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单永珍，一位桀骜不驯的个性诗人。诗歌之路上，单永珍一路创新，不断叛变自我。他的诗歌有着复杂的多重韵味；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修辞学；他的诗歌是葳蕤于大地的充满痛感的歌。单永珍的诗歌是发展中的诗歌，有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关键词：单永珍；诗歌；韵味；语言；痛感

 

一个地域的文学要完成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就必须有能代表其巅峰状态的一两个人物。如果没有这一两个人物，这个地域的文学水平将会下降一大截。单永珍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可以说，没有他，西海固诗歌将逊色不少。因为有了他，西海固的诗歌成为发展中的诗歌，有了走向文学史的可能性。

 

单永珍，回族，宁夏西吉人。一位桀骜不驯的个性诗人。著有诗集《词语奔跑》和《大地行走》。诗歌之路上，单永珍一路创新，不断叛变自我。对于他，诗歌就是一个自我叛变的旅程。

 

一、《词语奔跑》

 

复调式多重韵味的诗歌写作

 

  《词语奔跑》是单永珍十年当中各个时期作品的集合，呈现了单永珍诗歌成长的历程。从《巴彦喀拉》的单纯、明净、青春易老的感伤，到开始一种多声部的复调式多重韵味的抒情咏叹，单永珍唱响了西北的“大风歌”。

 

  单永珍携带大西北的气息，以挺进的姿态进入诗坛。他的精神时而飞翔在高高的天葬台上，时而幻化成雪山之颠的神鹰，时而站立成玛尼堆旁的一块石头，时而融化成佛龛之上的一壶青稞老酒……他神话般地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异域的想像之门。雪山、草原、大漠、戈壁、长城、古堡……苍凉厚重，神秘莫测。对于长期生活在东部的读者来说，他诗歌有一种异域风情。

 

  在自己诗歌之城的建造中，单永珍有意识地把大西北作为自己据守的位置。他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必须要有一块大陆作为精神背景。” “从河西走廊到甘南草原，从青藏高原到新疆大阪，从黄土高原到内蒙草原，我的心在这片大陆上不停地流浪，也因此成为我文学写作的地理背景和精神背景，成为我心灵深处马不停蹄的忧伤”（见单永珍博客）。 大西北为他的诗歌带来了沉雄静穆、大气悲壮的质地。正如他在博文中所说的，大西北的雄浑与苍凉，壮美与神奇，高迥与超拔早已深深地烙进了他的血脉里；西北文化中，那些生活中的悲哀与遗憾、生命里的壮美与忧患早已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诗歌里。

 

  在诗歌中，单永珍做着从现实向历史的深透视。单永珍行走的中国西部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单永珍用心灵之锄去触及、挖掘、探寻北方少数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单永珍有一种能力：他能从片瓦断垣中回溯到过往，回到历史现场。他对微小事物后面呈现的历史感知极其敏睿：一块散落民间的经年的瓦当、一枚生锈的箭头、一个民间艺人的歌声、一串古钱币、一个陈旧的器皿……在诗人的眼里都闪耀着熠熠的光辉，都会把他裹挟进历史。而且单永珍善于借助想象激活历史。红旗在《一阵紧张的呼吸，将会令人遗忘真理》一文中说，在西部行走中，看见一段颓废的明长城，单永珍说，那里一定遗落过蒙古骑兵的酒囊。借助这种敏感的回溯性想象，单永珍把感受到的少数民族的历史留存在了文字中。

 

  我窥视着一枚贺兰石

  上面显着李元昊的头骨

  和一个女子梦境里的歌声

  ——《遭遇》

 

  然而，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往往充满坎坷，辉煌又悲壮；让人感慨、痛惜和悲悯：

 

  ……逐狼、牧马、盟血、飞箭的木雅人噢

  那些陶器的碎片上留下的是谁悲伤的泪痕？

  ——《木雅，木雅》

 

  可以想象：天地悠悠，诗人追思历史，怆然而伤悲。诗歌也由此染上了别样的色彩。

 

  单永珍把自己诗歌的根须深植在民间蓬勃丰沃的土壤之中。汪曾祺在《两栖杂述》这篇文章中说:“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1]其实，知道一点民歌和民间文化也有助于成为一个好诗人。民间文化的营养改变着单永珍诗歌的血质。

 

  当我捡起一块断裂的秦砖汉瓦时，听见胡笳声里悠怨的咏叹——

  ——《西海固：一截秦长城》

 

  信天游，花儿，史诗，秦腔，马头琴，木卡姆……成为单永珍诗歌里回旋着的悠扬。到了《大地行走》，民间的东西融入得就更多了。《青海 青海》最后一段，就是用花儿结尾的：

 

  “洋芋花开（者）白花花，我把你（者）想下。羊肠子吃下

  一身的劲，今晚上把你美下”

 

  我觉得，民间对单永珍诗歌创作形式上的影响不是很大。单永珍对民间文化的汲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汲取：狂野。民间中富有活力、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子使得单永珍自身的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使得其价值立场更具现实意义。

 

  单永珍的诗歌还具有宗教神性。西土是圣洁的，是礼拜和朝圣的地方。行走在西土之上的单永珍把宗教的事物引入诗歌：度牒、信仰、皈依、经卷、神、图腾、祭献、经幡、酥油灯、朝圣者……诗歌中神性的追求，使每一块经久抚摸的石头都成为单永珍内心的宗教，而虔诚就刻印在上面。诗歌之路上，单永珍高举双手：俩伊俩罕，印拉拉乎。

 

  宗教的、民间的、文化的、历史的、民族的、异域的、人文的……多种不同的元素，借着青春的猎猎激怀混合着血性悲怆的思考，构成了单永珍复调式多重韵味的诗歌写作。多种声音、多种情怀，既相互交织又有相互区别，熔铸为一种和声。单永珍说：我一直梦想完成一种历史的、宗教的、文化的、集体的诗歌来拯救自己卑微的写作，藉此强大的力量横渡艺术的河流，抵达诗歌的本质。可以说单永珍有意识地打造了这样一种诗歌境界。但是单永珍在“洋洋得意于一点成功的喜悦时”，却“产生了动摇——我所培植的温室之花竟经不起西海固十月的阳光热烈拥抱，它凋零的姿态让人心碎，而山野里的餐风露霜的野花们依然骄艳地怒放着。”为了拥抱大地、阳光和鲜花，单永珍再次出发了。《大地行走》中单永珍再一次叛变了自我，实现了自己新的写作转向。

 

二、《大地行走》

 

奇妙的个人修辞学

 

  从《词语奔跑》到《大地行走》，诗人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诗歌舒缓从容，艺术上变得成熟、稳定、风格统一。此时对文学形式的关注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单永珍通过多种手法使得日常语言变形，他遵循着陌生化的基本原则：对日常语言进行有组织的强暴[2]，通过散文化、反讽、夸张、变形、凸显叙述人、隐喻等手法，对语言进行暴力扭曲，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单永珍形成了自己“奇妙的个人修辞学”。[3]

 

  与《词语奔跑》比，《大地行走》散文化明显加重。《大地行走》句式整体变长，不刻意追求押韵，用内在的诗情调节节奏、韵律；句子或长或短，挥洒自由。例如《青海 青海》。一诗中最短的句子，只有三个字。最长的诗句是该诗歌的第一句，有88个字：

 

  车子穿过黄土高原、戈壁、沙漠、丘陵。青海的兄弟说着草原，比如说朝阳，用土族话说，巴里坤、呼伦贝尔，一股互助的腔调。然后一壶青稞酒沿倒淌河向南飞去，我的耳边依稀记得两个字：草原

是的，格萨尔马蹄几经刺破了我的眼睛

  ——《青海 青海》

 

  这个长句子单独拿出来，乍看是没有诗意可言的，尤其这个句子的前半部分是纯粹的叙事，是“非诗”的。以非诗的语言入诗，乃至“非文学”的语言入诗，是单永珍别具心裁之处。

 

  打倒一切吃里扒外的东西

  什么叫牛鬼蛇神

  王陵的底座下

  我那巨型乳房的姐姐

  是否永世不得翻身

  ——《西夏王陵：巨型乳房的女人》

 

  单永珍在这首诗中参杂了文革用语，并以“是否永世不得翻身”连接文革和古代，写出了历史的被埋葬、被尘封。单永珍巧妙地借着文学的惯例，让读者把“非诗”、“非文学”的东西当做诗歌整体的一部分加以审美化阅读，忽略了其可能的“非诗”乃至“非文学”的特征。借助阅读的惯性，读者把诗歌内部个别“非诗”、“非文学”片段（局部）用心感受成具有“诗意的”、“审美的”文学。这种语言“杂质”赋予诗歌一种奇崛感。

 

  《大地行走》中更多地运用了反讽手法。反讽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一种错位，即叙述语言或人物语言与人物、观点、情调、文体等不相契合一致，存在较大反差。成功的语言错位，给读者提供一条缝隙，让读者看到隐藏在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后的真相。文本中，反讽手法常常与戏谑、调侃的语调相结合。《农民王万栋》刻画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念着土地经，略带狡猾的，吃锅盔喝罐罐茶的西吉农民形象。《叙事：十四行》中的“我”，成了城里人，偶尔说普通话，像假洋鬼子。其实，“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土里刨食的人。但生活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引以为傲的贫下中农成分，有一天竟然消失了。后来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我”被农民亲戚羡慕“月月有个麦子黄啊”。我在他们的想象中“辉煌”地活着——过着奢靡的天堂般的日子——而现实中的“我”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装腔作势地满足他们的想象。诗歌中的“我”有些搞笑，有些无奈。戏谑的语调、反讽手法，蕴含人生的尴尬和荒谬。

 

  反讽还常与夸张，变形相结合，现实的事物像经过哈哈镜的过滤进入诗歌，达成意图的表现。《阴山歌谣》中，秋天的阴山脚下，岁月如梭、豪情难在，一个罗圈腿的勇士早已老得抱不动女人。旁边有童子歌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不见牛羊”。理想的画面中，只有勇士和女人才能配得上巍巍阴山。无奈勇士老矣，双腿圈腿，早已不能演绎浪漫和爱情；天苍苍，野茫茫，早已物是人非。阴山依旧伟岸，歌谣却今非昨！世事变迁在可笑的画面中让人惘然。

 

  单永珍重视对观察者、叙述人声音的凸显。这个观察者、叙述人的出现往往很突兀。例如《焉支 焉支》本来写得很美：“一坡生锈的阳光镀在蝶翅上|一个被遗弃的匈奴皮囊，一丛失恋的花朵”，然后作者借助“一个被遗弃的匈奴皮囊”，作者把笔触渡到焉支粗犷原始的日常生活和曾经的历史。诗歌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具有粗犷的美感。出人意料，诗歌最后一节却突兀地插入诗歌的回想者、叙述人的形象：

 

  公元二〇〇七年，一个口喷大蒜的人

  搜集腐烂的心灵细节

  这一节在整首诗歌中似乎很败胃口，大煞风景，让人别扭。这不是个案。单永珍许多诗，都留下了观察人，叙述者的影子：

  一个无知的人经过梧桐树乡

  口喷大蒜

  满脸洋气、那种幸福啊——

  ——《灵武：一个叫梧桐树的乡镇》

 

  这个观察人、叙述者的出现打破了诗歌叙述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瓦解了前面所制造的客观逼真的想象画面，让读者从文本的回味中回过神来，与文本描述的内容、刻画的画面、抒发的情感，有了一种距离感，被打破感，从而注意到这个叙述者的存在。叙述人、观察者脱离了所叙述的故事，从幕后被推到了前台，得以凸显，成为读者欣赏的对象，被戏剧化了。而这个叙述人或观察者大部分情况下外貌缺乏美感，或者贼眉鼠眼、或者口喷大蒜，缺乏情趣和诗意，常常自我解嘲为无知的人。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与前文构成一种紧张，形成张力——叙述者形象的个人魅力也参与了文本的建构。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生发出了前面那样的想象和情感：他成了读者饶有趣味的咀嚼对象。

 

  这种写法其实这不是单永珍的独创。这种手法在我国早期的叙事性作品中早有存在。20世纪，对叙述声音的重视又成为叙事文学的一种创新方式。单永珍却拿来用在了诗歌里，让诗歌别致。

 

  通过上面多种手法，单永珍实现了对语言的奇妙开掘，把一些似乎毫无关联的事物、意象、词语嫁接在一起，这种奇妙的嫁接体现着他感觉的跳跃，拓展着意象的空间。语言奇崛、脱俗、任情任性，是不遵循常规的语言。他在心中把要表述的语言经过千万遍的过滤，在各种因素扭曲的统一中，有了自己的味道、风格。借此，诗人把自己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展现一种叛逆的爆发力。

 

三、从《词语奔跑》到《大地行走》

 

葳蕤于大地的痛感的歌

 

  无论是《词语奔跑》还是《大地行走》，既是词语的跳跃、奔跑和行走，也是诗人的跳跃、奔跑和行走。无怪乎，单永珍说：我的诗歌在路上。无论是奔跑还是行走，单永珍的脚始终落在坚实的大地上。他观察身边经历过的事和物，情感从容地伸展在诗歌的天空。诗歌的种子就撒落在他走过的脚印里，生根，发芽，向上，向上，葳蕤生长。由此，他避免了海子的悲剧。当海子把诗歌开成天上无尘的花朵时，就失去了世俗的营养，空中的诗歌王国只能坍塌，自我也只能走向死亡。把诗歌的根系扎向尘土和大地，不做无所凭借的精神高蹈，是单永珍的聪明与智慧。

 

  这葳蕤生长着的诗歌是充满痛感的诗歌。单永珍在博客中说，中庸是可怕的，它不诞生思想；叩问现实的时候，必须要有疼痛感。他的痛感来源于他对生活的反思。博客中，他说：焦灼让我像一头困兽一样钻进西部的戈壁、沙漠、雪山、高原当中时，我发现自己读错了一本书，一本像罂粟一样的书，而一些人中毒太深了。他的目光开始停落在他游走过的山川河流草木虫鱼地理上，沉湎于西北文化的悲壮沧桑和令人哀伤的美丽。

 

  单永珍的痛感源于民族强健精神的丧失和少数民族被排斥被歧视、弱势民族充满劫难、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忧伤。单永珍企图以独立西北的姿态疏离主流文化。单永珍的脚步一直落在西北大地上，他的笔也一直落在西北的事事物物上。单永珍在博文中说：“我想，这一生，我全部的精力会耗尽与大西北”，“也许我所有的精力和才华会在西北大陆上耗尽”。 单永珍一直以贴近大西北的姿态远离中原文化。在《藏地》这首诗中我读出他的思考：

 

  藏地是信仰之地，“是通向天堂和地狱的道路”，“酥油灯点亮青草的黎明”，在这里“旋转的经轮让日子悠长。”所以，“有人学会了跪拜”。藏地也是有着神话和传说的神秘之地，神与英雄使这块大地充满魅力，所以，“有人学会了歌唱”。但“这也是通向语言的道路”，“击穿我守护一生的梦想，秦砖汉瓦纷纷破碎”，“手持经典的手颤抖不已，前方的河流|将洗刷我落满尘埃的骨头和血液”。“在藏地，有人学会了沉默”。

 

  沉默中的诗人在反思。西部，远离城市，远离文化中心，远离内心的喧嚣，自有边缘的异质力量。相对于中原文化，它拥有不曾被湮没的神性，拥有不曾远去的强健。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语言是存在的家。所以西部，有活着的真理。这真理足可以“击穿我守护一生的梦想，秦砖汉瓦纷纷破碎”，令“手持经典的手颤抖不已”。它也将像流水一样，“洗刷我落满尘埃的骨头和血液”。而我的骨头和血液落满什么样的尘埃？单永珍说：“我艺术复仇的对象是狭隘的，教条的汉文明”。[4]可以看出是中原儒家文化长期的熏陶让人丧失了血性，蒙上污垢。所以《藏地》里纠结着的是中原和西部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较量。单永珍举起的诗歌之剑直刺向中原文化柔软的腹地。他希望把西北的康健、血性、甚至粗犷、强悍，注入诗歌的血脉，实现对儒家中庸孱弱文化的反拨。

 

  为一名回族人，单永珍的宗教信仰让他关注弱势群体。与大汉民族相比，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尤其那些人口稀少的弱势民族进入他的视野；他们曾经的历史和悲凉的运命融入他的笔下。“我的游牧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在远方等着我，他们是藏、哈萨克、蒙古、裕固等等族群的冬窝子，夏牧场，那里一直有我心灵睡觉的一张床。”他要“向世人说出叛逆、恩赐、感动……说出一些不为人知的卑微的生存”。[5]单永珍一直愤愤不平于“中原文化向外俯视的鄙视的目光”。认为“北狄、南蛮、东夷、西戎，野性的称谓，让历史深深蒙诟。”单永珍“要瓦解的是中原文化向外俯视的鄙视的目光”。 [6]他不仅用平等的目光关注这些弱势民族，甚至他要“永远用仰慕的目光来抬高历史上任何一个存在的民族，还有那个民族中的血性汉子。”他认为中原文明的操守者历来瞧不起游牧的北方民族，在儒教虚弱的教化下，挥手相向的便是兵戎之争。因此他乞求：“让我把自己焚裂，为着众生的吉祥彻夜祈祷”（《在玛曲的孤独》）。

 

  诗人的痛感潜沉在文本中，展现出来的不是剧烈争斗、痛苦挣扎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是痛定思痛后的哀伤和据守大西北的倔强不屈的姿态。

 

  总之，从《词语奔跑》到《大地行走》单永珍在不断蜕变，诗歌发生质的飞跃。对单永珍，每一次自我叛变都是裂变，一种携带着能量的质的飞跃和改变。而且无论是奔跑还是行走，单永珍一直在前行，并在前行中不断突破自我。他的诗歌具有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想象他下一部诗歌是什么样的，也无法预测他最终能走多远。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单永珍诗歌的发展。王怀凌曾评价说“单永珍是当代西北诗歌地理版图中屈指可数的高地之一”。[7]其实大西北只是单永珍诗歌的地理凭借和精神凭借而已。从他的诗歌中，我看到的是大地的辽阔和天空的广袤。向着光的所在，单永珍不断行进。

 

【如需查阅原文，请参看《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211.

[2] [俄]什科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M]. 北京：三联书店, 1989. 7.

[3] 唐晴.高原上倔强的独行者.大地行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119.

[4] [6]单永珍.南华山：落日如雪, 词语奔跑[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20.

[5]单永珍.我的诗歌地理（创作谈）, 词语奔跑[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7]王怀凌. 词语奔跑[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沈秀英（1973—），女，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博士，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任教于宁夏大学。近年来，专注于西部文学研究和宁夏地方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民族文学研究》、《宁夏社会科学》、《文艺评论》、《黑龙江社会科学》、《宁夏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宁夏回族自治区课题《西海固作家作品研究》已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