品：《冷锋》、《孤胆狙击》、《幽灵狙击》、《天狼战旗》等。不难看出，现代都市言情题材的作品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也是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与传统少数民族作家之间重要的文化选择差异。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体样式相对集中

　　据相关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体数量排序依次为诗歌、散文和小说，这与汉民族网络小说的相对发达形成反差。之所以如此，应与不同的民族环境、民族习俗、民族语言以及潜蕴其后的民族意识不无关系。从穆斯林文学网、清水江文学网、四川作家网、新疆作家网、西域风文学网等有关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专业网站名录来看，多以族属身份直接命名，其余则多以地理区域命名，具有较为突出的“西部”和“边疆”特征。这说明，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不仅是相关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练笔言情的重要园地，而且记录并见证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发展的“青涩”历程。

　　3.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意识初步形成

　　随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实践的逐步展开，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当然与少数民族纸质文学和中国当下总体性网络文学之间的差距也渐次显现出来。这表明，本真的文学批评和科学的理论引导被提上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可持续发展的议事日程。马季是较早关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专业学者，他于2009-2011年间连续发表四篇论文：《网络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创作》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对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概念、状貌、意义等进行了初步总结。难能可贵的是，论者在尝试科学界定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基础上，特别突出地强调了新兴网络方式在培育民族文学新人、聚集少数民族作家、拓展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空间等方面的积极价值。刘大先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新论迭出，建树良多。在《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一文中，他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现代传播入手，引发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多媒体转向”的探讨。论者指出，纵向地看，从最初的口头传唱、文字记录到印刷出版、广播影视，再到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格萨尔”的传播史几乎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媒介形式，甚至以娱乐为外衣的电子游戏也在其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无法忽视的作用。“由此看来，在一般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以新媒体作为载体回头通道之外，民族题材的电影、网游、歌舞、风情酒吧、特色餐厅、山水与真人表演结合的实景晚会……可能进一步取代了近代以来由西方经过跨语际实践译介过来成为中国现代正典的文学观念。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题材日益进入到大众传媒和商业领域中来，成为公众文化得心应手的能指。”显然，他已经注意到包括网络方式在内的新媒体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巨大推动力量。龚举善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一文中重点论述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民间书写姿态，阐释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的三重建构功能，展望了大数据时代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持续前行的乐观愿景。与上述看法相左，姚新勇认为，少数民族只有“网上文学”而没有“网络文学”。其理由在于，网络方式的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传统文学并不具有颠覆性，也不存在道德意义上的“民族品格”的网络迁移，而是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文化位置需要借助网络形式以寻找“民族认同感”，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批评并没有因网络媒体的变化而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显然，他并没有抹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存在价值，只是运用后殖民主义视角过度强调了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少数民族边缘化地位的抵抗意义，客观上从相反的方向间接承认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显著的社会文化功能，亦即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现实存在的必要性。

　　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生态价值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中国当代总体文化生态而言，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价值。

　　1.文学形态的拓展价值

　　就现有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诗歌和网络散文，以较有特色的民族题材、主题、叙事方式、文体样式乃至民族语言和某些富有民族区域特色的表现手法（如谚语、俗语、地方性双关语）等艺术要素，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少数民族文学原有的边界认定，丰富了中国网络文学的民族色彩，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态系统。尽管这个话题与后文将要阐述的“民族性”问题相关，但它对于传统文学形态的拓展功能无疑具有相对自足的文化价值。

　　如前所述，有学者坚持认为网络方式仅仅具有传媒转型意味，传统文学的本质属性并未因此而改变。但是事实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电脑操作为核心、以创作和接受双重主体多向互动为特征的网络文学书写直接实现了文学创作的跨媒体、虚拟性、视觉化呈现，所以网络方式所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传播的速度问题，而是涉及到更为内在也更为本质的创作方式的转变问题、文学呈现的转化问题、由“读文”到“读屏”的转向问题以及文学形态总体上从精英时代迈入大众时代的问题，进而，势必影响到文学观念的革新问题。正如欧阳友权所说，“‘读图’对‘读文’的挤压或文字与图像的博弈，是数字技术传媒介入社会文化建构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在互联网、手机、各类数码娱乐接收终端、户外电子屏幕等新媒介的强势推动下，大众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已成为文化生产方式。”对此抱有同感的还有周宪，在他看来，“跨媒体和全媒体的多元链接和相互转换，彻底改变了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形态，使得图像的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跨媒体和全媒体的接受经验。再加上文化产业的集团化和整合浪潮，有线电视网、互联网、手机通讯网和平面媒体网高度融合，这就重新绘制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地形图。”从这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网络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边界拓展，无可争辩地成为其首要的文化生态价值。

　　2.文学格局的调节价值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格局的调节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延伸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视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加盟，明显扩展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观照视域。道理很清楚，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既有创作以及可以预期的未来前景，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丰富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学科的内涵，进而将逼使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者在未来的史著中不得不关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

　　其次，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完善了中国网络文学系统。“中国网络文学”是由56个民族的网络文学作家合力创造的有机文学系统，没有汉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或缺失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网络文学。因此，无论当前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处于何等边缘的位置，抑或现有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存在怎样的缺憾，它都是中国网络文学有机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人都没有拒绝它的理由。唯有担负起理解、鼓励、支持、参与的文化责任，才是推动中国网络文学步入纵深发展的正途。

　　再次，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修正了当代纸质文学书写的惯例。我国当代纸质文学书写，常常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党意识、国家观念、社会效益、认识功能、教育作用、审美价值等是人们衡量文学文本品位高下的基本尺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实规定，另一方面也与纸质时代文学作品的“编辑程序”有关。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亚文学文本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方式更为自我化、匿名化、宽松化，导致个人性情、民间趣味乃至娱乐消遣、经济效益等自便性指标的合法化。换言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写作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最大的区别，是其对于娱乐化的追求，远远胜过了对于审美性的追求。因为追求作品的可读性，读者的最大化，更适合于大众读者口味的‘小白文’应运而生……这种‘小白文’承载的故事，要么是玄幻、仙侠，要么是后宫，穿越，要么是盗墓、惊悚，要么是灵异、悬疑，基本上是以编织各种玄虚、荒诞、怪异、离奇的故事为能事，以取悦那些葆有好奇心的和寻求刺激的读者。这种写作的文学性含量，自然取决于作者本人的文学造诣，但其总体的与终极的目的，是在于作者的自娱自乐与娱乐他人。”此种网文品格，自然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中体现出来。略显不同的是，部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表现历史记忆、民族风情、现代诉求等方面可能更具区域民族特色。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修正自身书写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惯例的同时，客观上也参与了修正中国当代文学主流书写的惯例。

　　3.乡愁意识的反思价值

　　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使之有可能将民族地区古老的族群观念与网络信息的现代便利快速融合起来，让人们在享受现代数字化信息的同时得以用新的视角来审视少数民族的过往生活和未来图景。因此，“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

　　这类反映少数民族作家乡愁乡恋乡思的作品为数不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网络诗歌和散文文体中。王国清的《大凉山，我富有灵性的栖居地》通过对四川大凉山自然环境、人文风土的吟咏，表达了作家对彝族人民的深厚感情。何宗林的《大凉山哟，我亲爱的大凉山！》、《会理我的家乡》、《独坐山口》、《依恋》、《家》，蒋志聪的《彝乡碎记》，阿克鸿射的《梦见了故乡的变迁》、雅姆凯西•阿松的《彝乡掠影（组诗）》等，都表现出自觉返归精神家园的情结。在他们笔下，既表达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为日益失落的民族文化传统而黯然神伤或痛心疾首。吉克•布的《在别处》、《在孟获拉达自由行走》以及沙辉的《祖先，扎根于心永远的青山》等网络诗作，倾诉了诗人身处异地他乡寻找灵魂归宿的惆怅，展现了作者身份转换和文化冲突所造成的矛盾境遇，弥漫着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孤独与悲情。吉克•布与沙辉的这种情愫，在另一个彝族民族青年诗人阿古俄子的《一个吉勒布特孩子的告白》中表现得更为强烈。阿古俄子站在当下彝乡的土地上，通过瘦骨嶙峋的马匹、伤痕累累的斗牛、头晕目眩的小羊以及面目狰狞的亲人、荒凉的故乡村庄、抽噎的送葬队伍等“意象”，直面当代彝族村寨的悲凉景象，试图以诗歌方式唤醒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类似的表达民族乡愁的作品在少数民族相关网站中数量较多，如泽仁康珠的《梦回拉萨》、《迪庆高原》、《在时间的荒原》、《泅渡桑耶》、《心，丢失在玉隆拉措》，卢维的《乡愁》、《我要回到家乡土里去》、《父亲•土地》、《村庄的色彩》、《村庄不能忘却原有的记忆》，谷南的《山村的傍晚》、《风刮过的苗寨》，苏春燕的《他乡思故乡》，雪梨成的《盼望归故乡》，山娃子的《山村情结》，龙道炽的《侗乡之恋》，侗家妹的《回到侗乡的香格里拉》，侗郎流沙的《惊蛰夜雨闹乡愁》……等等，立足原乡，书写故土，寄情家园，既书写性情，又不回避矛盾，共同装扮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熹微晨光。

　　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生态建构特征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生态建构特征主要体现为民族性、现代性和网媒性。

　　1.文化生态建构的民族性

　　文化生态建构行为的民族性缘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身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建构集中凸显为三个层面：内在的民族感情、外在的民族语言、内外结合部的生活事项（主要体现为作品的题材、主题等要素）。其中，民族感情无疑是核心要素，它既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借以区别于汉民族网络文学和域外异民族网络文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得以健康生长的“血液”。蒙古族作家萧乾在谈及民族感情时有过形象生动的比喻：“世上真正宝贵的东西，往往是手摸不着，眼看不见的，民族感情就是这样。国籍更换起来很便当，那只要在一个本本上打几个图章就成。民族感情却是埋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它隐蔽得连本人也不易察觉。正像试管里某种液体，只要兑上那么几滴什么，立刻就会显出本色一样，民族感情也总是在同异族接触或发生抵触——大至民族间的战争，小至一场球赛——时，才会表露出来，而且往往强烈到难以自持的地步。”

　　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特别是诗歌和散文作家常常带着明确甚或深沉的民族感情来选材达意，显示出较为独特的民族文化韵致、审美追求和精神向往。即使是相对普适化的小说文体，我们也可从某些具体的民族文学文本中窥见其不同于他民族文化风情的文学图景。土家族网络作家米米七月在其长篇民俗网络小说《小手河》中，通过湘西小城靠近“小手河”河堤上的奇人奇事，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着可爱、可笑又可悲的底层人的生活。作品塑造了女主人公冉年年活泼开朗的性格，描述了她与暂住“小手河”挖沙船上从事传销工作的外地青年唐掌相恋的故事。小说以湘西“小手河”为特色背景，回望家园历史，正视乡村现实，读后很容易唤起人们对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文化记忆。白族网络作家施怀基的小说《丽江，今夜不再说爱情》以云南丽江古城、神秘的恩雅古寨、玉龙雪山、泸沽湖等为背景，塑造了纳西族金妹、依米、依露等女性群像，其间穿插若干其他小人物的故事，揭示了诸如艳遇、走婚、裸浴、群婚、蛊毒等种种神秘的民族生活内容，体现了奇异的民族情致和坦荡的现代反思精神。正如文学门户网站“榕树下”第五届文学大赛颁奖词所说：“《丽江，今夜不再说爱情》是献给现代人精神归宿的一曲悲歌。丽江曾经是现代都市人的心灵追求，那里代表着原始的简单与爱情的美好。然而丽江正在堕落，都市人的精神家园也正在堕落。作者施怀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切，他将丽江的风土人情揉入精巧的情感故事之中，让小说人物带领读者一起体验了一回丽江的堕落时光。”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民族精神的象征。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写作，我们尊重母语写作，提倡双语写作，鼓励多语写作。从语言文化生态角度观察，“母语在本体的意义上，构成了操母语者最初的精神、情感、思想与心灵世界，这决定了母语文学的基本底质；表现于外在形式上，则构成了母语文学参差多态的美学风貌。母语的多样性和通用语的标准化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张力结构，从而为文学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展示平台。”然而，从现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实际来看，坚持用纯母语写作的作家不多，部分作家采取双语写作策略。在藏族作家益西泽仁、旺秀才旦、列美平措、才旺瑙乳、次仁顿珠、毛尔盖•桑木旦、扎西班典、土登尼玛、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牧丹、昔扎、端智嘉、格德嘉、班果央珍、克珠、司徒、唯色、奔嘉、俄邛等年龄不等的作家群中，大都有双语创作体验，但并非都有原创性网络文学，有的只是翻译之后的转帖式网络文学，类似于姚新勇所说“网上文学”。彝族诗人、学者阿库乌雾（又名罗庆春）堪称为数不多的多语写作者之一，但他对母语写作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独特意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清醒认识。他认为，中华多民族母语文学叙事逐步构筑并完善了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版图和人文文化版图：其一，表述着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源流；其二，巩固了中国文化生态的人文根基和精神源泉；其三，提供了丰富蕴藉的母语文明资源和语言艺术成就。因此，中国当代多民族母语文学保留了多种人类语言的叙事体系和独特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依然重申，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形态的民族性，事实上都只能显现在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之中。

　　2.文化生态建构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它永远是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价值系统。从这种意义上讲，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前现代性”，也不可能有超越了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探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文化生态建构工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势必寻找到合适的参照系。一般而言，这种参照系隐含三大参照点：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传统、汉民族网络文学的现实景观、外国文学的前沿动向。在这三大参照点的映射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主体品格、理性精神和启蒙功能才能有效得以彰显。在上述阐释中，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梳理并肯定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自主性和反思性，这里主要谈谈其启蒙价值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中国深化现代化事业的基本思想路线，并逐步内化为新时期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巨大的警醒作用，进而演化为启蒙式写作的重要内驱力。在此情境下，具有自便性、快捷性和交互性的网络方式为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书写性情、回眸历史、检视现实、瞻望明天的最佳文化平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反思与启蒙理性随之浮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地表。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不仅仅在其所表现的内容本身，甚至也不仅仅在其叙述形式的新变，而在于它们建立了与“外乡人”不同的感觉方式和认知内涵。就此判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具有现代意味。

　　3.文化生态建构的网媒性

　　顾名思义，所谓“网媒性”，就是网络媒介属性。之所以特别强调网媒性，是因为缺少了该属性便没有所谓网络文学，自然也就谈不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通常，网媒性具有四大特点：媒体介质特点、网络传受特点、信息增殖特点、人本存在特点。具体而言，网络媒介首先是一种媒介形式，其次是一种以网络方式运作的媒介传递形式，其三是以信息交流为目的的网络媒介增殖形式，其四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信息的网络式媒介存在形式。因此，网络媒介就不单单是技术性的媒体问题，而是涉及诸如哲学、美学、伦理学、传播学、文化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计算机工程、电信技术、人机对话等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科学的超级知识谱系。网络文学在此超级知识谱系的基础上肩负着文学创造和灵魂塑造的文化重任。至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则必须在网络文学的全部基点上涵容相对自足的时代特点、环境指数、民族身份和“人学”信息。鉴于此，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网媒性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转型事件，也不只是传播方式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进阶问题，而是少数民族作家借助数字化网络桥梁通达个性舒展、精神提升、民族记忆、文化交往、国家进步、世界和谐的高级境界的必然选择。概言之，媒介的问题就是信息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人类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无可否认，人类已经踏进文明进化史上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第五次信息革命并行的时代。正是站在这种技术时代的人本主义高度，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就是“信息”，波兹曼说媒介即“隐喻”。当然，我们说网络媒介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也不仅仅是网络技术进步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网络媒介以及据此而来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又确实有赖于现代数字技术的互联式发展。这表明，技术、文学、民族、国家等元素一旦结合起来，民族艺术、文学技术与技术伦理、网络意识形态等双向互惠式关键词便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中相遇而生了。这再次从文明演进层面确证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建构功能。业内人士已经注意到，“互联网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和颠覆？是因为如同人类经历前两次技术革命的时代一样，人类发现互联网技术变革令资源可以被重新获取和分配，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经济规律、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事实确乎如此，“网络文明”伴随着网络技术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衡量维度在于：从技术与人文的关系看，网络文明是现代社会的人文化技术支撑；从网络与人类交往的相关性看，网络文明是信息时代的交往文明；从人的发展角度看，网络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网络形式；从人类的理想追求看，网络文明是网络时代人性展开的宏大场域。由此观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总体性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从技术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五化”语境来看，它必将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发出别具特色的铿锵足音！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不过十来年，它充其量还是个成长中的“少年”。不难预期，在未来的开拓之旅中，它将秉持既有的民族性、现代性、网媒性志向，在建构中华民族新型文化生态的系统工程中持续发挥应有的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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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参见https://www.amazon.cn/丽江-今夜不再说爱情-施怀基/dp/B0091BBA1C?ie=UTF8&ref_=fs_bps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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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龚举善，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鲁迅文学奖评委。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理事。

　　如需本文，请详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