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论民间故事的“改写” 发布日期:2017-09-13   作者:刘守华   点击数:21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

摘 要:60年前,《慎重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引发一场热烈讨论;60年后,该文作者又指导一位年轻的民间故事爱好者尝试改写民间故事,并就故事改写问题潜心思考、专题论述,揭示了阿·托尔斯泰改写俄罗斯民间故事,格林兄弟改写德国民间故事,伊·卡尔维诺改写意大利民间故事以及董均伦、江源改写中国民间故事的成功经验,阐述了改写故事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民间故事 采录 改写 

 

 

民间故事是人们十分熟悉和喜爱而又具有宝贵价值的口头文学样式,正如《意大利童话》的编者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所讲的,“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存活于人类的口头语言之中;文字出现以后,人们将口述故事以书面写定,转化成为书面文本,有的称为“记录”,有的称为 “重述”,有的称为 “写定”,有的称为 “整理”,不论是概念确立还是在写作实践上,我国学界长时期都缺乏规范性的明确要求。直到1956年经过一场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大讨论,《民间文学》杂志才在社论中明确提出:“忠实的记录,慎重的整理,这是当前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头等重要的事情。一切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应当把它们看得像法律一样尊严。” 由此,“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便成为写定民间口头文学的规范性要求流行开来,这些作品在发表署名时,也就通称为 “××搜集整理”了。其实这些故事的来源和书面写定的情况差别很大,既有按往昔记忆写出的,也有面对口述人讲述现场笔录或事后追记的,还有的是讲述者自己动笔写下来的;因而有的文本只有干巴巴的情节梗概而不见枝叶,也有的按时尚趣味进行文学加工而弄得不伦不类。有鉴于此,上世纪80年代初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为着增强民间文学工作的科学性,便一律用“采录”来取代原先的“搜集整理”了。

 

 

在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总方案》中,最初仍沿用我们多年使用的 “搜集整理”一语,只是特别强调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要求。1990年3月6日印发的关于故事集成吉林卷审稿纪要的《简报》,按照主编钟敬文先生的意见,引人注目地提出:“过去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署名常常标明 ‘搜集整理’字样。鉴于过去整理的做法缺乏统一的规范,差别很大;同时集成工作对作品的记录、整理又有自己特定的要求,与一般作品的做法不同,因此会议规定故事集成作品执笔人署名标明为采录者’,以示区别。”随后举行的编选工作会议及印发的纪要重申这一规定,并引述了钟老就此发表的意见:“钟敬文主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指出这是如何理解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有些人对民间故事的态度,一方面是习惯于 ‘加工’,其次是对民间文学的 ‘文学性’理解得不够准确。”此后编定和正式出版的故事集成以及歌谣、谚语集成,便按此意见均用“采录”取代“搜集整理”字样,使之成为一种通行的规范性要求了。

尽管在一般人看来,“采录”和“搜集整理”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可是就广大范围内的民间文学工作而言,由于“整理”和“创作”之间并无明确界限,其灵活自由度便常常促使执笔者走向非民间文学乃至反民间文学的境地。现在以“采录”二字标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和要求,本身就鲜明地体现出忠实于民间文学本真面貌的科学性。虽然在已成书的卷本中,忠实于原作的程度实际上很不一致,但作为一种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基本理念改变了,因此其学术意义是巨大深远的。

就现在流行的民间故事书面文本来看,其贴近口述原生态的情况,大体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接近原始记录稿的。如山东《四老人故事集》中的一篇小故事《金驴喝水》:

人说这娘俩净穷,娶一个儿媳妇子。

晚上担上一缸水,黑夜里,就下去半缸,老婆婆整天骂她儿媳妇:“你没的偷了,偷水给人家。”

这个媳妇气得整天哭,也怪纳闷:“什么哎?晚上担上一缸水,黑夜就下去半缸。”老婆婆整天骂:“旁没的偷了,你偷水给人家。”

这天黑夜,媳妇心想:“管怎么不睡觉,奶奶,我坐这垓看着,看看什么人来弄水。”坐她那屋门上看着。

不多会从外头来个驴子,趴缸里就喝水哩!“噢,我说担缸水就少了哩!”

媳妇找根绳,系个扣:“我今回逮着拴上你,我叫你来喝水,整天叫我挨骂。”

这媳妇逮住驴,拴在树上,缠了好几道子说:“今回你呆这垓吧!”

到明天,看看是个金驴,叫她捉着了,还是命大啊!

这篇故事由山东著名故事家尹宝兰讲述,她的孙子王全宝先录音,再用文字记录写定。它是一种较为严格的忠实于口头讲述稿的整理,除了在语词上略加规整修饰外,其他方面均未作改变和加工。它可以作为一种科学资料提供给人们,也具有可读性,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读物。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的民间故事资料本,大体都属于这个类型。《四老人故事集》就是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作为研究资料于1986年编印的。 

二是有一定程度加工的整理。整理内容包括:思想内容的适当增删、情节结构的适当调整、细节的提炼修饰、语言的加工润色等。孙剑冰笔下的故事,如《天牛郎配夫妻》这本书大都采用这种整理方式,它代表了在报刊上发表的保持民间口头文学特色较好的那部分故事书的整理情况。

三是接近于改写的整理。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序》中有一段关于他如何编辑这些故事的自述,他说:“当我从各部分这样拼成一个故事,或者说 ‘恢复’这个故事的本来面目的时候,某些地方我不得不增添,某些地方我不得不改变,某些不够的地方我不得不补足。”我国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曾把他这段话作为整理故事的规范。钟敬文先生曾就此写道:“这种作法,在供给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读物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它已经不能说是 ‘记录’,甚至说是 ‘整理’,也好像有些越境。我想,它比较切合的称呼应该是 ‘改写’,这是名实相符的。”我国作为流行文学读物发表出版的民间故事,许多是这类加工幅度较大的作品。这段话是他于1980年刊印《民间故事传说记录整理参考材料》,按照自己的实际工作体会,写在前言中的 。可见口述故事的“改写”,早就受到学界关注了。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辉煌态势。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故事(广义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在内),也以丰饶优美著称于世。中国民间故事从萌生到发展成熟的历史可追溯2500多年,在从《山海经》到《搜神记》和《夷坚志》等古典文献中,可以搜寻到大量古代民间故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催生了对下层居间文化的热切关注,采录与研究歌谣、故事蔚成风气。经过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三个关注民间文学的黄金季节,我们所积累的故事资料已达数十万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皇皇巨著,成为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金库。

这里提到的民间故事“改写”,正是同黄俏燕(一苇)的故事书密切相关,亟需着重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前面已经提到,1956年我国民间文艺界曾就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展开过一次大讨论,我当时作为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曾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写成《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稿投寄《民间文学》于1956年第11期刊出,成为焦点之一。文章就当时中学文学课本中选载的《牛郎织女》课文进行评说。针对有人赞誉故事文本对人物心理和某些生活细节“达到刻划入微,合情合理”的艺术成就,我认为这样做恰好脱离了民间故事主要通过叙说故事情节来刻划人物、突出主题的本来特色,因而不可取。后来俄罗斯的李福清教授也赞成我关于民间文学并非以心理描写见长的意见。我那时强调以尊重民间故事本来形态的慎重态度来整理写定民间故事文本的基本精神,虽然是可取的,可是将“整理编写”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却失之偏颇,正表现出自己当时在民间文艺学知识上的浅陋。到上世纪80年代我主持湖北省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时,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编辑人员那里得知,50年代中学文学课本中的《牛郎织女》课本,乃是约请我国著名文学家和语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改写而成。就笔者亲身经历的这一事例进行反思,给予我们这样的宝贵启示:开掘民间故事这一文化宝库,除通常的采录写定文本之外,还有如同《俄罗斯民间故事》《格林童话》以及《意大利童话》这样的 “改写”民间故事之作,出自这几位文学大家笔下的民间故事,其辉煌光熖丝毫不亚于他们笔下的其他文学成果。

现在,因规模宏大而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间文学集成已经成书问世,但全国民间文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普查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对活态民间故事的采录还大有可为。至于就已有的民间故事资料进行清理改写,眼下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用简单拼凑方式出版的故事集充斥书市,却还没有一本如同《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那样精心改写的故事书受人青睐。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一位乡村教师黄俏燕(一苇)改写故事的炽热心愿,并为此付出五六年的艰辛劳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故事》书稿,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个故事学园地的老园丁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我喜爱中国民间故事,长期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搜寻和研究评说,深为它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所吸引。民间故事以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而成,富于趣味性和教育性。它们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已成书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卷本,以及各个地方自行编印的故事集成资料本,其宝贵的文学资料和学术资料都是勿庸置疑的。我们也亟需有人向前辈学习,来从事民间故事的改写工作,使它们成为另具魅力的文学读物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关于怎样改写,我已经同一苇女士有过几次意见交流,她在写作实践中也不断有所改进提高。她曾提出,“不是拿某个故事作为题材,写一篇用于表现我自己的小说 ”,而 “应该使每一个故事成为它们自己”,即延续它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总的构想我以为是可取的,下面再说几点意见。

首先是故事篇目的选取。通常的故事文本写定,是就作者自己直接进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整理写定,我们现在所说的改写,是参照已编印成册的书面故事资料再加工。在此,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遵循的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的 “三性”原则还是适用的。特别是要注意选取篇目在民族地域、题材、体裁、风格上的代表性,尽力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风貌。按故事学研究中的“类型”来选择篇目有利于构建中华故事的百花园。

其次是文学加工的实施。《意大利童话》的编者卡尔维诺告诉我们:

格林兄弟采用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称不上“科学”,最多只能称为半“科学”,对他们原稿的研究可以证实行家在阅读《德国民间故事集》时的强烈印象,即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尔海姆 · 格林)在老妇人口述的故事里,加上了自己个人的色彩。他们不仅根据德国方言翻译出版了故事梗概内容,而且还把故事的各种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他们删去故事中粗俗部分,对故事的表达和意象作了润色,并力求文体风格前后一致。

讲到《意大利童话》的编写,他说:

在编选过程中,我亦采用半“科学”的方法,或四分之三的“科学”方法着手工作,另外的四分之一则加入了我个人的判断。集子里合乎科学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人的成果,即那些民间传说研究者近百年来耐心记载下来的素材。我所做的工作,类似格林兄弟工作的第二部分,我从大量的口述资料中(总数约达50种基本类型)选出最罕见、最优美的故事原型,将它将由方言译成意大利语。如果尚存的唯一版本已由方言译成了意大利语,但没能体现其风格,我就干脆改写这个故事,努力恢复其本来面目。我努力充实故事的内容,但从不改变它的特征和完整性。同时,我力求使情节丰富,使其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对故事中遗漏和过于粗略的部分,我尽可能予以精心增补。我还努力使故事的语言在不流于俚俗的同时,保留方言的清新和纯朴,极力避免使用过于高雅的词句。

他搜寻各种意大利的民间故事资料,“感到自己被类似昆虫学家们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所支配”。对意大利故事的丰厚意趣和语言艺术魅力获得深切感受,然后在吸取《格林童话》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事《意大利童话》的编撰,成为改写民间故事的又一成功范例。

从《格林童话》到《意大利童话》还有《俄罗斯民间故事》,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改写民间故事这项文化工作的重要价值,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苇女士将改写民间故事的构想概括为延续民间故事自己的生命,将这个工作的特点和价值和个人的文学创作区别开来,我认为是很恰当的。这里我想补说一句,如果将改写和写定原作相比较,改写所构造的文本面貌似乎可以用 “似与不似之间”来要求。所谓 “似”,就是它应具有民间故事的特殊韵味,不同于纯粹个人创作的小说之类;所谓“不似”,即它不是简单重述或抄袭那些流行的书面故事文本。这里还存有一个保护故事原创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不能不郑重对待。我在给一苇的信中提出,在保持原故事基本面貌(核心母题、主要角色、主干情节)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文学加工和修饰,应当被作为民间故事的一个新品种来看待。其目的在于延续每个故事自己的生命,其中还包含尊重,保留原故事所含的习俗信仰根基。可是要做到既不对原作生搬硬套,又须保留原作(并非某一单篇文本)的生命神韵,实际上是比通常的“整理”或自己独立编写故事更为繁难的一项工作,须付出创造性劳动才能做好。

 

 

我在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故事学纲要》中,讲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录,曾列举了山东的董均伦、江源夫妇、北京的孙剑冰以及湖北的王作栋,作为中国当代故事搜集家的几位代表,并就其成果与经验给予评说。其中董均伦、江源两位的成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下面是《故事学纲要》对他们的评介:

新中国成立后,董均伦、江源两人合作搜集整理故事,出版了《传麦种》《金瓜配银瓜》《龙眼》《宝山》《金须牙牙葫芦》《玉石鹿》《石门开》《三件宝器》《玉仙园》《匠人的奇遇》《找姑鸟》等十多本故事集。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些故事结集为《聊斋汊子》两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故事232篇,主要采自山东的平度、昌邑县牟家庄、沂蒙山区的临朐以及崂山等地。

他们采录写定的山东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我国少年儿童和成人读者的喜爱。他们两人以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身份,在长时期深入群众过程中,用“安营扎寨”的办法来搜集故事;作为群众中普通的一员参加故事活动后,依据自己的记忆复述或整理出来。这些故事在发表和出版时,有时署名为“董均伦、江源记,”有时署名为 “董均伦、江源著”,多数作 “董均伦、江源搜集整理”,一般都有适当的文学加工,加工的幅度不一,常以阿 ·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写法作为范本。那种写法实际上属于加工幅度较大的改写。由于他们熟悉群众的生活、语言,笔下的故事大都较好地保持了民间故事原来的风格和魅力。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和阿 ·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乃至《格林童话》相比并不逊色,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杰出艺术作品。但加工程度不一,而又未作具体说明;未保存关于这些故事讲述和流传的情况及原始资料,因此把它们作为民间文艺学科学资料来使用时,便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这段文字写于十多年前,现在读来,我仍然觉得他们笔下的故事完全可以和《格林童话》相媲美。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应该扩大视野,从跨国比较中来看中国和欧洲的民间故事。“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撇开中国原生态民间故事和欧洲故事相比毫不逊色之外,就董均伦、江源他们长时期“安营扎寨”在农村,完全和故事讲述人及听众打成一片,以自己同乡民的生活、心理、语言融合无间的身份来领会和转述民间故事,所达到神形相通的程度,显然是欧洲学人所难以企及的。虽然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和早期《格林童话》之类的西学影响有关,可是经历百年运行,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问世为标志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境地,我们应有充分自信在改写故事方面进行超越性的开拓,并从这方面有力显示出中华民间文学事业的鲜明中国特色。

在这里还须指出,对采录的民间故事素材,还可以进行再创作,享誉儿童文学界的葛翠琳的童话集《野葡萄》,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家在此施展文学才华的空间更大,其审美特征须另作论述。

最后说到一苇的《中国故事》上来。她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工作,将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民间故事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不但自己开口给学生讲故事、动笔改写故事,而且还回到家乡置身父老乡亲中间听故事、讲故事,以坚强毅力克服困难,立志完成一部如同《格林童话》那样的故事书献给中国读者。他刻苦学习,大胆实践,已经写成近百篇初稿。我读了其中的一部分,感到它们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一个新品种,十分可贵。但得其神韵的民间故事改写,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接受读者赏析,吸收批评意见,才能臻于完美。我和她在年内的几次通信,已作为另一篇文章发表,这几天再写成这篇序文,推荐一苇的故事书,并就改写民间故事这个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的新鲜话题继续展开讨论。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此文鼓励有志者进行改写故事的多样化实践,以促进百花竞艳。

最后,还想联系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说几句话。我是60年前因撰文参与故事整理编写问题的讨论跨进民间文艺学学苑的,近期《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明海英以《开掘民间故事这口深井》为题刊发了一篇对我的访问印象记,其中主要评介了我撰写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故事学纲要》和《中国民间故事史》等从多侧面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几种学术论著。除此而外,我几十年畅游中华各族民间故事的浩瀚海洋,痴迷于它的皇皇美妙,为着让全国广大读者共享这份宝贵精神食粮,曾精选了《绿袍小将》《宝刀和魔笛》《中国民间故事精选》《中国民间故事经典》《中国美丽故事》等多种故事集推向书市。此外,我还和邻国学人合作,编选了《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于东京出版。放眼四海,似乎这并非我的个人兴趣使然,如日本的池田大作和德国的狄尔鲍拉夫两位学者在几年前发表的关于“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的对话录中,谈到跨世纪的教育问题时,竟然也对怎样发挥民间故事的教育作用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说这些故事“是超越代沟,维系精神联系的纽带”,从而提出:“越是在现实社会和生活形成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构成共同基础的因素,以往流传下来的童话(故事),才越有流传下去的巨大意义。”

在我们正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在,这段话更能给我们以有益启示。这也是我分外热心关注改写民间故事一事的缘由。

从1956年评论《牛郎织女》故事的整理编写,到现今给一苇改写的《中国故事》撰写序文,历经60年,想不到竟然还在这个文化元点上打转。这使我脑海中不禁涌现出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1

 

    作者简介:刘守华,19358月出生,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