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甘肃乡土小说 发布日期:2017-09-17   作者:雷达   点击数:1338   文章来源:雷达

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坛的重镇,西部作家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阵容使西部文学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甘肃文学是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也有一批辛勤耕耘执着坚守的作家,也出过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但与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相比,甘肃似乎是被忽视和边缘化了的一片土地,甘肃作家群是一个相对寂寞的群体。形成这种文学态势的原因很复杂,有经济文化方面的,有作家本身的,有宣传批评不力的,等等。其实,乡土小说是甘肃文学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甘肃乡土小说的创作进行一次清理,力图对近30年来甘肃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给出较为清晰的评述。     

总的说来,新时期以来甘肃的乡土小说从题材开拓、精神主旨、叙述视角、文体风格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家们从对固有的甘肃地域文化的揭示和探寻,走向了对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甘肃自然人文环境、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人的精神裂变的描摹与探索。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  

甘肃地处蒙古、黄土、青藏三大高原的结合部,历史上曾是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丝绸之路横贯甘肃,绵延1660多公里,东起平凉、天水与陕西相接,西至敦煌、瓜洲进入新疆,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在这里有所演示。这里有被沙漠吞噬了的西域文明,遗失的楼兰古国使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而浪漫的魅力;这里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壮苍凉的诗句,以及嘉峪关、敦煌、麦积山、拉卜楞寺等珍奇的文化遗址。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甘肃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在这里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交通要道和绿洲为中心形成过无数个商业文化中心。自然环境的骤变、人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连年的征战,曾使得甘肃失却了往日的辉煌与繁荣,成为中国西北部地区贫穷落后的象征。在中国的版图上,甘肃东西狭长、南北扁平,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处。陇东、天水一带临近关中,属中原文化的边缘,呈现出典型的农耕文明特征;甘南、陇南有大片草原,甘南以藏文化为主体,充满异域风情;陇南则有蜀文化的余韵,呈现出与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不同的游牧文明特点;千里河西走廊的绿洲又呈现出与中原农耕不同的文化形态。城市文明也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封闭保守的甘肃,形成了一批以工业、旅游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兰州、金昌、白银、酒泉等工业城市正在崛起,并承担起甘肃经济文化中心的使命,敦煌、嘉峪关、天水等地的旅游业也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甘肃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历史上的交通要道、曾经的流放地、开发大西北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甘肃城市居民的移民化特征,居民的土著意识比较淡薄,这有可能成为甘肃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甘肃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东南沿海相比明显滞后,一是由于甘肃地处西北边缘,自然环境恶劣,加上人为的争斗,使这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消耗,呈现出颓败的趋势;二是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的开放繁荣使其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基督教文化等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曾在这里和谐共存,至今这里依然保存着许多原始的风情和习俗。但是,这种多元文化却始终没能整合出一种主导的文化形态。地域的偏远闭塞,文化形态的保守驳杂,使甘肃乡土在现代性转化的进程中显得格外艰难、迟缓和沉重,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已在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甘肃乡土还沉醉迷恋在古老的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中,或在贫瘠中为生存而坚守。应该说,甘肃的乡土小说作家客观地、真实地描绘了新时期以来甘肃乡土现代性转化的艰难步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家达、邵振国、景风、牛正寰、柏原、阎强国、张弛、浩岭、雷建政等人,作为前期的一批作家,就对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民的生存有出色描写,他们被贫穷和苦难扭曲变形的精神世界,千百年来封建宗法观念所编织的深层权力关系网络对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制约,以及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巨大影响,皆有展现(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邵振国的《麦客》、柏原的《喊会》、《挖墙》、《奔袭》、《毛家沟蹲点》、《奶头山印象》,马步升的《老碗会》等以及景风的多篇小说)。农民们在欲望与道德的撕扯中苦苦挣扎,在生存与尊严之间被动地选择,他们有西部人的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善良纯朴,他们也有在生存重压下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弱点:自私狭隘、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狡黠保守等等。这些作家在描述甘肃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的同时,特别注重探究历史的沉重负担对甘肃人心态的制约,这些作品既有对故土苦难的深思忧患,又不乏对故土愚昧落后的封建宗法思想和陈旧陋习的理性批判。

这一时期的小说在苦难的叙述中重铸着西部精神,在艰窘中饱蕴着诗意,写出了甘肃农民的人性之美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邵振国的《麦客》中,吴河东父子热爱土地和麦子,像驴一样地劳作,他们卑微却不低贱,贫弱而不认命,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他们是为了生存,不偷是为了尊严。在《远嫁》中,邵振国让主人公陈秀云在远嫁了女儿之后,将心爱的女人——寡妇冯玉兰也远嫁出光秃秃的上堡村,这种无奈的牺牲虽有虚伪的嫌疑和不人道的成分,但对在贫苦线上挣扎的人来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与道德吧。牛正寰的《风雪茫茫》写了大饥馑年代一个农村女性锁桂妈为了生存而骗婚的故事。她善良温厚、勤劳质朴,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却不得不忍受内心痛苦的煎熬和忏悔。柏原的《天桥腰岘》不仅写出了生存境遇与文化重压下三代女性的日常苦痛和悲剧命运,更写出了她们对自己在寂寞无助中生死循环的悲惨命运的认同,这是小说震撼人心的魅力所在。张弛热衷于塑造西部硬汉形象,《驽马》中的刀达吉、《汉长城》中的巩令海、《天地玄黄》中的柯元山、《汗血马》中的臧甲山都是崇尚道义,勇于担当,坚忍不拔的人,是西部刚勇精神和传统道德人格的理想化的体现,作者期冀西部的民族之魂在现代性转换中能为当代理想人格的确立有所裨益。

其次,现代文明对西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击;甘肃农民对现代文明的渴望、恐惧、焦虑;乡土上生长的专制愚昧给现代性转化造成的阻碍;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诸如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为富不仁等邪恶势力对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纯朴人性的挑战;以及甘肃乡镇转型期过后的灰蒙蒙的形象;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素质并没有随着现代城市文明而来到乡村,相反乡村人曾经的平和质朴却被现代工业文明吞噬了,如此等等,这些困惑与焦虑正是甘肃作家们着力表现的。王家达的《烂宪书与任扣香》、柏原的《野木匠》、邵振国的《祁连人》、浩岭的《西北情》等都对甘肃农村已经开始的现代性转化充满了信心和喜悦。农村富裕了,城里姑娘私奔,做了乡下野木匠的媳妇;浙江手艺人徐二妹以东南的文明吸引并影响了西北汉子骟匠吴猛子,使他由一个鲁莽、呆笨、驯顺、被姨夫白使唤的封建家奴转变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平等观念的现代意识的人(《西北情》)。麻雀院的莫文汉本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安分庄稼汉,却在乡邻发财致富的鼓噪声中和妻子的催逼下,打定主意养鸡致富,他用传统的观念、心态和方式经营规模化的家庭养鸡场,舍不得投资(给鸡打预防针),一场鸡瘟使他债台高筑,无法突出重围的他竟选择了死亡。陈旧思维方式和农民小生产方式的狭隘和保守,封建宗法家族势力、愚昧的宗教习俗等都以各种方式对抗阻滞着农牧民的现代化进程。雷建政的草原文化系列小说以甘南藏区的牧民生活为对象,写出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被利欲熏心的人们亵渎和利用的尴尬与悲凉(《放生》);写出了科学精神与牧民佛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善于玩弄权术的德合拉却靠对牧民愚昧习俗的退让赚取人心,取得权利争斗上的政治资本,诸多因素纠结起来,使得牧民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矛盾冲突更加复杂(《花纹》)。石油勘探队进入封闭贫穷的苦水沟,给这里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村上修通了公路,农产品开始自由交易,年轻人开始像城里人一样自由恋爱不要彩礼了,村人们得到了实惠,但是当钻井队将第一口油井的位置定在刘老贵家祖坟上时,一向欢迎打石油的他却偷移井位标杆,导致石油勘探的最终失败,并使得苦水沟村这次难得的与现代工业文明直接对话的机会彻底破产了(柏原的《苦水沟》),现代与传统的争斗与对峙让作家的乡土叙述多了一份忧郁、无奈和焦躁。张弛在长篇小说《月牙泉》中就对封建宗法制阴魂不散的巨大破坏性表现出沮丧和绝望,不仅如此,作者钟爱的两个精神漂泊者也在走向城市和纵游商海的过程中放弃了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新贵的阴氏家族同流合污。这让作家感到更大的悲凉和无助。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作家们目睹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人性的迷失,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等问题之后,开始怀疑和反思终将代替乡村文明的城市文明的合理性。柏原觉得女人嫁进城和知识分子进城目的是一样的,性质却不同,嫁是以自由、平等、尊严为代价的买卖关系,健康丰满犹如黄土地上精灵一样的秋芳姑娘被胡老板买进城做了丽得餐馆的老板娘,红嘴唇红指甲珠光宝气,边开票收钱边嗑瓜子,做广告招揽顾客(《滚牛洼》)。面对五光十色的都市物质文明,身处穷乡僻壤的瘪沟女人不由得动心渴慕,但当这一切要用借腹生子来交换时,女人基本的尊严和简单的理性使她最终拒绝了诱惑,尽管内心不无矛盾与怅惘,她还是选择了坚守而不是妥协(柏原的《瘪沟》)。有时传统道德却显得那样脆弱,人性的堕落显得那样地轻而易举,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干群关系的恶化已成为阻碍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安定因素。村民覃吉福的女人出于无奈屈服于村长李福来的淫威,而他的女儿覃芙蓉则是怀着对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渴望,心甘情愿甚至是高高兴兴成了他的玩物,覃吉福无奈地选择了自杀来反抗这残酷的现实(刘琦的《捍卫女儿的贞操》)。在现代性背景下,世俗欲望的极度膨胀使人性迷失了,道德进入真空状态,甘肃农村和农民们演出了一幕幕的闹剧、惨剧和悲喜剧。为了钱,亲人互相残杀(刘虎的《黑鹅博掌》),邻里冤冤相报(唐达天的《麦子是一团火》),男人也可以出卖肉体(马步升的《被夜打湿的男人》),孩子也可以作为赚钱发家的工具(王新军的《坏爸爸》),于是,人类如何生存,未来走向何处,哪里是精神的家园,就成为甘肃作家灵魂深处永远的痛楚。这些作家的乡土叙事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甘肃近30年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以及甘肃几代人在进行现代性转化时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裂变。但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还不是很多,很多作品还处于省内自我欣赏的状态。

进入21世纪,甘肃乡土作家的创作出现了较大的突破,涌现出一批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以雪漠的《大漠祭》《白虎关》、王新军的草滩系列小说、张存学的《轻柔之手》、马步升的《青白盐》、唐达天的《沙尘暴》、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等为代表。它们各具特色,标志着甘肃乡土小说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雪漠说: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地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却很坦然地活着。小说对腾格里沙漠边缘沙湾村一群普通农民现实生存状态进行了客观真实细致地描摹和刻画,他们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他们的生命犹如大漠”——浑厚、酷厉、沉寂。当代西北农村生存的苦难,包括物质、精神的苦难和自然、文化的苦难,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原生态外貌下农民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着力描写和发掘中国农民的精神品性。作品没有刻意回避西北农村的贫困和农民负担过重的社会现实,写出了生存的真实,严峻而无奈,特别是心灵的真实,农民性格的复杂性。大漠边缘一个普通村庄的老顺一家一年间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已经重复了千百年,向土地、沙窝子讨生活,同时被土地所煎熬,被沙漠所驱赶。他们驯鹰、猎狐、打井、捋黄柴、吃山芋、喧谎儿、缴公粮、收地税、计划生育及吵架、偷情、祭神、发丧等等,除了计划生育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之外,农民们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生存着,活的艰辛,死的无奈,不乏爱的甜蜜。贫困驱使着老顺们走进大漠深处讨生活,沙窝子也以自己的方式惩戒着他们,为了繁衍生息,老顺狠下心来为儿女换亲,愚昧的女婿为了生儿子残忍地遗弃女儿,女儿冻饿而死,兰兰绝望地将自己隆起的腹部撞向桌角,大儿子憨头因救人而丧失了做男人的能力,忍痛暗示三弟灵官别委屈了嫂子莹儿,肉体的病痛与内心的折磨被贫困煎熬着,年轻善良温厚迂腐的憨头无奈地等待生命之树的凋零。灵官在与莹儿享受甜蜜爱情的同时,也经受着伦理与良知的巨大考验。憨头死后,他出走了,作者说他的出走是为了回来,留下了莹儿和没出世的孩子;二儿子猛子蛮勇任性,与村上被大款冷落的妻子偷情,使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老顺倍感懊恼与无奈,那一刻,他木了脸,梦游似往村里走,衣裤突然显得过分宽大。风一吹,老顺的身子一鼓一荡的,像要被风带了去。这个刚强坚韧的人,他的身影如此悲凉,使人不由陷入深沉悠长的思索。小说中的人物,无论男性、女性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有自己做人的基本准则,在大漠边缘那阔大单调的生存空间里,他们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精神世界,他们坚韧地顽强地面对苦难,用自己的勤劳豁达与奉献牺牲撑起了那一片贫瘠的荒漠,但维系他们生存与精神的纽带却是封闭而愚昧的。《大漠祭》发表后,这一幅独特的生存图景震撼了许多读者和整个文坛,也为作者带来了荣誉,给21世纪初物欲横流和城市书写流行的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明朗的微风。然而今天回望这部小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局限性:作者描绘出了西部原生态的生活图景,塑造了性格丰满独特的人物,但小说缺乏对于现实的深刻批判和深切的人性思考。我们承认那片土地是从来如此的,鲁迅曾借狂人之口质问从来如此便对吗?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依然以唯美的方式封闭地叙述着原始的农耕文明,以荒凉贫困愚昧苦难来质疑现代文明,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西部农民来说这就不够了。沙湾小社会与外面的大世界也太缺乏应有的交流。王新军的草滩系列就多了一份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对话。许三管厌倦了安定刻板的农耕生活,自主选择了牧羊生活,却不得不面对开四轮还是放羊的人生抉择,尽管他很迷茫。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作者对历史文化和人的深沉的反思,对未来的热切期盼,这正是《大漠祭》所缺少的。作家的思想深度和价值观念以及艺术表现方式的相对滞后,致使甘肃乡土小说始终难以完成超越现实生存的限制,进入到人类的灵魂深处,关注他们精神的艰难裂变。与同属西部的相邻省份陕西相比,甘肃乡土小说明显的缺陷是视野不够开阔,境界不够阔大,文化底蕴不够深厚,思想内涵不够深刻,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话不足。同是写乡土,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也都有着浓郁的地域风情,但陈忠实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与反思,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贾平凹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作家,他敏锐地觉察到现代农村的凋敝与农民的无归属感,写出了农民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虽然作者也无力为现代农村的发展提供一条出路,但他的思考却是可贵的。

王新军与雪漠创作的切入点明显不同,他对游牧文明情有独钟,热衷于在乡土中发掘诗性,平实的叙述中饱含着诗意,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力量。他的小说有一个独特的叙述空间,或者说他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犹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是地图上的一个原点,又是一个作家心目中的理想的诗意的栖居地或家园。王新军的乡土小说选取了养育他的那片土地——地处河西走廊,被疏勒河孕育滋养着的那片绿洲,它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虽不丰腴,但也绝不贫瘠,既有西部的粗犷,又不失江南的灵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内敛而自足,历史上这里曾富足而开放,而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它显得落后而又闭塞。传统农耕文明充分孕育而成的田园生活正在迷失,坚守怀恋,还是与时俱进,河西人、八个家草原的牧民们面临着痛苦的精神裂变。王新军不像那些坐在都市的摩天大厦中依靠童年记忆书写乡土情怀的作家,他生活在文化信息相对封闭贫乏的环境下,这种简单的生活使他亲近并融入于大自然之中,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他是在场的。他曾是农民、牧羊人、乡村干部,他坚持书写着自己当下生活着、融入了他的汗水泪水的这片绿洲,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犹如讲述他的家人,为什么他的小说总是充满诗意,因为他对这片绿洲爱得深沉。他善于描写乡村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被称为牧羊人的王新军描绘出一幅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图景,如他的草滩系列,《大草滩》、《夏天的河》、《大地上的村庄》、《牧羊老人》、《两条狗》、《闲话沙洼洼》等,他着力描写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苦乐和现世的欲望追求,对于自然与生活的渴望、满足、感恩,虽有忧虑,基调却乐观而豁达,在大自然的感染下,人变得单纯可爱了。但对游牧生活抒情化的诗意书写有将生活简单化唯美化之嫌,《旱滩》对主题的开掘要深刻一些,它把现实生存的艰难与诗意的抒写融为一体,将牧羊女顽强的生命意志与她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冀作为叙述的核心,她清醒地意识到绝望会把人一点一点地烧掉,于是她坚守着,决不放弃自己。他还把笔锋指向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大草滩》中,许三管对于草原的依恋,他融入天空、大地、牛羊时,心灵放松而欢畅,《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写一头牛如何在生命的尽头坦然地回归大地的怀抱,《两条狗》、《两窝鸡》、《牧羊老人》、《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中动物都充满了灵性,具有丰富的心理活动,人阴暗的心理不仅毁灭了两条狗的爱情,还扼杀了它们爱的结晶;羊预感到自己将被杀,宁可选择自主地站在铁轨上自杀也不愿失去自由(《牧羊老人》)。很难说王新军对牧羊人和动物们心灵的书写有多少是切合描写对象的,有多少是作者的主观臆测和想象,但他对众生生命价值的尊重却是值得肯定的。

他进入乡土的方式除了诗意化的抒情方式外,还有凡俗化的写实方式,如《民教小香》、《村民组长冯虎》、《司法助理李守堂》等。这些小说现实感较强,情感格调相对冷静,作者用心观察,耐心地把握人物之间的利害关系及其精神状态,民办教师、村民组长、司法助理都是小人物,在农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小香为了内心的爱拒绝了金钱的诱惑;冯虎表面很却一心要为民做主;李守堂虽然记不清法律条款却善于处理乡民之间的纠纷,这些人物形象是鲜活的,面对欲望化的时代,他们无奈而执着地坚守着。然而,在《八个家》和《坏爸爸》中,批判的锋芒逐渐显露出来,打破八个家草原宁静和谐的不是外来者,而是在八个家成长起来的,妹妹旦旦格的依恋和焦虑病态发展,终于以暴力的方式彻底毁掉了姐姐阿吉娜的幸福,小说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游牧文明即使没有外来文明的侵扰,也必然要发展,内部瓦解的力量或许更加强大。田园牧歌在内外夹击下,消亡的脚步是那样的迅疾,人们甚至来不及挽留,这大概就是人类成长、社会发展的代价吧。优美的旋律总是伴随着忧戚与悲伤。《坏爸爸》中曾经善良淳朴的农民被贫穷和苦难彻底击垮,金钱彻底扭曲了他们残存的人性,他们是人性恶的集中体现。残疾乞丐被爸爸们当作赚钱的工具,终日生活在饥饿、寒冷、恐惧、屈辱中,挨打挨骂,他们的心智早已残损麻木。作者将目光投注到这个社会最底层、最无助的群体,对这群人极端生存状态的描绘,没有停留在苦难悲悯的主题上,而是对造成这种惨状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探讨。这部中篇小说是王新军创作上的一次大的突破,艺术上渐趋成熟,风格冷峻犀利。

张存学的《轻柔之手》关注人的精神状态,执着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如何超越苦难,爱和悲伤,悲伤会摧毁人的生存意志,而爱犹如母亲的轻柔之手抚慰着受伤者的心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社会人生,似乎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指标来计量,现在有媒体给幸福也制订了一系列的指标,殊不知有许多精神层面,心灵的、情感的东西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悲伤也是可以量化的吗?

《轻柔之手》表达了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史家的灾难根源在于他们太优秀,他们异乎常人的亲情以及不合流俗的生活方式招致了他人的嫉妒和仇恨。于是,凶残的暴力、无耻的算计、阴冷的死亡便借机一拥而上……人性的恶被政治与体制的邪性激活了,肆意泛滥,拉池城阴森恐怖。那是一场以优秀人物、高尚情操、美好事物为对象的革命,愚昧、妒忌、恐惧就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使一切美好的生命无处可逃,最后凝结为复仇的烈焰。然而以恶治恶,妄图以拷问恶者灵魂而救赎自己摆脱悲伤折磨的史克,他谁也无法救赎,真正能给予受伤心灵以慰藉的只有爱,只有母亲的轻柔之手。小说似乎依然在启蒙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对人性恶的揭露与呈现是深刻的,沉痛的,对于灵魂的拷问也让人震惊。人啊,你将走向何方?

如果硬要将小说归类的话,我倒认为可将之作为成长小说,不只是一个少年通过复仇而成长的故事,这期间,一个民族或者人的心灵或精神在磨难中走向成熟,人的心智在走向完善,人从以暴制暴的误区中艰难突围,母亲的轻柔之手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它直抵人的心灵,用爱的温暖抚慰着一颗颗饱受摧残的柔弱心灵,让人超越仇恨、苦难、愤怒,恢复内心的安宁与平静。灾难使生命个体和整个民族一起成长,从这个角度说,小说可以看作民族精神成长的真实写照,经过灾难的洗礼,人们更加清醒成熟。

小说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借鉴,可以看作是作家艺术上的创新和尝试,张存学是一个对艺术形式痴迷的作家,他不断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尝试,试图在形式上超越甘肃的地域性局限(甘肃乡土作家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的叙事风格丰富了甘肃文学的品类,文化视野更显阔大,但过分执着于形式,也限制了张存学小说的张力和艺术上的超越。当把形式作为摆脱地域烙印的唯一途径时,是否也是一种误区。

其实,地域性不只是文学表现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地域性从根本上说是文学精神层的东西,它与文学的艺术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精神内核的东西不会因形式的变化而变化,赵树理的山药蛋派用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充满了浪漫的激情,阎连科的乡土叙事荒诞不经,苏童的枫杨树系列阴柔绵密,但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特征。抽离了地域性的乡土小说是没有生命力的,荒凉苦难、强悍坚韧、愚昧落后不是西部文学的专利或全部,将苦难崇高化,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诗意化,在某种意义上,有违于历史发展的逻辑,作家首先要超越现实生存,用现代性来审视甘肃那片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把甘肃的今天放在地球村落中,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而不是站在甘肃的本土执着坚守。这只能使甘肃的某些乡土小说停滞在生存层面,只能进行一些浅表层的叙述和思索。

    

甘肃作家因苍凉、贫瘠的自然环境和深固保守的文化处境而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性格,比如倾向于悲剧感、苦难意识、忧患意识、超越意识、生态意识等等,其中苦难意识与忧患意识表现得尤为浓重。苦难是甘肃乡土小说叙述的核心。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笔下,对于苦难的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苦难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笼罩着甘肃的乡土作家,并最终成为甘肃作家的桎梏。因之,超越苦难才有可能走出甘肃。

对乡土的眷念与怨恨,是甘肃作家内心永远的痛,在小说中表现为出走回归出走的叙述模式。作家的矛盾心理导致了叙事的混乱与多元。这种叙述模式既是作家现实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小说人物难以走出的怪圈。很多作家的创作历程本身就呈现出这种模式的特征,有的作家走出甘肃又回归故里,比如李小江及其被认为有自叙传特点的小说《双面人生》。小说中张一凡的精神家园就曾经在他插队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初恋,有他成长的足迹。有的作家,人走出了甘肃,创作的精神之根却深深地植于那片贫瘠封闭的乡土,比如杨显惠的创作就摆脱不了甘肃的文化烙印和心灵记忆,如《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因为了解而出走,因为爱而在文字中回归,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乡土情怀。因为杨显惠,甘肃走进了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甘肃。生活于天津的杨显惠,写作的对象依然是甘肃,他性格中更重要的因素依然是甘肃人的执着、顽强和坚韧,他的甘肃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牵念,对故土的眷恋。有的作家从农村进入省会城市,其创作却扎根于生长过的故乡,如马步升及其《青白盐》,还包括一些如赵雁翼、王家达、阎强国、张弛、张存学等中年乃至老年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家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家园,感受着家乡父老的体温,如雪漠、王新军、李学辉等,他们的创作激情就源自于家乡的一草一木,邻人的一颦一笑。

这里想特别提到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它的时空被置于解放前到文革结束的时段,所谓紧皮手,乃是凉州地方民俗中类似于土地爷的角色,他承载的意义不仅是土地崇拜,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梦想。一个个传奇故事切入,从一特殊角度揭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和互渗性,作品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哲理意味和精神内涵,使之成为一部奇异之书。

在更多的小说中,出走成为一种人物普遍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对现实生存处境的强烈不满,是试图改变自身命运进而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渴望,是个体生命走向成熟的契机,是对地域性文化性格的超越,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热切向往。在甘肃作家笔下,都市犹如遥远的天堂,像彼岸世界一样难以企及,当地人对它既有恐惧,又有神往,颇似对楼兰古国的矛盾情怀。阎强国的《新土地》写到农村青年出走前的内心矛盾,恋人庚生和巴玲向往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决定走出大山,去移民区开创新生活,庚生对未来充满了疑虑、迷茫,许多事还没想清楚,但那离开大山的青春渴望和恋人的期盼却足以对抗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他们的迷茫依恋中有一份决绝和期待。在《大漠祭》中,雪漠让灵官出走了,但老顺相信灵官会回来的,因为这里有他的父母兄弟,有莹儿和属于他的尚未出生的孩子,他的出走是沉重而艰难的;唐达天似乎更加坚强乐观,天旺因恋人之死毅然决然地离开故土,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的回归给沙窝村带来短暂的繁荣之后也彻底破坏了那里的生态环境,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但他却必须承担心爱的女人和儿子移民新疆的人间惨剧。移民们走得痛苦而决绝,而天旺决定留下来植树种草,他要让这片土地恢复生机。这种生态意识得来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是贫瘠的土地和它的子民难以背负和忍受的(《沙尘暴》)。

张存学的《轻柔之手》中也有一个出走——回归——出走的故事模式。史克亲眼目睹了父亲史凌霄被他的同事和学生以革命的名义吊死,母亲程红缨被那些吊死父亲的革命者轮奸而投黄河自尽等惨剧之后,逃离了拉池城,十年的流浪和磨难彻底摧毁了他的心智和良知,也改变了他的外表,复仇成为生存的唯一目的和意义,他要用数倍的残忍拷问摧毁那些施恶者的灵魂,让他们生不如死。复仇并没有带给史克心灵的抚慰,他的灵魂陷入了更深的恐惧和绝望之中,仇恨救赎不了别人,也救赎不了自己,只有走出仇恨,在母亲轻柔之手的抚慰之下,才能超越冤冤相报的轮回,回复少年阳光的心灵,获得新生。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时也不得不堕入轮回的怪圈。20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开始缅怀中世纪田园生活,寻找失却的精神家园,渴望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并向东方寻找文化资源以求得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亚非拉国家还在热切地重蹈着先发展(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

甘肃乡土小说作家何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故事模式,这与甘肃作家的历史文化积淀密切相关,楼兰文明的消亡成为甘肃文化埋藏至深的痛,那种对自然的敬畏恐惧,使甘肃作家骨子里浸润着忧患意识和生态意识,他们的生态理念不是时髦,而是一种内心隐痛。很多作家亲眼目睹自己的家园被黄沙侵袭,看到自己的亲人为饮用水而焦虑万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甘肃是微妙复杂紧张的,不是意识形态能完全解释的,就像甘肃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一样,与鲁迅先生对国民的情感颇为相似,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甘肃的封闭保守自足惰性有时也会影响到作家的艺术个性,使很多作家拘泥于本土小圈子,难以超越西部文学苦难苍凉的所谓审美范式,这也是甘肃作家走不出甘肃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许多作家学养不够,在生活积累行将耗尽时,露出了江郎才尽的颓势。我们期待甘肃小说以自己的独有的魅力和品格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原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雷达,1943年生,原名雷达学,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评审小组成员。多年来,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文艺报》《文学报》《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小说选刊》《文汇报》等专业性报刊发表大量论文和评论,著有论文集8部,散文集2部,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大型图书多部。其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曾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全国报纸副刊银奖、铁人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