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转变过程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产生和发展起来。这种转变，可称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学期刊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可以放在它促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现代转型从而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产生这样的意义上来看。至少体现为：文学期刊提供了一种中国各民族文学都可以展现自身的媒介，构造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使少数民族文学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共同的认同，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文学期刊提供了媒介，使中国各少数族群的文学总体上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变；文学期刊提供场地或保证，使少数民族作家获得职业和身份的认同。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文学期刊

  一、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的结果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当代出现的概念。茅盾在1949年10月为新创的《人民文学》写的发刊词里，提出要“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1]。当然，他的目的不是提出概念，而是倡导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在这样的倡导下，在新生的民族国家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高潮中，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很快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很快造就了一支多民族的作家队伍，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由此带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巨大转变。

“少数民族文学”虽是一个当代概念，可是它指涉的对象很早就存在了，尽管这一对象本身在不断变化着。它所指涉的对象一般认为包括两大块，即“既包括当代作家的书面作品，也包括古代少数民族书面或口头的创作”[2]1。这种把少数民族文学切割成两个部分的划分，应该是中国所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论著不约而同的做法。在这样的划分中，“当代”从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凸现出来，断裂开来，被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独立阶段加以讨论。

这个独立阶段在1950-6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时，是作为一个在等级上处于绝对优势的时间段来处理的。老舍在他一份著名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告中说：“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3]在这种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具有权威性的阐释中，当代作为光明、美好、伟大的时代在解放前后的对比中被突出地划分出来。这样的划分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显然，转变的实质和主要结果是产生了我们称之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确在当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种现代性语境下完成的文学类型的转变，我把这样的转变称之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这种在中国当代完成的转型之所以仍叫现代转型，是因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诸般转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转变，如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的出现和作家这种职业或身份的产生或认同都可视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范畴内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发生的转变仍属现代性视野中的事件。

二、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如何体现出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先可以从文体上来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向来以民间口头文学特别发达著称，书面文学则是较薄弱的一环。进入当代之后，这样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即时性的具有现场感的口头创作逐渐衰减；原有的民间文学虽也继续存在着，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一度盛极一时，但是后来逐渐萎缩，而且在新的语境中发生了新变，以新民歌、新故事、新民间说唱曲目、新民间戏剧的面貌出现；更具本质意义的是从民间口头文学普遍地向书面文学转变，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等体裁。不过各种体裁在当代发展的情况并不一样。作为韵文的诗歌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有着深厚的积淀，在当代境遇中一部分——尤其是长篇叙事诗——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至于其他，“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很少，话剧、电影文学则几乎是空白。建国后，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了长足发展。”[4]10从文体上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应该注意到它在文学语言上的特殊表现。这里可能有不少复杂的方面需要清理，不过目前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当代以前，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不管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往往是以本民族语言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松散的结合。到了当代，随着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文学语言逐渐更多地偏向汉语，在当代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有相当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极大一部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舍弃了本民族的语言，而用汉语写作。当我们说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它其实更多地是以汉语的面目出现的。用本民族语言写作其实一开始就是受到鼓励的，老舍的另一份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著名报告就希望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族的文字写作。但是，“一般地来说，兄弟民族地区的稿酬既薄，书籍销行的数目又不很大，因而作家的收入也就不丰，一般的作家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同一著作若是用汉文发表，稿费与版税便很有可观。这是个实际问题。”[5]采用何种语言写作的后面联系着作家的生活与收入，这是实际问题，也是稿酬制度和读者诸因素作用下的现代问题。当我们从文体上来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时，还有一点也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并不意味着完全舍弃旧有的形式，旧有形式如维吾尔族的柔巴依、西北回族的花儿等也有可能保留下来，产生独特的魅力。也就是说，新的文体与旧的文体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有时新的会和旧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更多是就总体的意义而言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也可从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产生，形成一支庞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来认识。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总体上来说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使受教育者大幅度增加，也加强了具备少数民族族属的人们的身份意识。在少数民族文学被构建出来的过程中，一大批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能熟练操作书面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少数民族作家迅速崛起，他们的名字如玛拉沁夫、晓雪、张承志、阿来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活跃在当代文坛，在各类传播媒介如报纸的文艺副刊、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且领取稿酬，取代传统的民间艺人成为新一代的文化和文学的传播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传播——这是传统的民间艺人的主要职责或作用，还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创作文学作品，通过文学的手段加入到本民族新生活的构建从而更进一步加入到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中。他们将写作作为立身处世之本，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作家对于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新的身份或职业；更有可能是一种倍受尊重的身份或职业。和汉族作家一样，他们隶属于一定的机构——文联、作协等，但多了一重少数民族的身份。少数民族作家这一过去没有的全新的身份的出现恰恰标志了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转变。对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玛拉沁夫作了高度评价：“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出现，就其意义而言，已远远超出文学范畴。旧社会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欺侮、压榨而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人民，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已形成一支作家队伍，这有力地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才有可能在文化上获得新生。如果我们着眼于这样一个大的政治与历史的背景，那么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作家迅速形成这一事实，作出怎样的估价，都不会是过分的。”[6]政治上得到解放，相应地才能获得文化上的新生，从而产生作家群，兴起少数民族新文学。这种由玛拉沁夫表达出来的观点，其实也是人们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形成的重要共识。这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又进一步促成少数民族文学发生转变。正是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才在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之外产生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重要标志。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在内容上体现为现代思想意识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弥漫、渗透和贯串。1949年以后的中国被赋予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历史仿佛从此时重新开始，全中国上下包括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笼罩在全新的氛围中，群情激奋地开始新的生活。读19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种对于“新”的迷恋和颂赞构成了此期间少数民族文学的基调。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生活的光辉》（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合集）是1950年代多个少数民族作家短篇小说的一次汇总，也是少数民族“新”生活的一次集中的反映。从该书的“出版说明”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小说这种体裁在“民族得到了解放”的现代境遇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同其他体裁一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本身是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转变。另一方面，小说中反映和表现的一切当然是“新”的，刻划的是“新”人“新”貌，即已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的“崇高的精神面貌”，描绘的是“新人物、新事物、新风习”，贯串的是“新”精神即“强烈的时代精神”；而小说对于这一切，当然不是被动地反映，它加进了热情、希望和想象，将生活以“新”的名义镀亮，从而发挥“文艺武器的教育作用”，发挥“鼓舞”“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的作用。如此种种，都可视为属于现代性视域内的经验意识或生命情感。很难想象，这些东西会出现在古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小说中。诗歌的情况可能复杂些。在少数民族诗人吸取民间文学营养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中，民族民间文学传统会和诗人的“新”的思想意识混杂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往往会用“新”的思想意识对民间文学加以改造。我们熟知的《阿诗玛》、《刘三姐》等就是整理者或写作者改造民间文学比较典型的例子。这样的改造已带来了传统民族民间文学的转型。至于抒情诗，如《狂欢之歌》、《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等，则往往用或庄严或严肃的调子歌颂“新”时代的伟大和“新”生活的美好。新民歌则更是一种对于新生活的歌颂与赞美。新民歌的“新”，凸现的正是现代的思想意识和生命情感对一切人事的改造。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是注重主流的精神意识对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弥漫、渗透和贯串，强调的是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高度认同。赞美“新”生活，歌颂带来美好“新”生活的领袖，差不多是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其中的诗歌共有的基调。八十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同一性和差异性都被强调。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继续在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主题思想里演绎各种各样的故事，吟唱各种曲调的诗歌；同时也和汉族主流文学一起，抚摸非人年代里的罪恶留下的伤痕，对过去的种种错误加以理性的反思，探索改革年代里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新变，也在久远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失落的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被要求在作品中加以突出，民族特质和时代精神、艺术特色一起，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三根支柱之一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反复讨论，民族语言、民族意识、民族特点等话题频繁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得到强调。比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在全国评奖中榜上有名的作品就被读解为“揭开了本民族精神气质的奥秘”，“内蕴着巨大的心理容量”[7]。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在同一性的前提下强调差异性。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中，文化的建设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倡导建立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自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人们对此期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了这样的描述和理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发展与国势的强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跟进时代，走向自觉，走向文化，得到空前的拓展和繁荣。”[8]在这样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时代的各种实践是少数民族文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各少数民族文学在此前提下“走向自觉，走向文化”，倡扬本民族优秀的潜质，用民族民间的东西构铸自己作品的血肉，建构本民族自己的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在不同的民族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少数民族文学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过在谈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有一点容易为论者忽视的是，这个整体是由多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组成的，这样，这个整体的内部就多了多种不同的可能性。这多个少数民族中，有文字和书面创作的民族如蒙古族、维吾尔族与藏族等和没有文字甚至连语言都没有的民族在当代的语境中表现是不一样的，取得的结果也不一样。前者可能发展得快些，后者可能发展得慢些。老舍的报告描述，1955年五一劳动节后，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了十几位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到北京座谈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僮族（即壮族）作者韦其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道：“僮族人民是非常渴望见到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品的，可是五年来，从《人民文学》到《广西文艺》，反映僮族人民现实斗争的，像《草原上的人们》反映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山间铃响马帮来》反映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斗争，《哈森与加米拉》反映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斗争一样的作品，一篇也没有见过！”[5]韦其麟的发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的壮族在文学发展方面的滞后状态。不过，发展得快慢与否，在当代的语境中并不显得如何重要，重要的是，其中被经常强调的是，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在前进，逐渐地都发展起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学。其中更为深层的表现是，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特性等一般而言都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从而获得独属于自身的特殊表现。比如，蒙古族文学会被认为具有蒙古族的特质，它的草原文化的博大雄浑、勇敢骠悍可能是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没有或不及的；而藏族文学也会被认为具有藏民族的特质，与藏传佛教的特殊渊源带来的神秘超验，会被认为是藏族文学的只属于自身的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跃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所经历的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国统区文学或解放区文学等各个阶段，而直接汇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中。中国现代文学在它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固然有个别少数民族作家如老舍、沈从文、端木蕻良等的积极参与，可是他们的写作并没有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叫做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的知识谱系，没有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中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他们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占有地位，通常是因为另外的意义，满族的老舍可能是因为他的写作中流露出来的对市民文化的批判，苗族的沈从文可能是因为他的“乡下人”的审美理想，满族的端木蕻良有可能因为他“表现封建的生活方式的能力”[9]410，都不会是因为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而受到关注。这些作家常被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起。另外一些作家如哈萨克族的唐加力克.卓力得拜、维吾尔族的黎.穆塔里甫、乌孜别克族的阿不都秀库尔.亚勒昆等，则不被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注。所有这些作家，不管是否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都没有作为整体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他们之进入少数民族文学史，成为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的成员，是事后的叙述。这就是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并没有像汉族文学那样经历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或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等阶段，没有经历这些概念所标志的现代文学意义的洗礼，也没有参加到这些概念所标志的意义的建构中去。它是一个在当代才有意识地加以构筑的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中，它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到场者。它的到场是一次当代事件。

三、文学期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的作用

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播媒介的主体能动作用非常突出。文学的传播媒介对于文学，不仅是简单的传播和承载，它也孕育和塑造着文学；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播媒介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在传媒中生存的文学，使文学成为一种传媒化的生存。

中国当代，报纸、期刊、图书、广播影视、网络等媒介无一例外地加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中；传播环节积聚起来自国家、知识分子、民间等层面的多种力量，使少数民族文学以异乎以往任何时代的规模和速度得以广泛传播，可谓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景观。当代传播媒介聚集各种力量发挥的多方面影响，带来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全方位变化；同时少数民族文学在传播中也显示出自己的巨大存在，丰富当代传播的内容，构成完整的中华文学的重要方面。

各种传播媒介中，文学期刊长期以来起着核心性的作用。文学期刊本身是一种现代才孳生出来的产物。包括文学期刊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兴起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当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关联，必然会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发挥巨大作用。文学期刊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作用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老舍的第一份报告里关于开展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八条措施就有两条涉及到刊物问题。其中第三条在谈及商请或协助各出版社做好有关工作后说，“中央的与各地方的文学刊物应多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第七条是，“有步骤地创办各兄弟民族文字的文学创作刊物”。第二份报告则用了一种激动的口气和不菲的篇幅描述和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各种文学期刊，对人们利用文学期刊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活动评价很高，“各少数民族并不仅仅从事搜集与整理过去的文学史料，而且也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显然地，报告认为人们正在利用文学期刊创造新的历史，在列举了发表少数民族文学的三大类刊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刊物如《花的原野》、《塔里木》、《延边文学》，地方性刊物如《草原》、《山花》、《四川文学》，全国性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民间文学》等的有关情况后，报告用了一种感叹的口气指出，“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的峥嵘气象！”老舍的报告体现出人们对于文学期刊这样的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历史的创造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充分认识。

文学期刊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的作用可以从多种角度看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期刊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或物质载体，开辟了新的传播空间，使少数民族文学得以传播开来，成为一体多元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面。当我们凸显大众传播媒介对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的主体功能，会发现，传播媒介特别是文学期刊促发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考察文学期刊对于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促发作用。

首先，文学期刊提供了一种中国各民族文学都可以展现自身的媒介，构造了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使少数民族文学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共同的认同，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我们来看一则广告，这是新疆的《民族作家》对外发布的：

《民族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主要翻译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同时精选、译介各民族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遗产。

《民族作家》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各民族作家、翻译家施展才华的园地；国内外读者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展示各少数民族文学最新成就的窗口。（此广告多处可见，如《文艺报》1991年10月12日，第40期。）

这则广告可视为《民族作家》对自己的定位，从中可看到它展现各民族文化、促使各民族文化共同交流的承诺。如果它的承诺兑现，我们会看到一片各民族文化都得以展现的多元文化传播场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一般情况而言，正是这样的。

在文学期刊中，不仅汉族作家的作品，汉族以外的少数族群作家用汉语写作的作品和虽然用非汉语写作但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也都得以发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文学期刊中，一般都会注明发表作品的少数族群作家的族别，只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除专门发表少数族群作家作品的《民族文学》外，其他一向注重发表少数族群作家作品的刊物都逐渐淡化了这种做法。我们知道，一群聚居在一起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地域、种族血缘、语言等外，独特的文化也是重要的原因。每个少数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携带着本族群文化因子的作家在创作时，肯定会在作品中打上或多或少的本族群文化的烙印，尽管每个少数族群的文化经过汉语文化和当代主流文化特别是50－70年代政治压倒一切的主流文化的过滤会有所丧失。汉语文学期刊发表各个少数族群作家的作品，就是把多个族群的文学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族群文学共同展现各自风采的公共场域，或者集散地，或者组织者，把各少数族群的文学都聚集、组织在一起，我们在其中既可以欣赏到大漠平原的雄风，也可以领略到南国热土的风采，还可以享受到雪域高原的美景。加之，由于中国的各个少数族群在当代社会交流和融合的进一步增多，这种情况势必反映到文学中，这样，在文学期刊的公共场域里，各个少数族群的文学在展现自己的同时，也得到交流和融合，因交流而得到传播，因融合而得到发展。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来讲，文学期刊已经构造起一片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使作为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各民族文学在这里可以得到跨越文化的交流、传播和融合。米·巴赫金指出：“一种意义只有当它与另外的意义相遇或相接触的时候,才显示其深度,它们加入了一种对话,这就超越了这些特殊意义和特定文化的封闭性与单一性”[10]295。突破了封闭性和单一性的中国当代各个族群进行着独具特色的跨文化传播。这样的跨文化传播的特点在于：第一，我国各民族的文化都在这里得到传播，不仅汉族，不仅蒙古族，不仅藏族，而是所有民族，文学期刊尤其是注重刊登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会把发表多个民族作家作品作为其优势或者成绩加以突出；而各个民族也以文学期刊为媒介，在文学期刊这一跨文化传播媒介中参与构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学。这是一种多重传播。同时，在实际的认识中，这往往又是一种双重传播，既传播汉族文化和文学，又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第二，在汉语文学期刊中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各支文化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媒介——汉语，在非汉语的语言媒介中，则难以构成这样的语境。第三，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是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具有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性。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各个种族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甚至战争、冲突，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既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的一体性，即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各支文化有一个共同的母体——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各支文化都隶属于中华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分支，也决定了它的多元性，即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多个民族之间多种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第四，这样的跨文化传播因为各个民族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别而具有不对称性，在互相影响和作用的多极文化中，每极文化影响与被影响、作用与反作用之间是不对称的，并不意味着，此一民族影响了彼一民族很多，彼一民族也会相应地给予此一民族同样的影响。这样的不对称性具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一般而言，汉族文化和别的民族文化的交流具有不对称性，而在内蒙古自治区，在《草原》文学杂志上形成的跨文化传播场域，则有可能是蒙古族文化和别的民族如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的文化交流具不对称性。第五，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各族群文化和文学在传播中要进行碰撞、交流和对话，进行着的是一种“跨文化化”的传播。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尔发现：“跨文化化是指文化形态穿越时空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的文化形态及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改变文化环境”[11]282。笔者认为他的发现也适用于中国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说，中国当代各个族群之间的跨越民族的多元文化传播经过现代文化和文学观念同各少数族群身后巨大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资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了新的文化形态，或者达成新的共识：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文学在新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共识潜藏着的更具本质意义的内涵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在当代建立起来，在文学期刊为主构筑的跨越民族的多元文化传播场域中，以作家文学为主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新的文化形态产生出来，而长期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也得到搜集整理，展现出耀眼的光彩，由此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乃至文化的内容，改变了中国当代的文化环境。

其次，文学期刊提供了媒介，使中国各少数族群的文学总体上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变。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是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文明方式挟带着现代工业技术以及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大规模介入生活，对于汉族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生活，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事。对于少数族群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大规模介入生活，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事。当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从中央到地方按照某种等级关系创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各种文艺刊物的创立。这些文艺刊物，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自不必言，即使不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也有不少，都把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作为刊物的任务。伴随着少数族群聚居地区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包括文艺刊物在内的大众传媒之介入少数族群的生活，使少数族群总体经历了从主要依赖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文化到依赖印刷传播媒介传播文化的大转变，原来骑在马背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还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的族群、或者在深山密林里靠捕猎野兽维生的狩猎群落等等，无一例外都笼罩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范围之内；而文学期刊介入少数族群的生活，则促使少数民族文学总体上从口头文学转变到书面文学。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说少数民族文学从总体上转变到书面文学，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面向大众读者、能够利用现代机器印刷技术批量复制的文学。一些少数族群如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原本并不缺乏书面文学，可是一般而言，这些族群的书面文学是利用传统的手工作坊技术刊刻而成的，只在少数人特别是少数贵族阶层流通，不过这些族群的文学，普遍地还有一大部分流传在民间口头上。对于这些族群来说，他们的文学的转变包括两部分，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学转向现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二是口头文学转向现代意义上的书面文学。1999年9月23日，《文艺报》111期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报道《6卷本<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骄傲地告诉人们：新疆新时期文学事业“亚克西”》，丛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分“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报告文学卷”、“文学评论卷”等6卷，收入200位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报道说，“这套丛书的问世，为祖国的文学大花园又增添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独特魅力，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献给共和国50年大庆的一份厚礼”。这样的报道显示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占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社会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大转变里，一些新的体裁如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产生出来，在文学期刊频频亮相，旧的体裁如叙事诗、史诗经过搜集、翻译与整理后，或许发生了变形——如《阿诗玛》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也在文学期刊上刊登。

再次，文学期刊提供场地或保证，使少数民族作家获得职业和身份的认同。少数民族文学由口头向书面的转变，同时伴随着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关纪新和朝戈金对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形成有一个描述：“我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具有自己民族的作家创作记录的，大约只有十个民族；到本世纪中叶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这个数字仅只突破了两三个；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之后，记录得以提升到二十五个左右（较之建国前大约增加了一倍，但仍未达到少数民族总数的一半）；根本改写这个数字的举动，终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出现了：几乎有三十个民族的书面文学被迅速填满，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由此全部拥有了自己民族的作家（或文学作者）”。人数也有迅捷的增长，“到1993年底为止，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少数民族作家，已有389人（占该协会会员总数的10.6％以上，高于少数民族总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数8.04％）；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分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总数，已逾3000人。”[12]4-5这样一支庞大的作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和文学期刊尤其是汉语文学期刊有着紧密的联系。几乎每一位少数族群作家，都是先在文学期刊、报纸的文艺副刊和综合性杂志的文艺专栏等上发表作品，然后再把作品汇集出版，这样分两个阶段走过来的。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是上个世纪，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前，每个少数族群作家创作之路上必然要走的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文学期刊天然地具有培养文学新人，把一个初起的写作者扶持上路，使其成长壮大为“家”的特性；作家的成长之路上，总伴随着文学期刊的努力，作家多是从文学期刊走出来的。所以众多的文学期刊被作家们——当然也包括少数族群作家形象地称为“摇篮”。文学期刊特别是级别较高、享有盛誉的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等国家级文学期刊和一些省级文学期刊如《山花》、《草原》、《朔方》等对少数族群作家文化身份的确立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当初，《人民文学》发表青年作者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和韦其麟的《百鸟衣》，《山花》发表伍略的《小燕子》，《草原》发表毛依罕的《铁牤牛》都对这些作家的创作之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发表他们的作品对他们作为作家的文化身份的确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或许也不为过。文学期刊不仅发表、传播少数族群作家的文学作品，而且因此付给他们稿酬。扎拉嘎胡一篇回忆录谈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的小说《草原上的新路》获得高稿酬，在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几元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短篇先后得到的稿酬是四百二十多元，给当地带来一场“地震”。少数族群作家从文学期刊领取稿酬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这是对作家文化身份的确立提供的物质保证，意味着他们可以靠写作谋生，意味着写作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而且是当代大多数时候被视为高尚的职业。

本文来源于作者专著《汉语文学期刊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有修改。文章前半部分曾以《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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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祖君（1972—），男，贵州遵义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站博士后，2009年破格获评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新闻传播学。发表研究论文近50篇，出版独著专著2部。