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一个省份的文学，特别是一个“偏远”的、有鲜明地域特点省份的文学创作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实际上就不能回避她与地域性的关联。“地域性”常常是双刃剑。作家借重地域题材和地域文化，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是，如果仅仅依赖地域资源却可能成为创作的桎梏，借重地域性而突破地域视阈、最终超越地域性才能获得更大创获。甘肃小说无疑有鲜明的地域性，却不是用地域性所能囊括的。如今的甘肃小说创作，作家队伍结构和创作意识已经和正在继续发生变化，每年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小说达到近百部，短篇小说数量更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发表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钟山》、《清明》、《芳草》等大型刊物上，多部被《中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或在重要出版社出版，其中获得的各种全国性专业奖项也逐年增多。这说明，甘肃小说出现了很好的新的发展势头。而这样多的小说，其艺术特色和精神意蕴显然不止于地域性，而一些有较大成就和抱负的作家也不愿意用诸如“西部文学”“地域文学”来命名和定位。这一切说明，当前甘肃小说正处在蜕变中。蜕变是自我否定中的再生和新的发展。甘肃文学的蜕变与新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域文学的蜕变与新生，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其蜕变大致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在对小说艺术方法的现代性探索中蕴含表现内容的现代性精神，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这是最能反映甘肃小说创作上的新锐气息的创作实践。关于“现代性”与“先锋性”，甘肃小说有自己的语境，作家也有自己的理解。所谓现代性既不是西方式的现代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现代性，而是针对长期以来本省创作过于依赖地域性而形成的创作意识和艺术观念上的滞后性所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强化主体意识，张扬人文精神，尊崇文学的独立性和超越性。所谓先锋性，主要是倡导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上的革新和对自己既有模式的突破，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较强的探索性。它不同于“先锋小说”有意进行的艺术实验，而是表现内容和作品意蕴追求的内在要求。邵振国、张存学、弋舟、叶舟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你能在这些作品中读到作家们对小说艺术的虔诚和耐心，故事对他们来说不是十分重要，他们看重的是如何讲故事，如何把故事讲的艺术、耐读、耐人寻味，穿越题材而获得更多的意蕴。如张存学的《温柔之手》，描写一个家庭在动乱年代的不幸遭际和人性的被扭曲，却氤氲出一种超越现实又更深刻地反思现现实的哲理意味和玄妙气息。被迫害致死者的阴魂不散，世与来世、活人感受与死人鬼魂之间进行“交流”，诉说着历史过程中人性异化的细节，使作品充满魔幻色彩和神秘与忧伤的成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思考中有着愤怒的控诉和对人性恶的鞭挞，这种叙事方式，突破了着重依赖于题材本身取胜的局限，艺术技巧的创新与表现内容的新颖相得益彰，这在以往甘肃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还不多见。邵振国当年以《麦客》驰名文坛，之后又有《祁连人》、《月牙泉》和《若有人兮》等长篇及一系列中短篇问世。虽然他没有再获得更大的声誉，却并不能说明他没有超越《麦客》的创获，也没有影响他的执着追求。邵振国一直在关注现实和社会的变迁，特别注重表现社会变迁中人性的深度和情感的复杂性，同时，他一直在探索超越自我的途径，而其中的《若有人兮》在我看来是具有转折性的一部长篇。从题材来说，小说依然在反映现实和反思历史，但重心已经不是通过写人反映时代特点，也不是解释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以人为最中心，试图回答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哲学命题，艺术地解释“人是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作品描写的是渭河川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主人公孙志福和史淑芬一生充满着悲剧遭遇却不知根源何在，只意识到自己处在无以变更或摆脱的人际关系中。对人性进行深度发掘和人的情感复杂性的深入探索，使得小说具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意味和值得玩味的深奥。作者似乎得出的结论是“关系”即是“存在”。这种结论，在中国的特定时空中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性而非只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命题。当然，邵振国的这种探索能否将对人的哲学思考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形象，或者以人为艺术创作的出发点，通过艺术形象的成功创造蕴含进具有哲学意蕴的作品思想，他的探索能否为读者所理解，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而他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鸟与恐龙》（《中篇小说选刊》原创版 201 2 年第 8 期）则给人全新的感觉，特别是叙事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展现出作者别一种小说风采。作品将一个并不新颖的师生恋题材处理的风生水起、波澜起伏，发挥到极致的艺术张力，给伦理秩序和人性博弈创造出巨大的空间，构成精神世界的尖锐冲突和情感波澜，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冲动与精神情感、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艺术地解释，其可读性和感染力也大有改观，显示着他艺术蜕变中的新收获。较年轻的小说家弋舟，会用感性、精微而具有充分表现力的艺术语言，把简单的故事描写的委婉曲折、淋漓尽致，情节的设置以心理波澜的起伏为线索，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他新近出版的《战事》、《春秋误》等作品，依然葆有其先锋性和特殊性，却见出他由灵动、知性向沉思、厚重的变化。这类作家中还有先前的向春、尔雅，特别是这几年显示出强劲实力的叶舟等。他们对表现对象的独特理解和对人性的细微体察决定了在艺术表达中对手法的讲究和琢磨，其作品多带有现代意识和哲理韵味，注重语言的锤炼，讲究叙事技巧，也颇多试验色彩。作者更重视的是通过艺术创造获得的精神价值而不是题材本身的价值。这类作品有着不可模仿性，因为它们是独特的，最充分地体现了艺术独创性的精神。比如，在叶舟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中，《羊群入城》是较有代表性的，获得过“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小说写一个小羊倌平娃赶着一群羊进入兰州城，将羊群送到买家指定的地方而遇阻的故事。作品的人物只有平娃和广场保安周世平。平娃的羊群要经过广场，而保安不让，两相对峙，在对峙中，通过双方的争执以及平娃与老板的对话，将两个底层人物的人生和心灵表现的活灵活现，也揭示了现实的严酷和社会的不公，融进了作者对世情的感叹和世道的体察，以及生命的深刻思考，同时又反讽吊诡、妙趣横生。作品的颁奖词说《羊群入城》“具有独特的口音，繁华的世界因为这来自草野的声音变得朴素、苍茫”。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演绎的内涵充沛，使人浮想联翩。这不是因为题材，而是得力于艺术的张力，其中独特的体验、观察、联想、思考，是一般先锋作家所不具备的。这一类作品在当前全国的小说创作中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依据之一就是他们的作品每每在全国最重要的小说刊物上占有显著位置，并有较高的转载率。我甚至认为，如果把他们的创作放在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史上来看，他们不是“重复”先前“先锋小说”的路径，毋宁说，起步于中心并宣告“转型”的新时期小说的先锋实验，在边缘的西北、在新世纪有了新的理解、延伸和新的探索。后者并不出于技巧上的标新立异，而是源于因新的表现内容的发现而对艺术方法创新的“需求”，不是重复而是超越。当然，他们能否走的更远，能否有新的创获与突破，取决于多种因素，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虔诚和主体独立意识，以及对西北地域社会、文化和人的特有的体察、理解和感悟。就目前来说，他们已经具备并在继续积蓄着这些因素。

第二种类型，文学重新发现和书写历史与地方，获得了人类学的普遍意义。这是甘肃小说创作中富有鲜明地域特点的一种类型。而如何借重地域性又突破地域局限、超越地域性是这类创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历史性”。人类学家要去发现没有历史的人们的历史，他们关心的基本问题包括：人类的自我形象如何演变？人类如何利用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来调节社会生活？人类本性是否也有其历史。这些内容，文学可以艺术地、具体地描写而获得不同于人类学的价值。在文学创作中，重新发现和书写历史，首先体现在对历史的独特理解上，其次体现在对历史的独特的书写方式上。在文学家眼里，他们更注重被所谓正史忽略或遗忘的历史，和由常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日常的。他们的创作是一种民间历史叙事。

雪漠说：“根据经验，我们不能信任一些所谓历史，它常常被强权涂抹得十分可疑。所以，最真实地记录历史的，应该是最寻常的百姓生活”。雪漠的《大漠记》、《猎原》、《白虎关》里有历史，这是由百姓的日常生活构成的历史，有凉州人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狩猎；有家庭、婚变、性爱、恐惧、苦难、挣扎、死亡；有礼仪、信仰、迷信、神话、传说、民俗、想像、民间艺术，等等，它的源泉在生活中，资料来源则依据传统史学所忽略的档案考古发现，特别是口述史料和民间文化。这不是一般的所谓地域性特色，这是历史，是最寻常的百姓生活，是人类学中族群的历史，是民间体验的历史。文学中的历史，主要是民族的心灵史、精神文化史。雪漠以世界艺术大师为榜样、代人类立言的文学信念和实践，以及对文学与人类关系的个人理解，使得他的沙漠三部曲突破地域局限而获得普遍的意义。他说：“我眼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世界，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万一。这世上，最大的谜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按我自己的选择，我倒愿意穷其一生写好‘一家’农民，写出他们的灵魂、命运和追求。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承载了‘人类’的全息。”（雪漠：《写作的理由及其他—《白虎关》“后记”》）而他后来的“西夏”系列，则试图有更大的突破，而其成败得失相当程度上与他对人类及其精神世界的理解相关。

马步升的创作，就长篇小说来说，比如《青白盐》、《一九五○年的婚事》还有新出的《陇东断代史》，都具有以新的意识和视角写历史和地方的特征。新出的《陇东断代史》，将现代社会的变迁、政府禁毒的历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人的脱胎换骨的过程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马步升把他关于陇东的近现代历史知识，马家的家族史，陇东地方文化，还有他的民间情怀和视角，统统嵌入其中，使得作品枝蔓丛生，故事简单而内容复杂曲折。他的成功与不成功都与他的历史文化专业和地方历史文化叙事的情结有关。就我的感受，作品的知识性丰富而节奏过于缓慢。那么马步升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他就是要表达上述那些复杂的内容，在叙事中尽可能更多地融进他对于历史知识和地域文化的独特的思考和见识。“地方”、“历史”、“文化”、“人”（或人性、或人类）才是马步升在长篇小说中要表现的内容。这与他创作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目的是不同的。这些内容，具有了人类学“田野”的特点，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在“小地方”中有“大道理”，而且体现了民间立场和文化相对主义、平等观念，这些创作意识，有些可以说通向所谓后现代主义精神。从这个角度说马步升，也许他才比较能接受。从他的创作中们可以看出他的坚持与变化，他的执着坚持就是消解所谓正统的历史观、以自己的理解书写现代历史，而他的变化则是在艺术表达上由放浪形骸、汪洋恣肆变得较为收敛节制和沉稳，当然他不会就范于某种框子，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他也不会放弃中长篇小说创作，回到被人们称道的短篇创作中。因为他在酝酿自己的突围。

文学重新发现“地方”，并不是简单的地方题材的挪用，他们的创作，源于对地方文化的体悟和独特性的发现。“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在空间上的封闭。地方性情境是可以改变、扩展的，可以进入到、转换到一个新的地方性情境中去。这也是人类学家所谓“难以抑制的地点感”，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对小范围密集的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深刻的了解，可以由这一特定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空间，从而获得普遍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历史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也许并没有那么对立。在这方面，王新军的“大地村庄”系列，柏原以陇东为表现对象的系列短篇小说，雪漠“沙漠三部曲”，李学辉《末代紧皮手》，向春“河套平原”系列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正是有了几乎与生俱来的对于河西大地的体悟和情感，有了将人与自然、将个人与身处的世界交融的心灵体验，王新军以短篇小说见长的西部河西走廊的书写才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大地村庄的情景，其作品堪称人类学家的田野。这里有《牧羊老人》（《上海文学》2003 年第 8 期），《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小说界》2000年第 4 期），有《烧饼》、《大豆》、《萝卜》、《大草滩》，《两窝鸡》和《两条狗》（均刊于《上海文学》），《一头花奶牛》（《朔方》，2002 年第 1 期）和《民教小香》（《小说界》）等。在王新军的笔下，人与动物、植物共荣共存，之间有着交流，有着理解与误解，有着共同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沟通。牧羊人与羊在情感上不分彼此，放羊老人“他不知道是他在放羊，还是羊在放着他”（《牧羊老人》。当儿子以    

孝敬之名准备卖掉羊时，老人的情感受到极大伤害，老人最后一次领着他的羊“转一回”，他的羊却接二连三地迎着飞驰而来的火车冲上路基，“跃入那一片至远的明净里”。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交织和心灵痛楚是震撼人心的。《与村庄有关的一头牛》（《上海文学》是“牛眼看世界”：儿子要杀牛，被父亲解救下来；老人去世后，牛停食停水数天，最后“它的身体正以一种液态的方式与大地紧紧相拥”。作品写了牛的内心独白，写了人与牛相互的悲悯情怀。《两窝鸡》和《两条狗》写了动物之间的纷争，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关系，写了因为对动物的纷争的误解而引起的人与人的相互误解与纷争。《民教小香》写“小人物”，一群山村教师，他们的平凡、质朴和奉献，写凡人小事中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王新军的作品还有《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俗世》、《远去的麦香》、《坏爸爸》、《八个家》、《最后一个穷人》等等。

正是依赖于对河西走廊大地上的村庄一隅小“地方”的叙事，王新军走向了全国，引起大上海文人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而他的这些作品，如果翻译成地球上其他人类的语言文字，我想作为同类，他们也不会不理解，反倒由此知道了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上族群的生活样态和人的品格。我们不必给他贴上文学人类学的标签，但是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却可以发现地方性的意义。

写地方就是写文化，文化具有特殊性，也有相通性。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写凉州巴子营的民俗事项，是“承载千年土地崇拜和延续千年文化梦想的故事”。写了一种民俗—给土地“紧皮”（用一种特制的皮鞭抽打土地，祈求丰收）的神秘仪式的结束与土地相依的文化的消失，一种神—土地紧皮手的最后消亡，一个人—余大喜成为紧皮手后的一生遭遇。传统风俗与时代矛盾密切交织，神秘的族群宗法制度与人性相冲突，余大喜成为“余土地”之后对土地“紧皮”的过程，有人类学“非虚构性”的叙事方法。

向春的“河套平原”系列，写的就是河套平原的历史，地球上一个特殊地方的人及其生活样态。通过写人的生活史、个体的生命史写出这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向春一改过去对文体和表达的实验，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新的表现领域，并且深入民间，做田野调查，不再旁骛其他，潜心创作，奉献出了一部部厚实的、有分量的发现地方和民间历史的力作。她说：“我是河套平原的闺女，我了解一百多年河套平原的历史，谙熟河套平原蒙汉民族风俗民情，我知道那个地方的人的性格，他们怎么说话怎么动作。近年来，我的关于河套地理的和人文的长、中、短篇小说喷涌而出。《河套平原》、《立秋老汉的风流事》、《西口外》、《牛二虎家的土改》、《十三脑包》、《河套轶事》、《泥棺材》、《满才老汉的心事》等，都是反映这个地域的作品。更加全面而深厚地理解这个题材，发挥这个题材，是我未来的创作方向。”②通过写地方特殊的人，写了地方文化，写了地方特殊的历史，放在人类文学的宝库中，它的独特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就是人类性。

第三种类型，是一批作家在关注现实和人生方面的执着和突破。这类作家比较注重写什么，也就是比较着力于对表现内容方面的思考。比如，王家达的《所谓作家》、《乔女》，史生荣的《所谓教授》、《县领导》、《大学潜规则》,范文的《雪葬》、《红楼门》，唐达天的《沙尘暴》等等。还有不少业余作家也基本属于这种创作。其中一些出色的作品，也有较大反响。另有一些很有希望的作家，他们着重于对人性，或者作为人类的地方族群人性的思考，或者以新的视角对“边缘”人与人的“边缘”的发现，如徐兆寿的《非常日记》，就是对大学生性心理的描写，曾经引起很大反响。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在甘肃也颇有特点，尕藏才旦的《首席金座活佛》打破了人佛界限，在活佛与普通人的巨大空间中自由驰骋，塑造了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独特艺术形象。这些正可以理解为吉尔兹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对于甘肃作家，写什么与怎么写同样重要。把一个奇特的艺术世界展现给世人、展现给世界，使读者了解了一个地域文学的多彩景观，也感悟了文化多样性在文学领域的重要意义。甘肃还有许多这样的地域文学，如甘南文学、河西文学，只是文坛并不具体了解。甘肃作家以特有的气质重新发现书写历史、地方和人类，评论家也有责任重新发现甘肃文学的这些特色。

甘肃小说作家，逐步找到了自己的表现领域，也许可以这样说，甘肃作家正在走向成熟，至少在蜕变中。他们从一边写作一边四处张望，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领地而潜心耕作，从焦虑而臻于沉着。但是，他们因此就达到了新水平吗？他们满意于自己的创作吗？我觉得未必。在这方面，他们还在紧张地探索，这种探索要比找不到自我而随波逐流或盲目自信好得多。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执着与新变、坚持与放弃。他们能走多远，做多大，既取决于生活积累和知识储备，也取决于作家的艺术驾驭能力和创作个性，特别是创作意识。如何与现代意识结合而获得高远的立意，更新创作理念和方法，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索来充分利用文化资源，重新书写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地方文化，特别是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族群”，是甘肃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甘肃的小说创作在蜕变中，相应地对甘肃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批评视角和范式的反思与调整。新时期的甘肃文学，有了重大的进步，与现代相比，乃至与“十七年”相比，文学创作的数量与质量都有重大的变化。甘肃文学获得全国性大奖的数量也十分可观，除了茅盾文学奖这样的国家大奖，其他重要文学奖项几乎都有问鼎。然而，甘肃文学的整体形象依然是偏弱的。这当然也反映了一些事实，比如，我们没有特别杰出的作家支撑的文学群体，没有在全国具有标志性的伟大作品。然而，甘肃文学整体上真的就如同甘肃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一样，是倒数的几位吗？甘肃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到底怎么样？这是需要甘肃的理论研究者和批评者反省和思考的。

转变批评视角和范式，以适合甘肃文学创作实践的批评话语解读甘肃文学作品，甘肃文学的特色会有新的发现。这或许不会根本改变甘肃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和印象，但是，甘肃文学的特色和独异之处至少不会被强大的所谓主流批评话语所掩埋，我们不指望一定进入中心，但我们希望即使处于边缘，也是有特色的一块，我们也希望，无论评论家处在何处，对甘肃文学的观照能持一种平等视角和公正的心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不仅仅是评论工作的力度，而且还有批评的角度和尺度。当然，新的方法没有现成的，也没有万能的，却是可以探索和尝试的。

原文发表于《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程金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文学价值系统、文学思潮重要问题、表现主义文学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原型理论和批评、文艺人类学研究），以及中国艺术研究（史前艺术、西部艺术研究、陶瓷美学）等方面有优势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